传承红色基因与文学教育融合的理念与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思考

于树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总体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高校办学育人全过程”，“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引领师德建设，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加强国家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教育”[1]。同时，要“健全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从根本上做到“立德树人”，从而使广大青少年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3]。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宣部、教育部陆续制定并下发了一系列指导纲要与政策文件，要求从学校到全社会，开展广泛的爱国主义与思想道德教育，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通过持续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以培养和造就能够真正担当得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4]。

全面实施课程思政是坚定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立德树人”、贯彻落实“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途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各门课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5]。

中国当代文学与新中国诞生和发展相同步，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理当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社会主义优秀文化、引导青年学生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然而，现有的教学理念与模式以及1980年代建构的文学评价标准与文学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已无法适应和满足这一新的要求。诚然，对文学主体性、审美性的提倡与回归，抑或说对1950-1970年代文学过于政治化、概念化等弊病的反拨与祛魅，虽合乎当时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时代诉求。但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基于新时期“去政治化”“纯文学”“文学主体性”“重写文学史”等为核心理论范式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在全国高校的大规模使用，这种更为注重学术性、审美性、创作机制研究而淡化思想教化功能的立场和观念，导致当代文学在激活、阐发和传承红色基因、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教化功能，出现了明显乏力和滞后的问题。如何将课程思政和当代文学教学有机融合，更为有效地传承社会主义优秀文化和红色基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切实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已然成为了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重要课题。

一、传承红色基因与当代文学课程思政融合的必要性

文化自信又是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文化自信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方可“深沉而执着”[6]。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可谓意义重大。“红色文化提炼和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以传承。”[7](P60)而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内核与中华民族精神纽带，是时刻提醒国人不忘初心、坚定“四个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宝贵精神遗产和思想基石。对广大青少年开展思想文化的教育引导是传承红色基因、坚定文化自信最关键的着力点。只有深刻理解坚定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牢牢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后的深刻复杂的社会动因，才能够从根本上认同并有效参与高校课程思政的改革实践。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有效实施课程思政，从而引导和建构大学生思想政治信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等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不仅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更是其责无旁贷的义务。

文学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心与文学教育的迫切任务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密切频繁，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造成了剧烈冲击。虽然国家综合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但部分国人仍存在盲目自卑、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弱者心态，以致在思想文化领域散播一些损害国家民族声誉与诋毁革命先烈的错误言论。同时，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拜物与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欲望膨胀、泛娱乐化等现象日益蔓延，不良价值导向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严重冲击，部分青少年的家国情怀、集体意识、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识非常淡薄，利己主义观念突出，这些现象和问题十分令人担忧。因此，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充分发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相融合，积极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其养成坚韧顽强、勤勉奉献的精神品格，尤其是爱国情怀与德才兼备的综合素养，极为迫切和必要。

红色文化基因是指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蕴涵着丰富厚重的革命精神与文化内涵。它既包括在革命战争中浴血奋战的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先烈与组织遗留下来的光辉事迹和遗址；也涵盖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设过程中的优秀党员与先进分子的对党忠诚、一心为民、艰苦奋斗、敢闯敢拼、牺牲奉献的理想信念、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8]。只有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文化弘扬好，不忘初心，“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铸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9]。

“重现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的红色经典[10]是“是建构新时代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存在形态”以及对理想信仰、“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11]。物质的富足并不能“取代精神生活的慰藉作用”[10]，这是因为，精神力量是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不可缺失的“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12](P9)红色经典“对鼓舞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青少年一代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起了重大的作用”，它不仅是“伟大时代的镜子，同时也是我国人民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的生活教科书”[13]。

