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蔡龙威, 杜文曦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两宋时期,台谏制度完备。“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1]3778这使得当时的官宦随时有弹劾他人的权利抑或被他人所弹劾的风险。在宦海浮沉、朝不保夕之际,流贬就成为宋代谪宦生活中的常态。从宋代谪宦当中的文人群体角度看,两宋时期谪宦文人被贬呈现出时段数量和贬地集中的鲜明特点。从时段数量上看,依据《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等初步统计可知:在两宋18位帝王御宇期间,共计有3 998名谪宦文人。其中,谪宦文人数量较多的时期为:北宋仁宗朝310名,哲宗朝867名,徽宗朝753名;南宋高宗朝749名,孝宗朝256名,宁宗朝212名,理宗朝275名。这些谪宦文人创作的各类作品达十万余篇首。从这些谪宦文人被流贬的地域看,北宋初年沿袭旧制,以今之甘肃天水、环县,宁夏灵武等西北边郡作为流贬之地。后来随着南方疆域陆续并入北宋版图,岭南亦成为流贬谪宦文人的重要场域之一。宋室南渡,北方领土尽失,流贬谪宦文人之地唯有岭南(1)学界多有关于两宋时期谪宦文人数量分布及流贬地域演变的研究,详细可参见赵忠敏《宋代谪官的量化考察及成因探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钮勤瀚《减死朔方谁考验,徙家合浦竟飘零——历代谪戍流放地图》,《地图》2004年第4期等文。。

在两宋历史上,很少有其他群体的文人像谪宦文人那样集体沉湎于对贬地遭遇的秉笔书写和跌宕心绪的真切表达。其中,代表性文人如北宋的苏轼、黄庭坚、苏过、秦观、苏辙、刘挚、陶弼、吕大防、刘敞、刘攽、范祖禹、张耒、李邦彦、晁补之、陈襄等;南宋的郑刚中、邹浩、寇准、曾丰、张元幹、张九成、孔平仲、胡仲弓、张仲宜、丁谓、郑侠、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均可作如是观(2)鉴于篇幅所限,无法对两宋时期众多谪宦文人及其作品进行逐一读解。故而,本文基于如下标准对谪宦文人进行选取并分析:一是声名甚著、无法忽视者,如苏轼、黄庭坚、秦观、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这些谪宦文人不但文学艺术成就较高,而且均是具有深沉爱国忧民情怀的士子,他们在当时士林与文坛中的影响力巨大;二是当前学界关注较少,但成就不容抹杀者,如谢景初、刘敞、刘攽、胡仲弓、陶弼、孙觌、陈襄等,他们在作品中体现出的作为谪宦个体文人的多维独特心境,更为贴近普通人面对挫折时真实的情感反应,因而具有广泛代表性。。谪宦文人因贬地现实所触发的心绪是立体多维的,难以用确切的语言穷尽千头万绪。但从两宋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发展轨迹与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实际来审视,则大体仍遵循着从惊愕苦痛到异乡穷愁再到异域安适的心绪情感变化过程(3)两宋谪宦文人贬地心绪的变化大体遵循着从痛苦、乡愁到安适的过程。将个体谪宦文人纳入此一体系中进行解读,即可从宏阔背景中对其作品和心绪有更精准的把握,以达到了解之同情,在此基础上凸显个性中的共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详细可参见亓元《唐宋岭南贬官游记审美心态研究》,黑龙江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侯艳《岭南意象视角下唐宋贬谪诗的归情》,《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等文。。这些久居于中原故土的谪宦文人来到贬地,首先直面的就是作为“恶托邦”的贬地之剧烈风候侵扰,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无尽的苦楚与恐惧之感。继之而起的是谪宦文人因时空万里的隔绝与仕途挫折潦困而生的身处异乡的不适感。当谪宦文人经贬谪初期心理上的惶恐与生理上的不适之后,逐渐安定下来的他们能够以一种“了解之同情”的客观心态审视贬地的山水人文,又会发现贬地“乌托邦”的美好一面,进而在其诗文中将贬地重构为一个鸟语花香、风景奇丽的诗意空间。历时来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对贬地书写的焦点与心态的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的结果,亦是谪宦文人在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心态逐渐圆融豁达的体现。在宋代谪宦文人的持续性书写当中,贬地的山水有了丰富的文化意味,其鲜活的地域特色为世人所珍视,并使得我们得以窥见谪宦文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感知其作品中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变迁,以及其背后所潜隐的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

