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其他

□李 更

1

有人问我，为什么老是质疑大学里面的课题费以及各地作协的“扶贫款”？如果这些钱用在正道上也没有问题，说老实话，在国外，交响乐这样的高雅文化是有政府或者民间团体以及各种基金会的支持帮助的，但是我们很多地方的所谓购买服务、政府补贴，都成为一种人情关系。

扶持出版的那些作品未必是有阅读者的。以某个省份来说，文学院每年出版的大量书籍，几乎都没有读者。有人说，他们的读者就是作者自己。我认识的几个签约文人，以前就是从那里拿一笔钱，然后去出版社买个书号，在速印店印刷、装订个百十来本，拿给文学院交差，其余的钱，就用来改善生活了。

他们的法宝就是哭穷，甚至总结经验：千万不能在那些业务领导面前露富，否则那些“扶贫款”就到不了你手里，因为那些领导就有一种偏向农工的潜意识；至少表面主张底层文学，“适当”地支一些钱给他们，是有明显政绩效应的。

2

有研究表明，在大萧条时期，普通人更多转向花费不多的低端娱乐活动。那时，美国的电影产业空前繁荣了起来，年均电影票销售量达到惊人的35亿张，人均每年看28场电影，唱片、书籍、杂志销售量大幅上升。

所以，在就业不太理想的时候，文学青年将再次出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文学黄金十年，多少是因为贫困。

饱暖思淫欲，绝对不会思文学。

俄罗斯当年的文学巨人都诞生在物质极度困乏的时代。

按照我现在的经济状况，股票亏损严重，又没有其他发展可能，大概率是要爱好文学了。

3

三十年前，鲁彦周夫妇到珠海度假，到我家来写字画画。我们有时会聊聊当时的文人，我说起一些正当红的作家，鲁老很茫然，居然不知道，也没听说，比如池莉。我当年怀疑他是不是有点装。

现在我也花甲后了，才明白鲁老应该确实不知道。因为今天吃得开的，主要是年轻写手，我也不了解，他们的作品我也看不进去，觉得简直是隔行如隔山了。

以刚刚完结的大奖为例，不管是中奖者抑或进前十者，多数作品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你可以说我孤陋寡闻，但，连我这个几十年的职业阅读者都不知道，你想还会有多少读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黄金十年里，那些获奖作品在各个地方早已经是纸贵洛阳了，获奖只是对他们的一种认证或者说追认。他们不获奖也一样声名大震。

而现在，都进入评奖程序了，有些作品甚至才刚刚上市，更谈不上什么口碑，这样的评奖，是不是有些玩笑了呢？

总说宁缺毋滥，但是现在明摆着都是平庸货色了。

我觉得依据现在的情况，如果没有什么好作品，没有人民群众向往阅读的那种作品，这个奖，那个奖，可不可以歇一阵呢？

上行下效。许多地方作协、基层作协的掌门人，他们的作品都是靠公家公款来解决出版的，根本谈不上发行，有的就印几百册散发周围的朋友而已，未经过市场的检验，他怎么能为文学撑门面呢？

我知道的，奥斯卡奖也好，艾美奖也好，包括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先进入市场，在市场上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以后才进入评奖程序的。

4

当然，我今天有一些奇谈怪论，也可能是因为自己老了，我们这一批人都老了。

几十年前，我所在的那些地方（尤其是“武钢”）的作家们，他们的作品就已经很老旧，他们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看不惯，主要是对报刊发表的那些作品看不惯。我后来想一想，是否我活到了他们这个年纪，也会看不惯了？当年那些看不惯我们的老作家，尽管满腹经纶，满腹牢骚，但是最后都默默无闻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今天，那些年轻的写手们也有理由看不惯我们这些老旧的写作者，让我们也默默无闻地“离开”。

5

每个人都在找自己能出去的门。

不是所有的门都为自己开着，也许很多时候找到的都是他人的门。

6

中国作家缺乏基本的时代感，所以要想让当代中国文学出现经典并留下去，明显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7

晚年歌徳曾说：看了一辈子报纸，完全是浪费时间！

张远山说：鄙人充耳不闻小年新闻，终生独好大年旧闻，生活在先秦和上古。

我作为纸媒人，早就拒绝纸上新闻。我觉得报纸应该在副刊上下功夫，特别是文学副刊。十几年前我就专文说明，尤其是地方报纸的文学副刊，可能是拯救那份报纸重要的版面。

8

李某的文章在《文学自由谈》上坚持了很多年，一直是以绿叶的面目出现的。只要围绕着那些名家，就要当绿得可以的那种绿叶。读者们常常是在看了李国文、韩石山、唐小林、冉隆中等以后，顺便再看看李某，就相当于喝酒的人，喝完酱香白酒以后，顺便再来瓶啤酒作为饭局的结束。

9

袁仁国去世了。不论如何，是他把飞天茅台从二百元一瓶提高到两千元一瓶，在贵州那样一个贫困地区，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有人说合理贪污与合理避税是一个道理。我不懂企业里面那些复杂的操作。当年查处了一个褚时健，云南的红塔山就一度一落千丈；至今，云南仍然不富裕。抓了一个袁仁国，贵州的经济让人担忧。也许应该向珠海学习，同样是做国企，而且是大国企，董明珠就赚得盆满钵满，身家可能比袁还要多吧？可是董小姐处理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至少不少刊物应该感谢袁。多年来，茅台酒一直支持文学期刊的发展，让圈子里人喝上了茅台酒，那些文学中年就是撑茅上台的，今天一些文学大佬，打的饱嗝也是酱香型的。

