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本质与理论架构

张苹

孙中山对“民族”一词的本质和界定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和论证，朴素地理解为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一个共同体，是在社会发展过程“自然形成”的，并把民族和国家明确地区分开来，阐述了民族形成的基本特点。他提出的“大亚洲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针对西方列强及其殖民主义，主旨在于团结亚洲其他被压迫国家和地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追求和平、平等、解放。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基础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王道”“仁义道德”等元素。他反对世界主义，认为它是“变相的侵略主义”；而他所提出的“世界主义”是达成世界大同的途径。

在孙中山晚年的思想理论体系中，他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包含了几个带有纯粹理论性质或自成体系的论点。对这些观念进行探讨和阐明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与整体架构。

一、关于民族的本质和界定

1924年，在有关民族主义的系列演讲中，孙中山对于民族的本质和定义作出比较详尽的阐述和论证。他认为，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非常重大的差异。民族——“是天然力造成的”，[1]它的形成过程“完全是由于自然，毫不加以勉强”；而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2]它的形成与战争息息相关。“战争不能以一人行之，故合群；合群不能无一定之组织，故有首宰；首宰非能一日治其群众也，故成为永久之组织而有国家。”[3]可见，孙中山实际上把“民族”朴素地理解为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一个共同体，并特别强调它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而把“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且阐明了民族形成的基本特征。

孙中山详细分析了民族形成的五大要素，并认为它们是自然而然进化而成的，不是以武力征服获得的。第一，他强调“血统”——“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第二，他指出“生活”的作用——“谋生的方法不同，所结成的民族也不同，像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活，什么地方有水草，便游牧到什么地方，移居到什么地方。由这种迁居的习惯也可以结合成一个民族。”第三，他把“语言”作为另一个“大力”——“如果外来民族得了我们的语言，便容易被我们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个民族。再反过来，若是我们知道外国语言，也容易被外国人同化。”第四，他提出“宗教”的作用——“大凡人类崇奉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以结成一个民族。”第五，“风俗习惯”对民族的形成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人类中有一种特别相同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也可以自行结合成一个民族。”[4]事实上，孙中山提出的这五种自然力完全可以归结为三点：血统、文化（就其广义而言）以及经济生活。后两点显然是民族形成的基本因素和特征，而血统则并非如此。孙中山对于民族形成的基本因素和特征，尤其是经济生活方面未曾加以充分与有力的阐述，给予客观的评价。反而把民族形成的非基本因素和特征——血统置于首要地位。很明显，这表现了孙中山在考察近代中国民族问题时，没有把以血缘为纽带的“种族”的概念加以明确区分，所以把诸如共同经济生活这样一个主要构成近代民族形态的元素模糊地表述为“生活”的一般概念，而忽略了形成近代中国民族形态的社会经济原因，使之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内涵和意义无从确定和显示。

不可否认，在民族形成问题上孙中山凭借着直观与朴素作出了基础性的正确论断，但是在具体分析民族形成的诸多因素时带有片面的倾向。考察孙中山上述论点存在的缺陷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因为中国近代不少民族运动的倡导者大抵在理论上都存在类似的倾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历史观点中唯心主义元素带来的部分消极影响，妨碍他们充分重视和深入探究社会经济因素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以及不充分，共同的经济联系未能臻于成熟，以致近代中国的民族形态无法更为完整和清晰地呈现，这都或多或少阻碍了孙中山们在论述民族的本质和特征时出现偏差的理论概括。虽然，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的具体纲领中还是注意到这一课题，当他考察近代中国民族这一共同体时，触目的却是社会生活中的中世纪的家族、宗族关系，深植人心的则是“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5]而孙中山却没有分析家族、宗族和民族的本质区别，并将之划分清楚。他只是模糊地看到它们之间量的差异，认为“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国族”即指民族，孙中山认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一级一级地放大，有条不紊”。[6]基于这样的认知逻辑，孙中山的理论概括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家族”和“宗族”的探讨层面上。