1 “恶托邦”——困苦与惊恐

“恶托邦”(Dystopia)的概念是指乌托邦完美理想世界的反面,“是对未来生活的消极的、否定性的想象”[2]。莱曼·萨金特在《重返乌托邦的三张面孔》中认为,“恶托邦”是“通过相当丰富的细节展现了一定的时空定位。作者试图让同代读者相信,这个世界比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更糟糕。”[3]在本文的语境下,“恶托邦”通常指谪宦文人所身处的恶劣的贬地环境。比如,作为宋代谪宦文人流贬的重地,岭南因其边远蛮荒、燠溽异常的严酷风候,成为惩处宋代谪宦文人的最佳贬地之一。对此,宋代杨冠卿曾言曰:“惟祝融之奥区,奠天子之南服,内制五岭,外控诸蛮。蜑俗群居,虽乐衣冠之化;鲸波万里,迭兴蛇豸之妖。故得人则尽治一边,而选帅则常重他镇。”[4]130故而,两宋谪宦文人多被贬至蛮荒绝域的岭南。对此,北宋陈瓘曾言:“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想是见相公常来也。”[5]12

对于宋代谪宦文人而言,贬地的“恶”体现在其远离中原的地理与心理距离上。一般来说,边陲贬地的荒远会让世居中原的宋代谪宦文人心生畏惧,诸如“风波行险道,万里绝人烟”[6]33511之类的诗句可谓在在有之,均能充分体现出谪宦文人对身处“异域”而远离中原的无奈与绝望。当然,包括岭南在内的宋代谪宦文人的流贬之地,对于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谪宦文人来说,其地理距离意义上的边远只是一个方面,更为主要的是贬地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偏远会使得谪宦文人心生一种边荒“异域”之感,而恰恰是这种心理感受,造成了谪宦文人对贬地蛮荒的先天性排斥。这种排斥感主要体现为对贬地气候的不适。明代的苏濬曾在《气候论》当中有曰:

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人居其间,气多上壅,肤多出汗,腠理不密,盖阳不反本而然。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盛夏连雨即复凄寒, 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湿,肢体重倦,多脚气等疾,盖阴常盛而然。阴阳之气既偏而相搏, 故一日之内,气候屡变。谚曰:“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脱急着,胜似服药。”气故然耳[7]696-697。

参校相关史料记载可知,苏濬对岭南气候骤变,燠溽异常特点的体认是准确而深刻的。比如,北宋诗人郑侠就曾论及广南东路连州之酷热难当:“以为烈日长道难,加兹岭外炎暑酷”[8]10425;更有甚者则将贬地岭南比作“火坑”。这样山高林密、气候异常的环境极易滋生令谪宦文人心惊胆战的“瘴”气。这种无处不在,使人闻之而色变的瘴疠之气,多有在宋代谪宦文人的诗文作品中出现。如:

地蒸蛮雨接,山润海云交[9]1122。(梅尧臣《送番禺杜主簿》)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10]42。(黄庭坚《寄黄几复》)

瘴海风土恶,地气侵腰膝[11]36。(苏过《枸杞》)

惨惨瘴气青,薄薄寒日暖[12]4077。(苏辙《过宜宾见夷中乱山》)

慈亲违万里,瘴雨悲南荒[13]463。(寇准《述怀》)

值得关注的是,“瘴”与“蛮”意象的频密联袂运用并大量出现在谪宦文人的作品当中。如:

瘴雨蛮烟鏖十载,谁料儋州海上人犹在[14]30221。(曾丰《免解进士应致远过晋康见谓以上文字而忤权要听读藤州十余年得旨自便赋诗赠行》)

身离瘴雨脱蛮烟,自幸得归如得仙[14]30215。(曾丰《送广东潘帅移镇湖南十口号》其十)

人行瘦石枯藤上,路入蛮风瘴雨间[15]72。(胡仲弓《五峰岩》)

可以确切地说,宋代谪宦文人将令人惊惧的“瘴气”与“蛮烟”意象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在贬地自然气候现象的基础上融入了谪宦文人对贬地的主观感受与价值评判。在此基础上,谪宦文人在仕途蹭蹬中,心中便幻化出凄厉狰狞的魑魅鬼怪等意象,“鬼”“怪”“魑”“魅”“魍魉”等语词就会反复出现在书写贬地的诗篇当中:

