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 鹏

当今，政党已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p.14)国内外关于政党和现代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第一，比较研究：欧美国家政党往往是政府的“配角”，而在以东亚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和地区，许多政党扮演着长期执政、把控全局的“主角”——这不仅形成了不同的党政关系，更导致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制定方式和经济改革路径等长远问题。第二，由于实践超前于理论，尤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实践超越了现有主流政治学或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角度、广度和深度，“中国共产党经济学”长期被有意或无意忽略。事实足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种现代化模式和发展形态，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他领导型政党的经验十分必要。由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经济活动历史进程，探究相关理论及实践逻辑的演进，力图寻找发展规律，进而认识“中国模式”的最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奇迹”的内在机理。

一、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及逻辑生成

（一）政治与经济的有机整体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人类社会整体性出发，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概括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阐释了其中不同组成部分的对立统一关系。人类社会永远在发展和运动，社会基本对立面的运动就是社会有机体运动的内在根据。社会有机体是一个整体系统，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在其中相互作用。没有对立面的运动，社会有机体就不能发展，就没有生命力。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对立统一体，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关系。人类社会是在人类实践和交往活动中形成和不断自我更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实践为中介，以相互间的对立运动为根本动力，构成一个运动着的有机体。在社会有机整体中，经济是基础，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关涉物质领域，着眼于财富生产创造；政治关涉社会发展，既要促进物质生产，也要关注财富分配。作为上层建筑，政治与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要素相比更集中、准确、直接地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构成、性质及结构，对经济的反作用最为明显和突出，所以其在上层建筑中处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p.10)马克思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为基本出发点，用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概念，从整体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国家政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间复杂的内在联系，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可调和性，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3](p.32)

（二）政党是有阶级属性的

政党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定阶级的利益代表。除了具有阶级性这一本质属性外，政党还有一些特征：第一，有一定的政治纲领；第二，有严密和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第三，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第四，具有斗争性。[4](p.314)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利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往往不承认自身的阶级属性，自认“表达民意的组织”“全民的党”“超阶级的组织”。然而，“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5](p.705)

（三）共产主义政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思考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时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组织，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了真正的领导，为未来推进社会主义实践奠定了理论前提和组织基础。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肩负起把这个德国手工业者半密谋、半宣传性的组织改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任务”。[6](p.89)同年6 月，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为目标，[7](p.236)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原来阶级观点模糊的“人人皆兄弟”。从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震撼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誓言。1848 年，《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份完整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揭示了政党的本质，强调了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正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人们对政党的认识，才不至于仅仅局限在功能上，而是从实质上看问题”。[8]《共产党宣言》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策略、奋斗目标等理论原理，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9](p.44)“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5](p.685)“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0](p.524)《共产党宣言》强调的任务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9](p.52)这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指导的思想和理论来源。

《共产党宣言》一经出版，就发挥出巨大理论指导作用。然而，随着1876 年第一国际解散、1895 年恩格斯逝世、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逐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思想、政治、组织上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泥潭，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看不到希望。

（四）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指导并开创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实践模式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1](p.23)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逐步摆脱理论困境和组织困难，提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1902 年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文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2](p.25)之后，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13](p.21)“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14](p.38)“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15](p.64)等等。列宁的政党学说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遵循。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布尔什维克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16](p.490)在列宁新型政党理论指导下，苏联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全面领导政治与经济实践的划时代篇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对此，邓小平总结道：“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7](p.44)

列宁逝世以后，从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到30 年代末，在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率先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基本制度的主要构成是：“确立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国家政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土地、森林、矿山等资源为全民财产、经济管理体制集中制的原则、国民经济计划化、即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管理原则等等”。[18]苏联模式推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就超过德、英、法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1年，苏联工业产值比1929年增加了12.7倍，同期美国只增加了2 倍，[19](p.58)为苏联人民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从1929 年到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即整个斯大林时期）为6.7%，1953—1965 年为6.1%，1966—1970 年为5.3%。”[20](p.44)《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对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世界上其他国家与苏联工业化发展，发现除日本、德国和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他工业化国家增长速度都没有苏联快，增长持续时间也没有苏联长。

普京曾痛惜地指出，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民族最大的政治悲剧。当然，苏联解体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所遭遇的重大挫折，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苏联模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当今的条件下必须‘全面突破’（不是‘全盘否定’），‘彻底改革’”才有继续发展的希望。[21]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逻辑的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社会形态和内外交困的存亡危机，决定了近代中国任何政党都必定要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维护国家统一和推动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政治使命。

（一）近代中国性质与国情决定了必须走以党建国的道路

西方国家往往是先有现代国家，后有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在议会运行过程中逐渐产生。中国则是先有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后有现代国家的建立。“中国社会对政党的内在需求，并不出于运行民主共和政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凝聚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内在需要。”[22](p.25)

