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其逻辑展开

张 彦, 杨思远

(1.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2.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8)

一种文化思想的成熟与阐发必然关涉以自主性、独特化的方式实现对抽象普遍性的超越。抽象普遍性的文化逻辑必须要在自身差别化的活动中实现分殊,以特定民族的文化表达来实现这种普遍一般性。因此,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必然被文化发展的特殊逻辑所扬弃,并在特定的文化表征中具体化、现实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圆洽式的发展变化。所以,任何一种文化思想都需要回答文化“从何来、去何方”这一特殊性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总体性面貌回答“是什么”的普遍性问题,并最终在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回答文化“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特殊性问题。以此维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必然包含着两个必要的前提性判断。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意味着作为实在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超越了抽象一般性的文化拘囿,以一种鲜明的自我意识将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同中国特定历史传统、现实条件、未来期许相结合,成为一种立足于自身定向的“中国文化”。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真正成熟,以“思想”这一系统性表达将总体性原则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展开过程之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实现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具体与抽象、普遍与特殊、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因此,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总体性思想体系的逻辑展开,并领悟其对文化形态论、文化本质论、文化主体论、文化领导论与文化交往论的原创性发展与超越。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形态论的发展与超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以“两个结合”“文化生命体”思想丰富了文化形态论。在传统视阈中,文明一词“一般指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特指一种“开化”的状态。[1](P.24)在随后的演进中,文明逐渐具有了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等级性,特别在西方工业技术不断传播的催化下,西方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的唯一内涵,“单数形式的文明概念将会适用于一切文明”[1](P.27)。针对这种文明单一性的静态论,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以形态学(morphology)的方式将文化定义为一种“高级实体”,表征其生命体状态具有“独立而自足的”生长、成熟与衰落过程(1)斯宾格勒指出:“我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幅漫无止境的形成与转变的图像,一幅有机形式的奇妙盈亏的图像。相反,专业的历史学家则把它看作是绦虫一类的东西,只知道不断地把历史时代一节节地往自己身上增加。”他将文化与文明相区分,认为文化是“大地母亲”,是有机发展的原初阶段;而文明则是“石化的世界城市”,是“一种结果,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在这里,他想试图用文化生命的“成长—衰落”过程破解西欧文明虚假的超历史性的抽象的普遍性,将各文明看作是独立存在的特有个体,彰显其发展规律的特殊性。但是,斯宾格勒将“历史看作是诸文化完全自给自足的个体单位的一一相续,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之间没有任何积极的关系”[2],不同的文化体成了彼此割裂与不相关的完全“独立体”。这不仅忽略了世界交往以来文化关系中蕴藏的“西方中心论”的权力宰制,也消除了不同文化生命体以交融互通方式获得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是用一种新的文化“独立”静态论代替了视“西方模式”为纯粹普遍性的传统静态论。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相互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3]。“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嵌于历史基础和文化向度之中,总结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与根脉,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理念与实践,更深层次、更高维度地丰富拓展了文化形态论,超越了西方单一性、抽象性、思辨性的文化静态论,因而极具原创性。

一方面,“两个结合”思想回答了“结合”是否可能、何以可能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就像文化的发展创新绝不意味着将异质文明中得来的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于本国的历史性进程一样,中国走自己的文化发展之路也绝不意味着要做脱离于世界的文化保守者与文化封闭者。习近平总书记用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突出强调要“秉持开放包容”,指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3]。这就说明,作为主体存在的中华文明先在地包含着对外部文化的吸纳与兼收的本性,而这种本性是以一种圆融并通的力量将外来文化以批判的、耦合的方式加以吸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结合”的可能打下了最为开放的基础。与此同时,“结合”的前提还意味着要“彼此契合”。作为人类思想最为璀璨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因其科学的普适性、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和具有深入改造现实、指导实践的强大统摄力,成功地引导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突出地表达着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和“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思想元素,这些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展开才能深入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并以高度的融通姿态指导中国现代化发展。这种高度的契合性就从本质上为“结合”何以可能作出了深刻回答。