山谷藏雄虺,溪潭养鳄鱼[16]5807。(刘敞《送人之岭南》)

魑魅非人境,蛮夷尽鸟言[17]7205。(刘攽《观虎翼士戍宜州》)

朝过鬼门关,虎迹印玄室。暮过鬼门关,猿声啸苍壁[18]5001。(陶弼《题鬼门关》)

抽身龙伯国,著脚鬼门关。每每经从处,皇皇崄阻间[14]30263。(曾丰《渡海后自北流县过鬼门关》)

在宋代谪宦文人的贬地书写中,“瘴疠”“鬼怪”等意象在诗歌当中的大量出现,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内涵。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悲惧感,这种悲惧感又因贬地异常艰辛的生活而显得更为浓烈。如苏轼在谪居惠州后就在诗中悲吟着生活的困顿:

越井冈头云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龙卷鱼虾并雨落,人随鸡犬上墙眠。只应楼下平阶水,长记先生过岭年[19]423。(《连雨江涨二首》其一)

乌云突至,倾盆大雨喷涌而下,导致江水急遽升高并涌向堤岸。东坡一家老小在风雨飘摇中无处躲藏,穷困潦倒、狼狈不堪之惨状令人怜悯哀痛。与东坡处境相似,“(元符元年九月)庚戌,追官勒停横州编管秦观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19]729。在贬地雷州,已垂垂老矣的秦观亦不得不直面缺衣少食的困苦生活窘境:

白发坐钩党,南迁海濒州。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篱落秋暑中,碧花蔓牵牛。谁知把锄人,旧日东陵侯[20]137。(《海康书事十首》之一)

面对严酷的生存条件,年迈的秦观勉强支撑孱弱的身躯,辛勤劳作以糊口。生存的窘困,内心的压抑使得曾经颇有俊逸神采的诗人加速苍老,其内心之悲苦和痛楚可以想见。

贬地恶劣的气候与生存条件给谪宦文人带来恐惧的同时,亦使其产生了逃离流贬之地的冲动。如南宋曾丰在《送广东潘帅移镇湖南十口号其一》诗中宣称:

身离瘴雨脱蛮烟,自幸得归如得仙。更愿留侯轻万户,不须辟谷也长年[14]30215。

从地理人文角度来看,湖南与广东是毗邻省份。在宋代,两省间虽以“五岭”之一的骑田岭为分隔标点,但两省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习俗亦有相通之处。然而,谪宦文人因从岭南广东移官至一山之隔的湖南境内,竟有得仙般的欣喜之感,从一个侧面可以想见,谪宦文人对贬地岭南的恐惧逃避之感已到了何等地步。如邹浩《小舟枕上》:

船头钻入北来风,继日连宵闭短篷。多少峰峦多少意,一齐收在枕屏中[21]14059。

崇宁四年(1105)冬,诗人北归途经桂林作此诗。虽然在呼啸的北风中逆水行舟已令诗人倍感寒冷,但与能得幸北归相比,凛冽的寒风又能算得了什么呢!诗句“多少峰峦多少意,一齐收在枕屏中”,表达了作者能够有幸逃离贬地岭南时的愉悦之情。

2 “异托邦”——不适与乡愁

福柯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概念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是一种“有悖于主流社会秩序的具有对立性的场域”[22]。《礼记·王制》篇中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23]93这些“蛮夷”,“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24]3。他们远离中央王朝,民风习俗与中原不同。而这迥异于中原故土的时节风候进一步触发了宋代谪宦文人对流贬之地的陌生感、疏离感和恐惧感,引起他们不绝如缕的无限伤悲。这从唐代杜审言《旅寓安南》诗中亦可深刻感知: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

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25]734。

如诗中所及,在远离中原的“异域”岭南,其气候不似中原般四季交替分明。这种迥异于中原的气候令流贬于此的谪宦文人心生一种陌生感,进而有了思归中原故土的无限惆怅。

被流贬到“异域”的宋代谪宦文人,在面对不同于中原故土的贬地生活习俗时,其在生理与心理上的不适感尤为强烈。这在饮食习惯的差异方面有所表现。贬地岭南的饮食习俗与中原饮食习俗迥然有别:

粤俗嗜海物,鳞介无一遗。虾蠃味已厚,况乃蟹与蜝。潮来浦屿涨,遮捕张藩篱。潮去沙满滩,拾掇盈篱箕。杀烹数莫记,琐碎臭且奇。苟务贪咀嚼,宁识暴殄悲。蛟蜃吐云气,腹以人为饴。呀口日肥大,洪波谁敢窥[16]6296。(谢景初《粤俗》)

