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与信息:保密科学的“三元问题”探秘
——兼论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王 皓

(湖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62)

一、 引 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保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正处在创建发展阶段,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理论的困难”。在十二年前,中国保密界的一些知名学者如沈固朝、罗江淮曾明确指出“保密学目前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理论的困难”和今后应注重11个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①,韦景竹、曹树金就明确谈到,“目前,对保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还比较少,对保密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并提及“学科的元问题”②。2018年,王皓的“探秘之一”文章分析了秘密定义的杂乱现状及其缘由并揭示出秘密的信息本质;2019年,王皓、刘金山的“探秘之二”文章在完善了秘密的定义和继续坚持秘密的信息本质的同时,更明确地指出,学界对“保密学概念体系乃至原理规律等方面的总体研究却很少”,并着重指出保密学存在着“概念短缺之困”问题③。时至今日,中国保密学虽然学科建设发展势头较好且成绩斐然,但是,对保密科学的“元概念”、“元理论”等概念及其内容问题却无人提及,更未得到阐述,中国保密学“理论的贫困”及“三元问题”和原理规律规则等基础理论研究,总体上进展较小,重大难题依然还在,并使得这些重大难题及其所导致的当代中国“保密三难困境”更加凸显和迫切。作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保密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现状,难以适应当今信息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迅猛发展需要,难以适应中国保密科学和保密实践日益发展的需要,更难以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伟大复兴、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与发展的宏观环境和急切需要[1]。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保密科学体系是一项艰辛的工作,需要艰苦扎实、持续有效的学术耕耘和理论建设。针对保密科学“理论的贫困”及其“三元问题”等基础理论研究重大难题,笔者结合持续多年的保密理论思考,就此尝试作整体性概略式探秘和审思,从秘密与信息基本关系的宏观视角和总体研究维度来探讨保密科学最核心的基础理论问题,得出保密科学及其“三元问题”的初步认识和各自界说,提出一些或许不成熟的意见和重要观点,试图开启中国特色保密科学基础理论主要框架的艰难构筑行程,并为建设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大厦夯实根基、添砖加瓦,并以此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同仁,冀能引起学界同仁思考的兴趣和深入的讨论。

(二) 保密科学“三元问题”的研究意义

“三元问题”均涉及“元”这一术语。汉语中,据已故著名史学家冯天瑜先生的论述,“元”有始,首、头,本、原,长(zhăng),正嫡,大,善,美,上,宝等十种涵义或意蕴[2]。中国西汉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把“元”看作是万物所系的根本和本原,其恒久性与天地共始终,可见“元”乃是一个关系万物本原问题的哲学概念。关于涉“元”术语及“元”这一前缀,还可溯源到希尔伯特效法亚里士多德遗著编纂者所造出的“metamathematics”(元数学)一词。此后出现许多以“meta-”为前缀的概念和术语,如元概念、元问题、元分析、元理论、元科学、元数据、元治理等,意味着对当前具体概念和具体理论予以进一步的概括、综合和抽象[3]25。

看来,汉语和西方所使用的这一“元”术语及其涵义或意蕴,极为切近我们所要论及的保密科学“三元”问题的“元性”或“元特质”,故在此我们不妨拿来用之为佳。

对任何一个学科、一个科学理论体系而言,“三元问题”是其最基本、最普遍、最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关系到它们的哲学基础问题,关系到它们的学科范式、研究内容及其核心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更关涉到它们的研究对象界定与演化等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学科(科学)或理论体系能轻待、漠视乃至悬置其“三元问题”。相反,各研究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对它们极其重视并予以持续研究。有些学科的先锋学者还能适应时代、现实、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发展的需要,及时对所在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或体系建设进行相应微调、校正乃至根本性转换和变革。如,同属“大信息”学科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就有过如此情形。我们的保密科学尚处在创建时期,相比这些学科还很稚嫩,既然其最基本的“三元问题”尚未解决,那么,当代中国保密科学体系建立完善及“保密三难困境”有效解决该从何谈起又怎么建设发展呢?而后续那些“微调、校正乃至根本性转换和变革问题”更是来不及进一步讨论或难以深入研究和妥善解决了。

二、 保密科学及其“三元问题”涉及信息问题和当代中国“保密三难困境”

(一) 应关注保密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核心理论源泉及保密学科建设发展的关键根基问题

保密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发展首要回答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保密科学的“三元问题”、核心理论源泉和保密学科建设发展的关键根基问题。之所以要特别关注这些核心问题,是因为以下原因:(1)它们直接关涉到保密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原理规则,以及保密学科是否以及如何顺应信息时代潮流推动自身建设和发展问题;(2)其严重关涉到信息科学范式与保密学科体系整体的变革和发展问题;(3)其极大关涉到保密工作实务、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和事业发展等诸多实践及未来愿景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核心而基础的理论问题研究,如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保密科学和实践中许多重大问题或将迎刃而解,至少将会得以有效缓解。

(二) 保密科学及其“三元问题”涉及信息问题

面对新的信息科技革命,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复杂性科学等的快速发展,透明世界业已来临。有人高呼“万物皆数”“量化一切”[4]2;“一切都无法伪装和隐藏”[4]176,也即所谓的人类“在透明世界里及大数据和类人面前没隐私、无秘密”。身处以信息命名的时代以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迅猛发展的背景,如果远离、婉拒乃至悬置“信息”概念和信息科学(含信息哲学,下同)这个始源、基础及其系统性建设与革新,而让信息问题、网络安全隐患及漏洞泛滥成灾,成为保密界和社会上所谓“信息设备、网络成为泄密窃密主渠道”和“开源情报主来源”,“信息、网络、数字化、智能化均是困扰保密实务乃至保密事业的麻烦制造者”,并任其这样持续下去,那么想开展秘密和保密的研究和探秘,积极建设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大厦,且还想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重点难题乃至促进中国保密事业发展,那还可能吗?那还有效吗?——那不过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而已。

(三) 保密科学及其“三元问题”与当代中国“保密三难困境”

虽然伴随人类的诞生及发展,中外保密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由来已久并延绵至今,但中国保密学学科创立的时间较为短暂,可谓是一门稚嫩而又年轻的学科,而其基础理论建设又相对滞后,紧跟信息时代的学术工作也显严重不足,所以,从中国许多现行学科已经和更将紧跟信息时代的发展步伐,并积极吸取崭新的信息科学营养来进行理论革新创造与研究范式的改造变换,并推进自身学科建设与发展这一宏大视角而言,应该说中国的保密学仍属“传统学科”。它自创建时起就一直存在着愈来愈迫切而亟待解决的“理论的困难”及其涉“元”问题等学科建设重大难题。笔者认为,这些重大难题的出现和产生,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原因:

1.中国现行保密学(科学)的“秘密”和“保密”等基本概念同信息概念和信息运动,彼此间的内在关联性未能得以深入探究,更未阐明它们直接建立在信息上的彼此间的本质关系问题。