另一方面,“两个结合”思想还回答了“结合”为何可能、如何可能的逻辑性、本质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仅与我们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本质相关,而且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环境(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本质相关;正是这种相关性的具体化行程,使我们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4]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受了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而逐渐式微,呈现出历史未有的落后守旧状态,同世界文明发展大潮严重割裂。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深刻改造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中华文明出现了新的革命性转变。在这里,嵌入并改造中华文明的并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物理反应”,而是“化学反应”,其结果是造就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已经一体化了,其并非如同一个洋人穿着华装或是一个中国人戴着礼帽的“两张皮”的外在状态,而是已经成为难分彼此、融为一体的重新诞生的“新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的生命体”。由此,中国文化便可以寻求并迈向属于既是“中国的”又是“我们时代的”新文化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层面上的新的自我意识与自我主张的转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既包含着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重塑与时代转型,又包含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5]。文化生命体突破了二者原先的形态,在组成要素、内容结构等方面实现深层次的文化再造,并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基础上吐故纳新、发荣滋长,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飞跃,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打开了中华文明的创新空间,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文化主体性。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本质论的发展与超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拓展了文化的内涵和属性,以“日用不觉”“最本质、最深沉、最持久”等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文化本质论。按照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文化乃“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语之一”[6](P.87)。在西方语境中,文化概念通常是以同自然状态相对立的社会状态来出场的。在该主题上,黑格尔以“自然—精神”的辩证关系取消了自然状态作为前社会性质同文化(社会性)相对立的理论框架。人的历史(社会化的)是自然发展的一种承续,精神(文化)“将自然认识为自身的对立,并通过扬弃该对立,借自然之力回到其自身”[7](P.370)。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一种让绝对理念从原始状态复归自身的教化中介。它从野蛮的自然状态中开始出现,但文化绝不会与自然状态彻底脱离,野蛮性始终同精神的实在相连。尽管黑格尔以一种抽象的思辨性试图说明文化的社会属性,并突出强调文化背后所涉及的进步属性,但他仍然囿于“野蛮—教化”二重性中,并最终以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让文化概念变得更加“神秘”。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逻辑颠倒问题时指出:“主观性是主体的规定,人格是人的规定。黑格尔不把主观性和人格看作它们的主体的谓语,反而把这些谓语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然后以神秘的方式把这些谓语变成这些谓语的主体。”[8](P.32)马克思超越了传统西方文化论争的基本逻辑,一方面以自由自为的劳动实践作为人的类本质,彰显人类超越其他物种的创造性本质。文化作为人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或对象的人化,“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9](P.192)。随着人类的创造性实践的不断展开,文化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生产方式的视角揭示了文化的社会属性,视文化为物质生产之后的精神生产。他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9](P.186)因此,人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对精神文化生产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并推动着文化的创造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根本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论,创造性地从人民“日用而不觉”这一角度重新论述了文化从存在到表征的一系列过程,并“最本质、最深沉、最持久”地诠释了文化的本质力量,丰富和发展了文化本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使用“日用不觉”的语言表述,如“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10](PP.25～26)、“党内政治文化‘日用而不觉’”[11](P.96)、“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12](P.18)等。“日用不觉”意指人在文化生活状态中而未能察识其已然身在其中的认知状态,就像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指出的,人“已经是(意识形态)的主体(est déjà-sujet)了”[13](P.227)。“日用”说明文化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物,本质上已然凝缩于人民群众日复一日的日常交往与生活习惯之中了,人的一举一动、言谈习惯与价值观念无不刻印着文化的痕迹。一方面,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为世界赋予意义、生成价值,文化就在这种现实交往和实践活动中被有意识地创造,并经由人的文化实践被不断再生产,获得延续与发展;另一方面,人所创造出的这些精神文化物一经产生便以相对固定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一个社会固有的、物质性的指意系统。对于生活在这个文化体中的个体而言,该系统通过“唤问”将人重新确定为文化的主体,人的生活实践都必须遵循于这种意义关联的逻辑与规则。“不觉”则说明人的已经日常化了的文化体验往往是一种“无意识”状态,是人对文化、主体对客体(对象)的边界消弭,即文化已实现了对人的“化人”,文化已经成为人的内在力量而获得自觉自律的“属我”的东西。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思想,就获得了文化本体论上的意义。文化在这里不再是单纯的精神生产性产品,也并非是相对于人的外在的某种客体或自身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而是一种自身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体验方式”和“物我合一”。就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多次论及的“上手状态”(Zuhandenheit),“此在”和外物之间并不构成一种对象关系,而是融通在当下的活的“事件”之中(2)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7节“指引与标志”等章节(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2014年,第90～97页)。。文化同样如此,既是一种与其所在世界的真实关系的表达,同样也包含人类与真实存在的条件之间的一种“想象性”关联。

