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色与优势

张 蕴,孙道进

(1.西南大学 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2.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31)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1]158。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持续发展,农村改革不断推进,积累了大量发展经验,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中西比较视野分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西方桎梏,以及中国对此所探索的解题方案,有助于深入探究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以其独立自主的探索成就,统摄现代化“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特殊性”,构筑以“共同富裕”为旨归的现代化图景的重要意义,从而深度阐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独特优势。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现代化过程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变迁历程,各国现代化的共性在于,创造了极大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跨越式变革。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显著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22,“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22,“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22,“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22,“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3,“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23。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构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本土化命题,是当下热点研究议题。其中,较多学者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坐标中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等多维视角的研究。例如,杨凤城和叶子豪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的统一”中凸显独立自主性,在“尊重历史规律性和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结合”中彰显历史主动性的内在特质[3];张艳斌结合内容维度(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价值维度(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时空维度(立足国情的时间压缩和空间重构的现代化)、关系维度(在辩证把握诸多关系中开拓的全新现代化)等多重维度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4];曹丽基于马克思有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观,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突破,以及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新贡献等[5]。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发逻辑、内涵特质、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学界研究现状,为更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与现实必然性,以及该道路对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难题的贡献,可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重要研究维度。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压舱石”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6]32。当前,学界有关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议题的研究渐趋丰富。其中,不乏学者针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内涵特征等进行了探究。例如,蓝红星等人分析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农富国强”目标与“大国小农”禀赋特征[7];刘吉双等人分析了中国特色“并联式”农业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内涵和发展现状[8];高原探讨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对现代化规范性含义的拓展,剖析了其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效率与安全、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等内涵[9];高杰等人分析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小农户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抓手等方面的特征[10];李明星等人基于历史回溯探讨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演变的时代特征,剖析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11]。此外,部分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等视角对该议题展开实证探究。例如,李媛等人从多个维度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12];刘璐等人基于对我国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算评估,分析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时空特征、发展类型及障碍因子[13]。

从世界历史看,农业农村发展困境是中西现代化共同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以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行动纲领为遵循,结合学界当下研究,从中西比较视野进一步思考我国现实国情下“三农”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现实启示,从农业农村维度辨析中国式现代化在跨越时空意义上超越西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具有可深化的研究空间。一是有助于突破西式现代化的话语框架,揭示西式现代化“资本至上”价值向度的桎梏,更深入厘清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具有的统摄现代化“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典型特征;二是有助于通过对中西农业农村发展方略的廓清和鉴别,更深入把握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升华”现代化传统内涵,构筑以“共同富裕”为旨归的现代化图景对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对西式现代化引发的农业农村发展桎梏的审思,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坐标中,结合其理论意涵、典型特征、经验成就及重要意义展开探究。

2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西方桎梏

现代性权力在开辟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也形成了“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支配—从属”关系。资本二重性及其矛盾的世界历史展开,既催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也使得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面临乡村衰落的困境,引发对西方话语主导下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受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主流叙事话语影响,其农业生产及农村治理的先发优势被片面扩大,其中所关联的殖民、暴力等非人道手段及农业农村异化危机则被掩盖。从中西比较视野审思西式现代化“资本至上”的桎梏,更能深度理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

2.1 理论发展桎梏:以乡村“从属论”支撑“城市偏向论”

现代化的本质是西方发展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谱系中,通常结合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及岗位收益,以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比重、城市人口占比等指标界定现代化,将农业局限于为工业提供补给的“衰退”产业,“农业农村现代化”未被给予合理重视。比如,阿瑟·刘易斯(W.A.Lewis)等人提出零值劳动力理论,认为在劳动边际生产率趋零或为负数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14]3,强调以产业结构转型推动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等人提出剪刀差理论,认为国际交换中工农业产品比价失衡,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农产品输出“剪刀差”的剥削,则应通过“向中心出口除传统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或“加快国内生产速度”的方式,以获取受制于资源、技术、资金条件而不易进口或生产的产品[15]210,强调将有限资金投入工业,从而最大限度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此外,在乡村发展趋势上,乡村问题通常被视作工业文明的从属问题,各国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的进程则被视作迈入城市文明的“乡村终结”过程。比如,罗斯托(Walt W.Rostow)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认为,“传统社会阶段”通过农业生产资源投入而从农业体系中产生“分层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纵向流动受制于宗族和家庭而具有狭隘性,因而“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一般是与所谓长期宿命论相吻合的”[16]5;该阶段必然过渡至农业人口大量减少、产业结构深层次变化的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认为,“革新首先是从工业部门开始,然后转到农业部门”[17]139,作为“外围地带”的乡村通过“增长极”对区域经济的扩散作用才得以发展。