其具体来讲就是:在秘密概念的定义及定义保密必涉其客体的界定(或者按逻辑学“属+种差”定义法说来其定位的“属”)问题上众说纷纭,未有共识和定见,更没有深入探究它们同信息及其运动直接而紧密的内在联系。除王皓、朱峰等极少数学者主张并坚持秘密(朱峰等学者把“国家秘密”概念定义的属列于“信息”)本质的“信息说”以外,保密界出于种种缘由,在绝大多数情形下仍然一味地固守着陈旧的秘密本质的“事项说”(及其变通式的“事物说”或张群主张的“事实说”等)。尽管坚持“事项说”的许多学者在坚持“事项说”的同时,往往要么采取“事项+信息”或“信息+事项”模式,即将秘密(国家秘密)的“属”定位于诸如“事项和/或/及信息”“信息和/或/及事项”“事物或信息”“事项及其信息”等之类[5];要么想办法在秘密或保密概念定义及保密客体(即指秘密)等的分析阐述时,有时以从“信息”或“信息流动”等角度或办法,顺带论及秘密(主要是国家秘密)和保密的信息特征或信息属性,来作为自己定义的“填漏补缺”以图定义的补救或完善。处于信息时代的这些学者当然是有顾虑和自知之明的,采取这么些有益做法或补救措施,无非是深怕其定义、界定未能贴近所处时代或所论事实而有所遗漏、不够完备,故而像个羞羞答答少女似地,总算不忘捎带上“信息”二字。相比那些将其定义为“属”仅仅定位在纯粹的“事项”上的学者来说,尽管这样的做法和补救可算是个小小的进步、补益,但终究还是没有全身心地立定于全新的“信息说”。对于秘密和保密的“信息说”乃至已经和更将立基于信息概念和信息科学的保密科学而言,不能不说其总归是一个认知缺憾,更是令人唏嘘的一大遗憾。

2.中国现行保密学(科学)存在着其主要始源根基和最核心的基础理论没有真正追根溯源地溯及并积极稳健地立基于“信息”概念和“信息科学”这一扎实基石和崭新学科的问题。

在其学科建设发展和实际理论研究中,半信半疑地对待,甚至令人诧异地轻视,乃至有的干脆全然忽略全新的“信息科学范式”。其实,这一全新的信息科学范式,有极强的渗透力、贯穿力和改造力。当将相关的一些信息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拓展开来运用到已有传统学科之时,就会迅即赋予这些传统学科以某种崭新意义的全方位改造。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哪一个传统学科是信息概念、信息科学的一般性观点、理论和方法所绝对不可涉入的。按照已呈现和将呈现的发展趋势,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对于传统学科而言,只有尚未被信息范式改造的学科,并不存在不可被信息范式改造的学科[6]345。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难见那种秉持吸收借鉴的拿来主义态度了。这即是说,中国现行保密学(科学)还真的谈不上把信息概念和信息科学作为自己学科首要而关键的始源根基、核心源泉和基础理论构建内容,以便充分汲取“信息科学”崭新而富足的科学营养,以利其培元、强基、固本以及强心、壮骨、健体,从而构建最基本的保密科学基础理论框架,并不断共同努力去创新发展中国特色保密科学基础理论乃至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体系了。

3.由此而言,更遑论中国保密实务界顺应历史、时代、国家发展潮流而较好地缓解或有效消解重大困惑、经典迷茫和突出难题及其难解而求解之忧,以及更宏大的国家安全及保密事业未来发展了。

具体讲,也可反过来说,鉴于我国国家安全及保密领域的实际业务、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和保密事业发展等诸多实践及未来愿景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信息维度看,大多与“信息”紧密相关(此问题在此不赘述)。联系并考虑到本部分前两个困境所述难题的根源或缘由之故,中国保密实务(包括保密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工程技术、教育培训、法制、社会、文化和国际交流合作等)界能够从哪里又怎样得益于保密科学理论研究成果,如何获得保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支持帮助,才有可能较好地顺应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以及当今信息时代波澜壮阔与当代乃至未来社会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国际关系等急剧变化、迅猛发展的大潮流,以便更加密切关注、追踪和创造性开发利用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与工程技术、信息科学及相关密码、通讯、传播、情报与反情报技术和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等前沿关键工程技术,用来研发、创新、提供、充实和发展中国国家安全及保密实践所需求且管用的重要保密工程技术、产品和服务,并能更加自觉主动地依循和援引进而更加积极稳健地利用这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尤其是其中核心而关键的“信息科学”这一体系庞大且全新发展的科学理论、学科范式以及变革与建设的主力军,进而构建和发展新的保密科学基础理论及学科体系,乃至积极有效地推动保密理论与保密实践相互联动式宏观整体性的体系变革与发展呢?

对于以上所述涉及的保密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发展问题、保密科学的工程技术创新发展问题、保密科学的学科(含教学建设、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合作等)体系建设与发展问题,以及保密事业持续进步与未来愿景等事关保密科学根本性、全局性、创新性和发展性的重大而突出的基本问题,这乃是我们不得不直面而待解的保密科学首要而关键的基础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和保密实践及事业未来等重大难题。

在此,我们将保密科学这些重大难题称之为当代中国“保密三难困境”。关于这个“保密三难困境”之成因,基于前述,笔者进一步剖析并认为,究其首要根源,主要就出在现行秘密(国家秘密)概念、保密概念定义和“保密工作”基础理论构建远离“信息”,甚至几乎全然同“信息”无关这一普遍事实上。显然,这些秘密(通常是国家秘密及工作秘密等为主类型的秘密)概念定义、保密概念定义和保密“概论”或“学”,首先最突出的就是轻慢、忽视甚至毫不提及乃至干脆拒绝或直接悬置那个理应作为它们始源和根基的“信息”,进而全然没有或者并非全心全意地立基、扎根在信息概念和信息科学理论等问题上。由此基础上构建的中国现行所谓“保密基础理论”,尽管有少数学者发表论著主张研究对象和内容及方法予以适当扩展、深化并自此至后将其称之为“保密学”,但迄今正如沈固朝、罗江淮、韦景竹、曹树金等学者曾指出的那样,“理论的贫困”未有明显改观,仍主要停留和偏重在保密政策法规解读、阐释及带有不同程度和层次的部分学理性的保密(通常是保守国家秘密为主兼及商业或工作秘密)工作研究或保密实务操作研究,并通常多将其命名为“保密工作概论”“保密管理概论”“保密概论”“保密工作实务概论”“(信息安全与)保密技术”“保密学”等诸如此类的称谓,这些工作研究反映在保密专业课程及教材上,常为所谓“基础理论”和保密管理、保密技术、保密法制和保密历史等现行“1+4”模式的五大板块,或者“1+4+N”模式的更多具体小板块内容所共同组分而构成。学习者、培训者在训习之后常常深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质量效果可想而知。

对这个“保密三难困境”而言,它既涉有保密科学的真理追求、学术意识、主导理念和基本研究范式及理论与实践价值问题,又涉有保密政治、政策、法制及相关保密科学理论研究总体发展方向问题,更有着相关利益纠结牵绊和重要实践及应用重点难题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以较大缓解乃至基本解决,当代中国保密科学、保密事业要想创新发展甚至高质量发展,那恐怕就无从谈起了。

三、 对保密科学“三元问题”的初步认识和各自界说

(一) 保密科学的元概念

“秘密”概念是秘密研究和保密研究对象的逻辑起点,更准确地讲,是保密科学研究对象的逻辑起点,但“信息”却正是秘密的所从之上属、所定之正位、所溯之始源,是秘密这一特殊信息的基本规定、全程液流和终极归真。从历史和逻辑视角看,自人类诞生起,情报和传播即与秘密及其保密共生相伴,自从晚于保密即在保密产生后才产生的档案一经诞生,情报、档案和传播即与秘密及其保密共生永伴。因此,“信息”和“秘密”是保密科学的元概念,仅从保密科学这一狭窄而一统的视角看,信息与秘密也可分别看作始源性元概念和基序性元概念,统称为始基性(这里的“始基”系始源、根基或基序的合成词,本文中用法均同)元概念或一级元概念;从保密科学视角看,除信息具有更广泛的存在和运动之外,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是保密科学的准元概念,均是信息在人类(含其个体和群体,下同)的存在形态和运动形式,也可均看作“信息”和“秘密”的衍生性且基序性元概念,简称为衍基性元概念或二级元概念。因此,在保密科学中,信息是始源性元概念;秘密是基序性元概念,并是秘密学和保密科学研究对象的逻辑起点;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均为衍基性元概念。

