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换：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的文化适应性研究

蒋平英

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使得农民被迅速的转化为城市居民，搬迁民众不仅需要面对外在身份的转换，更需要内在文化的适应，文化适应影响着少数民族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的后续发展与融入。基于对于Q县易地扶贫搬迁民众调查，当易地扶贫搬迁民众从世代居住的空间进入到政府重构的空间中，原本熟悉的生存环境、语言环境、生产方式、娱乐空间、身份等发生转变，面对新的生存空间，由于搬迁民众自身局限性、民族习惯、思维差异等因素，搬迁民众文化适应问题显现。因此，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中，要重视搬迁民众传统的文化习俗、构建多民族互嵌型社区环境、增强民众群体的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加快少数民族易地扶贫搬迁民众文化适应，使其更好地融入新的生存空间。

关键词：空间转换；易地扶贫搬迁；少数民族民众；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12 — ００84 — ０6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经进入后续扶持阶段，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半篇文章，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的文化适应至关重要，关系着搬迁社区社会稳定，影响着民众群体未来的发展。文化适应能够反应一个人类群落的文化特性，同时显示文化的功能，是文化对不同环境的融入。而文化本身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在同一环境中，相异的文化相互影响，来调节自身与外界环境的融入程度。人们在不断迁移中，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必然会与当地文化进行融合，搬迁民众与迁入地居民在接触过程中，原本固有的文化体系就可能出现断裂，甚至是消亡，这就可能导致二者之间文化上的不适感更加强烈。经过笔者调研，在易地搬迁社区，多元文化共存，文化上的不适应是影响搬迁社区民众社会融入的重要内因。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与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给文化适应定义为“当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体进行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之后，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发生的变迁。”［1］这表明，当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群体进入到同一个生活空间，不同的文化系统直接的、持续的、长期的接触，一方或者双方原有文化模式会发生变迁。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各族民众文化生存空间，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作为一定的整体，实质上都影响着民族共同体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性质。”［2］“文化的适应性，既反映于任何类型的文化，在其主体的作用下，都能适应其主体生存的需要上，还反映于通过变革和创新，文化也能适应其主体发展的需要。”［3］对于一个由搬迁形成的新群体，文化是影响能否适应新环境的重要因素，而适应程度的强弱，则是有拥有这种文化的个体所决定。所以，由易地扶贫搬迁民众文化适应程度是由民众自身所决定。易地搬迁民众文化适应性的研究，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例如杨甫旺以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民众为例，对于从民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身份等方面的适应性进行分析研究。［4］罗承松对云南省镇沅县恩乐镇苦聪山寨进行研究，认为要通过市场机制培养社区内部组织能力，促进传统文化的認同与整合，增强文化的适应性。［5］苍铭对苦聪人定居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实施民众计划时应该充分考虑民众的文化适应问题。［6］丁凤琴认为民众民族、年龄、民众时间对生态民众文化适应的影响作用显著，政府应着力对不同民族、年龄和民众时间的生态民众进行有针对性地教育。［7］综上所述，随着生存空间的转换，人物的角色与身份发生变化，在新的文化系统中，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对外部环境的营造，更需要搬迁民众自身的文化适应。

十三五时期，贵州Q县易地扶贫搬迁总人数五万多人，从搬迁民众的文化背景来看，包括苗、布依、彝族等各少数民族。例如A镇整乡搬迁民众中，生活着苗族和彝族，其中苗族占72.3%、彝族占26. 4%，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7%，是典型的民族聚

居地，民族文化保存比较好，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之后，民众离开世代居住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人际交往、语言环境、习俗环境等都发生变化，易地扶贫搬迁民众能否适应这些变化，融入进新的社会环境，从农民成功转化为市民，关键取决于民众对迁入地的文化适应程度。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群体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通过直接的、持续的接触，文化变迁随之发生，在此基础上，民众群体的文化适应问题必然出现。