正确定位农业农村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功能,是国家制定现代化政策的重要出发点。然而,西方传统理论通常狭隘地将农业视作落后的基础部门,将农村视为工业化积累原动力的场所。事实上,农业中并不存在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需求—产出”趋势伴随农业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农业机械化可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而增加有效供给,赋予农民更多生产选择空间。同时,优先发展何种产业更多取决于国内外产品交换的比较利益,仅从农产品在国内消费结构中份额下降难以得出农业衰退的结论,也不能仅从粮食换取工业品的比重对“剪刀差”加以判断。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应基于“成本—效益比”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通过农产品交换积聚资本并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这些理论强调农业部门的“从属性”却忽视了乡村社会多元发展样态,将乡村功能局限于依托资源禀赋而实现另类价值的想象载体,强调农业社会庞大的“零值劳动力”必将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形成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究其理论实质,在于以乡村“从属论”支撑“城市偏向论”。概言之,“农业农村现代化”在西方发展理论中囿于“资本至上”的价值向度,未能形成科学的知识框架,难以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2 价值导向桎梏: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加剧社会正义缺失

透过当代资本主义表象不难发现,“资本至上”的价值向度决定着西式现代化必然边缘化农民生存发展的利益诉求。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现代农业必须经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资本主义化,现代化的发轫则密切关联于农业资源条件优越的英格兰、北美等国家或地区的区域性经验。英格兰在工业革命前,以圈地运动使农村沦为资本主导的大规模农场,失地农民集聚城镇而成为原始工业化的劳动力大军,乡村和城镇分别提供原材料和制成品,并通过海外殖民的红利加持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如马克思就资本剥夺人民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展开分析,强调“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18]873。英格兰通过资本的大规模掠夺,形成了“小国大农”特色。就北美地区而言,殖民者驱逐印第安原住民,独享新大陆丰沛的农业资源,通过繁荣的对外贸易使工农业发展相得益彰,形成了北美“大国大农”特色。然而,资本的逐利性扩张致使失地农民被动卷入全球化浪潮,在促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现象。此外,受制于农村市场投资回报与企业运营成本之间的矛盾,资本攫取土地等生产要素却排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美国白宫2022年一则简报所载,“长期以来,农村社区的主要基础设施需求被忽视”,“超过3 000万美国人生活在缺乏宽带基础设施的地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美国人仅占总人口的20%,却占据了道路死亡总人数的近一半”[19]。

还应认识到,西式现代化高度迎合了西式民主“资本的游戏”和“精英政治”特征,将农民作为汲取资源和权力的工具,必然边缘化农民政治参与的利益诉求,挤压其争取权益的语话空间。以美国政府反贫困政策为例,该政策往往受制于农业利益集团而与经济结构脱节,忽视村庄发展多元样态,以及相当数量农户从非农产业获取收入的现实,将“农业发展”作为“乡村发展”的代名词。再如,早期由美国盖茨基金会等共同援建的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承诺消减目标国饥饿人数,号召将非洲农业由自给改造为现代模式。然而,“绿盟成立14年来,累计获得10亿美元资助,但根本没有兑现其2020年前让3 000万小农户产量收入倍增和饥饿人口减半的承诺;相反,在绿盟关注的13个重点国家,饥饿人口增加了31%”[20]。同时,对套用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民难以跨越精英政治而发挥话语优势。以印度政府2020年颁布农业改革法案为例,政府利用议会多数席位通过了《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等旨在推动农业市场化改革的三项法案,这些法案“取消了印度农民最看重的‘最低支持价格’机制”[21],对农民切身利益产生极大冲击,从而引发社会冲突。此外,资本主流叙事受种族因素影响,鲜有为少数族裔农民尤其是其妇女的利益发声。“斯坦福大学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南部农村的整体贫困率为20%,其中非洲裔美国人的贫困率是33%,非洲裔妇女的贫困率高达37%。”[22]可见,西式现代化与西式民主交织影响,严重损害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基本权益,并在资源代际传递影响下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