贬地的饮食习俗令谪宦文人感到诧异与惊骇,心中的不适之感可以想见。再如,梅尧臣在《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中说:“退之来潮阳,始惮飧笼蛇”[9]117,从中亦可窥见宋代谪宦文人对贬地岭南饮食的不适感甚至已经达到了惊恐的地步。

这种不适感还表现在对故乡的思念上,独自飘零在艰苦的“异域”贬地,宋代谪宦文人倍感孤独,归乡思亲之情日益浓烈。于是,随之而来的“客”之意象频繁出现在谪宦文人的贬地书写当中,从中亦可体味他们对“外来者”身份的敏感,凸显出其对“异域”文化的陌生。如:

别后与谁同把酒,客中无日不思家[26]2194。(苏轼《寄高令》)

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26]1026?(苏轼《游净居寺并叙》)

此外,与“客”相关之“囚”的意象也多有出现于谪宦文人的贬地书写当中。从国之栋梁到贬地流囚的身份落差必然会使得他们心生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于是,独在异乡的“客囚”就会无限怀念昔日的过往,思念故园的亲人,以期在思归的浓厚情绪中宽慰自我受伤的灵魂。如沈与求作《张仲宗有诗怀归因次其韵勉之》,以劝勉怀归之情日益浓重的好友张元干,诗云:

相逢无日不怀归,又是春山听子规。

休叹豺狼迷道路,似闻貔虎仆旌旗。

那从薄俗求青眼,还向高堂念白眉。

南望孤云应目断,殊方岁月易推移[27]240。

该诗凸显了张元幹浓郁的思乡隐退之情。与沈与求在宏阔背景下表露张元幹因在外漂泊而心生的思归模式不同,谪宦文人张九成则是更多地选择了以故乡亲情来舒缓苦闷寂寞的心灵。如《次单推韵三首》其二:

庾岭三江外,相过车马勤。孤吟清庙瑟,愁思楚江云。

寂寞林逋宅,凄凉伍相坟。何时定归去,摸索断碑文[28]300。

又如《次单推韵三首》其三:

每思乡里秀,日日听新除。愁苦千行泪,清贫一束书。

端溪元秀爽,梅蕊正萧疏。公事多佘暇,箪瓢亦晏如[29]165。

张九成于贬地创作的思乡之诗,既是其作为个体在命运漂泊之际的真切情感表露,也是谪宦文人群体共性的心绪体验。远在“异域”的谪宦文人,在理想破灭、孤独穷愁之时,以无尽的思归之绪来缓解身处异乡的不适与寂寞,从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个人色彩。

3 “乌托邦”——新奇与豁达

托马斯·莫尔在其著作《乌托邦》中认为,乌托邦是指“一个与现实相对立、但并非绝对不可通达的完美世界”[2]55。从历史上看,贬地岭南地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30]285但随着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思想领域“三教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宋代亦有为数不少的谪宦文人能够从较为客观的角度看待并记录流贬之地的实际情状。如郑刚中谪居封州时曾说:

民生各异俗,王制论不诡。惟兹封州郡,山之一谷尔。麦秋无青黄,霜冬有红紫。嗜好既殊尚,言语亦相抵。问之彼不通,告我此勿理。骇去如鹿麋,团聚若蛇虺。如何苏属国,胡女为生子。己而忽超然,天下同一理。岭南自岭南,勿用岭北比。况自江山情,雅故均邻里[31]258。

这种对流贬之地岭南地理人文的客观理性态度,深刻地影响了谪宦文人的文学创作。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前代,贬地在宋代谪宦文人的心中已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即逐渐从隔绝冷漠转变为关心了解。因地处边陲,早期的贬地岭南文化较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有机会独自发展成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中原汉文化相比,贬地岭南文化虽属边缘,但却新鲜。故而,宋代谪宦文人多把岭南描绘为奇异的、神秘的“异域”。在这方面,宋代谪宦文人以其不懈的努力,对岭南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王辟疆云:“岭南诗派,肇自曲江,昌黎、东坡,以流人习处是邦,流风余韵,久播岭表。宋元而后,沾溉靡穷。”[32]39这在贬地书写中体现为对当地自然人文的热爱。又如丁谓的《桂林资圣寺》写于其北归至桂林之际,诗云:

