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钟 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中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习近平在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1](p.243)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体现了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前，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顺应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深刻认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坚持“两个共同”

一致性与多样性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哲学范畴，适用范围很广，反映着社会主义运动在发展中经常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面临如何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普遍出现过失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付出了沉重代价。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坎坷道路表明，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绝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同国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问题紧密相连，同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统一的国家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等问题密切相关，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

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致性与多样性问题表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与发展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在如何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上，既有成功，也有过失误。例如，在成立早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缺乏了解，特别是对中国具体国情或矛盾的特殊性缺乏应有的深刻认识，我们党往往把普遍的东西绝对化，只知照搬现成模式，使革命遭受不少挫折，走了不少弯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终于探寻并找到了把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致性与多样性结合起来的具体形式与道路。比如，我们党关于由农村包围城市开始，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以及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整套理论、方针和政策，都建立在对中国具体国情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包含对中国阶级关系、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阵线的特殊组合等多样性的深刻分析与认识。这既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不可分割的领导权，又使政权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实现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使得一致性与多样性相互关系的辩证法鲜明展现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一，在经济领域。关于所有制结构，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既根本区别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混合经济”，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经济，体现了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特征。我国施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允许并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挥致富带头作用，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一致性的要求，但共同富裕既不是没有差别的平均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同步富裕。这就是差别性或多样性的表现，即共同富裕既是有差别的富裕，也是有先后的富裕。

第二，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出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国实行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既区别于西方流行的多党制，又区别于传统的一党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协商民主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架构的重要构成，也是一致性与多样性在政治生活中有机结合的典范。

第三，在民族领域。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和地区差别是我国社会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各地区、各民族在自然条件、历史和现实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差别，因而是多样的。中华民族由56 个民族早已历史地融合为统一，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传统民族格局，这也是我国相对于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国家的一个优势。但民族问题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为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创造了社会前提。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了伟大成功，关键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了各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特别是通过经济发展和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和提升，增强了国家政权的民族凝聚力，从而促进和完善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由此可见，既要承认民族问题上的差别性或多样性，又要坚持一致性，而坚持一致性最根本、坚实的基础，就是经济不断发展，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创造条件。

（二）“两个共同”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涵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民族团结是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要保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更是重要保证。正如邓小平指出，“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2](p.252)我国各民族的安定团结，是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核心的民族政策基本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明确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强调：“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3](p.279)

1982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4](p.7)1984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坚持和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5](p.81)

1992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6](pp.1839-1840)

进入21世纪，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鲜明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①参见《民族工作文献选编》（2003—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0—108页。明确将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深入阐释了“两个共同”的科学内涵，把团结和发展有机统一、紧密结合起来。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不断推进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繁荣稳定、和谐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把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始终把经济工作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对维护民族团结、加快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420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民族八省区312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整族脱贫。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民族地区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广泛深入，各族人民凝聚力、向心力极大增强。“两个共同”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国家发展上来，形成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必须把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必须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二、准确把握“两个大局”，推动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习近平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7](p.716)“两个大局”要求我国各族人民紧跟时代步伐，准确把握国际国内总体形势，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增强民族工作和民族事务治理效能，推动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立足“两个大局”清醒认识中国和世界发展局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国内大局，即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局”二字表明这是全体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梦想，关乎“国之大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际大局，“变局”二字体现为世界经济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立足“两个大局”，需要我们清醒认识中国和世界当前的发展局势。

一方面，需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长期来看，我国经济恢复与持续发展的基础尚不牢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一些地方包括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还在依靠拼资本、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高技术高效益的高质量发展步伐缓慢；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位置还处于中低端，高端产业供给短板明显，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非常突出，产业链安全问题凸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严重，城乡区域、东西部地区尤其是南北部地区差距愈来愈大；等等。可以说，当前我国发展既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也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发展环境、安全风险最多最大、困难挑战前所未有。

另一方面，需要清醒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国际环境，其中有四方面趋势：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加快重塑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趋势；二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加快推升全球治理变革的趋势；三是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加快促进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的趋势；四是大国战略博弈不断加剧，加快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化的趋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尤其是近年来，经济逆全球化趋势渐显，同时，国际上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导致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已进入动荡变革期。