二、从农村到城市：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的文化适应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的特点是在农村出生、成长，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搬迁到城镇生活，从农业转向服务业或工业。由于易地搬迁民众原本生活的地域具有多样性，都有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有共享的文化基础，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自然村落，因易地搬迁政策，这一群体集体进入到新的居住群体之后，形成新的群体空间，原来固有的熟人社会圈子被打破，由同样的经济条件、环境氛围、教育背景之下，因搬迁组成新的社会群体，并产生新的网络关系。在搬迁社区生活的民众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既带有原生的文化特征，又融入新的文化特征，整个过程是搬迁民众自我重构的过程，从居住空间、生计方式、语言、习俗等都需要一个适应阶段，不断地做出自我调整，适应因空间转换带来的不适。

（一）易地扶贫搬迁民众居住空间适应

从表层现象来看，易地搬迁最大的变化是居住环境的转换，民众的生存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农村到城市，生存空间发生改变。于Q县易地搬迁民众来说，原本生活于农村，是由多个独立的单元共同组成的生存空间，这种空间相对独立性较强，但由于地缘的关系，相互独立的同时联系却不分隔。居住环境是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易地扶贫搬迁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群体的居住空间，Q县大部分搬迁民众搬迁前居住地属于高寒山区，属于偏远的农村地区，基础条件不完善，而整个村寨就是搬迁民众的生活空间。例如A镇搬迁民众，搬迁之前大部分彝族和苗族分散居住在大山山顶、山脊或山腰上。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从几十公里外的其他乡镇购买，上山下山全靠人背马驮，生产生活空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民众搬迁到A镇之后，房屋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整齐划一的二层别墅，项目配套建设相应的绿化带，还有商业中心、餐饮街、工坊街、小吃街、幼儿园、卫生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站、储蓄所、消防控制室物管用房等现代化配套措施，民众搬迁后生活便利。从农村到县城，居住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

（二）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生计方式适应

就易地搬迁扶贫的对象而言，多数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每年按时节从事农事活动，生存几乎得到保障。然而，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固然可以保障贫困人口的温饱，人们生活的风险很小，具有固定性，除非遇到大灾大难；与之相对的是搬迁后的生计方式，多数从事的是非农产业，有的甚至于之前的生计方式完全不相干，这就导致生活收益的来源的不固定性，生活风险成倍增加。易地搬迁民众在新的生存环境中，面临内部的文化适应与外部的文化认同。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从动员搬迁到后续扶持中，搬迁移民最担心的是生计来源得不到保障，搬迁后的生活面临不可知的风险，这是导致民众不愿搬迁的最大因素。易地搬迁之后生计方式的改变，生产强化了生產时间与劳动价值的观念，人们生产生活节奏的加快，消费呈现多元化，进而生活成本提高。对于新进入城市的搬迁民众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一定影响。

就Q易地搬迁扶贫民众而言，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发展种植养殖或是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现象严重，存在许多社会安全隐患，家庭经济来源比较窄。搬迁之后经济收入来源多样，家庭经济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政府为提升搬迁民众技能采全员技能培训、安排公益性岗位、有组织的劳务输出等方式，提升搬迁民众的技能，促进搬迁移民充分就业。

（三）易地扶贫搬迁民众语言与社会交往圈适应

Q县安置的社区中，民众迁出地不一，邻里之间的背景相互不了解，同一个区域，个体家庭的交流较少。而语言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形式，在调研的过程中，搬迁的少数民族民众几乎都是说本族的语言，村干部在召开村民会议或者集体议事的时候，都是用少数民族语言，而同一民族语言本是身份认同的标志之一，更是人际交流沟通不可或缺的载体。在新的居住环境中，搬迁民众面对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交流就存在一定的障碍，尤其是老年人与部分不识字的成年人，这就使得人际交流的圈层缩小，不利于同一社区搬迁民众之间人际关系的建立。