有论者指出，尽管“红色经典”存在诸多弊病，但“红色经典”重版热与改编热在1990年代乃至今天依然有市场甚至流行，绝不仅仅源于人们的怀旧情绪，更与当时“物欲原则日渐扩张”的复杂社会历史情景有关。它“在当下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再次欢迎”，实为“人们对当下文学失重与担当乏力的拒绝与反抗”。“当曾经支撑我们‘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随国门大开而渐渐迷失在风中的时候，在心灵深处，我们急需找回自己的信仰。”[10]面对泛娱乐化、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解历史、反理性、“解构崇高”、历史虚无主义等诸多不良社会价值导向的冲击，急需对国人的思想政治品质与道德素养进行积极有效的教育引导。当下的思想文化领域恰恰“需要类似于‘红色经典’这样的强健文化形态的介入，以达到一种反拨性的效果”，“红色经典”所激扬的坚定革命思想立场、执着追求理想信念、向往光明，以及革命英雄所彰显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等崇高品质，正是我们当代人在心灵深处缺失的东西”[10]。质言之，“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即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抵制”[8]。

二、当代红色经典评价思维范式与教学实践转型

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普遍和突出的问题就是——重知识学术、轻立德树人，这直接导致了学生虽有知识和能力，但思想道德素养与家国情怀却有所缺失。这既源于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导向，更与教师缺少对学生的价值观的有效引导有关。政策制度的引导和规约固然重要，但教师主体意识的明确与思想认识的自觉才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前提。“教师育人能力的提升需要激发自我意识和人格意识的觉醒，明确自身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定位，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实践与专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使德性内化于心灵，外化于行动，努力承担起教师育人的时代重任。”[14]

在充分挖掘利用红色经典与1990年代以来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剧这一丰富资源的同时，教师自身首先要完成学科专业认知范式与教学重心的深刻转型。即：要重新审视并调整既有当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教学理念与模式，自觉地向课程思政教学的理念与路径转型。反思学界长期以来对当代红色经典的“偏见”，侧重挖掘红色经典的育人价值，是高校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有效落实的前提和保障。因受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史观念影响，目前相当一部分高校教师在思维认知、研究立场、编写教材大纲、设计教学内容与重点难点等层面，对红色经典大都是持一种疏离甚至拒斥的态度，认为红色经典存在意识形态化过浓、过度虚构美化现实、文学审美特质匮乏、人物形象被过度拔高等弊病，文学沦为了政治的传声筒。

需指明的是，1980年代的创新多元、“去政治化”的文学诉求，力图恢复文学的审美属性，祛除此前文艺政策对文学创作长期钳制所导致的弊病，无可厚非。但不可否认，1980年代以来的学界对当代文学红色经典的质疑与否定，极大地制约了红色经典在红色基因传承与课程思政实施的有效性。事实上，对红色经典的重评不应一概否定其红色文化因子与思想育人的价值功能，而应以一种学理态度辨清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在今天来看，为了“去政治”而“政治化”而将红色经典的思想教育价值几乎全盘否定的研究立场和做法是需要反思的。文学史家程光炜在重读1970年代小说时，对自我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观的局限性的反思颇具启示性：“不能因为走到了八十年代，就说七十年代给予我的东西统统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坦言：“我对《金光大道》的文学接受原来是根据别人的历史观而不是我自己的历史观来完成的。”[15]其实，认定1970年代(包括“十七年”文学)没有意义，乃是1980年代的文学史观、文学评价标准给出的判断。要知道，任何一部文学史的评价范式都有其局限性，其呈现与遮蔽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将其当作唯一标尺。否则，对文学的认知就容易出现偏颇乃至错误。《金光大道》中确有很多描写让人感到不真实，以及政治化、概念化以及人为拔高农民新人形象等弊病。不过，面对此问题，需做出客观审视。如高大泉带领农民兄弟一起去北京一处工地支援，他们在大冷天，装卸木材、水泥，浇灌混凝土，吃住在工地上。陈师傅发着高烧，一伙人浑身冰水泥浆，在工地上高强度地劳动抢工期。高大泉深受触动：“我们农民应当学习工人老大哥的样子拼命干！”“他说着，甩棉鞋，脱棉裤，扑通一声，跳进基槽的冰水里。”[16](P141)有人对此或许会产生质疑，程光炜起初也有类似心态，但他多年后又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认知有问题。“(我在读到)这段描写时，刚开始并不是非常舒服，我清楚地知道，这种不舒服是因为接受了新时期文学观念培训后才产生的，认为它很假，违反了人道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但穿越历史时空，恍然想起1974年我在插队的农场，也经常会在冬天的水利工地上穿着单裤这么拼命地任劳任怨地干活，不计较任何回报的情形，又觉得它虽然有些夸张，但却非常地真实。”高大泉带领农民兄弟到北京建筑工地支援建设之举“确实充满了悲壮的、牺牲的意味”，风餐露宿、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薪水微薄得几乎等于是无偿支援。这正是很多今天的读者认为它不够真实可信的原因所在。“如果使用新时期审视七十年代‘共同经验’的那种思想视角，高大泉等一帮农民的行为就被理解是充满了乌托邦的极其可笑的意味，而如果结合着‘个体经验’和实际处境，那么不可以说这些朴实农民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吗？”[15]其实，这种脱离特定历史语境，仅仅以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观与知识范式质疑和否定1950-1970年代文学的立场和判断，乃是一种虚无主义历史观，是需要警惕和深刻反思的。