1.信息与信息概念

关于信息的本质及定义,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认识和界定,学界至今尚无定见。正如中国台湾学者谢清俊、谢瀛春在《一个通用的资讯(信息)定义》中所说,Information是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却莫衷一是,且常有矛盾。如麦登(A.D.Madden)在2000年底指出,它含混多义,已经困扰学术界50年以上,亟待厘清[7]32。暂撇开人所共知的申农、维纳及麦登、弗洛里迪等所给与的信息界说或定义不谈,笔者兼采学者邬焜、闫学杉、钟义信、谢清俊和谢瀛春等的信息定义“自身(自我)显示说”、“反映说”、“呈现说”与李宗荣及杨学山的“含义说”等④,兹对信息的定义简述如下:

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的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呈现)(邬焜、钟义信定义);它是信号和符号的含义,或直接简化为“信息是物质的含义”(李宗荣定义)。谢清俊、谢瀛春在上述文章里讲到,中国大陆将Information译为信息,台湾译为资讯。就此译名而言,信息和资讯可以画上等号。然而,从汉语的一般使用上观察,信息和资讯的语义并不完全相同。他们在该文里把资讯指Information的形式(form),而信息则指此Information所承载的内容,即所知即是信息,也是Information的内容,资讯是所知的形式、是实物,应用时我们用的是信息(所知)而不是资讯,资讯只是承载此信息供我们察知的中介形式。如果词中有形式和内容的双重涵义,则直接用Information原文。他们还分别从创作端和接收端来界定资讯的定义,并认为这一定义乃名副其实的通用定义,即:从资讯的创作而言,资讯即所知表现在媒介上的形式。此定义适用于所有传播的情境。从接收的立场来看,面对传播,资讯仍为“所知表现在媒介上的形式”;面对观察,则“资讯即形式”。从接收端来看,接收端的重点是对资讯意义的了解和诠释。从“表现”观察,表现系统掌握所知或信息的呈现[7]32-3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外学界对信息本质问题(即信息到底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属物的还是属人的)是研究热点且对此问题争论极大,但大家公认不存在与载体无关的“裸信息”,信息从根本上讲是不能离开物质载体而独立存在的,且大多倾向认为人类信息是抽象物或非物质性的,闫学杉将人类信息定义为“是人类通过感官对客观存在的反映结果”。杨学山《论信息》把信息定义为“信息就是所有客观存在的含义”,具体即“信息是由载体与/或外壳承载并表达的一切客观存在的含义。”杨学山对这个定义具体作了说明,即:客观存在包括物质、能量、生命和信息本身,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既包括实体,也包括过程,既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既包括静态存在,也包括各种简单或复杂形态的动态事件,既包括以信息形态表达出来的,还包括将要以信息形态表达出来的,更包括生物或非生物智能体创造物或生成物,不管这种创造物或生成物是以物质的方式存在还是以信息的方式存在;客观存在的含义,不仅是指其属性,还包括其功能,不仅包含功能是什么的含义,还包括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含义。信息是含义、是内容,不是物质、能量、生命等任何承载,含义是意义的同义词。信息由载体、外壳、含义三要素构成,其中,信息的载体和外壳是形,承载信息的光、声、电、纸张、核苷酸、神经元是形,文字、语言、图表、概念是外壳,核苷酸、神经元、非生物主体存储处理的外壳既是载体又是外壳。载体和外壳都是形,而可以为认知主体加以利用的含义才是义。信息的运动既有以形为主的,也有以义为主的,还有形与义同时运动的⑤。

另外,势科学学者李德昌给出了信息的公式化定义:信息=信息量=信息势=有序=差别÷距离=差别×联系⑥。

在此,为适应信息概念研究和保密科学研究之需,笔者吸取现有信息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信息的最基本要素和重大分类作些简要讨论。一般而言,信息由其形式(或物质载体、载体)与内容(或意义、含义)这两个最基序性或最基本要素组成;对这两个最基本要素,我们可相应分别称之为“信息形式(信息载体简称信载或信体)”和“信息内容(信息意义简称信意,或信息含义简称信义)”。我们据此推论:信息是“信载(信体)”和“信意(信义)”二者绝对性上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按信息所指三大对象,邬焜和闫学杉将信息分为自然信息、社会信息和智能信息(工程信息)⑦,或者按笔者意见把信息分为自然信息、社会信息(主要指人类社会个体信息和群体信息,一般可通称为人类信息)和工程及智能信息(含类人信息即具有类似或模仿人类做事或思考智能的机器智能主体或非生物智能体[8]信息,下同),本文有时为阐述便利且突出类人信息,将这三类信息缩减为自然信息、人类信息和类人信息进行阐述。按人类意识是否呈潜在性,苗东升把人类信息分为潜意识信息与显意识信息[9];按信息是否“健康”可分为健康态信息(简称健态信息)和非健康态信息(非健信息或通俗称为病态信息[10]);按人类对待信息是否具有积极性或主动性,可分为积极信息和消极信息,或主动信息和被动信息,等。

2.秘密、保密与秘密概念、保密概念

关于秘密的本质及定义,同信息概念类似,学界至今也是尚无定见,大体有“事项说”、“事项或/和信息说”、“信息或/和事项说”、“事项及其信息”、“事物或信息”、“事务说”、“手段说”、“状态说”[11]等,由此对保密客体的界定乃至保密概念的定义也都形成了分歧,大多同上文定义“秘密”一样,也通常坚持“事项说”等。不过,极少数学者如张群“把保密定义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隐瞒”而主张“事实说”[12]90;还有王皓、朱峰[13]、姜建国等极少数学者主张“信息说”(其中后两者是持“国家秘密的信息说”)。姜建国曾谈到:“我们所说的保密,一般指保护国家秘密,国家秘密就是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信息表现形式。我们可以把国家信息安全划分为国家公共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信息安全”[14]。在此,暂且撇开其“保密,一般指保护国家秘密”这一狭窄范围讨论而不论的话,朱峰、姜建国均委婉而间接地表达了秘密是“信息”或“信息表现形式”的观点(这仅是笔者主观的推测),但是,其“国家秘密信息安全”提法中的“信息”似嫌多余。笔者欣见“高等学校保密专业系列教材——《保密工作实务概论》”(席彩云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采用笔者“探秘之一”中的秘密定义和“探秘之二”中的广义秘密定义之基本内容,且均定位于“信息”来定义“秘密”,可惜该教材未与它自身和笔者之“秘密”定义一以贯之,在定义保密涉及保密客体时却作其它定位[15]。现行国家保密法第二条所称的“国家秘密”是将其属概念定位于“事项”(正在修订中的该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仍坚持定位于“事项”),追溯现行保密法至其更前身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所称的国家机密未见有定义,只是规定了包括各类计划、措施、事项等在内的“国家机密基本范围”,在该范围最后兜底条款有“其他一切应该保守秘密的国家事务”,似乎是将(国家)秘密的属概念定位于“(国家)事务”,主要都是从立法的要求指明了国家秘密的三要素和专属性、法定性、限定性等基本属性或基本范围,这是非常必要和务实性的稳妥做法;不过,从学术维度我们应观察到,它们这些做法从一开始主要就不是从定义概念的角度来对国家秘密(机密)乃至更基本的秘密进行学理性界定,当然这就算不上学理性定义了,但迄今绝大部分文章、论著、教材及研究报告等,对其所述的秘密、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保密等定义,通常基本沿用当时现行保密法中的国家秘密(机密)的表述或界定内容,充其量定义或具体解释时予以扩展并加上“信息”。笔者认为学界这些定义办法虽然省心省事且自认较为稳妥,但却可被视其为一种思维惯性甚至理论工作者不应发生的惰性行为。因此,学界这些诸多做法,也同样是笔者所言:“尽管这样的做法相比那些仅定位在纯粹的‘事项’上而言,可算得是一个小的进步和补益,但是终究还是没有全身心地立定于全新的‘信息说’”。