恩格斯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4](P.120)。文化的本质决定了文化和人与生俱来的同一性,标明文化是以一种非物质的精神性力量来表达人的本质力量的。人在创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创造自我本身,以超越的实在性对世界万物的外在性进行观念上的构造,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因此,文化从本质上体现着人对超越性和自由王国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诠释了文化的本质力量。他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5](P.103)“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这一原创性论断,是对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实践的观念总结,是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力量。“最基本”说明文化是一种“软性”力量,渗透着生活此在的方方面面。文化既塑造着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更事关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主体命脉,滋养着民族的生命力,激发着民族的创造力,熔铸着民族的凝聚力。“最深沉”表明民族文化的生成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展开性过程,既植根于民族生息繁衍和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又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创造性实践,让文化具有了时代性。因此,文化成为民族的基因和精神标识,塑造着该民族的气质面貌,涵养着人民的精神世界。“最持久”说明文化尽管无形无踪,却拥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与强大的韧性。文化的生命力与韧性强调的是,“面对外力侵入后在塑性变形和破裂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能量的主体能力,既是以柔克刚、借力化力式的消融化解,又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式的撷取吸纳”[16]。文化自信一旦建立,就会与社会成员的血液和灵魂相融合,凝浸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之中,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主体论的发展与超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自信”“人民中心”等范畴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华文明何以延续、何以创新的发展理路,巩固和丰富了文化主体论。每种文化都具有各自的自我发展形式及其可能性,其中居于贯穿地位的是作为文化特殊性展开的“主体性”。文化的“主体性”是此文化与彼文化相区分的核心标识,又通过对象化在文化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得以展现。这种凝缩的主体化与主体性的对象化过程共同塑造了文化的“形态”(Gestalt)属性,显现为一种具有自身生命韵律、持存形式和表达细节的有机体。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地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3],以“文化自信”“人民中心”等重要范畴强调了文化主体性作为文化发展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基石地位,既涵盖了作为文化本身的主体性,突出了作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进程、地位作用等清醒认知与高度认同的主体意识和自信态度,又表达了文化创造、文化实践和文化享有的主体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人民立场,作出了文化由谁创造、为谁发展的价值判断。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自信”范畴凸显了文化发展中独立自主与兼容并包的辩证统一。如果说一个文化或文明要作为独特的生命体而展示其面貌各异的生命张力或精神类型,那么这个文化或文明就必须以一种极高的自信状态显现其自身的精神“心脏”——主体性。这个“心脏”是作为该文化最深层次的“内核”而存在的,赋予该文化以整体轮廓与典型特征。也就是说,这个精神内核可以被用来表达一个文化体的总体性,并可以作为该文化体全部内容不断滋养的源头活水,在黑格尔那里,被称之为“民族精神”的哲学。因此,文化自信首要的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对自身独立自主的民族性的积极彰显。这就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7](P.491)。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正如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守己”一样,中国文化的赓续发展同样不意味着要陷入孤立的民族狭隘之中。文化自信不仅要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还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将一切先进的文化加以批判、反思与改造,将对外学习与自我表达统一于有机结合之中,并以创造性的姿态从二者的融会贯通中发展出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化旧为新、化外为己地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中心”范畴彰显了文化发展的价值立场与根本导向。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9](P.501)作为人的对象化创造,文化以何种形式表征、以何种内容呈现,积淀着人以实践探寻本质、改造自然、塑造自我的类生存方式。人是文化的主体,一切文化创造和文化成果都包含着人的真正本质以及衡量其发展程度的合理尺度,并在历史的维度中展开其独有的发展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3]“人民中心”是把人民群众视作积极有为的文化创造者、融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行动者和文化发展成果的最终享有者,把文化“化人”的社会属性跃升出人的原始的自然状态,揭示出文化主体的超越性、“彼岸性”与“实在性”[18](P.30)相互统一的过程。从此意义上来看,如果文化没有能够在人民的主体维度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那么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就不可能持久长存。因此,坚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与路线,不仅保障了人民群众享有文化的主体地位,更凸显出人民作为被理论“掌握了的群众”背后所代表的“物质力量”。要不断发现、总结人民实践的新经验、新做法,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为文化的创新创造提供不竭的源泉,并把文化创新创造的成果精髓融入到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中。既让人民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本原力量,又使文化创新成果的精神内涵始终被人民所掌握,并经由人民的生动实践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是实现物质实践创造文化价值、文化力量又反哺现实发展的持久循环的生命力。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发展与超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打通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践的主导与思想主线的逻辑关联,发展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就文化领导权问题作出直接的、针对性的论述,但他们在有关意识形态的产生、归属与形态化表现的相关论述中对这一问题已有不少涉及。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9](P.51)他还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9](PP.550～551)在这里,马克思要表明的是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再生产及其表征形式皆为统治阶级所包揽,其核心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价值诉求与思想表达。第二个问题是,文化意识形态作为现实物质关系的观念性反映,表达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物质关系是关键、占据本原位置。因此,第三个问题是,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归属权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归属权是“同一”的,这就说明“在思想观念中起支配作用的关系是被称之为力量的关系,力量的意识形态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关系,权力的问题也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哲学最终还是政治的”[20](P.348)。这样一来,文化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就是其归属与控制问题,即领导权问题。但在这里,马克思仅描述了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占有的既有事实,并未说明领导权占有和归属的具体过程。要知道,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关系并非是先验的,统治阶级思想体系在社会思想文化层面的统治地位同样也不是先验的。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的统治关系并不具有天然的“普遍性”,试图获得领导权的阶级要使其思想转变为统摄社会思想主流的意识形态地位,需要一个规范化、具象化和社会化的过程,而原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被取代的过程,同样需要一个斗争、收编和妥协的过程。于是,马克思的论述还隐含着第四个问题是,文化领导权并非为统治阶级单独所有,非统治阶级同样具有与之反抗、斗争的能力。因此,文化领导权并非是静态的权力所属关系,而是一种进行之中的状态,是某个社会阶级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特定利益”表征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的斗争过程。这里,文化领导权就成了统治阶级竭力维护自我统治的“收编”关系与被统治阶级试图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抵抗关系”之间的“暂时定在”与相互并行。所以,第五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是可能的。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在充分吸收并升华党的百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作出了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重大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何以存延发展、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思想意识文化层面实现久安长治”的核心问题,赋予了文化领导权以新的时代内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

