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岭南文史》“不惑之年”

司徒尚纪 许桂灵

2023年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立70周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同时也是《岭南文史》作为中国南方重要的一份文史期刊，创刊40周年，到了“不惑之年”。特殊的机会，感触良多。《岭南文史》成熟、坚定，拥有广大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声驰岭表学坛。作为它的一位忠实读者和撰稿人，抚今思昔，感慨之余，写点文字，以表示对省文史馆和该刊的追忆、崇敬和感谢之情。

一、坚守办刊宗旨，不为社会风潮而动摇

《岭南文史》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管，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的文史综合类期刊，以研究岭南地区历史、探讨岭南文化艺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促进学术交流发展为宗旨。

40年间，该刊坚守这一办刊宗旨，毫不动摇地用以指导刊物选题，审查文章、书画、照片、题刻等内容的政治倾向、风格特征等，把握党对刊物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刊方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宣传岭南文化特色，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服务。

刊物创办之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商品经济潮流涌动，各种社会思潮不断出现，冲激着新闻出版业。功利至上的趋向左右了一些期刊，它们或改变刊物方向、名称，或增减篇幅，或更张内容，一些庸俗、低级的东西充斥其间，满纸铜臭，误导了不少读者。在这种背景下，《岭南文史》的决策者不忘初心，能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一关键时刻刊物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坚定地把握刊物大方向不动摇，刊物核心内容不变更，刊物服务对象不转移。在40年风雨历程中，《岭南文史》经受了从内刊、创刊、公开发行等阶段，不断发展，从一份地方刊物成长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深受学术界、地方史志界、文化教育界、文史爱好者等欢迎的期刊，牢牢地确立了在全国同类刊物中的崇高地位，成为飘扬在岭南大地上一面鲜艳的杂志旗帜，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集岭南历史文化之大成

《岭南文史》是一个包容广泛，内涵深刻，类似地域文化百科全书式的期刊。举凡岭南建置历史沿革、人文变迁、海洋、边疆史地、民族、宗教、方言、学术、文学艺术、工艺美术、园林建筑、文物、考古、历史事件、人物、华侨华人、对外关系等，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涵盖了岭南从旧石器时代到现当代有关历史变迁；从五岭山地到曾母暗沙，广袤约达350万平方公里海陆国土发生的历史事件。仅其设立的大类标题，即出现过文化论坛、华夏英才、粤海艺坛、关注话题、文物考古、民众大观、华侨史话、海外华人、史林一页（叶）、史海钩沉、岭南掌故、海外关系、港澳旧闻、百粤源流、舆地沿革、诗词欣赏、宗教丛谈、四海文萃、学术动态、新书评价、学者评价、读史随笔等，甚至还有为对外旅游服务、略带文化性质的“英语角”等，其涉及面之广，蔚为大观。此外，还出版若干期专集。省文史馆将创刊至2011年100期发表的文章共1200多万字之精选，汇编成《岭南文史精粹》凡四册，即《史地篇》《文化篇》《人物篇》《社会篇》，公开出版发行。仅《史地篇》即从史地大类113篇文章精选50篇，达50万字，基本反映了岭南史地概况、特点和发展规律。正如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侯月祥所言：“在《岭南文史》登载的涉史地文章，作者大多数为学术大家”“考虑到史地的专业性、科学性、部分内容还涉及国家利益，思想性、政策性要求较高，所以编辑部有选择地刊登了不少大家、名家之作”。这代表了该刊选择入选作品的要求和标准。