2.3 发展经验桎梏:坠入西方中心主义窠臼,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奉行所谓“新自由主义”、盲目照搬西方农业农村发展模式的国家而言,忽视了西式现代化“资本至上”的实质,难免坠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拉美地区为例,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原本主要属于农业社会,但19世纪晚期以来,受欧美影响而逐步形成了起点低、速度快且依附性强的“畸形城市化”模式。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既缺乏创新性和可持续性,也加剧了生态恶化、能源危机与社会分裂,催生了“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城乡发展失衡现象。经历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飞速发展期后,以墨西哥债务危机为触发点,大多数拉美国家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之路,经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使其深陷“经济失去的十年”,经济增长至今仍然乏力。拉加经济委员会发表的拉美社会展望报告显示,2021年拉美地区“极端贫困人口增加500万人,再次攀升至8 600万人,倒退27年,极端贫困率从2020年的13.1%增加到13.8%”;该地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收缩6.8%,是120年来的最大衰退”[23],各种社会矛盾伴随经济低迷而持续激化。

高城市化率未能使大多数拉美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城市化与农业农村协调发展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受制于“城市化即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罔顾社会承载力而将资源配置过度向大城市倾斜,导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与农村边缘化、农民贫困化相伴而生;另一方面,土地改革耗时长、政策变动频繁且极具不彻底性,难以保障农民生存权益,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严重牵制了现代化进程。“从1915年墨西哥开启土地改革算起,至今约1个世纪。”[24]然而,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土地改革并非致力于消灭高度集中的大地产制度,而是以减少土地闲置、发展资本主义大规模农场为目标,并未根本触及庄园主的“土地领主权”和土地私有化结构。比如,得到美国财政支持的《哥伦比亚社会农业改革法》看似具有进步性,但“10年之后,这一改革仅将总耕地面积的0.25%分配给了微不足道的0.45%的农民”[25]287。此外,缺乏对小农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技术和劳动资料的扶持,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垄断、贫富分化现象,引发巴西、墨西哥等国农民与政府和大地主之间争夺土地的武装冲突。小农因基本生活无法保障而被排挤至城市谋生,难以回归土地匮乏的乡村家园。然而,政府盲目地将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视作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无视城市就业、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配套措施缺位的现实,催生了大批“城市边缘地带”,致使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严重脱节。拉美地区牺牲农业农村发展以换取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充分说明,任何遵循“资本至上”价值向度、盲目接受西式现代化所谓新自由主义“药方”、试图超越农业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均不具有可取性;短暂的经济增长必将以经济长期停滞为惨痛代价,其结果必然是农业凋敝,工业发展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拉美的经验教训为深度思考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提供了负面参照。

3 立足国情凸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现代化理论的孕育不能脱离其经验“场域”而盲目照搬西方经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普遍面临农业资源不足、工业基础孱弱、难以广泛吸纳农村就业人口等困境,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同样无法通过“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路径实现。“我国农村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90%以上,集聚着大量农业产业、生活着几亿农村人口,还有2亿多小农户。”[26]人均农业资源稀缺、农业生产要素水平低,以及现代工业孱弱的“大国小农”国情,使解决城乡工农矛盾极富挑战性。仅靠城市化难以将超大规模的农业人口纳入现代经济体系,必须走出一条统筹规划“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以“三农”有机衔接推进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

3.1 坚持“四化同步”:基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发挥现代化的超越性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内源性现代化,以300余年的生产力积淀渐次推进各阶段“串联式”发展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具有目标高度叠加、时间高度压缩、战略高度融合等“并联式”现代化的超越性特征。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普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囿于“农产品—食物”供给保障的单一功能。区域专门化、机械化生产虽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也伴随着能源消耗大、农产品供求波动大、农村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然而,从经济内涵上考量农业农村现代化,应当蕴含着“始终坚持农业发展的基础地位,坚持发展农业生产力为根本”[11]的本质要求。就我国而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部门对维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以及农林牧渔等传统农业对贡献食物来源、手工业原材料、能源及动力的关键作用。尤其在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时代变局下,始终坚持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发展根基。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31,体现了统筹兼顾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现代化愿景。党和政府强调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在空间上一体布局、在功能上耦合叠加,以其他“三化”成果赋能农业发展,彰显了农业在我国“并联式”现代化蓝图中的特殊地位。