八桂提封接九疑,宝坊游览负心期。

栴檀未睹生天像,琬琰空传置寺碑。

白玉毫光应照我,黄金色相竟留谁。

灵川他日香云里,莫道凡夫见佛迟[33]1149。

诗中首先提及的“八桂”指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九疑山”则位于今湖南省永州市境内,通过对地理的交代,诗人实际上是在确定桂林的方位坐标。谪宦诗人丁谓在北归至桂林时,游览资圣寺而写下此作。抛却诗人因政治场上的荣辱浮沉遭际不谈,仅从诗歌中所洋溢的愉悦情绪即可感知作者此时对待岭南人文山水的积极态度,这与此前诗人在贬地悲鸣的心绪已有很大不同。

从心理学角度看,宋代谪宦文人对贬地风候的胆颤主要是源于对“异域”未知事物的恐惧。在经历实际的贬地生活,对贬地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谪宦文人就会发现以往存在于脑海中的边民野蛮习俗亦是可以接受的。从这一点上说,谪宦文人李邦彦的做法是可取的,其在《留题白石》诗中云:

浔江穷瘴岭之南,郡虽僻,旁与都峤、勾漏为邻,而白石近在境上,其江山气象之秀,有足嘉者[34]721。

同时,如若秉持心灵善感的真切体验,即便身经农家清贫的生活之苦,亦会在内心当中生发出些许田园情趣。如绍兴二年,因赃败而被贬至广南西路象州的孙觌,在其《全州道中》诗中云:

桑柘十里交,乌犍随两童。川平牛背稳,一笛横秋风。漠漠水云里,濛濛烟雨中。人牛相尔汝,行过乱山东[35]17010。

桑林与牧童,烟雨与水云,牛背与竹笛,其情如诗,其景如画,给谪宦文人贬地苦楚的生活带来了轻快明朗的气象。在这样乐观而开阔的胸襟下,谪宦文人能够以真心、善心和爱心去发现贬地山水人文的美好。如他们对贬地山水之雄奇壮美的不绝赞叹:

阳朔谿山冠百蛮[36]207。(李纲《送李泰发吏部赴官阳朔二首》其二)

百里仙山气象雄,参差峰岫翠成丛[36]326。(李纲《过北流县八里游勾漏观留五绝句》其一)

阳朔千山与万山,生绡图写北人看[21]14054。(邹浩《送长卿二首》其二)

再如对贬地岭南奇珍异产、“异域”文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叙:

外国衣装盛,中原气象非[37]775。(陶弼《广州》)

泠艳幽芳雪不如,佳名初见贝多书。南人浑作寻常看,曾侍君王白玉除[38]17732。(李纲《茉莉花二首》其一)

番禺地僻岚烟锁,万树累累产嘉果[18]5074。(陈襄《荔枝歌》)

初到贬地,宋代谪宦文人在作品中所建构的岭南多是一幅边荒穷困的景象。他们对此的描绘固然是现实贬地的真实写照。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叙述又不是全然真实的。这是因为在宋代谪宦文人日渐以乐观和开朗的心态体味周遭的山水之时,他们能够对“异域”的贬地世界表现出好奇欣赏的心态,如诗中反复出现“茉莉”“桂花”“荔枝”等岭南特有的意象,重构出一个鸟语花香、风景绮丽的贬地诗意空间。对此,正如屈大均所言:“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开此道路。在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疏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39]84-85其实,贬地岭南自然物候并未曾改变,变化的只是谪宦文人的心理状态。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两宋“学者型士大夫提出或反对‘国是’层级的政治规划”[40]423-433背景下,因之产生的“朋党之争始终是一个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41]16-20,进而导致大量宋代谪宦文人的出现为贬地书写提供了前提,并对包括岭南在内的贬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宋代谪宦文人对贬地的书写,是重构了世人对贬地自然人文的审美取向,谪宦文人用其切身经历体味和还原了贬地最为真实的一面。在此意义上,贬地的山水也才有了丰富的文化意味,并为世人所重视和珍视。其次,因为有了宋代谪宦文人在贬地身心遭遇的真实书写,才能使得世人将贬地纳入与中原进行对比的视野当中,进而凸显贬地鲜活的地域特色。最后,宋代谪宦文人的贬地书写使得我们得以窥见宋代谪宦文人心态的演变轨迹,并感知其作品中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变迁,以及其背后所潜隐的贬地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