该刊百期至今又过了10多年，总数已达152期。最近10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岭南文史》紧跟时代潮流和发展形势，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岭南文化丰厚的文化资源方面，又迈出新步伐。如2016年第4期刊登陈海烈《尘封二百载，秘籍显新容——陈昌齐诗文集影印出版简述》、2020年第3期《岭南文化又添一道亮色——陈瑸全集出版座谈会综述》，介绍雷州半岛两位久被湮没的学问大师的业绩，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中山大学已故王起教授曾为岭南文化作诗曰：“岭南文化，蔚为国光。融通中外，莽莽苍苍。韩潮苏海，奔腾千载。崛起康梁，笼盖近代。取精用宏，继往开来。资我长辈，育我英才。”此诗写尽岭南文化的地位、建树和辉煌。《岭南文史》对岭南文化的推介，可谓不遗余力，收入精粹集之《文化篇》，即达112篇，细分文化教育、语言艺术、科技建筑、民俗、饮食等，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大从一个区域文化，小到一种风俗活动，一个藏书楼，无不追源溯本，备述其详。如说岭南文化可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板块，广东文化又细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和雷州文化，这都是宏观分野。小则如相恋男女并行由花尾渡转曰“拍拖”、广东凉茶起于鹤山、广州同类商品归档曰“栏”、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列举“栏”字地名26处等，尽显广州商业街特色。

又堂号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和亮点，蕴含丰富的血缘、史缘、地缘内涵，具有重大的族群、人类、社会、文化等理论和应用意义。过去对其认识肤浅，甚至被指责、批评，故研究者不多，是一个荒芜的科学领域。《岭南文史》2011年第2期发表侯月祥《客家族谱中堂号、堂联对客家人文化意识的诠释》一文，对此作了全面、系统研究，包括客家139姓堂号、堂联，罗列无遗，洋洋洒洒，凡1.5万言，蕴含客家人血缘、文化意识、社会责任、参与意识、多种美德、地缘、史缘关系等，是一篇关于客家族群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的上乘之作，也是该刊多年所罕见宏文大论。而短小精悍之作，也随刊可见，如张松龄《广州最早创造方便》、余华立《英德擂茶粥》等皆不满1000字，却能言简意赅，说明一种文化事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三、为岭南人物鼓与呼不遗余力

岭南位处边陲，背山面海，中外文化荟萃，人杰地灵，气标全国，绝非“文化沙漠”。持岭南为“文化沙漠”论者不是偏见就是无知。为纠正历史偏见，还岭南文化本来面目，《岭南文史》创刊以后，不断为岭南人物鼓与呼。在百期中，从大量的时代先驱人物中选择74人，包括岭南内外为中华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介绍他们的生平、成就、贡献和影响。这其中有名垂千古的舜帝、“第一位南下干部”赵佗、“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慧能、“广东第一状元”莫宣卿、民族英雄代表袁崇焕、清官陈瑸、百科全书式学者屈大均、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岭南画派之宗高剑父、知名学者张竞生、学术泰斗饶宗颐等，以及一批革命志士。实际上，入选《人物篇》诸公，在他们名字背后都有着深厚的科学文化积淀，辉映着万古不灭的光辉。其中有些人物有赖于《岭南文史》的推介而流传社会，走上学术，影响大众。如舜帝，长期被视为神话人物而不是历史人物，幸得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作为《人物篇》压卷之作《珠江文化的始祖——舜帝》认为，在上古三皇五帝时，舜帝已南巡到珠江流域，将岭南列入中原文化范畴，最后崩于苍梧之野、葬于零陵。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地形图》上有舜帝墓，验证舜帝南巡之事不假，《尚书·舜典》《山海经》《史记·本纪第一·五帝》等史籍有载。说明岭南文明史，比曲江石峡遗址出土栽培稻4000多年要早，岭南文明起源和黄河、长江文明相比，至少在伯仲之间，而不是远远落在它们之后。这一论断，为被颠倒、被湮没了的珠江文明史、岭南文明史重新颠倒过来，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贡献。《人物篇》将此文列为卷首之作，是创新之举，也体现了编纂者的胆识和勇气。