孙中山在有关民族本质和特征方面的论断的不足运用于实践中，难免会带来消极效果，所谓“血统”“国族”之类的观念包含和导致“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因素。把“血统”夸大为民族形成的首要因素，实际上是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中片面地渲染了“轩辕胄裔”和“胡虏”的对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强调了“血统”因素，认为在中国“国族”这一概念等于“民族”。把秦汉以后的中国视为由“一个民族造成”，在夸大汉族的地位和作用之下，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二、关于“大亚洲主义”的问题

孙中山在他的后期活动中，曾经提出“大亚洲主义”的概念，它最初见之于《中国存亡问题》和《致犬养毅书》。1924年，孙中山北上之时绕道日本，又应邀就此问题加以阐发。这一概念具有非常尖锐的现实意义，在当时曾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右翼分子严重歪曲，因此，有必要对“大亚洲主义”进行分析。

应当指出，“大亚洲主义”的基调与矛头是针对西方列强及其为殖民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文化”。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和平等解放的文化。”（斯图德塔特在1920年出版的《有色人种的兴起》一书中即持此种谬论）[7]可见，“大亚洲主义”的主旨在于团结亚洲被压迫国家，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凌与压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大亚洲主义”可以视为遭受共同被奴役厄运的亚洲人民意愿的反映。

反对西方列强是“大亚洲主义”的政治趋向，而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则是“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8]透过这些带有浓厚中国传统色彩的古老词句，可以看到孙中山所倡导的“大亚洲主义”是与西方列强的“霸道的文化”相对立的观念，即“求一切民众和平等解放的文化”。同时，他试图凭借这一理念作为指导各国人民——首先是亚洲人民共处关系的准则。诚然，孙中山虽然在“大亚洲主义”的观念上涂饰了古老的东方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西方文化采取粗暴与简单的排斥，而只是针对和反对那种为西方列强侵略亚洲民族作辩护的“霸道的文化”，“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9]提倡学习欧洲的科学技术振兴工业等这类观点也同时包含于“大亚洲主义”之中。

从“大亚洲主义”的理论中可以引申出两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政治结论。其一，必须坚决反对“压迫民族”，这种斗争显然主要指向西方帝国主义，但是，孙中山也没有忽略位于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揭露了它“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的卑鄙伎俩。其二，亚洲各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以便加强实力，共同抵抗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正如孙中山所企盼的：“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制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10]

但是，在此需要加以探讨的是“大亚洲主义”是否具有狭隘的地域性或种族性的问题。因为，单从形式上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而从实质上考察，答案却不是那么简单。所以，由于孙中山所倡导的口号固然把亚洲作为范围，但是并非意味着地域性或种族性，而主要是基于亚洲人民大抵为“受屈部分之人类”的观念上，且考虑到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在“起而抵抗欧洲强权”。在他看来，“今之土耳其，其先导也；波斯、阿富汗，其继步也；其再继者，将有印度、马来亚也；此外，更有最大最要而关于列强之竞争最烈者，即中国之四万万人民是也。”[11]正是由于“大亚洲主义”的范围主要并非是地域性或种族性的理念，而基本属性是为政治性理念，所以，它不是一般地反对西方，只是反对西方侵略者；同时，孙中山把地域和种族方面都异于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引为战友和同志，原因是苏维埃国家的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欧洲的白人分了家”，他们“极力主张公道”，正如中国、印度是亚洲“受屈者之中坚”，苏维埃国家则是欧洲“受屈者之中坚”。[12]在他看来，亚洲诸国与苏维埃国家有着共同的敌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苏维埃国家同情和支持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力求“倡而引导之”。故孙中山曾力劝日本与苏维埃国家迅速建立邦交，放弃对苏维埃国家所采取的敌对态度，以免“变强权与公理之战而为黄白人种之战”。[13]因此，“大亚洲主义”并没有简单地掺杂狭隘的地域性和种族性。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在本质上有别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借“大亚洲主义”为名而炮制的“亚洲门罗主义”。但是，它也存在着严重缺点——主要表现在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孙中山在强调亚洲诸国密切团结以反对西方列强时，忽略了日本军国主义与亚洲其他被压迫民族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事实上，日本虽然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它在近几十年间所进行的军国主义侵略活动，充分表明它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最凶恶的敌人。希望日本军国主义者能作“东方王道的干城”而不作“西方霸道的鹰犬”，企盼日本能够援助中国革命运动和联合苏维埃国家，只是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有害的幻想。毋庸置疑，把日本硬纳入亚洲人民反对西方列强的范围，远不如把它按其社会性质划入为亚洲人民坚决反对的帝国主义阵营更为确切。孙中山虽然也指斥了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但在客观上导致对于西方列强的任何轻信都只会带来消极的政治后果。其次，孙中山对“大亚洲主义”作过一些失当的阐述和比附：“夫中国与日本，以亚洲主义开发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国亦与其门罗主义统合太平洋以东之势力。各遂其生长，百岁无冲突之虞。”[14]显然，这种观点包含着更多的误判：认为中国与日本能够合作“开发太平洋以西之富源”，无异“与虎谋皮”；关于美国“门罗主义”的了解也是形式主义的，未能认清20世纪的门罗主义只是意味着“美国在西半球的统治权这样一件东西而已”。[15]对于西方列强的认识模糊和抱有幻想，难免会使孙中山做出如同上述的错误论断。再次，孙中山在阐述“大亚洲主义”时套用了不少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概念——“王道”“固有文化”和“仁义道德”等。虽然引者赋予这些概念以新内容，但它们不能明确地反映亚洲人民在20世纪20年代的解放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同时，这些在古代社会中形成的概念还使现代民主思想与中国古老的历史观念混淆不清。