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成功领导辛亥革命后，仍面临军阀混战和外强环伺的险恶政治环境。在经历多次挫折后，孙中山深入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逐渐形成以党建国治国的思想理论，试图通过建立新兴政治力量引导国家走向团结统一、结束四分五裂，“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23](p.96)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提出：“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24](p.69)之后，孙中山逐渐形成包括“立党救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三个历史与逻辑紧密关联的“党—国”理论。[25]对此，他说：“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不能维持国家，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国受其害，是故无政党国家，国家有腐败民权有失败之患。”[26](pp.4、43)在孙中山看来，党的作用有三：“一以养成多数政治上之智识，而使人民有对于政治上之兴味；二组织政党内阁，执行其政策；三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之不滥乎正规”。[26](p.147)至此，孙中山从早先“效法英美”彻底转向“以俄为师”。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召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仿效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建党建国模式，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构建“以党建国”的政治蓝图。不过，孙中山虽寻求了以党建国的正确道路，却过早去世，而国民党此后也没有真正贯彻他的政治遗言，因此，孙中山的建国思想逐渐失去对中国革命的领导。

（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进程中逐渐形成现代化理论逻辑、实践成效和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治党治国模式影响，在近代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进程中，都选择了“以党建国治国”的路径。

“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27](p.686)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提出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社会革命”等目标与根本原则，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把当前斗争与长远目标相结合，党的二大制定党的政治纲领，包括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全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纲领区别于其他政党纲领的一大特色。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坚持党的最高理想引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制定若干有机关联的适合于每个历史阶段的最低纲领，通过完成一个个最低纲领，渐次实现最高纲领。“三位一体”纲领对革命和建设的政治领导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至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和基本经验。

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4年来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转变。会议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7](p.602)解决在产业工人数量不多、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难题。瓦窑堡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我们党不但代表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民族的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中华民族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28](pp.158-160)这些新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政党政治和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9 年至1940 年初，毛泽东经过大量创造性理论思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治党建国的基本原则，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关于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的理论体系。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认为的领导，都是肩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7](pp.650-651)《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新民主主义所以“新”，在于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一股强大而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面，“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27](p.671)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阐发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和理论，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绘制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先进的现代化新中国宏伟蓝图。

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等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至1945 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120万经验丰富的党员；建立了19个解放区，95万平方公里的后方基地，7500 万人口的群众基础；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敌后根据地人民和军队按当时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当时经济发展实践巩固和支持了敌后战争，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从事经济工作的党员干部。

党的七大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第一，修改后的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面领导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志。第二，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奋斗目标，建立“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强调“耕者有其田”，提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大工业归国家所有，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报告描绘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蓝图，初步回答了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第三，毛泽东在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27](pp.678-679)

随着解放战争接近胜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 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由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的局部执政逐步转向全国执政。1949 年6 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强调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经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29](pp.1075-1076)1949 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制定出新中国建国方案。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方针。1949年10月1日，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随后三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实现了“全国统一、经济恢复、新区土改完成、政权全面建立、朝鲜战局趋于稳定，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的政治局面。[30](p.32)1949—1952 年社会主义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从34.7%上升到56%，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上升到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比重从17%上升到26.6%。[31](p.71)1953 年1 月1 日，我国开始实施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投入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高潮。1956 年，党的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新中国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仿效苏联形成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

1957年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工业部门建立起来。工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就，远超旧中国百年来增长水平，即便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起飞阶段增长速度相比，也名列前茅。此后20 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但在党中央领导下，国防尖端技术、原材料化工、制造装备等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和国民教育科研体系基本形成，并且“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32](pp.359-361)这些工农业发展成就和党领导经济建设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奠定了物质基础、人才基础、科学基础和制度基础，来之不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有机结合，鲜明表现在“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取向，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核心领导力量，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有力推进经济社会历史性进步为实践形态”。[3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能够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整体，能够从长远和全局利益出发，遵循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把社会主义优势和市场经济优点结合起来，统筹运用计划、市场、规划、法律、行政、资本等各种政策手段，集中配置各种资源，消除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市场调节机制分散化、短期化、局部性和唯利性的缺陷，最大化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余年和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贫穷国家之一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突破100 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全部农村人口实现脱贫，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承载着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用中国文明拓展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模式，是在21世纪这个“时间”和中国这个“地点”上，由政党代表的发展模式的新实现形式，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超越”，是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对人类社会的创造性贡献。