《人物篇》所载，大部分是岭南人，但也有不少贬官逐客，流落岭南，也是岭南之幸。这些文化名人，再迁广东的有唐代韩愈、刘瞻，宋代苏东坡等，他们在当地传播中原文化，宣传中华一统观，兴教办学，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消除陋习，改善民生，做了不少好事善事，为岭南人铭记至今。有些人物，罕见于史，为有《岭南文史》刊载，而彪炳史册。如唐代安徽徐州人刘瞻，是一代贤相，因忤逆皇上被贬岭南，以公平、廉洁著称，但很少为人提及，唯清阮元《广东通志》认为其“今连州人”，与其位居唐相极不相称。暨南大学袁钟仁教授对此不平有加，奋笔撰写《罕为人知的岭南唐朝贤相刘瞻》，历数其生平、业绩和际遇，才使其为世人知晓。类似这种案例，在《岭南文史》并不是个别，乃于近代人物，更不胜枚举，从林则徐、梁廷枏、胡泽璇、朱次琦、张之洞、丘逢甲、丁日昌、黄遵宪、吴趼人、邓观应，到孙中山、廖仲恺、邓演达、高剑父、陈垣、胡希明、田家炳、蒲蛰龙等，网罗了相当一部分岭南文化精英分子，可谓一卷在手，他们的业绩尽收。《岭南文史》无愧是广东历史名人的一座丰碑，将存世于永久。

四、岭南社会五杂俎

《岭南文史》前百期刊登的内容丰富广泛，除上述岭南史地、文化、人物以外，其余悉数列入《社会篇》，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移民、民族、华侨等门类，文章短小精悍，有骨有肉，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如谈政治，既有清初广东抗清斗争、林则徐禁烟运动，洋务运动与广州早期近代化，也有民初妇女参政，孙中山倡导公务员制，甚至还有旧广州娼妓问题，在多个层次、维度上展视昔日广东社会政局，以小见大，可补政治专著、历史教科书之不足。如黄伟《大军压境日 惆怅别长洲——蒋介石南逃广州在黄埔活动》，即披露了蒋介石撤出大陆、亡命台湾前在广州的三次活动。这位在广州发迹的中国国民党党魁，在当年黄埔军校旧址召集他的党徒开会，商议对策，妄图挽救覆灭危局。正如随行蒋经国诗中写：“花柳有持春正若，江山无主月空明”。1949年10月3日，蒋介石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飞离广州，抵达台湾，开始了他的孤岛生涯。这篇文章翔实记录了蒋氏这次辞行的惶恐、凄婉、狼狈，正是蒋家王朝崩溃前夕的最后一笔，这是一般历史教科书看不到的，而读者却能从文中领略改朝换代的沧桑感和兴奋感，也增补了不少历史知识。

广东盛产珍贵木材，以楠木至为上乘，每为朝廷采办，是一项苛政，但专题论述甚少。殊不知这其中浸渍着广东民众血汗。《社会篇》选用周林、张法瑞《清前朝广东皇木采办》，记述了清王朝为修筑北京宫殿、陵墓、不远千里，从广东大陆、海南五指山采办楠木，途经千山万水，运抵北京，供王室享用。这不仅是一项暴政，而且破坏森林植被，也是对自然的征伐。该文对广东楠木分布，采办过程，含勘查、运解、收贮、社会和自然生态影响等，披露无余。仅此一项，即可窥见封建统治者为满足私欲是何等的贪婪、残暴。耸立在北京王宫里的每一根巨柱，就像一位西方作家说的，美国太平洋大铁路每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具华工的尸体。这样的文章，既是对清王朝贪得无厌、姿意剥夺广东自然财富的揭露、鞭挞和控诉，也说明广东出产富饶甲于天下，从而成为封建肉食者敲骨吸髓的对象。