基于“新四化”建设思路,工业化创造供给反哺农业,城镇化创造需求支持农村,信息化促进资源要素在农业中加速聚集与优化配置,共同提升农业机械化、产业化、绿色化和信息化水平,激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驱动力。一是农业与工业化融合,为农业发展夯实了物资基础。我国用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实现了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拥有的220多个工业品种产量居世界前列,农业物质装备水平、科学技术转化程度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二是农业与信息化融合,为变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提供了信息支撑。农村网信事业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智慧农业发展。《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指出,“到2023年底,数字乡村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超过1.9亿,5G网络基本实现乡镇级以上区域和有条件的行政村覆盖,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26.5%,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5 800亿元,全国具备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档评级基本全覆盖”[27]。三是农业与城镇化融合,为现代农业生产创造了环境和要素条件。我国的城市化呈现“农民进城”与“就近就地城镇化”的融合轨迹,为城市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下乡,推动农业生产品牌化、标准化和绿色化提供了良好环境。还应认识到,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成果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也促进了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及区域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得益于“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布局,为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夯实了根基。

3.2 变革农业生产关系:基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确保现代化的普惠性

不同于西式现代化鼓吹新自由主义思潮,放任资本野蛮侵蚀农民生产生活空间,加剧了土地私有化和阶层固化,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社会公平正义,“引入政府‘有形之手’来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28],既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利用,激发集体经济活力,同时坚守土地公有制这一底线,抵制资本无序扩张和过度逐利的影响,确保了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切实维护了农民的生存权、财产权和发展权。党和政府坚守维护农村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在农村生产关系领域不断寻求突破。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工农业极端落后的现状,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合作化集体农业体制,稳定了粮食总量,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有力支持了国家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后,通过“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实现了集体组织和家庭经营优势互补,提升了农业社会化、专业化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征程上,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创新为契机,形成了农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局面,使农村土地成为吸引社会财富涌入、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2]3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研究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党中央从顶层规划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制度改革方向,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夯实了政策依据。

新发展阶段,为使广大农民更好地分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增值收益,党和政府顺应农村资源重组、人口和要素流动的新形势,以一系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制度安排保障现代化的普惠性。比如,发挥新型集体经济效能以“规避资本排斥小农导致的社会风险”[29],重构集体村社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功能,进而通过土地确权、资源再配置等政策举措,使农地的物权属性和承包经营权更加明确,土地折股量化、流转出租和有偿转让更加规范有序,巩固了农民参与现代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同时,有效驾驭了资本下乡。一方面,盘活资本惠农功能,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产业链和新业态、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农户和返乡人员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为农民转型为现代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了多元空间,拓宽了农民长效致富之路;另一方面,严格设定资本下乡门槛,完善涉农股份制企业利润分配机制,明确资本参与利润分配比例上限,防止外部资本无序扩张,最大限度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以促进农村生产方式变革、吸纳更多农村就业人口。正因为党和政府坚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农民利益优先,才保障了广大农民“进城能就业,回乡能种田”的土地权益,为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将占全球1/5的人口整体带入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石。