总之，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同步交织，既相互影响又互为机遇。“两个大局”是当今中国的谋事之基，只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才能披荆斩棘、破浪前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快促进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7](p.791)这进一步明确表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决心。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涵的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整体性、历史性的社会主义性质特征，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从我国具体国情实际来看，我国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进程与其他地区具有一定共性，但由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以及地理区位等因素，又呈现出若干独有的发展状况。

第一，资源禀赋丰富，产业结构落后。民族地区资源储备丰富，如有色金属、天然气、林业资源和水资源等，因此采掘业与原材料工业是大多数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但开采方式粗放、低效，加上生产加工工艺落后、管理组织粗放，导致能源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较大。同时，民族地区大多地形地貌奇峻，有利于发展旅游业等较为绿色环保的产业。然而，土地沙化、水源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退化，不仅威胁到旅游业本身以及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更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第二，共享发展不足，区域差异较大。民族地区区域内居民分散程度较高，城镇化发展有限，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同时就业机会较少，人力资源短缺，产业结构仍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居民收入较低，文化娱乐活动有限，要加快区域发展面临许多困难。虽然近年来从纵向来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猛，但与东部、中部区域横向比较差距仍然不小。民族地区大多为沿海发达地区加工业的原料和原材料输出地，加工制造业能力薄弱，产业趋同，竞争力不强，所以区域开发合作起点低、进展慢、推进面窄，要融入国家整体发展难度不小。

第三，创新能力有限，对外开放程度不够。由于教育资源和人才匮乏，科研投入不足等因素，民族地区创新研发能力薄弱，研发人员数量和专利授权数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多年来形成的对资源型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造成利用技术创新来完善工艺流程和提升管理水平的驱动力小。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也使少数民族存在封闭惯性，抬高了市场交易成本，无形中对经济要素的进入形成壁垒，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地区全面参与国内外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民族地区至今主要仍是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入区域，出口对于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小，出口驱动较弱，对外开放程度与国内其他区域还有较大差距。

当前需要清晰认识到，当今时代是人工智能、数字化时代，推动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获取新的增长动能，仅靠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驱动难以实现，需要进行结构性体制机制改革和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真正提高效率和激发创新力。近年来，我国重视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其建设意义在于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这也将会为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良好助力和重要机遇。

习近平在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1](p.247)对此，就民族地区发展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从经济角度来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发力。

第一，应立足能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抓住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的良好机遇，推动“新基建”项目落地实施，着力提升民族地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当前，以“新基建”为主的信息产业正在成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族地区要抓住机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优势产业，布局新兴产业，打破产业发展困局。通过能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在5G建设、特高压建设、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建设等方面加强投入，刺激市场发展动力，培育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第二，应立足成本优势和地理优势，抓住承接国内国际产业转移的良好机遇，以产业转型升级刺激市场活力，为传统优势产业提供新增长动力。经济逆全球化抬头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全球原材料运输受阻，产业链中断，但为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一方面，民族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资源富集区，是现代制造业生产必需的原材料产区，极具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民族地区作为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既背靠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又可通过陆路运输充分辐射中西亚和东欧国家，是天然的经济洼地，极具地理优势。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贸文化交流，民族地区能够以极低的交易成本拥有中西亚和欧洲国家广阔市场，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有利优势。

第三，应立足民族特色产业优势，抓住构建以或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良好机遇，激发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城乡民众就近就地就业和勤劳致富。我国西部县域人口基数大，拥有大量剩余劳动人口，潜在消费能力有待进一步开发，内需消费潜力巨大。可以说，没有西部县域经济大发展，则难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难言加快实现富民强国新跨越。而且，县域与农村地区的密切度高于城市，县域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随着我国城乡协同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也应逐步将政策重心放至县域。一方面，要立足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优势的多年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集群，助推衍生诸多新业态，如服务于核心的周边产业、新型产销模式等；另一方面，要通过城乡要素互动，打造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的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全产业链，让以农业为基础的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并以此源源不断创造出非农就业岗位。经济活，则就业活；城乡兴，则共同富。