第一,坚持“定位”与“定法”相统一。筑牢党的文化领导权,首先要标明“定位”,即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应当“在哪里”,要确定好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与定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文化领导权如何巩固的实践路径,即“定法”。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一项极端重要工作”的论断明确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定位,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将其列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建设的首要内容。打破了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虚”的、“软”的、“可有可无”的错误思维,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极端重要的,是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大问题。马克思认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9](P.170)尽管意识形态“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但其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力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21](P.21)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将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置于重要位置,既从实践方法上标明党的领导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意义,又从思想层面指明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能丢;既有思想理论上的深刻内涵,又有工作实践上的指导意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深刻回答了“具有领导权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又是如何归属、如何巩固”这两个事关“文化领导权是什么”的核心问题。

第二,坚持“领导力量”与“使命任务”相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拓展了文化领导权的基本范围,不仅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地位的属性,还突出强调了担负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文化使命的义务责任。将原本仅指涉阶级意识形态关系的内容置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这一更高维度、更广范围、更深层面中,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阶级本色寓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主体属性中,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创新者,赋予文化领导权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

第三,坚持“武装全党”与“教育人民”相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看来,所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非固定不变的静态抽象概念,其“统治性”无法依靠先验的观念以毫无阻碍的方式实现自我再生产;同样,所谓以“整齐划一”面貌出现的“阶级思想”也并非固有的,任何阶级内部都有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观念上的斗争。因此,夺取文化领导权不仅意味着需要面对来自不同阶级关系的矛盾斗争,更意味着要首先解决本阶级内的“非统一性”。“事实上,只有通过将自己建构为统一意识形态下集体主体的形式,它才能成为一股统一的社会力量。直到拥有可解释其共同集体情境的可理解性形式,它才能成为一个阶级或一股统一的社会力量。”[22](P.204)因此,坚持党的文化工作领导权,就必须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武装全党”针对的是每个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解决的是执政党思想上“补钙”与“铸魂”问题,即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始终保有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斗争性,始终做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列宁在阐述社会民主党人向错误思潮斗争时指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23](P.155)“教育人民”就要面向全体人民大众,要通过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武装全党”与“教育人民”相统一,既反映了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文化动能,又反映了党发动群众、凝聚力量的方法依托。将实践性与现实性贯穿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始终,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五、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交往论的发展与超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人类向何处去”的中国智慧,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要理念丰富了文化交往论、破解了文明冲突论。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斯贝尔斯一改西方传统文明研究视“基督教轴心”为“历史哲学的基础”的单一文明论,指出“基督教是一种信仰,但却不是全人类的信仰”,而“倘若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史的轴心,那么它一定是作为一个对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哪的通用的事实,在经验上予以发现的”[24](P.7)。他将所谓“轴心时代”定义为在“人之存在”这个“精神化”形态诞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明并不以单一的普遍性出现,而是与多个原始“文明轴心实体”并存并进。