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或隐或现的联系，完全以“纯文学”的眼光质疑或否定“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立场，显然是不客观的。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德威尔认为：“文学是由社会力量决定的，是由分泌着它的社会运动决定的。”[17](P414)伊格尔顿更是直接指出：“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18](P27)因此，教师在讲授红色经典时，应该理性看待其意识形态性，不能因其意识形态性较浓就忽视其红色文化因子及其思想育人价值功能。

同时，对待1990年代以来的由红色经典改编的作品也要充分挖掘利用并使之发挥思想育人的功能。因受大众文化消费、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文化思潮的剧烈冲击，致使转型期的思想文化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而急遽分化。有论者指出：“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是模糊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都没有能够在价值体系方面形成新的统一论述。”[19](P63)在这种复杂的思想文化语境中，一些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异，瓦解了“传统革命叙事”[20]。而这恰恰需要教师在讲授上述文学思潮时，警惕“去政治化”、反理性、“解构崇高”策略背后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在客观辩证地审视当红色经典这一问题上，需结合1950—1970年代的特殊历史语境，“以体贴、肃穆和庄严的心态去看待”当时“作品的作者和主人公”，认识到此乃“当时的历史所决定的”，从人物的思想言行中“深入洞察当时的历史状况”，力图“对历史有一个圆融、深刻和全面的把握”[15]。

在摒除对红色经典的“偏见”后，激活红色经典的德育价值功能——挖掘阐释红色经典中记录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大众”“做出的巨大牺牲”，创造的时代壮举，以及所承载的“情感历练和精神记忆”[11]，乃是有效落实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关键环节。红色经典中所塑造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军人战士形象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如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中的江姐与徐云峰、《红日》中的沈振新、《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三家巷》中的周炳、《烈火金刚》中的史更新、肖飞、丁尚武，以及《苦菜花》中的冯大娘……这些革命英雄形象皆是对党忠诚、立场坚定、不畏牺牲、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与政治品质。再如农村题材小说《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三里湾》中的王玉生、《风雷》中的祝永康、《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等农民形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扎根农村、一心为公、敬业奉献、勤俭节约、务实实干、团结互助，彰显了农民新人高尚无私的思想道德品质。

葛兰西认为：将“艺术的内容”转化为“人的情感、观念和关系”，并使之发生“改变”，进而使“人自然随之整个地改观”[21](P22)。红色经典的独特价值在于其能够润物无声、春风化雨般地引导学生养成爱国主义、家国情怀、勤勉奋斗、无私奉献的思想政治信仰与道德品质。可以说：红色经典“所承载的革命文化传统与精神给养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过时，相反，我们要不断地重读经典，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与文化品格”，“使之成为提升青年群体思想政治素质与人文素养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22]。

三、当代文学课程思政实施理念与实践模式的改革创新

政策制度、行政指令仅是教学改革与实践的外驱力，教师主体意识的自觉才是教学改革的内驱力。[23]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涵盖了从教学理念到实践深度结合与改革创新的全过程。在具体教学环节中，教师需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究意识与自主学习的能动性，探索创新教与学的理念和模式，在教学内容、设计、互动、任务布置、过程考核等环节中，通过建构深度课堂以深化教与学的系统性、深刻性、发展性，以及通过打造第三课堂，创新和丰富教学手段，方能有效强化当代文学红色经典的思想育人价值。