现在，据说换郎酒了。还是酱香，初衷不改。

10

有些同志也认为，某赌场把残雪列在赔率榜首，证明她获奖概率高。他们显然不是赌徒，需要普及常识。盘口概率高，并非获赔高；恰恰相反，概率越高，说明她获奖可能越低。否则人家赌场不得赔死？再者，并不是网络自发炒作残雪老太太。每年像闹钟一样准时发作的，恰好是她本尊。有几个残粉组织，其骨干是几个二渠道书商，人家也是为了赚钱；只是年年像天猫闹双十一，总有让人烦的时候。今年这次，我早劝那些起哄的，可怜可怜残姐，你们的高级黑谁不知道？把人家当活宝呀？做人还是厚道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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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某市烧烤，还是某县村超，都是一种集体焦虑中的神经反弹，不论哪里的参与者，内心深处的郁闷都需要一次痛快淋漓的发泄。在到处都是交警以违停为名罚款的今天，人家一个地级市宣布把政府机关的停车场都让出来做社会车辆的临时停驻地，这无疑是一股清流。

另一个，连中国足球队都不值得看，你会看一帮农民踢球？这就像今天的文坛，连大奖作品都没几个人看了，你会去看车间黑板报？

别说，还就有！

各地如火如荼的老干体诗社，自拉自唱的笔会，自演自鼓掌的诗歌节，都是这样。其实，这是老百姓在共克时艰时的积极配合。总是有一个春天在想象中到来，内心的焦虑，化作孩童般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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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郑振铎、曹禺、张爱玲、巴金、徐志摩、徐迟、林语堂，都是贵族气的作家，这气缘于童年富裕优雅的生活。老舍这样的是穷棒棒，属于“市贫”。

解放后中国没有出现贵族气作家，顶多出了一些大院作家，如王朔、马未都。大量出现的是高玉宝式的农民作家。

毛姆、雨果、托尔斯泰、狄更斯、司汤达、梅里美，欧洲贵族作家多，高尔基、欧·亨利、杰克·伦敦这样的底层作家反而少。

13

文学评论家黄自华最懂我的画，他说：

当人们还纠结在李更的人像画“像”与“不像”的困惑之中的时候，其实应当怀疑的是自身审美的缺失、观念的保守和单一。李更的人像画，注重内涵的挖掘，倾力于精神和思想的表达，绘画对象隐蔽在像与不像之间。所以，读懂李更的人像画，需要欣赏者具有较强的想象能力、审美能力和悟性。中国人对人像画的阅读习惯是“像”，而忽视了艺术家的审美创造，忽视了艺术家在画像中投射的思想、精神、韵味和内涵。正如阿敏所言，如果从像与不像的角度阅读人像画，所有的人像艺术画，都“像”不过照片。

我的第一次个展是在他的书房举办的。

14

那天大早，王石兄发来王大鹏微信：吕小涢昨天上午去世了。71岁，胰腺癌。半年前我也画了他，未及上色。王石说，不用上色了。

我一直在聊城市文学。中国的城市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期是主流，如林语堂、曹禺、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鸳鸯蝴蝶派以及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当代文学实际上是农村农民的文学，除了少量以产业工人为主题的写作（代表性作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吴运铎、胡万春、李云德、唐克新、李建纲、万国儒等），大部分被农村农民题材覆盖。城市文学在中国是小众，但小众出大家名家，如老舍、周而复、李国文、邓友梅、王朔、张洁、王安忆、赵玫、方方、陈染、金宇澄、孙甘露、冯骥才等。

除了上海、北京、天津，台湾以及香港的写作，也基本都是城市文学。

武汉的城市文学发展也可圈可点。浪花文学小组即当年活跃的亮点，董宏猷、吕小涢、王石、王大鹏、成平，都是纯城市生活中的人。其中的衍生品，就是后来成为吕小涢夫人的池莉。池莉是仙桃人，她写了大量武汉市井生活，其源头就是吕小涢每天的口头灌输。他们的婚姻存续期，也是池莉写作的爆发期、高峰期。离婚后，没有吕小涢的活水，池塘干涸了，池莉后来的小说乏善可陈。小涢有三点“水”：对武汉的了解，对文学的见解，对小市民的分析。这些对池莉影响明显，包括池莉成为球迷，也是吕小涢的影响。

年前董宏猷72岁去世时，吕小涢有一则纪念文字，我引入《伤逝》。小涢文章精短，颇承中国传统笔记文之内妙。实际上他一直在微博上写作，《南方文鉴》多有刊载。我认为他才是被严重低估了的武汉作家。吕家与我家是传代友谊，都是父子作家。吕小涢的父亲吕庆庚，官场上只知道是当年的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到现在也只认可吕庆庚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我们还都是河北人。

黄自华说：小涢的散文集《瓷夫人》是散文上品，文辞华丽，寓意深远，短小精干，韵味悠长。小涢的文学价值被文学界忽视了。小涢安息。

2023年10月10日上阶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