笔者一直主张并坚持“信息说”③,给出秘密和保密各自的广义、中义、狭义三个层面的定义,在此基础上现在还给出它们最简化的定义,即:秘密是指主体为自己免受危害而有意藏护(隐护)的特定信息。保密是指主体为自己免受危害而有意藏护(隐护)特定信息的行为(活动)。秘密和保密的核心特质、关键精要和中心信条即是对特定信息仅限内享(内部存传知用)而拒止外享(外界存传知用)。这里,参照信息的基序性要素分析和术语使用办法,对秘密我们也作相似的明确或规定:一般而言,秘密由其形式(或物质载体简称载体)与内容(即意义或含义)两个最基元性或最基本的要素组成;对这两个基本要素,我们相应分别称之为“秘密形式”(即“秘密载体”简称“密载”或“密体”)和“秘密内容”(即“秘密意义简称密意”或“秘密含义简称密义”),我们据此推论:秘密是“密载(密体)”和“密意(密义)”二者绝对性上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对“秘密”这个统一体而言,其“密载(密体)”和“密意(密义)”二者在形式和内容、载体和意义、具体实在和抽象呈现(反映或表述)关系上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既对立又统一的性质和规定。作为秘密的属概念,信息的两个最基本要素也有着与秘密这样的关系性质和规定。

本文在笔者此前研究基础上予以完善和进一步明确为:自然界、人类和类人这三者均可成为秘密和保密的主体;当然,自然界作为秘密和保密的主体,是拟人化的提法,此时的秘密常称为自然奥秘或自然秘密似应更妥贴;这三者全部作为秘密和保密的主体,则是广义的秘密和保密的主体;仅有后两者即人类和类人,则可共同作为中义的秘密和保密的主体;仅限人类(包括人类个体和群体)作为秘密和保密的主体,则是狭义的秘密和保密的主体。

笔者吸收并借鉴势科学学者李德昌关于信息的公式化定义思路[16],也还给出了秘密的公式化定义如下:

公式1:秘密=秘密量=秘密势=(隐护×释逸)×联系

公式2:秘密=秘密量=秘密势=(隐护×释逸)÷距离

公式3:秘密=秘密量=秘密势=隐藏度(显示度)×联系=隐藏度(显示度)÷距离

由秘密和保密的定义可知,笔者认为,秘密的本质是有意藏护(隐护)的特定信息,更深入而实质地看就是特别受限控的信息,简称特控性(特限性)信息。展开来讲,秘密的本质就是特控性信息或者特限性信息、特定信息、特殊信息、特别信息。由此而呈现的秘密的最根本属性是信息的特控性或特限性、特定性,它衍生或决定了秘密的其它基本属性,即高价值性、传播性、内外竞争性、易损害性。

笔者又认为,保密的本质是有意藏护(隐护)特定信息或特定信息的有意藏护(隐护),简言之,保密的本质就是特控(特限)信息或信息特控(特限)。更深入而实质地看即为:秘密和保密的核心特质、关键精要和中心信条即是对特定信息仅限内享(内部存传知用)而拒止外享(外界存传知用)。由此而呈现的秘密和保密的最根本属性是信息特控(特限)性或秘密和保密的隐显(隐释)性。具体深入展开来讲,基于前述可知的秘密与保密有着基本内在一致的本质规定性,秘密和保密的隐显(隐释)性,就是信息隐护(藏护)性(此为主)与信息显释性(此为辅)二者的相统一性(信息隐显(隐释)={信息隐护(或藏护=信息隐藏+信息守护)}+{信息显释=信息显示(显露)+信息释逸(释放+放逸)})。这样,秘密和保密的隐显(隐释)性或者信息的特控(特限)性就成为了秘密和保密的最根本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讲,秘密和保密的隐显(隐释)性,可称得上是秘密和保密必然内含的信息及其运动的基本属性,以及信息的运动形式、运行机制和惯常态势了,当然成为秘密学和保密科学的“秘密和保密的隐显(隐释)性机制和原理”;从这一意义上说,保密与秘密、保密行为(活动)与秘密行为(活动),甚至保密科学与广义的秘密学,均是具有内在统一性、术语通用性或互换使用的,这一情形在社会上时常可闻可见可知,尤其是处在长期激烈博弈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里更为多见多闻多混用,如新中国建国前中共党内外就这样时而混用着,这是有一定逻辑或合理性的,更体现出秘密和保密这两个词语、术语或概念在生活、文化、历史和逻辑上具有语言尤其是语义的明确性、社会性和语用的广泛性、普适性。由保密最根本属性所衍生或决定的保密的其它基本属性也有四个:保密价值自利性与他利性相分合性,简称保密价值享态分合性;保密客体内存性与外传性相纠缠性,简称保密客体存传纠缠性;保密主体自享秘密与其内外分享或共享该秘密处于时常保密竞争和安全博弈的多强对抗状态,简称保密态势多强对抗性;保密被动性防守与主动性进攻相交融性,简称保密战争(密战)攻防交融性。由于保密通常是涉及其“本质”及“五性”的特殊行为(活动),秘密和保密之主体如果没有一定精神及信念支撑和较强智慧及本领,那将是难以适应乃至胜任其职责任务,更难以完成其保密之艰巨任务和履行确保秘密安全之重要使命的。由此回顾历史、联系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或总结出一个密战致胜基本规律(或法则,也是基本规则):密战的致胜法则(法宝)即为精神至上、攻心为要、心胜为先,技术和装备及环境需要智慧的秘密和保密之主体正确有效地加以综合利用并发挥其最大效用。

可见,秘密及其保密来自和依赖信息且受到其主体有意藏护(隐护)或特别限控,信息蕴含秘密及其保密且成为其主体所指向和对应的客体。可见,信息同秘密和保密,彼此均明显具有纠缠性(它们的纠缠性主要体现于其基本内在一致的本质规定性即信息本质及其特性,这是它们彼此相互表征或映射式的本质性纠缠)。

3.情报、档案、传播与情报概念、档案概念、传播概念

所谓情报,最权威的要数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给出的定义:“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中国学者高金虎等在《中西情报思想史》中的定义为:“情报是政府、军队和企业为制定和执行政策而搜集、分析与处理的信息。情报是知识与信息的增值……‘知己知彼’、‘知天知地’,正是情报人员的天职。”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认为:“情报是可能影响我们生活和人民安全的外国的力量、资源、能力和意图方面的信息,通常无法通过公开途径获得。”美国谢尔曼·肯特还将情报(该著者此处情报即指战略情报)分为“基本描述型、动态报告型和评估预测型三种形态”[17]。靖继鹏、马费成、张向先编著的《情报科学理论》指出:“人们思考与行动所需要的知识就是情报,它通过信息来负载与传递,并准备发挥其效用”[18]。中国另一学者赵冰峰认为:“情报是‘主体为了保护自身存在,对客体展开的认知对抗活动’,其本质即是组织的认知对抗。”[19]笔者认为,情报就是指处于彼此竞争、对峙或矛盾中的人类主体(或人类)为维护己方生存、安全、发展和利益而搜集、分析和处理并或将用于己方决策或预测的特殊信息。张群对保密定义从信息角度简略阐述时说“保密作为一种信息流动的管控行为,与对信息的窃取(即间谍情报活动)一起构成一物之两面,均属于比较严厉的管制措施。”[12]90可见,情报来自信息并依赖信息,信息蕴含情报;情报和保密均是信息的存在形态和运动形式,情报中也有秘密和保密,秘密和保密中也有情报,秘密和保密与情报彼此是纠缠的。