三、政党领导经济社会现代化是后发赶超型发展中国家普遍现象

（一）现代国家构建和政党领导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早发“内源性”经济现代化。这些国家占据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等现代化发展的领先优势和条件，并不存在寻求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压力，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性发展基本同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先发国家对外侵略与扩张，导致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深刻的矛盾，推动了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为新文明载体的现代化因素不断成长。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运动，最初都表现为反边缘化运动，即现代民族独立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首先要求从政治上改变国家的屈辱地位。“国家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它作为民族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在唤醒民族自觉、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上，而这正是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一个前提条件。”[34](p.200)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属于典型后发“外源型”道路，这些国家大多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成为现代化转型的政治前提。“早发内源型”和“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转型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推进现代化所依赖的路径截然不同，决定了各国的政治发展类型及政治实践机制要与其具体实际相适应。由此，领导型政党的成立和发展，历史性地成为后发国家国家构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政治前提。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后发现：“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同有强大的政党的政治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35](p.396)由此，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开出“药方”：在强大政党主导下实现政治安定和经济进步，即著名的“权威—秩序—发展”模式。以“责任政党政府思想”而著称的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Elmer Schattschneider）在考察美国政党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后提出：“毫无疑问，政党的产生是现代政府显著标志之一。政党政治区分了民主和独裁政治，建立了现代政治哲学，政党创造出民主政府；政党并不是现代政府附属物；它们处于现代政府的中心，并扮演着决定性和创造性的角色。”[36](p.44)政党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如此重要，是因为在早期现代化中新经济因素成长缓慢，后发的外源型现代化不能等待这样漫长的自发性变革。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政党都具备推动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的能力——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大限度推动本国的现代化发展。“客观的‘需求’与主观‘供给’的相互促进，促使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深刻转型，即由资产阶级政党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一统天下，发展到无产阶级政党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时代性出场；由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主导的政党政治，发展到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确立政党政治，开创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国家实体’层面运行的全新实践。”[37]社会主义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适合的发展方式，靠国家力量推动现代化，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加速经济增长。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 Baran）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标志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改革，但如果不去改革和完善，而是放弃这个制度，完全转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则会导致彻底失败，因此，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化并不能导致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对此，他说：“过去一百年间在落后地区发展起来的那些工商业都已迅速地被纳入垄断集团—寡头统治者的富豪伙伴的控制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的劣点兼而有之的政治经济混合体，而且有效地堵塞了经济增长的一切可能性”。[38](p.146)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广大后发国家殊途同归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进程体现的是历史文化基因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尽管现代化是各国和地区发展的共同趋势，但实现模式千差万别。只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有利于本国发展的道路，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成功。近代以来，“在辛亥革命同时发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与反抗运动中都是一样的，那是时代的主旋律。所有这些革命与反抗运动都不是传统的造反，而是为追求现代化而迈出的第一步”。[39]“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按照列宁的模式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在一个处于过渡阶段、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而实际上是在地方军阀控制之下的国家，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40](p.172)“挑战与应战是文明生存的机制，决定着文明的消失与延续（汤因比）；文明复兴的工具是“现代化。”[41]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构建起以新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为核心的国家载体。

近代中国社会的大转变是一个众多内外因素交织的极其复杂的历史进程，轨迹是“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的“四重奏”，“通过长期的革命化的重组过程，缓慢地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34](pp.490-495)任何一个政党想要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构建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完成以下基本任务，“一是将政党打造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使‘政党’取代‘民族’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主体；二是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为现代国家提供依托平台；三是消解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在个体权利和集体决策之间寻求合理平衡”。[42]作为一种有效的国家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够巩固传统社会过渡过程中的前提条件，发动起飞，把一个社会推向技术成熟”。[40](p.172)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社会形态和内外交困的存亡危机，决定了任何一个近代中国政党都会将自己定义为社会转型和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者。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毫无意外地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和经济构建的政治前提和制度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中国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郑重的历史选择。”[43](p.820)

四、坚持和发挥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制度优势，加快新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44]当前，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普遍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主体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吸取和借鉴西方社会发展成果，使社会主义获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未来10—15年，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存在较多机会窗口和发展红利，但最关键的还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45](p.318)

当前，我国已走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表明，无论国家大小，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都要经历从粗放的低水平发展到高效的高水平发展的演变，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国民过上高质量的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己独特的道路，但也遵循这一共同规律。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6]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尤其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生产力水平高低最鲜明和最重要的标志，是新一轮全球竞争的主战场。生产力发展需要不断改革体制机制、变革生产关系。我国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是不断改革的过程，是通过生产关系变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递增进步过程。我国每一轮改革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顶层设计、渐进方式、上下结合，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实现制度性突破，使生产关系适应新的生产力要求，在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深层次上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目前，我国现代化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各个领域都存在短板弱项，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的新问题交织缠绕，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和环境变动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或蝴蝶效应。这些都是我国推进全面现代化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一方面，各级党委和领导应“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力的能力和水平”，[45](p.320)抓住战略机遇、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法治化水平，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45](pp.321-325)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有效机制，使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更好作用”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