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岭南山林寺院经济与地方社会

安大伟

岭南地区具有深厚的禅宗文化传统，佛教是岭南传播最为久远和广泛的宗教。汉代岭南地区便有佛教活动。南朝梁天监年间，禺峡山始建峡山寺。唐代岭南山林佛教兴盛，禅宗六祖慧能创禅宗南宗，将岭南佛教推向全国。清初江南和岭南佛教最为兴盛，与其时遗民逃禅集中在此二区域密不可分。“明末清初士人逃禅成风，大批文人士绅的皈依，也使得清初岭南释儒交融愈甚，大大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1]

佛教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寺院经济问题。近年，清代岭南寺院经济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对佛教寺院发展的社会基础、官商士庶的捐助，寺院收入来源、消费，对外通商等问题进行研究。佛教与社会的联系，包括信仰、政治、学术、民俗等多方面，其中经济关系是最根本的。

为维护寺产，佛教信众常以“修山志”形式记录寺院产业，为今人研究岭南寺院经济及地方史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本文以清代五种岭南佛教山志《鼎湖山志》《禺峡山志》《丹霞山志》《阴那山志》《华峰山志》为主要史料，以岭南佛教山林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因素为切入点，探讨清初岭南佛教与地方社会的相互关系。

一、山寺经济来源

清初岭南山林佛教的兴盛是僧俗共建的结果。高僧开发经营、平南王的崇奉、地方官绅舍地施财是清初岭南山寺三大经济来源。其中，地方官员、宗族及普通百姓的功德捐助，构成佛教寺院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官、绅、民布施大量钱财、田土给寺院，表现出清初岭南地区的佛教信仰和佛教与民间往来关系。

（一）僧人开发经营

明清时期，中国山区开发进程加快，为数众多的山岳佛教寺庙是山区开发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开垦荒地、自耕自种，是寺院获取田地的方式之一。清初岭南僧人开辟荒山，创建（扩建）了肇庆鼎湖山庆云寺、韶州丹霞山别传寺、梅州阴那山灵光寺、增城华峰山海门寺等岭南著名佛教道场。

澹归和尚（俗名金堡）逃禅开山创寺别传，自此丹霞之名始显于世。仁化知县陈世英言到：“自壬寅岁（康熙元年，1662），澹公既有兹山，凿石治道，险者夷之，陡者平之，斜者石之，溪涧为桥，倚岩缀室，而四方有力者布金输粟，石室云房，辉煌耀日，遂成一大祗园鹿苑矣。来往既便，游侣渐多，高僧习净业者争趋选佛胜场焉。”[2]华峰山海门寺，由南樵和尚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始创：“初入华峰，垦辟草莱，佛殿僧舍，仅编茅为盖，截竹为椽。幸赖各大檀越怜其念切菩提，功深行苦，舍以金银谷米，乃得结构森严，获成梵修之地。非公之力，曷克臻此。”继任住持铁牛公“荷锄开辟，日久功深，遂使山路颇化为平，狭化为宽，高不觉难，崎不觉险，后之来游者如履坦途焉。”[3]鼎湖山庆云寺为栖壑禅师开创：“昔也龙湫虎穴，今为绀宇珠林。补造化之缺者，栖壑老人开创之力也。”“栖翁住持庆云凡二十有三载，前后得度受具弟子千有余人，筹室几满，法幢遽倾。”[4]

高僧们开辟山林，披荆斩棘，驱逐猛兽虫蛇，建殿宇庐舍，颇为不易。寺庙兴修，僧徒甚众，香火旺盛。僧人对山岳土地的开发经营是明清山林寺院田产的重要来源，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二）平南王父子崇佛

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父子作为清廷册封的异姓藩王坐镇广东30年，崇信佛教，捐资建寺，礼僧问道。“希望借助佛法的力量平复民众的抵触和反抗情绪，使民众甘心臣服，以达到稳固藩王的统治，实现称霸广东的最终目的。”[5]主要目的是为换取僧侣们的支持和佛教信众的拥护。

平南王多次邀请栖壑禅师入府讲经说法，礼遇有加。清顺治十年（1653），“平、靖二藩慕师道望，旋衣钵于长寿禅林，迎师为诸僧尼说毗奈耶法。仍请入府供养，尊礼备至。”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冬，平南王复厚具资帛，差官驾王舟诣山，敦迎就府供养，并请主无遮法会。累辞不允，既至，王降阶躬迎，慰安问道，言论甚竦。王听解严，优锡衣礼还山，并赐王座归为法座。靖王亦请为母太妃受戒求法名，宠荣殊笃。”《鼎湖山志》描述其时盛况：“平藩请主法会时，诸士大夫一见师，大觉膝之至地。其外黑白争瞻者摩肩接踵，馆舍几无容足。”[6]