三、对于世界主义的批判

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

孙中山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世界主义则是“变相的帝国主义”或“变相的侵略主义”。虽然孙中山未曾对世界主义进行充分的分析，但他却以敏锐的政治感觉意识到这种思潮的政治趋向：“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作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16]也就是说，西方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民族主义，“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17]显而易见，孙中山的上述批判触及了世界主义的本质。事实上，作为现代西方思想体系的世界主义的任务就在于向人们宣扬漠视自己祖国的利益，轻视民族的文化，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的传统，放弃民族主义。同时，大力宣扬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普遍意义。但是，这些意图的散布是在承认整个世界是“每个人的祖国”的美妙口号下进行的。在这一特定的时期，世界主义实质上成为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手段。

孙中山对世界主义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严重危害性做出估量，指出世界主义不是“受屈的民族所该讲的”，因为“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18]在他看来，接受世界主义，就意味着放弃民族主义，背离民族解放事业的初衷。孙中山甚至认为，世界主义的泛滥，可能导致民族和国家的覆灭。他以明末降清汉官、文人的行径，揭露世界主义的危害。

应当指出，反对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曾多次阐明民族主义并非“盲目排外”，强调民族主义与国际间的正常交往毫无矛盾。孙中山认为，也可以“讲世界主义”，而其先决条件则有两个：第一，这种世界主义应当“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因而，“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19]这实际上是把民族利益和主权的保持作为世界主义的前提。第二，必须“在强权打破之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20]这将意味着消除世界主义的社会阶级。十分明显，孙中山所讲的“世界主义”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世界大同”这一美好理想的途径，即“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至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21]

孙中山关于世界主义的论述同样存在不足之处。他所主张的所谓“大同”世界主义本身概念模糊而空泛：既缺乏社会内涵，又没有明确的实现途径。但是，他对世界主义简要且有针对性的批判在当时具有重要现实作用与意义。在西方侵略者竭力宣扬形形色色变种的世界主义的时候，这种批判有助于人们认清它们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本质。此外，还应当看到孙中山在这方面所作贡献的国际意义，特别是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如已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就曾在题为《建国五原则的诞生》的著名演讲中明确宣称：“从前有许多人患了世界主义的毛病……但是孙逸仙博士起来告诉中国人民说中华民族是有的。1918年……在他的著作三民主义中，我受到了教育，揭破了巴尔斯教给我的世界主义。我的心，就从那个时候起，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22]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在相当大程度上摆脱了农民阶级的笼统排外主义和维新派的妥协主义的缺陷，因此，它在完全意义上赋予民族运动以近代民主主义的形态。虽然产生于近代中国社会土壤的民族主义有着诸多的局限与错误，但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族解放意愿的体现，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起到过巨大而积极的作用，它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附记：撰写此文时，得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磊的悉心指导，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