所谓档案,冯慧玲、张辑哲认为“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20]周毅认为“档案是人们有意识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书面记实性信息源”[21];档案学名家覃兆刿教授将档案定义为“档案是人类对凭证信息的合目的控制。”他深入研究后向笔者引证其专著并与笔者交谈时阐明:“档案是人类为了克服大脑记忆局限并作为诚信的控制依据和契约关系的载体而诞生的,是人类对于信用控制所选择的理想型模。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的工具价值是先于信息价值的。”但他仍然认为人类并非一诞生就产生了档案,至晚直到原始氏族社会时期起,档案只是人类因为生产生活需要而记事、保存、防伪以保证氏族社会秩序正常运转才产生的“处于人类合目的控制的凭证信息”。由此他认为,档案肯定是晚于人类保密之后产生的“合目的控制的凭证信息”[22]。笔者因而认为,档案来自和依赖信息,信息蕴含档案;档案晚于人类保密之后产生,但档案和保密均是信息的存在形态和运动形式,档案中也有秘密和保密,秘密和保密中也有档案,秘密和保密与档案也彼此是纠缠的。

所谓传播,中外都有学者认为传播是人类特有的活动。郭庆光把传播定义为“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说:“当我们从事传播的时候,也就是在试图与其他人共享信息——某个观点或某个态度……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另一位传播学者阿耶尔则更明确指出:传播在广义上指的是信息的传递,它不仅包括接触新闻,而且包括表达感情、期待、命令、愿望或其他任何什么[23]。简言之,传播就是人类传递和交流信息。保密是保密客体即秘密在保密主体内部或秘密知悉范围内传播。可见,传播来自信息和依赖信息,信息蕴含传播;保密和传播也是信息的存在形态和运动形式,秘密和保密中也有传播,传播中也有秘密和保密,秘密和保密与传播彼此还是纠缠的。

既然信息同秘密和保密,彼此均明显具有纠缠性;秘密和保密同情报、档案和传播也都彼此具有纠缠性,那么信息、情报、档案和传播四者之间彼此有没有纠缠性呢?这可从以上已知的纠缠性推断出来,所以答案是肯定的。它们彼此纠缠性的根基和链接就在于首先是信息,再则是秘密及保密。况且,从传播视角看,情报首先是一种秘密(即有意藏护的特定信息)和其它信息的传播活动,档案信息的传递、分享、共享也是一种传播。从档案维度看,情报和传播中也有档案的生成和存在及活动,实质上蕴含着信息的存在及运动。从情报立场看,档案既是情报来源之一,情报也涉及它的档案且属于它的工作任务,传播更与情报关系密切,传播尤其是混乱或虚假信息等的传播是情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情报界和保密界不少人认为,反情报就是保密至少包括保密,或者反过来说保密就是反情报至少包括反情报,保密中除有秘密及其运动之外也有情报及其活动。笔者还认为,作为与秘密和保密相对应的反秘密和反保密,就包含有情报、档案和传播及完全的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可见,信息、情报、档案和传播四者之间,在信息流(信息圈或信息空间)中彼此穿梭、串动、缠绕,也相互具有纠缠性。

这样看来,信息、秘密、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全都彼此具有纠缠性。

4.“保密科学六元概念”和“保密六元纠缠性”

由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关于信息、秘密、情报、档案、传播和保密六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和关联,且彼此均是纠缠的,由此可称之为“保密六元纠缠性”,可见,“保密六元纠缠性”也是保密科学的一个重要规律;至少在人类信息这一领域和视角,秘密、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都是信息的存在形态和运动形式,信息同秘密、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这五者是蕴含与被蕴含、创生与被创生、被依赖与依赖等的关系,至于在自然信息特别是生物信息乃至初见端倪的类人信息领域里,这六者之间是否也具有蕴含与被蕴含、创生与被创生、被依赖与依赖等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至少在目前仍形不成共识、得不出明确结论的,但笔者至少对初见端倪乃至朝着未来发展的类人信息领域是寄予期望并谨慎地乐观其成的。“信息”和“秘密”可成为保密科学的元概念(始基性元概念),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可作为保密科学的准元概念(衍基性元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保密科学的元概念则共有6个可称之为“保密科学六元概念”,且从其本体论及认识论层面看,均是人类(含其个体和群体,下同)有意识进行的行为(活动)或呈现出的人类客观存在及其抽象反映,笔者这些观点或主张是吸取并立于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至今之研究成果,有着历史与逻辑的合理依据的,因而目前应该是较能站得住、立得稳的。

5.信息的先天性和后天性及“信息隐显(隐释)性”

笔者经吸取现有信息科学研究成果并研究后倾向于作这样三点考虑:

第一,关于信息的先天性和后天性。信息的先天性是指信息具有“物质—信息”存在二重性、普遍性、无限性、自由性、自在性、畅动性等;信息的后天性是指信息的先天性受到万物内外因素特别是人类影响所呈现的特性。“天然”信息受到大自然、宇宙演化尤其加上人类诞生和造化及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等诸因素综合影响而呈现或表现出相对性、变转(系变换和转化的合成词)性、传递性、动态性、复杂性、自为性、建构性、再生性、有序性、创造性、系统性、限控性(隐显性)、时效性、耗散性等诸多重要特性⑧,以及由此呈现更多具体各异的无限图像。

第二,关于“信息隐显(隐释)性”。在人类诞生而形成人类社会,乃至人类可闻可见可察可感知可想象可思维到的“人化”领域以致更宏阔的宇宙大世界,“天然”信息尤其是其中作为“隐藏”着的那些信息(主要指人类未知信息,包括自然奥秘、人类秘密和类人秘密等类型的信息在内)需要自身显示或呈现和人类根据自己需要或目的对其感知、思维和应用,具体讲即是广深化地进行侦测、认知、概括、抽象、揭示、创新和各类运用。故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对人类而言,信息的一个显著基本特质呈现为“信息隐显(隐释)性”;“信息隐显(隐释)性”可称得上是信息及其运动的基本属性、信息的运动形式、运行机制和惯常态势了,由此将其抽象并可称之为“人类信息隐显(隐释)性机制和原理”,似应或有望成为“人类(社会)信息学基本机制和原理”,简称“人类(社会)信息学基本机理”乃至“人类(社会)信息学第一原理”。

第三,这些研究表明,保密科学涉及的情报、档案、传播等,都是信息“隐显(隐释)性”及其机制和原理中“信息隐护(藏护)性”与“信息显释性”两大因素对立统一的矛盾及其运动的不同侧面或维度之凸出、反映、呈现或重用而已。如,情报是作为人类秘密的特定信息及其它类型的信息或由这些信息所转化成的知识之有意显露、显示、获取和分析研究备用,一句话讲,情报是“通过信息来负载与传递的知识,它并准备发挥其效用”,情报也是人类一种特殊信息搜集、分析和提供决策参考的行为(活动),侧重在竞争博弈中的人们所需信息的显现、分享、传递和使用,有时也同时注意保密;档案是人类凭证信息的有意保存、查证利用或共享的行为(活动),注重于内部信息的显现、分享及向外部适度显现和共享,有时也同时注意保密甚至自档案诞生以来常常就与保密相伴同行;传播是信息传递和交流尤其是面向二人及以上人群、社会进行传递和交流的行为(活动),重在更加自由、广泛、深入的信息显现、传递和流动,有时也同时注意保密,特别是保密领域内秘密在其知悉范围内的显现、传播和对外界隐护(藏护)即保密。笔者相信并展望:基于人类社会、科技、文化等迅猛地向着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对自然奥秘或自然秘密以及正在、即将乃至更远未来的类人秘密,也会有些与上述人类信息、秘密和保密类似情形发生或拟人(对自然而言)、似人甚至有些异人(对类人而言)性的特别呈现。换句话说就是,信息同秘密、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这五者,并连同自然秘密及其保密和类人秘密及类人的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如果产生或出现的话)一道,似应或有望全部统一于“信息隐显(隐释)性”。如果发展到那样的境况,就会成为一道令人炫目、惊诧的风景线和精彩纷呈、极为发达、当今无法想象的更高层级和水平的“魔幻”式世界了。