(一)建构深度课堂：教学理念与实践的深化转型

深度课堂通过深入“挖掘学科知识内核，传承学科精神与学科文化”，强化学生学习的“系统性、完整性、丰富性”以“释放学生的发展潜能，培育课堂文化环境”[24]的课堂教学理念与模式，进而达成深度育人与立德树人的目标。

建构深度课堂以教师提升自身的主体意识与实践能力为前提。如解读教材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创新教学理念与模式、日常学科教学中的育人能力。教师要做到深入解读教材编排意图和领会价值预期，明确教材的本质——教材不应只是“用来固定知识、事实和真理的意义”的“知识的记录”，更应成为在“探索的结果”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的资源”[25](P204)。因此，当代文学教师应根据学科特点以及“教学思维、教学观念对教材资源进行选择和创造性转换”[23]，而非简单地讲授教材中的常识与定论。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应结合抗日、抗战时期的历史语境与英雄人物事迹，使教学内容呈现出生动性、丰富性、立体感，以积极有效的互动交流，激发学生的对问题的探究意识。

同时，教师还要有机整合知识传播与思想育人机制，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成为学习实践的主体。通过开展形式丰富新颖又有内涵的教学实践，引导学生在深入理解当代文学红色文化内涵与价值意义的同时，联系当下社会现实并扩展知识外延，提升学生知识迁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达成“以高阶思维为主的有效学习”[23]。即：除了要引导和培养学生自主挖掘、拓展教材以外的红色文化资源，将知识外化为阐释、传播的能力；更要注重引导学生对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的深度思考和追问，通过讲解当代文学红色经典，让学生了解过去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深刻体悟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仰、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激发学生的思想共鸣，将其转化为远大的理想抱负，更好地设计未来人生道路。

(二)打造第三课堂：从情感激发到理性认知

当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实施，还应充分发掘利用革命历史网络展馆、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线下、线上课堂之外的形式灵活多样的第三课堂。教师可“通过客观事实与鲜活案例的体验观察与理性认知，逐步引导学生完成价值判断，最终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价值判断体系”，从内隐的“情境熏陶”“情感激发”转化为外显的“思想共鸣”“理性认知”[26]。如以生动直观的网络数字技术与信息媒介的多元化平台线上观摩或实地调研、现场教学等方式，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深入了解抗日英雄烈士、先进共产党员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谋幸福而浴血奋战的光辉事迹，深刻感受革命先烈及其生活原型的对党忠诚、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品质。从而使学生将思想共鸣、理性认知转化为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与价值判断力，自觉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远大理想抱负。

此外，也要将红色经典的教学内容与历史事迹、鲜活案例，同当下的生活体验有机关联。例如，融入和平年代里各行战线上秉承红色基因的英雄楷模的先进事迹及其值得后人铭记的宝贵精神遗产——“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以更好地启发学生深刻领悟到：正是过去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战、舍生取义才有今天的繁荣富强、和平发展与安定幸福的来之不易。通过呈现党带领人民在和平发展时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与长期繁荣稳定的局面，“运用现场参观、理性辨析、讨论思考等形式，解读关于我国人民生活、社会经济状况、科技水平与国际地位等方面发展趋势的文本与数据”，让大学生更加自觉地铭记历史，不忘本，坚定政治思想信念，“让学生理性地形成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增强社会责任感与民族精神”[26]。

四、结语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必须优先和迫切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发展素质教育”[3]，乃是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思想理念。而作为实践环节的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则要“挖掘…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7]，为此，当代文学思政的实施既要“顺应教育发展规律，理清思路，总结经验”，更要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通过行之有效的教学改革实践，更好地思想育人、立德树人，“满足培养时代新人的需要”[28]。

思想文化阵地/意识形态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重要体现。当代文学责无旁贷，更大有可为，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讲好党、革命、根据地、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提升当代文学教学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使高校当代文学课堂成为“彰显时代特色”，“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8]的重要平台，强化“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29]。唯有如此，才能落实好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理想信念深入人心，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