3.3 重塑乡村内生秩序:基于传统乡村的现代转型,保障现代化的可持续性

不同于西式现代化在资本主宰下使农村在经济体中沦为城市的附庸,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致力于从根源上破解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依附关系,推动传统乡村向现代转型,满足农民建设美好家园、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景,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 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 979万人,占36.11%”[30]。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多的现实国情决定着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亿万农村人口“以农为业、以农为家”的深远意义。2022年《“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了“三个建设”的重点任务,即“建设宜居宜业乡村”“建设绿色美丽乡村”“建设文明和谐乡村”。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对乡村人居环境、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提出具体要求,明确了到2035年乡村振兴“建什么、怎么建、怎样建”的任务规划,强调“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的行动目标,使乡村振兴的时间表、路线图更加明晰。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31作出战略部署,这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深化成果,充分诠释了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具有明确价值导向、蓝图规划和实施路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村庄的建设和发展不仅是农民自主建设的自为过程,也是被外力不断规划与塑造的过程。”[3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以系统重塑乡村内生秩序为着力点,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乡村发展规划上,通过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有效协调国家整体规划、政策推广和地方自主建设的关系,鼓励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在乡村软硬件建设上,增强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和人居环境舒适度,加快补齐生活基础设施功能与便民服务短板。在乡村生态保护上,持续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致力于将乡村绿色资源转变为创造价值,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被动要求转变为正向激励。在乡村文明风尚培育上,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培育,规范村规民约,激励家风传承,强化文化惠民,促进乡村社会安定和谐,满足乡村群众高质量精神生活需求。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上,加强国家力量向农村下沉的民主制度设计,健全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有机融合的治理格局,乡村自治重在提升乡村群众自我管理、服务、教育和监督能力,而乡村公共治理的发展则“意味着国家及多种力量对乡村的支持在增强”[32],为增强乡村与外界的互动联系、以更多公共资源赋能乡村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乡村人力资源流动上,强化人才支撑,为乡村培养输送大量青年人才,并通过变革传统生计农业的生产方式、保留宅基地、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为小农户在融入市场化发展而“有尊严地实现转移和转型”[33]的同时又在乡村“留根”提供了物质和制度保障,“部分小农户正在逐步向专业农户转变”[33]已成为当前我国农民形态演变的典型事实。概言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致力于乡村建设从“塑形”到“铸魂”的飞跃,探索出一条以乡村高质量发展为驱动力,塑造城乡健康和谐关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4 把握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现代化不应囿于固有的单一线性模式,而应扎根本国土壤,基于理论与实践创新,开辟传统文明向现代转型的新道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于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以满足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实践经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成果,彰显了党的领导优势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契合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该道路以其独立自主的探索成就,从更宽广、更深邃的视野升华了现代化的传统内涵,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及独特优势。

4.1 创造性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成果

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生动践行,实现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及实证主义方法论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唯物辩证法及系统观念的方法论,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建基于生产力发展之上。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所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4]602。同时,其理论也并非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视作机械对应关系,强调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弹性选择生产关系提供了理论空间。其主要围绕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循环理论,阐释了社会经济循环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普遍规定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35]591将催生社会革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5]592。为适应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不断完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由于生产力的现代化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处于先导地位,决定着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现代化,从而需要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相匹配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持续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的顶层规划。鉴于我国人口众多与资源相对不足之间的现实矛盾,国民经济中工农业占比失衡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这关涉推动现代经济资源同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优化长期投资和资本积累条件、畅通经济循环中乡村参与渠道,以及引领农户分散经营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等一系列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受制于经济社会背景,未能就相关问题给出直接答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旺盛生机和活力,根本在于能够与时俱进地指导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共产党基于初心和使命探索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为研究主线,以致力于成功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运动规律,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为研究任务”[36]。从以其指导农业农村发展维度看,党和政府科学研判我国各阶段生产力水平,聚焦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优化生产关系,逐步推动“以农支工”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向“城乡融合”转化,将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全面融入“三农”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反思苏联工业化破坏农村生产力的教训,既优先发展重工业,更遵循“工农业并举”的建设原则,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在地化资本积累,极大地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把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契机,推进农村“统分结合”经营体制改革,以城镇化建设辐射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广大农村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场域,深化落实“脱贫攻坚”“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部署,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农业高质量发展。党和政府致力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难题,将稳住农业基本盘作为应对世界大变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将农村发展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支点,以城乡经济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在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的不懈探索中,积累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宝贵经验。