6.“保密科学第一原理”(“保密科学双元机理”)似应或有望成为保密科学基础理论框架(即理论内核)的核心组分

这些研究还表明并谨慎乐观地预想,从以上所述看,信息、信息概念乃至信息科学,特别是其信息哲学和一般信息理论或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理论信息学),以及立基于它们之上的信息隐显(隐释)性机制和原理及秘密和保密的隐显(隐释)性机制和原理,基本嫁接并从最底层级打通了保密学(科学)的各个不同分支,确实可以成为秘密学(即指狭义的秘密学,下同)和保密科学的源头活水、始基性的理论基础和建设性与革新性的体系支撑力量;对这两大机制和原理,笔者将其命名为“秘密学和保密科学关于信息、秘密和保密的隐显(隐释)性机制和原理”,即“秘密学和保密科学三元隐显(隐释)性机制和原理”简称“保密科学三元机理”或“保密科学双元机理”,简言之为“保密科学第一原理”或更简言之为“保密第一原理”,似应或有望成为保密科学基础理论框架(即理论内核)的核心组分。

至此,我们把保密科学“三元问题”理论内容及其“保密第一原理”、其它“规律”、“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作为“保密科学基础理论框架(即理论内核)”的核心组分,再加上“信息科学”特别是其“信息哲学”和“理论信息学”等一般性相关观点、理论和方法,全部统摄、囊括过来继而与保密学科现有理论、观点和基本研究方法等,一并进行剖析、择选、研究、统筹和规整,用来为整个保密科学(学科)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内核和提供自身统一的理论,这样就有可能部分地解决沈固朝、罗江淮等学者曾指出并期盼学界解决保密学自身理论内核的建立问题了[24]。

(二) 保密科学(学科)的元问题

1.学科的元问题、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及保密科学(学科)的元问题

韦景竹、曹树金《浅论保密学的形成和研究对象(下)》曾指出:“目前,对保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还比较少,对保密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地讨论。”[25]“韦曹”在同一论题(上)强调:“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首先需要阐明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之一,是一门学科的元问题。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通常是指其认识的客体,同时也内含了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及与其他学科的分界线。”[26]

对于元问题,笔者同意“韦曹”的这一说法,不过,又有些差别。其差别就在于:除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的元问题以外,研究范式也应是一个学科的元问题——这是因为,研究对象标明了一个学科的认识客体、研究所指、应用范围及研究边界;而一个学科的范式或称研究范式,则为从事特定学科领域的科学共同体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规定了共同的发展方向,限制了共同的研究范围。根据“范式”概念提出者——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论述,范式是从事特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们所达成的共识与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约定,包括定律、理论、方法论、应用和仪器等,为产生特定而连贯的科学研究传统提供了示范。在库恩看来,范式是学科成为科学的标志。科学的范式并非一成不变,科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从范式的竞争到范式的建立到旧范式的动摇再到新范式的建立”这样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即前学科(没有范式)→常规科学(建立范式)→科学革命(范式动摇)→新常规科学(建立新范式)[3]23-24。

从学科范式或研究范式维度看,笔者认为,保密科学(学科)正处于“前学科(没有范式)→常规科学(建立范式)”,或者宽容一些讲,正处于“从范式的竞争到范式的建立”的关键发展时期。

2.对保密哲学、保密科学的认识和界定及保密科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目标

现在我们具体论及保密科学(学科)元问题,势必首先需要讨论保密科学的认识和界定问题。

对保密科学的认识和界定问题,笔者不赞同姜建国等的看法⑨,而基本同意韦景竹、曹树金《浅论保密学的形成和研究对象(下)》一文中表述的观点:“保密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保密工作,更不应囿于按照保密法的规定为保守国家秘密而进行的工作,而应是以‘大保密’思想为基础的国家、组织、个人进行的保密活动。”[25]由笔者的前述观点和意见,并主要依据信息哲学创立人邬焜教授有关“现代信息科学体系的等级结构”的论述[6]346-352就可推出:秘密、保密和传播均主涉信息,均属信息大范畴之列;秘密学和保密科学当然也都主涉信息,也均属信息科学之列。深入研究还可得知:像传播学一样,从传播学维度看,保密科学可视为研究特定信息在特定时空、特定范围内面向特定对象进行传递、交流和分享的规律及相关的规则和工程技术的特殊传播学;保密科学最广义的是包括保密哲学及理论保密学(含秘密学,下同)和应用保密学在内的学科;广义的是包括理论保密学和应用保密学(含工程技术保密学以及包括自然保密学、社会保密学和智能保密学在内的领域保密学)在内的学科;中义的是包括理论保密学和应用保密学(含工程技术保密学、领域信息学中的社会保密学和智能保密学)在内的学科;狭义的是包括理论保密学和应用保密学(含工程技术保密学、社会保密学)在内的学科。

结合保密实际依此推论、研究可得知,保密科学是一个归属信息科学且包括保密哲学、理论保密学和应用保密学(含工程技术保密学、领域保密学及其往下细分的门类保密学,以及门类保密学再往下细分的分支保密学)等诸多学科在内的分层归类的学科群体系。

关于保密科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秘密和保密根据其主体不同,笔者给出各自三个层面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本文予以最新完善和明确的情形,借鉴并参考邬焜、闫学杉、钟义信等学者关于信息科学体系建构或信息科学界说思路⑩,笔者据此认为,对保密哲学尤其是保密科学的界说,主要根据秘密与信息的基本关系及秘密和保密的主体不同,分别予以界定其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目标,即: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是唯一自由的科学”以及“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科学”[27]的论断,我们把保密哲学定义为“保密哲学是一门关于保密第一原理的科学。”

最广义的保密科学是以信息为其始基,以自然界、人类和类人的秘密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这三类秘密和保密的行为(活动)(包括必然内含于秘密、保密二者之中的信息及其运动,下文论及广义、中义、狭义的保密科学定义时均同此)规律和相关的规则及工程技术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信息科学方法论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维护和培塑主体生存(存在)、安全、发展(演进)和利益为主要研究目标的交缘型综合性科学。简言之,它是以信息为其始基,研究自然界、人类和类人的秘密和保密的行为(活动)规律和相关的规则及工程技术的交缘型综合性科学。它是一个归属信息科学且包括保密哲学、理论保密学、应用保密学等诸多学科分层归类的学科群体系。广义的保密科学的定义,除不含保密哲学以外,其它表述内容与“最广义的保密科学”一样。

中义的保密科学是以信息为其始基,以人类和类人的秘密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这两类秘密和保密的行为(活动)规律和相关的规则及工程技术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信息科学方法论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维护和培塑主体生存(存在)、安全、发展(演进)和利益为主要研究目标的交缘型综合性科学。简言之,它是以信息为其始基,研究人类和类人的秘密和保密的行为(活动)规律和相关的规则及工程技术的交缘型综合性科学。它是一个归属信息科学且包括理论保密学和应用保密学等诸多学科分层归类的学科群。

狭义的保密科学是以信息为其始基,以人类秘密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人类秘密和保密的行为(活动)规律和相关的规则及工程技术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信息科学方法论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维护和培塑主体生存、安全、发展和利益为主要研究目标的交缘型综合性科学。简言之,它是以信息为其始基,研究人类秘密和保密的行为(活动)规律和相关的规则及工程技术的交缘型综合性科学。它是一个归属信息科学且包括理论保密学和应用保密学等诸多学科分层归类的学科群。