语言作为人类交流沟通的符号，与其存在地理环境、文化语境、个人经历、使用区域等不同而呈现复杂性，在熟悉的环境中，个人的语言表达、行为习惯、动作符号、表演等在同一地域生活的人都可理解，也是个体可以控制。同时，人际交往之间非语言性的表达应用也很广泛，有的只能在特定生存空间背景下使用，也只是熟知的人群能够理解。如果使用不当，或者一些场合使用，就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因此，易地搬迁民众是从农村直接进入城市，人际关系与交流圈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易地搬迁进城之后，这一共同体就会被分散，人们交流共同方式也随之改变，由于居住空间的独立性和单一性，人们交流圈层急速缩减。个体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减少，尤其是邻里之间，每个家庭忙于自家生计，没有多余的时间、空间、精力去固化邻里关系。在调研过程中，许多民众都认为搬迁以后，人际关系沟通与交流圈层减小。首先是亲戚之间的联系减弱，由于距离远的原因，走亲戚不方便。“我们彝族好多都是亲戚，现在他们搬到小镇，如果有事情，除非是那种很亲很亲的，我们人才会，不然我们都是请去的人家带礼，人不去。以前离得近，凡是有事我们都会去，现在太远了，不方便。”①此外，由于大家都住的是独户的楼房，门对门都有可能不认识，大家都是陌生人，见面也都不打招呼的，如果家里有事情需要帮助，连个熟悉的人都没有，亲戚离得远帮不上。这就造成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易地搬迁民众在人际关系上的障碍，人与人之间相互形成一个孤立的个体，进而使得旧交流圈层的断裂。

（四）易地扶贫搬迁民众娱乐空间的适应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中，时间与空间是最为重要组成形式，闲暇时空的消遣方式与时间、空间都有直接联系，闲暇时空消遣是以人为中心，是人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有效使用，闲暇时间不仅影响消遣方式的选择，生活的空间更是早就消遣方式的形成。因此，在生产生活方式极大改变的情况下，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也是随之而变。

易地搬迁民众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从一个熟人社会到一个陌生社会，闲暇消遣方式也要发生变化。就易地搬迁群众而言，在搬迁之前，多数与农业生产为主，每年的闲暇时间有很明显的季节性，春耕秋收后是很多重大活动举行的时间，这也是人们强化人际关系的时节，大家的闲暇时间一致，男女老少忙完农活，走亲访友、串门聊天都是比较平常的事情，也是闲暇时间的消遣方式之一，在一起聊天的话题都有共通性，彼此之间能够理解聊天的内容。在农村，闲暇时空拥有最多的属于老年人，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村里的同龄人几乎都有着相同的时代经历，大家在劳动之余回忆往昔都是一种休闲放松的方式。对于儿童来讲，学习完之后的闲暇空间课选择的活动很多，空间范围也比较开放。同时，休闲消遣的场地从田间地头到路旁房角，都是比较随意的地点。在农闲时节，婚丧嫁娶活动也比较多，人们在相互帮助的过程中，消遣娱乐的活动参与其中，许多娱乐活动男女老少都会参与，参与度很高。一旦选择搬迁，以农业为主的生计转换成非农的事业，闲暇的时间更加充裕，季节性的闲暇消遣特征不在凸显。而强壮劳动力外出务工，或者从事政府安排的工作，或者在附近打短工，都是有固定的劳动时间，工作之余的休闲时间是较为规律和短暂的，而对于老年人，整天都变成闲暇时间，熟悉的同龄人都分散于各处，失去了共同话题的朋友，因而闲暇时空的消遣方式也就变得单一。而休闲消遣的场地变得狭隘，固定的场所，比较现代化的娱乐设施，而对于一直在农村生活的老年人来讲，许多娱乐设施的使用方法都比较难。

三、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民众文化适应进程的因素

在政府要为搬迁民众重新构建一个居住空间里，推进搬迁民众的市民化转换与搬迁民众文化适应进程中，面临搬迁民众地新环境的恐惧、思想的保守性、固守传统文化等复杂的困境，影响易地搬迁民众的进一步发展。

（一）搬迁民众对于环境改变的恐惧

易地搬迁民众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而这个全新环境的生存规则、生产活动等等都是与原本生活环境不同，搬迁民众必须重新规划未来的生产生活，这就可能导致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从而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具有不确定性。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物质需求，只有在满足这一需求之后才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从农民理性的思维来讲，生存安全是最主要的，只有在保障生活安全的基础上，才会尽可能地考虑长期的规划。