平南王父子主政广东期间，斥巨资修建岭南佛寺。清康熙元年（1662），以禺峡山飞来寺颓毁，“会妃舒氏病笃，立愿修复，舒病随痊，遂委官鸠工，自古寺殿宇亭台与下院东林寺佛堂廊庑、鼓阁钟楼、僧舍山门，俱焕然一新，装塑诸佛菩萨色相，庄严妙好。始事于壬寅八月，落成于癸卯腊月，捐资万金。”[7]康熙九年（1670），重修庆云寺，“都统公（尚之信）以机务余闲，总辔登临，顾而乐之。犹惜山门促狭，爰捐俸金千两有奇，命监寺僧觉兴自护法殿左右斋堂、客馆，咸去故维新。翼以钟、鼓二楼，更筑月台为外护，备极壮观。始于庚戌仲冬，阅壬子夏而告竣。”[8]广东巡抚刘秉权称：“平南王之镇粤也，二十年来所立修建，若曹溪、大佛诸寺，不下数十所。而世子少保公、都统公，复推王意而广之，凡名山邃谷，古刹梵宇，游辙所经，悉令丕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初岭南佛教的发展。

（三）地方官绅施舍

1．舍地

寺院的土地占有是寺院经济的基础。比于官府拨赐和僧人开发，檀越施舍是清代寺田最主要的来源。鼎湖山、丹霞山、华峰山等岭南山区在明末清初并非无主荒山。僧人得以于此开山创寺，源于当地士绅舍地奉寺。“梁少川崇信颇笃，于崇祯癸酉岁（1633）始入山（鼎湖山）诛茆，建莲花庵。与善友十有四人共结净社……并力垦土，种松栽竹，渐有可观，改庵名为庆云。……与众恳请栖翁主持。”[9]山主梁少川崇信佛教，开辟田地，建立佛寺，邀名僧栖壑任鼎湖山庆云寺住持。此后寺院规模逐渐扩大，成为岭南名刹。明亡后，原明江西虔州巡抚李永茂“与弟鉴湖奉母避乱于此（丹霞山），以百余缗买山而居。”“与澹公遇，相与有禾黍之悲。久之，遂舍宅为寺，而丹霞归之澹公，始为刹灵之图。”[10]顺治十八年（1661），李永茂弟李充茂舍山建寺，归之澹归和尚，寻复出家。

清康熙四十年（1701），增城木古乡兴贤坊国学生李英文、李瑞麟、李昭文、李孔繁等立施山帖，将祖父遗下荒山华峰山，赠予海门寺。“兄弟叔侄愿将此山施与南樵和尚，开辟草莱，永为祝佛道场。”“照族长与各姓护法面前，写立施帖，概将山地一应施出海门禅院，建造佛殿。”“自此以后，子子孙孙毋得生事，指地指田，认为旧业，反齿夺占，有负初心。如有背帖，鸣警甘受。今欲有凭，谨向佛前当众写立施帖，交与华峰海门禅院主持僧，永远收执为据。”[11]通过立施山帖，将土地所有权移交寺院，避免日后因子孙反悔而引起产权纠纷。

官绅民众对寺院的施舍，往往跟某一高僧大德的人品修为有很大关系。如清康熙年间增城知县沈澄“闻南和尚有道，因来造访，遂将溢税田数十亩，拨归禅院，以供香火之资，嗣后山门始息募化。”[12]南雄府知府陆世楷以“澹归和尚开造丹霞丛林，并在府城置立护龙园下院。”因而“买有闻韶、百顺等处田亩贰顷零，粮柒石有零，推入西隅都十甲收租养僧。”[13]可见地方官府对寺院的支持。如《丹霞山志·田赋志》所载：“考常住田记，合前后若干亩，非出于其乡之士大夫，即出于宦游之达官长者，厥功伟焉。”[14]

2．施财

寺庙通过接受世俗社会的供养蓄积财富，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官员与士绅以个人名义捐资施财。募化来的钱财除用于维持寺院日常开销外，主要支出项目是修缮寺庙殿宇和购买田产。前者如清康熙间阴那山灵光寺“年久颓圮，幸继修多人，若祖师殿、三宝殿以及钟楼、藏经阁、六祖堂、斋堂、禅房，则太史二何李公，道宪倚园仇公、府主果庵林公、县君葛公、洪公、王公，合诸檀那，不惜多金，焕新宝地”。“倡缘装彩者，则守府张公、弘可贾君、紫伯曹君之力居多。”[15]经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捐资，寺院得以重修。《丹霞山志》卷六《人物志·外护》中，记载了清初一百多位地方官绅为别传寺建殿阁、造塔、造佛像、铸钟、修桥铺路捐施银两，数目多集中于一两银到二十两银之间，捐银达到五百两以上的仅有四位，却是捐赠总额的主体。说明富有的社会上层人士是寺院经济最有力的支持者。