3.保密科学的元问题统筹规划及研究范式明确界定

至于保密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式这一元问题,笔者认为,信息科学范式简称信息范式应成为保密科学(学科)的通用或主流当然不是唯一的研究范式。这在本文的前部板块已有些讨论,本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保密科学(学科)的元问题至少内含有两个方面,即:保密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前者是规定或指明它主要研究什么,具体就是为保密科学规定或指明关于其研究所指向的具体认识客体,同时也蕴含了该学科的具体研究范围;后者则规定或指明它主要如何研究,即研究的基本理念、假定前提和基本准则及与其他学科的宏观分界线或范围大限设,具体就是为保密科学规定或指明:为保密这一特定学科领域的科学共同体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及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约定,亦即共识与基本观点,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规定共同的发展方向、限制共同的研究范围。保密科学(学科)通用或主流的研究范式是信息科学范式。我们这样进行微观性和宏观性相并重,基础性和整体性相结合,维护与培塑主体生存、安全、发展和利益相统筹的考虑、明确和统筹规划,对保密科学的元问题研究似应较为全面、规范、合理。

(三) 保密科学(学科)的元理论

1.关于学科的元理论问题

学科的元理论与范式有相似之处,均关联到学科的哲学基础。元理论是一个学科范式的核心,但并不是其全部。一个学科一般有一个通用范式,却有多个元理论。除了元理论外,范式还包括具体理论、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等。元理论是关于如何思考和研究某一特定学科或实践领域里有趣现象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或实践领域里具体理论所共有的假设前提和该学科体系得以独立存在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学科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或知识形式,其假说与哲学观点相关,而且往往是跨领域的,是关于理论的理论和理论背后的哲学[3]25-27。

2.关于保密科学(学科)的元理论问题

情报学对元理论有过研讨,但保密科学(学科)的元理论问题,笔者迄今尚未见到有关学者论及。鉴于它的极端重要性,笔者在此作一初探。

所谓保密科学(学科)元理论,是关于秘密和保密问题的最基本观点和保密科学具体理论所共有的假设前提,是保密科学具体理论的理论及其背后的哲学。具体说来,保密科学(学科)元理论的基本内容或要点如下:

(1)人类天生必有自利自卫(简称私卫),有私卫必有秘密,有秘密必有保密,有秘密和保密必有反秘密和反保密,有反秘密和反保密就有档案(档案晚于保密、在保密之后产生,下同),情报、传播和完全的信息公开,这五者可称之为“保密科学五大假说”。秘密及其保密由人类个体到私家逐渐扩展到宗族、氏族、部落、小社群、人居大区域乃至民族、国家、全球人居大地区和国际社会等群体为主渠道进行分性分级分类影响、延展、扩散或传播;人类少数信息特定为秘密及其相生相伴的藏护(隐护)行为即保密,均是必然的事实及价值取向;作为特别限控而拒止外享的信息及其运动,均是秘密和保密之必然规定和基本内涵。这三个命题,加上本文前板块所述“保密六元纠缠性”“信息隐显(隐释)性”命题,和本节后部分所述“人类秘密和保密之机遇与风险必然共生同在永随”命题和“保密六元生死期”命题,共同构成广义秘密学和保密科学七大命题简称“保密科学七大命题”。

(2)秘密和保密均为必然存在且同根相伴。在人类信息领域,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均是人类(含其个体和群体,下同)有意进行的行为(活动)或呈现出的客观存在,信息、秘密、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六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关联;进一步向深里看,至少在人类信息这一领域和视角,信息同秘密、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这五者,均是蕴含与被蕴含、创生与被创生、被依赖与依赖等的关系,并连同自然秘密及其保密和类人秘密及类人的保密、情报、档案和传播一道,似应或有望全部统一于“信息隐显(隐释)性”;哲人认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笔者认为人也天生同时是“涉信动物”和“涉密动物”;我们从对生死存亡对立统一关系维度而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考察,秘密和保密及其行为“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在人类信息领域,秘密和保密并不一定同时产生(秘密通常在前),但它们同情报和传播是同根生、相伴长,而并不一定同时消亡(人类信息即使无消亡,但具体地看,人类某些信息则也是在经过保密、情报、传播及档案之后最后消亡),这些情形一并称之为“保密六元生死期”。秘密和保密之先天性(质)即天性(质)是信息自然地释逸(显释)(好像天使自由行),其后天性(质)即奴性(质)是信息被有意地藏护(隐护)或特别受限控(好像被禁囚徒)。

(3)人类所研究的保密科学的始源、根基定然是信息;保密科学的系统性建设者与革新者同样是信息;对保密科学起着指引、建构、控制、测评、督导和把关作用的,仍还是信息。

(4)人类秘密和保密之机遇与风险共生同在永随,简称密机密险共生同在永随。秘密及其活动和保密及其活动(包括必然内含于秘密、保密二者其中的信息及其运动)因为其中所涉主体或所指对象不同,信息、秘密、保密三者在地位、层级、差异、对立或时空上、境况下等方面,定然有差别、有分离、有异步、有冲突、有对抗、有矛盾,故而必然造成信息、秘密和保密三者之所涉主体或所指对象及其相关因素综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就必然导致人类秘密和保密之机遇与风险共生同在永随。

(5)人类秘密和保密之主体常有甚至必有其内持的基本信仰(或信念、信条)简称保密信仰(或保密信念、保密信条)或秉持的核心价值观,简称保密核心价值观(保密价值观)[28]。

以上关于保密科学的元理论及其五个要点,笔者将其也统称为“保密科学五大公理”。

四、 关于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

(一) 研究现状

学界特别是保密学界及实务界早已认识到保密科学理论体系尤其是保密科学基础理论建构的极端重要性、日益迫切性,如沈固朝、罗江淮、韦景竹、曹树金、孙宝云、姜建国、王皓等学者12年来相继发表论著,纷纷指明这一保密重大理论工作任务,期待解决“理论的贫困”这个“保密学目前最大的困难”,并呼吁今后应注重若干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为此,学者们也作过一些探索和努力,但研究论著极少、研究成效极为有限,涉及深入研讨和建立保密科学关键而基础的“理论内核”尤其如此,保密科学基础理论总体研究成效那就不用说了,迄今看来更谈不上什么达致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体系初步建构的理想状态了。

(二) 关于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

对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体系尤其是保密科学基础理论建构这一重大理论难题,笔者沿着由“点”及“线”及“面”再及“体”的形同跋涉、登山之艰行苦旅,进行多年思考、探秘,极想与学界同仁一道,试图为这一理论体系、保密理论与实践体系建构乃至中国特色保密事业进步发展而携手共进、共同努力。

笔者目前认为,当今乃至以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学界、保密界研究和建构中国特色保密科学基础理论乃至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体系的主要思路和基本规划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展、中华民族踔厉奋发奔向伟大复兴、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竭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与发展的精神氛围和宏观环境下,作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支撑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与保密实践体系建构乃至中国特色保密事业进步和发展,将会在中国保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精彩的实践活动基础上,沿着“信息→秘密→元概念→元问题→元理论→保密科学三元问题→保密科学基础理论框架(即理论内核)→保密科学基础理论→保密科学基础理论体系→加上保密科学应用理论体系→保密科学理论体系→加上保密实践活动体系→保密理论与实践体系→中国特色保密事业”的总路径向前推动。之所以如此考虑和作出这样的谋划和统筹,正如前文所述,这个总路径是符合一般理论、众多科学和人类事业成长、建构(进步)以及发展的模式、逻辑和秩序的,因而我们愿意共同努力并期望:中国特色保密科学理论体系将依循科学的知识增长和进步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前学科(没有范式)→常规科学(建立范式)→科学革命(范式动摇)→新常规科学(建立新范式)”,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不断成长和稳健发展下去。