在调研过程中，提到易地搬迁扶贫政策，动员易地扶贫搬迁初期，许多贫困人口都会用“害怕”“担心”等词语对于这一事项表达感受，作为应对新事项可能产生风险的反应，本身具有复杂性，贫困人口本身的认知体验、文化背景都是影响民众判断的因素。“我们字都不认识几个，去城里面路找不到，在那儿吃棵葱都要买，喝口水都要钱，讲话人家也听不懂，我去了以后怕生活不下去。”①由于文化素质、生活成本、语言的差距，搬迁民众对于搬迁后的生活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基于此，贫困民众无法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出于自我安全的考虑，就是保持当下的生活状态不改变。实际上，易地搬迁以后，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选择变得多样化，贫困人口提高自身经济水平的渠道更加多元。從已经成熟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搬迁民众生活的区域的社会秩序是稳定的，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之下，人们生产生活都得到了保障。搬迁进城以后，新的社会规则或社会秩序，使得个体处于新的规则和秩序，熟人社会中所建立的安全感到陌生的社会结构中就失去效用，其内在原因是人们对于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思想过于保守，对于新的事项缺乏深入了解。因此，搬迁民众对于新环境的恐惧思想成为影响文化适应的内在的要素。

（二）搬迁移民思想观念保守性

观念是一个人对于客观存在形成的认识，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对于客观存在物都有一个或系统、或分散的认知体系，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思想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为民众的行为选择提供一套思想机制，从个体到家庭的行为受到这种机制的约束。易地搬迁民众作为扶贫政策的受益主体，其思想价值观念对于调整个体家庭的选择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表现出的是个人与生存环境所达成的价值判断，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受到生存环境的制约，个体的价值判断基于所熟悉的情景，对于新的场景的选择与适应都受到固有观念的约束，这就是民众思想观念保守性的体现。

每一个个体或群体都有一套明确的或不明确的独立思想观念，对易地搬迁后生活的不确定感充斥于民众的认知中，在原来生活环境中习得的能够安身立命的思想观念面临新的困境。故而，在易地搬迁扶贫政策的推行中，政府更注重的是民众思想意识的引导，民众需要转变保守的思想观念，创造性的进行思想观念的更新。然而，民众都有固守的传统，来自世代传承的价值观念、习俗都是影响搬迁移民文化适应的阻力之一。

（三）固守传统文化不愿改变

每一个群体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文化是每一个个体性格、习惯、处事行为形成的决定因素，在同一地域上所形成的思维习惯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固定的传统，这影响着生活再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传统本身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现代性的变迁而不断调整其内在的结构。生活环境的变化引起民众约定俗成的习惯发生改变，许多属于民族习惯性的文化消逝，这对民众来说不仅仅是空间居住环境的转换，更多的是民众的自我重构。

在调研过程中，部分搬迁老年人如今依然难以适应搬迁后的生活，尤其是少数民族丧葬习俗，许多老年人是无法接受火葬，生活上的不习惯是可以慢慢适应与调节的，而丧葬就涉及到复杂的传统文化与及民众价值取向。传统丧葬是一个群体世代相传的文化形式之一，与生存空间的环境紧密相连，人们从思想到行为上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传统。伴随丧葬传统的是固定的场域，以及一系列仪式活动，每一个仪式都有其固定的功能性。搬迁后，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发生转换，仪式的功能性也就失去了原生性的土壤。由此可以看出，让民众脱离固守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是困难，而每一种生产生活模式都是区域文化或者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民众在固守传统不愿意改变是蕴含复杂的文化内涵，成为搬迁民众重塑文化传统的重要阻力。

