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大党意识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丁晓强 方 希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向全国性大党发展，毛泽东在开展党的建设工作方面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最大特点就是根据历史发展变化，聚焦当时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特点、新挑战和新要求。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大党建设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开展了18年的革命斗争，形成了丰富的斗争经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由于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和全民族抗战的展开，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党中央决定大量发展党员。到1938 年底，党员人数很快发展到50 多万。对于领导和推进伟大抗日战争这一重要任务，毛泽东指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1](p.602)这从“量”即“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和“质”即“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两方面规定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内涵，并提出完成大党建设的艰巨任务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随着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口已达9000 多万，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分别达121万和90多万。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的24 年历史时引用了《庄子》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并解释道：“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2](p.291)这标志着这一时期伟大工程任务的完成。为夺取抗战在全国的胜利、迎接工作转变以及胜利后的新挑战，毛泽东又对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展开了新思考。这些思考对于今天解决作为大党的中国共产党特有的难题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的建设要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

大党的形成，都经历了较长发展。大党的建设，总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进行。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1939年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已经18年。这18年里，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已形成较为充分的认识。1938 年9 月至1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路线，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这构成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总方向。

党的建设要同党的路线密切联系起来，是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总方向。政治路线是我们党在一定历史阶段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的总和，是事关党的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规划。政治路线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基本内容包括革命的阶段性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原则、手段及阶段性工作重心等。基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建立统一战线和开展武装斗争构成当时党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方面。[1](pp.608、610)中国共产党18年来的斗争历程证明，“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党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中的政治路线。[1](p.605)党的政治路线决定一切。党的建设一定要与党的路线联系起来，这关乎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与政治路线相联系的重要途径。为更好推进党史学习，从1940年夏开始，毛泽东着手编辑被称之为“党书”的《六大以来》。他挑选了86 份文献，既有反映错误路线的，也有反映正确路线的。1942 年3 月，随着党内整风运动深入开展，中央高级学习组与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开始共同研究党史。是年3 月30 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做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时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3](p.399)为此，毛泽东又主持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供党员干部学习。1943 年10 月，延安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党中央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上，毛泽东挑选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文件、讲话、文章等，编成《两条路线》一书，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的主要学习材料。

1945 年4 月，在深入学习党史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4](p.97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革命任务与阶级关系、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等方面系统批判了错误路线，全面阐述了正确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4](pp.998-999)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坚强领导集体的确立，标志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任务的完成。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战争政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二、关键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一方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回应了中国共产党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把以往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幼年期；土地革命时期（到遵义会议为止），中国共产党逐渐走上正确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凭借过去两个阶段的经验逐渐成为全国性大党。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特征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刻把握，在指导中国革命中较多依赖“本本”，并且需要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指导和支持。然而，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大党，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更深刻的把握，能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增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关键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这是毛泽东当时关于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提高党员干部工作能力的重要思考。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斗争的党，亟待解决并且须着重致力解决的大问题是普遍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p.533)他指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3](p.179)毛泽东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1](p.534)

思想方法问题就是思想路线问题，体现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态度即学风。思想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主观主义，理论和实际相分离，反映在某些教条主义者身上：只懂希腊，不懂中国，单纯“为理论而理论”，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一种是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对此，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阐释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p.801)思想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为党的政治路线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确保党的政治路线正确。

1941 年5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正式开启整风运动。1941 年至1945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首要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就是要清算教条主义的思想基础。由于“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3](p.372)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反主观主义，就会造成“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就“难以应付时局困难”。[3](pp.414-415)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大规模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展调查研究、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党员干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要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

大党具有较大的组织规模和复杂的组织人事关系，因此解决好组织上的问题、处理好党内的矛盾关系重大。在党的历史上，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导致错误的组织路线，表现为排挤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和“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路线。“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4](p.986)对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党必须克服过去“左”的错误的路线和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妥善解决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团结，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毛泽东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关于改善党的作风、处理党内矛盾、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思考。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三重主要矛盾：一是历史和现实中两条路线的矛盾；二是党内各根据地不同“山头”以及不同干部之间的矛盾；三是每个党员头脑中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而正确的组织路线既是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保证，也是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论基础。

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延安整风运动基本内容之一。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进行过火党内斗争，与错误的肃反政策相纠缠，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削弱了党。”[4](p.987)延安整风主要是针对宗派主义的残余，也即闹独立性、搞不团结，把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置于党的整体利益之上。反对宗派主义及其残余，就是要“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2](p.61)

在整风运动中，每一个党员干部都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41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党性问题的会议中指出：“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5](pp.285-286)这年7 月，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①参见解放社编：《整风文献》，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114页。怎样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是着重对领导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此，毛泽东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3](p.418)二是以团结为原则。对此，毛泽东说：“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2](p.256)

在整风运动中，特别要反对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个人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分析，以达到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说：“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3](p.375)

毛泽东认为：“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5](p.433)通过充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不仅有效克服了过去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而且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4](p.955)的目标。

四、要密切联系群众

大党时刻面临环境变化的考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极大发展，到1945年，有党员120 多万、军人近100 万、根据地人口近1亿。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已取得巨大成绩，但党内容易滋长骄傲情绪。而且，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党内也容易萌发脱离群众的特权意识。

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关于保持党的初心、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思考。早在1934 年，毛泽东就发表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阐述了联系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范围进一步扩大，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正确关系就更加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从根本上看，整顿“三风”，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说过：“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4](p.1095)在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就要求党员干部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深入群众；反对宗派主义，就是要能与各方面的群众打成一片；反对党八股，就是要求文风能贴近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生动的语言。

毛泽东提出，在延安要养成一种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新风气，即“延安作风”。他时常把“延安作风”与拖拉腐化的“西安作风”进行对比，要求战胜“西安作风”。[6](pp.33-34)毛泽东认为，“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4](pp.934-935)他严厉处置反映出严重特权思想的“黄克功案”和贪腐的“肖玉璧案”；赞赏延安县干部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情况”，并且“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3](pp.458-459)他从“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2](p.285)的怨言中了解到农民对征粮任务过重的不满，通过大生产运动，既解决了困难，也巩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胜利曙光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壮大，毛泽东强调：不能骄傲。他说：“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2](p.295)他要求党的干部不要把成绩当包袱背上，要求“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4](p.947)他把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让干部们学习，“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p.948)1945 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发问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pp.156-157)

毛泽东还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1943年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哲学高度出发，论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4](p.899)这就创造性地把密切联系群众贯穿于党的全部工作。群众路线规定着政治路线和其他一切路线的价值内涵。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8](p.928)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巩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获得了力量源泉。

延安时期，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敏锐地把握了向大党转化发展新的特点、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抓住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关键。这些思考形成了系统的党的建设理论，构成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理论和实践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既统一了思想，又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勇于自我批评，既有效纠正错误、改善作风，又形成了严肃的政治生活和良好的政治生态，巩固了党的团结；密切联系群众，既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宗旨，也使党的工作获得了不竭力量。这些方面，对于我们今天破解大党建设的独有难题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