按照如上总路径和整体规划,笔者第一步现将保密科学的元概念、元问题和元理论等最基本问题及其涉及的“研究范式”、“信息隐显(隐释)性”、“保密六元纠缠性”、“保密科学五大假说”、“保密科学五大公理”、“保密科学七大命题”、“保密科学双元机理”(保密科学第一原理)、“保密六元纠缠性规律”、“密战致胜基本规律(法则)”等命题、假说、公理、原理、规律和论断等核心观点和基本主张,一并考虑、进行规整,并作为核心组分引入被笔者暂且统称为“保密科学基础理论框架”这一大口袋或大范畴之中。第二步,今后同学界和保密界同仁一道,就把保密科学“三元问题”更丰富的理论内容及其保密科学其它“原理”、“规律”、“规则”、“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一步作为“保密科学基础理论框架(即理论内核)”的核心组成部分,加上“信息科学”特别是其“信息哲学”和“理论信息学”等一般性相关观点、理论和方法。第三步,再接续加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情报学、档案学、传播学、管理学、军事学、安全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学、国际关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思维科学和系统科学及复杂性科学等学科一般性相关观点、理论和方法,全部统摄、囊括过来继而与保密学科现有理论、观点和基本研究方法等,一并进行剖析、择选、研究、统筹和规整,用来为中国特色保密科学(学科)分别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内核和提供自身统一的理论,这样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就有可能部分、渐至大部分甚至全部地解决沈固朝、罗江淮等学者12年前所指出并期盼学界解决的保密学那些重大难题:“当前我们要努力的,不仅仅是找到适用的理论去嫁接保密学的各个不同的分支,还应注意的是在汲取相关学科知识的同时将现有理论整合,为整个学科提供统一的理论。保密学学科建设中,不要失去自身发展的方向,要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或个性,要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内核。”。

综观全文,我们这样进行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价值论和智谋论及伦理问题研究等层级均予以结合性并重地研讨式探索和研究,对“保密科学基础理论框架”再到今后“保密科学基础理论”乃至未来“保密科学理论体系”进行统筹和规划,似应较为全面、合理、自洽。我们尽管也自知一般科学(学科)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通常历时久长且沉浸过程非常痛苦而艰难,加上笔者精力有限、才力不济和学识鄙陋,不敢说我们此前所发文章以及这篇论文为保密科学基础理论框架建构做了什么值得称道的学术工作,对于这些短小文章来说,那样的目标实在太高,确乎难以企及。但无论是为着学界特别是保密界共同研究探索出未来通用而统一的“保密科学基本理论”抑或为“保密科学理论体系”而考虑与设计,还是试图只是为学界研究竭力提供一个或许有些借鉴性的可能路径和研究材料,就权且将笔者的这些研究探索当作为中国保密学学科理论建构的抛砖引玉之举吧。

(特别致谢:笔者及本文构思、动笔、初稿、多次修改完善和定稿,有幸得到罗炽教授、江畅教授、覃兆刿教授、吴成国教授、徐碧波教授、熊友华教授、徐信华教授、潘贵军教授、陈永勤教授、杨之帆教授等知名专家和孙宝云、刘延东、李杰、席彩云、蒋尧鹏、熊剑平、冯支越、刘冬、刘连峰、许存芝、胡庆方、董盛安、李卫斌、王兴国、张汨、崔涛、肖敬伟等保密界名家当面鼓励指教支持及诸多学者现有思想及观点的启迪借鉴引向,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 参见沈固朝、罗江淮的文章《关于保密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思考(上)》(载《保密科学技术》2011年第3期第42-44页)与《关于保密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思考(下)》(载《保密科学技术》2011年第4期第49-51页),该文对保密学学科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其它问题的看法与观点富有针对性、启发性和创新性。如,该文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应该有一个充实的‘学科理论体系’,并以此为依托,生长出面向社会需要的方方面面,那么可以说保密学目前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理论的困难’”以及今后应注重的11个重大问题之理论研究。

② 参见韦景竹、曹树金的文章《浅论保密学的形成和研究对象(上)》(载《保密科学技术》2011年第7期第40页)与《浅论保密学的形成和研究对象(下)》(载《保密科学技术》2011年第8期第51页),该文谈到“目前,对保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还比较少,对保密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及“学科的元问题”,并指出“保密学研究对象的逻辑起点是秘密”,认为“保密学的研究对象是保密活动及其规律,换言之,保密学就是研究保密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来讲,认识起于实践,对保密学的认识首先应深入到保密活动,提炼出保密活动各要素发展和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案,进而发现新的问题,凝练和概括出可以解释和指导保密活动发展的普遍性原理和规律,推动保密学的发展。”文章还总结出保密学的两个规律:“保密活动的本质规律包括制衡律和可控律。制衡律指的是保密活动过程中保密的行为制约、抗衡泄密(窃密)的行为,二者的力量相互制衡。可控律指的是保密活动中所有的要素均在人类的控制范围内”。这些观点和灼见也富有创新性和较高理论品质及学术价值,值得学界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研讨。

③ 参见王皓的文章《论秘密的定义》(载于高校科研保密协作组编《高校科研保密管理的实践与探索——高校科研保密协作组学术论文集(第一辑)》,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7-294页)。此文于2015年8月初稿、2017年修改、2018年11月全国高校科研保密协作组内部发表,已收入万方数据库,系笔者的“探秘之一”。另外参见王皓、刘金山的文章《探秘与创造:秘密的新界定及保密研究的概念供给》(载于高校科研保密协作组编《高校保密管理的实践与探索——高校保密协作组学术论文集(第二辑)》,金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89-99页)。该文2019年获中共湖北省委机要和保密局、中国保密协会教育分会高校科研保密协作组和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理论研究类二、三等奖奖励,系笔者的“探秘之二”。笔者的“探秘之三”、“探秘之四”可参见百度百家号“花醉霜寒东南羡”(王皓注册)《秘密就是人的弱点吗?秘密的定义再议》(2023-04-05),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349666221196216&wfr=spider&for=pc.和《秘密与信息:保密科学的“三元问题”探秘》。

④ 分别参见邬焜的专著《信息哲学基础理论及其意义阐释》(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版第161页),闫学杉的著作《信息科学:概念、体系与展望》(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钟义信的著作《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第3版)》(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23页),谢清俊、谢瀛春的文章《一个通用的资讯(信息)定义》(原载姜璐编著《信息科学交叉研究》一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版第32页),李宗荣的著作《理论信息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129-133页),具有综论性、前沿性和创新性;以及杨学山的文章《科学揭示信息定义和发展规律》(见《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16年第4期第39页)。

⑤ 参见杨学山的专著《论信息》(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部分第4-5页),以及杨学山的论文《科学揭示信息定义和发展规律》(《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16年第4期第39页)。杨学山的《论信息》以及他的另两部专著《智能原理》《智能工程》专论信息和智能,较具精炼性、前沿性和创新性,值得信息和保密学界重视和进一步研究,笔者及本文受其启发、指引、借鉴颇多。

⑥ 参见李德昌的专著《信息人管理学:势科学与管理动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9页。

⑦ 参见邬焜、王健、邬天启的著作《信息哲学概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6-352页)以及闫学杉的论文《信息科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原载姜璐编《信息科学交叉研究》一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和钟义信的《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第3版)》一书(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5页)。

⑧ 参见邬焜的著作《信息哲学基础理论及其意义阐释》(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版第139-197、536-553页),以及钟义信的《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第3版)》一书(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9页)。

⑨ 参见姜建国的论文《保密科学与保密技术漫谈》(载《保密科学技术》杂志2010年第7期第46-48页),《保密学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载《保密科学技术》杂志2011年第5期第8-10页),《网络安全保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和思考》(载《保密科学技术》杂志2017年第9期第16-20页)。

⑩ 参见邬焜、王健、邬天启的著作《信息哲学概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6-352页)以及闫学杉的文章《信息科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原载姜璐编《信息科学交叉研究》一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和钟义信的《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第3版)》一书(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