在中国,是孔子、老子及所有中国哲学流派并存的时代;在印度,是《奥义书》、佛陀甚至虚无主义出现的时代;在希腊,则是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及柏拉图等等哲学家的时代。这些文明展现出一种非平行性的多元趋向,产生了我们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畴。只有“从轴心时代起,世界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持续的、或者说持续到今天的统一性”[24](P.15)。雅斯贝尔斯的论述标示出世界文明发展史即是一种多元实体的普遍性发展,他以一种复杂多元的、差异性与具象化的方式让世界文明历史性的开端置于不同文明类型的结构里,跃出了思辨的普遍性对世界结构的把持。然而,文明冲突论忽略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趋向,将不同文化实体的特殊性与自我持存性置于文明发展的首要内容中,认为每一种文化实体都具有自我中心性,始终将自我文化标榜于最高位置。这种文化的“自我持存”以自我保护的形式展现出一种扩张性和侵略性特征,即当异质性文化对原有文化产生非认同性影响时,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就会产生一种拒斥姿态,并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攻击性(3)关于自我持存与外在反抗的问题,斯宾诺莎有着原理性的描述。他在《笛卡尔哲学原理》中指出:“为了继续持存,思想必须有他开始存在时所必需的那种力量。我在这里虽就思想而言,但是对于其本质不包括必然存在的任何其他对象也同样适用。”即是说,“思想”或“实体”要为了将自身“开始存在”时的自我完满状态保存下来,就需要不断以力量的形式来确保自身完满状态不受损失,从而展现出对他者性的抗拒。参见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王荫庭、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1页。。可以说,文明冲突论将文明自身的特殊性抽象地拔高,表面上凸显的是不同文化自身发展的个体性,然而其背后体现的仍旧是西方文化单一论、发展线性论、西方“普世价值论”所蕴藏的对立理性和支配逻辑。

中华文明既是在不断地融通内部文化差异、以整体面貌呈现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又是始终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形成的文化开放体系,呈现出突出的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赓续,以人类文明演进的整体逻辑对世界历史过程中的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等价值规范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原创性地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理念,深刻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25](P.259)他还强调,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15](P.12)!

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了世界文明历史的普遍追求与基本定向。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类普遍交往的社会历史作为基本依据,改变了对不同价值观念互动交流的诠释框架,包含着人类建构更美好生活秩序的实践动力和理性期望。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既是全人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实现其整体的普遍化追求,又是承认文化差异的客观性、不断追寻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与文明存在的“和而不同”。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文明冲突、文明霸权、文化保守等错误思潮甚嚣尘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全体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价值高度上,探寻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他指出,“在赋予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以新时代内涵时……揭示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时代背景、历史主体和理论主题等重要内容”[26]是引导全人类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价值导向。在此框架内,不同文明才能在更加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念中不断交流互动,国际关系格局也将在世界大同、人类大同的价值普遍性追求之中达至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15](P.425)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逻辑。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作为其世界文明观的基本出发点,把人类文明发展置于现实历史发展的具体语境之中,尊重特定交往关系中世界价值体系的内在关联,用切实可行的、反映全体人类真实需求的话语形态,打破了西方现代文明抽象化、形式化、先验化的虚假价值表达。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一倡议充分表达了全人类平等交往的文明关系,体现了异质文化价值平等协调、自由选择的开放关系,在“小我”“大我”与“我们”的辩证统一中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迈向更高阶段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超越一般抽象性的自我意识转向,要求文化发展必须摆脱一切为先验逻辑所固化的非现实性普遍教条,始终植根于既定社会的自我现实活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不断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实践理路与价值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最新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以鲜明的原创性提出了一系列新判断、新范畴、新观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文化形态论、文化本质论、文化主体论、文化领导论和文化交往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的文化创造、文化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注入了强大动力,并且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