总体上，当前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 调”“绿色”“开 放”“共 享”来 说，各 要素对于民族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差异：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对民族地区的拉动作用最显著，而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推动潜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三、切实增强反渗透免疫力和反分裂主义战斗力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精神凝聚力。当今世界并不缺乏因意识形态失守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典型案例，如苏联；再如，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西方势力在中东欧一些国家策动的“颜色革命”。这些法治无力、政府治理能力明显不足的国家，被强行推行所谓的“西式民主”，最终导致核心价值观混乱、政权倒台。

20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国家实力不断壮大，引起西方世界极大忧虑。近年来，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更是将中国视作其霸权力量的最大挑战者，总是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价值观渗透和分裂主义行径，我国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一）西方势力各种渗透颠覆手段不断花样翻新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势力关于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颠覆手段不断翻新，图谋将思想渗透引向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各领域，企图搞乱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主要包括：

第一，西方势力在理论上构建了一整套宣言民族分裂主义的理论体系，涉及包括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等各方面，体现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观，不可谓不系统完整。他们从理论上刻意恶化中国历史上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将中华各民族融合的历史颠覆为汉族对少数民族掠夺和侵略的历史。其目的就是以意识形态领域作为突破口，制造各种分裂舆论，煽动分裂情绪，先搞乱我国边疆民族民众的思想，进而弱化各族人民对党、对祖国的思想认同。

第二，在我国境内的某些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幕后金主具有西方政治势力背景，这些组织以慈善、公益、学术等面目出现，以潜移默化的“和平手段”进行思想形态渗透，真可谓久久为功。某些国际金融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还通过小额贷款、金融资助等方式企图对普通民众进行渗透、教化甚至组织利用，策动民粹主义抬头，进而激发底层各族民众的反政府和反社会情绪。有的甚至以金钱利益手段拉拢扶持各种违法势力，企图借用个别宗教力量培植战略内应，伺机诱导不明真相的学生、民族群众制造群体性事件。

第三，西方势力常态化利用网络虚拟空间，极力鼓吹各种极端价值观念，大肆宣扬所谓的“普世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等，直接冲击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实施新媒体意识形态入侵，与我国主流媒体争夺虚拟空间话语权，冲击我国思想文化阵地；以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丰功伟绩，抹黑党的执政现状；混乱嫁接中华各民族历史、丑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刻意糅合融入网络游戏、动漫、小视频等所谓“酷文化”，大肆宣扬所谓“文明冲突论”，企图影响和诱导我国各族青少年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总而言之，互联网络已成为西方势力向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重要渠道。

（二）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

习近平在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1](p.248)对此，我国各族人民应不断强化提高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切实增强意识形态反渗透免疫力和反分裂主义战斗力，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

第一，对于敌对势力建立的一整套民族分裂主义理论体系和有关宣言，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应有的放矢，强化针对性系统研究，通过构建完整而强有力的反民族分裂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上各个击破、全面而精准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切实深化各族人民对党对祖国的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树立张弛有度的战略思维，有效规范和管理我国境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和行为设立负面清单，严禁窃取我国机密、思想渗透煽动“民意”、支持“街头革命”等各类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认清一些国际金融基金会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老手打着合作交流、资助科研、独立媒体等幌子进行思想渗透的实质，严格限制其落地我国境内。

第二，应加大力度提升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文化素质水平，引领民族地区各民族文化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加快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目标，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所在。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仍存在部分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现象，以及部分民族地区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等，使得部分民族文化背离我国主流文化价值观，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的关系：一方面，传统民族文化中的落后部分亟须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传统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需要及时与时代相融合进行创新发展，否则同样不能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引领作用。

第三，应加大力度坚定不移推行民族地区中小学双语教育，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教育宣传，教育引导各民族青少年从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各民族文化的有机联系，促进当下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面纵深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总而言之，近年来国际间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复杂多变，大国之间的博弈、意识形态较量正在从高政治领域向低社会空间延伸。对于一国而言，意识形态是国家制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具有强烈价值倾向的信仰体系，能够成为凝聚社会资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防范外部意识形态渗透，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关键，是保持我国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的根本前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