（四）搬迁民众自身缺乏自信心

在日常的生活中，现代背景下，民众自信心的缺乏是对于自身能力不足的感知以及“负面”情绪的现实表达。易地搬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为个人与社会变迁之间互动选择，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基础上，个人自觉或不自觉的适应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这种适应是与个体在社会中的参与度深浅相关。易地搬迁使得贫困人口从生活节奏缓慢的环境，进入快节奏的生活环境，最先感受的是不适应当前的环境，他们会对于自身能力、别人对他的态度、自我观念都进行审视，并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从自身视角去观察需要适应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自身的优劣做出比较。尤其是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易地搬迁民众很容易就对自身缺乏自信心。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访谈后发现，许多搬迁民众对自身缺乏自信，无论是在语言表达，还是行为处事、生产技能等方面都存在自信心不足，自卑感强烈，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的身上比较明显，这也是影响易地搬迁民众文化适应的重要因素。例如：“我们民族这个衣服不好看，又麻烦又难做，我不喜欢穿出去，怕人家笑我。”①“我们的民族衣服我是在家穿，但是到外面务工就不穿，怕人家笑我，看着我们很奇怪，我在外面打工从来不穿我们衣服”。②上述两个案例可见，部分少数民族对于自身文化信心不足，进一步延伸到个体的自卑感，在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避免带有本民族特征的习惯。

作为参与主体，对搬迁后的生活缺乏信心，在推行易地搬迁政策时，是不可忽视的现象。搬迁民众对自身能力认识不清是导致自身信心不足的原因之一，生活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所形成的生产技能可能不适用于新的搬迁环境，这就造成民众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影响了搬迁民众对于自身文化的展示与肯定。

易地搬迁是对贫困人口生存空间的位移，也是人类的对于居住空间的自我构造，在安置地新建的社区空间，已然与原初的社会文化隔断，搬迁民众对于新的环境生产生活、文化、心理的适应都需要长期的过程。然而在现行的易地搬迁政策中，更多的是针对民众社会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对于加强易地搬迁民众适应性的政策比较少。一个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政府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使得民众在安置点稳定下来，离不开对民众文化适应路径的思考。

四、加强易地扶贫搬迁民众文化适应性路径思考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文化适应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推进移民文化适应的进程中，不仅要重视搬迁民众固有的传统背景，而且要打造一个包容性的互嵌型空间，解决移民焦虑的生计问题，更重要的是保障易地搬迁民众后续发展的措施。

（一）重视搬迁民众的固有习俗

易地搬迁实现了空间转换，这个空间转换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的转变，还有人类长期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也要随之发生转变。尤其是苗族、布依族、彝族等部分少数民族，与生产生活伴生出的风俗习惯，特定场景的复杂仪式及其象征意义，都是与生存环境紧密联系。社会环境的变迁引起文化的变迁，由于文化生存的环境的改变而出现不同特点。易地搬迁改变了民众生活的场域，搬迁民众人口向安置点分散流动，割裂了传统习俗中民众互助交往的基础，使得搬迁民众固有习俗难以维系，这就导致民众对固有习俗的改变产生的抵触心理。因此，解决好搬迁群众的文化适应性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对于Q县的搬迁民众而言，在原居地的房屋几乎是每家独立的小楼，既是居住环境又是婚丧嫁娶等活动的场所，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因此，政府为搬迁民众打造新的居住空间，必须考虑搬迁民众的归属感问题，尽可能的重塑原居地的风貌。对于新的居住空间，人们看不见乡愁，没有归属感，这是搬迁民众不愿意搬迁的原因之一。从政府角度而言，必须重视搬迁民众的固有习俗，尤其是一些有特殊功能与意义的场所。从民风民俗的实地调查到移风易俗场所的重塑，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资源。重视搬迁移民固有习俗，为其营造公共民俗活动场所，既可以解决搬离故土民众习惯所需，也可以为不同背景文化的民众提供交流场所。

（二）营造民族交流交往的社区氛围

易地搬迁民众的适应性中重要的是社区融入问题，生存空间的转化，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解构，在政府自上而下推进搬迁的原则下，易地搬迁民众搬入城镇周围社区，能否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如何快速让搬迁群众融入迁入地生活，这就需要打造一个能够充分融合搬迁民众的社会空间。打造能够融合搬迁群众生活的空间，是搬得出、稳得住的关键。