僧人常利用檀越捐助的资金置办田产，扩大寺院经济规模，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清康熙三十年（1691）广东韶州知府陈廷策与“徐使君、李县宰同时发愿，捐资置产……南韶总镇高公、乐昌曹县令闻而喜之，助成斯举。相继敛金一百八十两，授丹霞知事人置立田庄。”[16]别传寺利用这些资金，购买大量寺田，俱载《丹霞山志·田赋志》中。《阴那山志》卷六收录“计立幽明钟香灯质田众信芳名”。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当地檀越资助下，灵光寺得以购买多处本山质田，“赎回本山粪质田租壹拾贰斗捌升陆合正，岁收利谷贰拾陆拾石玖斗。”[17]这些地方信众施舍银两的数目，同样是少则不足一银，多则二十多两。亦可见清初当地士绅的经济能力。

寺院住持劝募善款，也邀请地方官员和名士作劝募文。山志艺文部分收录了很多募化疏引，可视为官绅对寺院间接的经济资助。“顺治十年（1653），邑侯葛公属余（李士淳）弁册劝募，幸当道宰官暨诸善信施如响应，遂修复佛殿如旧，而加坚致敞丽焉。”李士淳为明崇祯年间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编修，入清不仕，信奉佛教，纂《阴那山志》。在其奔走倡导下，当地善信捐地捐银，数量颇巨。[18]

二、僧俗田产纠纷及处理

至明清，寺院经济经明显萎缩，寺院在与世俗社会的经济关系上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寺院仰赖地方官绅信众的施舍；另一方面，寺田被土豪劣绅侵夺的现象频发。寺院与地方社会关系既有和谐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宋代以后的农业生产关系，以租佃制为主，也是寺院田产经营的普遍方式。除少量田产由僧众自行耕种外，其余通常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当地百姓，收取地租，获得稳定收入。寺田的买卖、施舍、租佃牵涉到多方利益。

岭南佛教山志中收录了许多地方僧俗田产争讼案，尤以《阴那山志》卷六收录的《审断佛山全案》最为详细。[19]

这是一个屡断屡翻、耗时长达六年的僧俗田产纠纷案件。起因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阴那山灵光寺“惨遭势豪陈思飏、银秀陈宾才、伪秀陈志标等族众钱多，弁髦国法，借檀越为名，沿山抽税。”“窥身杉木一面，价值百金，就本月廿四日统族陈文教等三十八雄，强行砍尽。”以陈思飏为首的陈氏族人侵占山田，抽取租税，盗伐树木。寺田佃户丘毓万、刘启旭深受其害，呈县控道。同年，绅衿李楩、丘仑泰、邓之麟等亦赴县出面控告：“呈为佛地官山，冒抽非法，恳恩垂鉴舆论，审断严禁，以杜豪强侵并。”

势豪陈思飏“恶知枉法，遂商腹秀私贿书赂蠹，煽官不审”。贿赂程乡知县严，并污蔑“刘启旭诸人皆陈思飏之佃户““石云与再扬复萌兼并之念，鼓佃刘启旭妄行控告”。结果，“钱可通神，后出审语，势占横抽，概置不究，劈空将施主、寺僧拟杖。官谳无凭，银神有应。”程乡知县不但不追究陈思飏“势占横抽”之罪，反而将施主陈再扬与寺僧石云、佃民刘启旭各予杖儆。致使“思飏讼胜，抽税愈酷，逼佃逐僧，阖山僧佃，受害冤极”。灵光寺住持石云和尚起初并没有参与进这一案件中。“思飏陈居士争山一案，初衲并不相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月，内山佃刘启旭等受害，呈县控道，牵衲为证。时衲募化外出，情节莫知，奈思飏居士不查缘由，恨衲出证，任意生端毁谤，央摆署县严诳详署道吕，允详问衲杖罪。”陈思飏误以为僧人为其佃户作证，遂怀恨在心，一并加以毁谤。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僧佃刘启旭再告于广东巡抚。同时，山主孙乡绅陈洪兴亦上呈此冒占佛地、私抽烹民之事。获得批复“再赴道诉明，复审定夺”。开始重审该案。“佃民逃散，香灯绝祀，佛殿寥落，寺僧无赖。”由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署县和署道的误判，陈氏抽税愈酷，佃户受害日深，开始逃散，严重损害到寺院经济利益。因而，康熙二十八年（1689），寺僧代熥上呈惠潮道史，恳请究察。

程乡知县刘“亲诣山所，细勘情形”，“思飏乘卑职陟巅之时，托陈士选假以扶轿为名，掷银一包于轿内。卑职检阅，上写‘席饭’，背写‘陈思飏缴’字样，其银约有三两。”再度向新任知县行贿。须知七年时间里，陈思飏抽税及盗伐山场林木所得，“计一十三两四钱”，而一次行贿就有三两。