4.2 化解“资本意志”陷阱,彰显党的领导优势和“人民至上”现代化立场

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有力化解了“资本意志”主导的现代化陷阱,充分诠释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在西方霸权构筑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下,很多国家会出现以乡村透支为代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该过程也是城乡差距、东西方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与资本主宰乡村而掉入“拉美漩涡”形成鲜明反差,我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37]1的脱贫成绩单充分说明,资本也可以被社会主义所驾驭。我国作为超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资本体系的冲击,并不以创造所谓“普世性”的乡村发展形态为现代化目标,而是致力于打破城乡对立的窠臼,实现城乡社会发展和资本规制的合一。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摒弃了城市中心主义,通过资源向农业农村倾斜和乡村秩序重构,使乡村同城市处于共享现代化红利的同一水平线,以巨大的成就证明:乡村并非城市辐射的被动承接者,其本身即为孕育现代化动能的重要场域。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根据时代大潮而变,却始终保持着理论内核的稳定性与承续性。”[38]作为使命型政党,其“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的逻辑原点”[38]。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全球背景下,党中央深入研判“三农”工作的时代方位,高度重视守好“三农”基本盘对我国把握战略机遇、战胜风险挑战的基础作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结合“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战略规划,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并就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重要农产品保障能力、强化现代农业科技支撑、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消费、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等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加快补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农”领域短板,为新发展阶段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了行动方略。同时,党中央以中国特色的战略安排和实践创新,保障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比如,在规划引领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明确了分类别、分步骤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时间规划和实施路线;在组织建设上,基于“党建促发展”的建设思路,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盘活资源、整合资产、引领致富等各方面的组织优势,巩固其对集体经济组织、乡村群团及自治组织等各类组织的政治领导力,使“三农”工作组织体系不断趋于系统化、规范化;在政策落实上,完善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框架,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不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因有党的领导为“三农”事业把航定向,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以其理论和实践成就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主宰下西式现代化的超越,鲜明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立场。

4.3 开辟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的新道路,契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也是传统农耕文明赓续与现代转型、展现更强大生命力的过程。中华民族的祖先围绕村落定居并进行农业活动,形成了高密度的农村人口、源远流长的氏族血脉和祖先信仰,孕育出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传统文明。但就世界历史范畴而言,难以对资本积累过程作出“田园诗式”的描绘。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通过对公有土地的盗窃和暴力掠夺等,“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18]842。工业革命加快了现代产业的流动,但严重冲击着城乡传统产业结构,促使乡村沦为城市的附庸;人类通过发掘新资源促进了生产改良,但又以新型耗费和污染为代价,激化了人口扩张与有限资源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城乡矛盾的分析,强调城乡关系的未来走向不应该此消彼长,而应是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进而提出城乡融合思想,对“达成‘共美’理想状态的和谐城乡关系”[39]作出展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40]185“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40]18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消灭旧的社会分工,使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为指引,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在于创造城乡融合的发展条件,应对传统农耕文明转型过程中城乡割裂、贫富分化的冲击。

我国农耕文明的现代转型密切关联于党和政府对城乡融合道路的不懈探索,契合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探索,将“三农”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全局进行谋划,调整重城抑乡政策,改变城乡资源要素流向。然而,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需从根源上解决城乡“人、地、业”融合困境。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41]32,强调城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尤其应当重视,城乡融合的要旨在于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使城乡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22,党和政府不断总结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形成了边探索、边迭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良性生态,持续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1年,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快1.7个百分点。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农村居民收入=1),比2012年下降0.38”[42]。伴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衔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充分体现了现代化的普惠性。此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党和政府着力重塑“乡村精神”、补齐“文化短板”,推动乡村精神生活朝着更加丰富、更有品质的方向发展。

5 结语

现代化并非单一的、静止的模式,而是富有强烈历史与时代内涵的动态范畴,蕴含着世界历史演进历程中各领域的系统性变革,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趋势。农业农村作为传统文明的主要栖息场域,但人类迄今的现代化模式仍主要依据工业化、城市化经验,从而愈加凸显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远意义。传统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底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揭示西式现代化“资本至上”的发展桎梏,更能深入把握我国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所赋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独特内涵:通过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确保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重塑乡村内生秩序等战略举措,充分体现了现代化的超越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

不可否认,源于独特的国情农情,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尚有持续拓展与优化的广阔空间。我国在以创新引领农业高水平自立自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以及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方位振兴,推动乡村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需破解的现实困境。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国“三农”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主要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正成为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农村正成为宜居宜业和美家园,农民正成为优势鲜明的新型职业,农村集聚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潜能不断被激活。“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1 010万人,比上年增加160万人,同比增长19%。”[43]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的创造性成果,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现代化立场的经验凝结,体现了推动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的创新探索。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契合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与优势,也为后发国家的农业农村发展及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