Q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人员是有全县各乡镇搬迁而来，民族、文化、语言、习俗等都存在差异。为了消除搬迁民众之间的陌生感，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搬迁社区极力打造一个包容性的社区空间，让搬迁民众都能参与社区建设中，尽快融入新环境，各社区根据社区民族特点，开展不同的活动，如S街道民众来源于12个乡镇，主要居住有汉、布依、彝、苗等民族，少数民族占98.2%。民族之间差异巨大，民族文化氛围浓厚，为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消除民族之间的距离感，街道积极组织搬迁民众参与一系列活动，同时依托各民族的特色文化，举办彝族火把节、苗族绣花节等，旨在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尊重风俗习惯，共建和谐社区。此外，还同步建成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益童乐园、新时代数字电视农家书屋、新市民体育广场等便民设施，让各搬迁民众共享共乐，为搬迁民众更好更快地适应新的社区环境。

（三）提升搬迁民众的知识技能

易地搬迁最急需解决的就是搬迁群众的生计问题，民众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是由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所决定，如果生存都无法保障，已经搬迁的可能出现返乡。因此，在知识、技术、信息时代，贫困人口自身的内源性能力建设是提升搬迁民众适应性的重要因素，搬迁民众在城市文化背景下的谋生手段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只有提高自己知识技能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

Q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牢牢握培训就业核心，大力推动搬迁群众就业增收。把搬迁劳动力全员培训摆在首要位置，采取“人社中心+劳务公司+企业”一体化培训模式，因人施教、分类施策，采取中长期、短平快培训、以岗代训等方式相结合，开展家政、厨师、电子商务、旅游服务、园林绿化、刺绣等技能培训，让搬迁民众学习新的技能，提升知识技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在搬迁社区附近建设产业园区，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搬迁的劳动力，千方百计地增加搬迁民众的经济收入。

（四）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完善是搬迁群众最后一道保障措施，是搬迁群众稳得住的最后一道防线。搬迁群众到新社会空间生存，有强烈的恐惧感和未知感，而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能带给搬迁群众安全感。一是统筹好就业、就学、就业问题。安置点内统筹安排好就业、就学、就医三大问题，不能让搬迁群众看不上病、上不了学、吃不上饭。二是完善便民利民服务。按照新市民居住区基本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建设标准化的党群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心、综治中心、文化服务中心、老年服务中心、儿童服务中心、综合便利店等，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为群众打造宜居、宜业、方便、快捷的新市民居住区。三是强化社区网格化管理。街道、社区、楼栋（片区）三级网格，创新组建“五员”网格员工作队伍，探索“五员队伍+”网格化管理模式，形成共“党委、政府—党支部—党员、街长、结对帮扶干部—新市民”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全面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推进了和谐社区的建设，促进民族稳定、和谐发展，提升搬迁移民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五、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成为贫困程度极深地区快速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不仅可以促进城镇化，而且是缩小城乡教育不均衡的手段之一，更是提升人口素质与减少城乡贫富差距的重要契机。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城镇化进程的一种趋势，由搬迁民众组成的群落的传统与城市的现代性相互交织，传统文化发生变迁成为必然。在原居地，民众生产、消费，物质的进入与输出之间，都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相对平衡的狀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其中某一因素的变化，必然引起其它相应的要素的变化。易地搬迁后，居住环境要素的改变引起搬迁民众文化场域上的改变，每一个个体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域中长期生存，会与场域文化紧密联系，民众从原有的文化环境中进入到由城镇化所构建的文化体系中，由于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加上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差异，而易地搬迁不仅要冲破体制的障碍，还要突破文化体系的束缚。因此，重视和关注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民众做出决策与及探讨对未来环境的生存和适应状况的路径，对于促进易地搬迁民众适应融入城市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0.

［2］И·М·库兹涅佐夫，张铁山.民族文化的适应性与人格自决的民族文化类型［J］.民族译丛，

1991（02）.

［3］庄容开.关于文化的适应性问题［J］.广东社会科学，1988（02）.

［4］杨甫旺.异地扶贫搬迁与文化适应——以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民众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8（06）.

［5］李春忠，罗承松.苦聪人文化适应性的社会心理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2）.

［6］苍铭．山民下坝的文化适应——苦聪人定居问题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

［7］丁凤琴，高晶晶：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态民众人口迁移的文化适应——以宁夏中部干旱带地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15（06）.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