又经多番调查，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惠潮道史批：“据府详、县勘，陈思飏所开陈乾友户内山田，俱在梅子峰外，其为冒抽灵光寺之山税无疑。念事在二十六年赦前，免其究拟，其历年所抽税银，亦姑从宽免追。此后陈思飏、陈士选等，永不许侵占僧业，着该县给示饬禁。”审理结论是陈氏确为冒抽山税，并发给住持僧正瑛灵光寺田地山峰册，“册内开载前陈洪让所施阴那山、梅子峰等田地、山峰、树木，着令僧正瑛管正收税完课，永供佛前香灯。”作为收入执照。程乡县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给示饬禁、勒石寺门，至此案始详结。

这一案件是由土豪劣绅对灵光寺佃户的勒索引发的。无地少地的农民身属僧佃，租纳归寺，经济能力脆弱，遇豪强敲诈，只能依靠官府的力量解决问题。

防止寺田的流失，关键在于官府的约束，因为官府的判决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整个案件诉讼经由广东巡抚、惠潮道、潮州府、程乡县、丰顺巡检司五级衙门的审理。其中县官作了具体的实地堪查和垂询取证。层层上报、下达，最终审理判还寺产，并登记档册、给示勒石，维护了寺院和佃农的利益。但同时，官府并未依律严惩讹诈勒索的势豪，表现出对乡绅阶层的宽容。透过这一案件，能够管窥清初地方豪强、寺院、佃户三者在山岳寺观空间中的矛盾与整合，以及乡绅、官员的态度。

三、地方官府的经济护持

清代除少数敕建寺庙和敕赐寺田外，绝大部分寺院均须交纳赋税，甚至征发徭役，成为寺院的经济负担。地方官府在其权限内，可以优免赋税中的杂项捐派和免除徭役，是其对于寺院的经济护持。《丹霞山志·田赋志》收录清康熙十年（1671）、十七年、二十二年、三十四年地方官府多次蠲免赋役的碑文。[20]

一般是由僧人发起、向县署提出申请，恳请豁免杂派差徭。清康熙十年（1671）丹霞山僧古泯呈仁化县“伏恳特赐钧批，照曹溪事例，办纳正供外，一应杂派差徭，准与豁免。勒石山门，遵守不替”。仁化县上呈巡抚广东都察院刘：“赴院呈准，奉批：僧房不同民户，难充力役，正供既完，杂差可免。”僧人自立僧户，自行输纳正供银米，豁免杂派差徭，并立免差碑文。亦有地方官绅发起，主动为寺院谋划减免赋役之举。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仁化知县佟逢年“集绅衿里正，申言丹霞免役之议，所以护法安僧，上奉圣天子崇奉三宝之至意也。邑人佥以为然，遂申请上台，着为定例，永免差徭”。

清初韶州府仁化县署多次出具告示，保护别传寺寺院经济。主要包括：严禁索骗田租、樵采山林、放生池捕鱼。康熙三十四年（1695）丹霞山僧传明禀为恳恩批照以杜重累，“相沿日久，遂有原都不肖里长，借端生事，先受百顺王克太词控退租，现受何万兴借荒捏害。……以致佃户抛荒缺租，山场窎远，贻害非轻。”县批：“嗣后如有无赖指称粮亩索骗者，许该住持不时禀究。”免于乡绅侵扰勒索寺院租赋。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仁化知县陈发布严禁樵采告示：“近访闻山下树木，有无知乡民擅肆砍伐，烧炭网利。止顾一家之方便，竟坏一邑之形腾，合行饬禁。为此示仰本山住持及彼地乡保甲各色人等知悉：嗣俊沿山前后，寸草寸木，务宜蓄长，不许纵狥，擅听砍伐。如有恃强入山、不遵约束者，许协力拘拿赴禀，定行重究，枷示山下示众，决不姑恕。”将寺院所属山林列入封禁范围，不许乡民盗砍盗伐，以防山林因过度经济开发而受到破坏。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仁化知县孙申严捕鱼之禁：“住持僧收水族，作放生池，拯拔众生，皈依诸佛，诚善事也。恐有无知细民，肆其贪餮，以网罟鱼鳖，藐无忌惮，合行禁止。为此示谕本山邻近及四方人等知悉：嗣后敢有从放生池内擅为采捕者，许拿送县，以惩重责不贷。”“戒杀护生”是佛教生命观的重要体现，为生态保护注入了一种神圣的维度，以为功德。官府禁止民众从中抓捕鱼鳖，是护持寺院经济的方式之一。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多卷本）”（20&ZD26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