重商、开放是岭南文化特质之一，在经济活动中表现无遗。《社会篇》经济部分，致力于介绍广东商品生产和外贸，从汉代岭南商业萌芽到近代海南橡胶种植、陈济棠主粤金融政策和社会效果等。举凡唐代广府经济、宋代广东经济梗概、宋元广东粮食生产，明代广东市舶司、郑和下西洋，清代广东粮食生产，乃至近代广东产业兴起和配置等，无一不选择有代表性的相关论文，提供了它们消长、兴衰、隆替的一系列历史剖面，简明扼要地反映了广东经济发展历史规律，以及在相关经济部门、行业的表现，为读者了解广东文化重商、商品意识笼罩整个社会，至今商业经济甲于全国，“广东之富，在商不在农”等社会评价，提供了充分的历史依据。

岭南文化有一个显著特质，是有神论盛行，宗教文化大行其道，拥有深厚社会基础和庞大信众群体。一些人既使用最现代科学技术，却又迷信鬼神，是二律背反的典型群体。借助于《社会篇》的宗教文章，从珠三角古越人龙鸟图腾崇拜到唐代佛教大兴、南海神庙、怀圣寺兴建，鉴真东渡受阻留穗，南宗慧能崛起，明清道教传播，近代基督教布道，以及儒、佛道文化流布各地，都一一展现宗教文化在广东的扩布历史和景观，昭示宗教文化的社会价值和影响，是一种有多种社会功能的精神世界。孙中山在《宗教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倘能宗教以扶之，则民德自臻上理，人民愈相亲睦。”周恩来总理也说过：“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1]

广东作为古越人居地，图腾崇拜甚笃且持久不断，又以区位优势，外来宗教首途广东，代代不衰；加上外来居民复杂多样，信仰各殊，故精神世界林林总总，很多社会问题可借助于宗教力量得以调适，以故宗教文化之盛，较内地许多省区纷繁。宗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篇》正视这一现实，以一定篇幅收入多篇相关论文，是有其根据，且是一种卓识远见。改革开放后，广东外来工人数最多时达3000万人以上，还有一个庞大的外国人群体，在广州形成社会群落，他们中不少是各类宗教信徒，需要过宗教生活，故对他们精神信仰应有一定了解，以便和睦相处。唐宋时代广州设“番坊”，让他们自我管理，提供了成功范例，故这方面论文，可供今日建立对外来人口的管治，提供决策参考。

广东人口结构复杂多样，汉族以外，还有壮、瑶、回、满、畲、黎等少数民族，以及约5000万人（一说3000万人）的华侨华人，散布世界各地，被称为“海外广东”。而汉族本身又分为广府、客家、潮汕、雷州四大民系，他们的文化也有很多差异，这给广东社会管理带来不少问题，也是省情之重点之一。为有助于把握这些基本状况，《社会篇》罗列了“移民”“民族”“华侨”等专题，分别论述岭南四大民系形成发展、家族制度、移居台湾和海外史、岭南古代少数民族渊源、风俗和宗教信仰、华侨出国历史、清政府华侨政策、美国屠杀华侨历史事件、华侨对祖国和侨居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等。这些文章，均有的放矢，深得要领，当可满足不同社会阶层人士对相关专题的了解需求。

广东经济崛起全国，有“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之语。但也产生了人心浮动、人欲物欲横流、读书风气受影响的局面，使《岭南文史》面临很多新困难和考验。令人欣慰和敬佩的是，在省参事室、省文史馆领导下，《岭南文史》坚定不渝地办下去，且办得风生水起，越来越兴旺，这是与该刊主编深庆得人分不开的，从黄炳炎、司芳、罗康宁、麦淑萍到黄建雄、谭劲、陈海烈、符文申、侯月祥等，都矢志不移、费尽心力，坚韧不拔，从而使《岭南文史》这面文化旗帜高高飘扬于岭南上空整整40年。

40年之后，作为《岭南文史》的忠实读者，热切希望它一方面一秉既往办刊宗旨，坚守这片学术家园；另一方面，又应与时俱进，不断调适自己办刊形式，发行渠道，特别是应为建设广东文化强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完全可以相信，《岭南文史》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史刊物之林，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加丰富、更有新时代感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