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发展与演进规律

唐英毅, 何 博

(1.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27;2.南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3.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引言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P.148),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P.31)。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政治话语、媒体话语的高频词汇和理论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内涵、理论渊源和建设路径等方面,少数学者开始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称呼和表现形态,但其在本质上均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的认同意识,这种认同意识包含认知意识、归属意识、维护意识和发展意识四个层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历程而呈现出从自在、自觉到自为的历史逻辑:它作为一种自在意识,存在于中华民族孕育形成的历史长河之中;作为一种自觉意识,肇始于中华民族抵抗外敌入侵之时;作为一种自为意识,勃兴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矢志推进复兴伟业的奋斗历程之中。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3](P.7),也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生成、觉醒和勃兴的历史。从中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中寻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轨迹,有助于从宏阔的历史性维度增强历史主动和规律把握,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中华民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

中华民族的起源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期,体现为各民族追求华夷统一,滋生出对“中国”整体性的初步认知。中华民族起源于旧石器时代至秦统一以前的漫长时期,在各族群的分化重组融合过程中,“华夏”与“四夷”、“中国”与“四方”等意识逐渐形成。随着民族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华夏民族及其认同圈逐渐扩大,衍生出五方之民共属天下的夷夏一体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群体追求夷夏统一的过程中逐渐孕育萌芽。

(一)华夏民族的形成和“中国”观念的产生

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各部落集团在交往交流中不断交融聚合。距今约5000年前,以炎、黄为代表的各族群从黄河中上游逐渐东进与北上,以太昊、少昊为代表的东夷族群则西进与北上,两大集团历经多次战争,在征伐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并历经千余年发展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雏形,又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融合形成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1)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7～98页。。

相对于其他族群而言,华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使其在观念中认为自己居于中心之地,是其他族群向往和围绕的中心,即“中国”。《尚书·武成》中有“华夏蛮貊……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之说,孔颖达疏曰:“‘华夏’谓中国也。”[4](卷10PP.434～435)迄今已知“中国”一词最早出自《尚书·梓材》及何尊铭文,从《梓材》中“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4](卷13P.567)推知,商人被认为是“中国”之民。何尊铭文中云:“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5](P.38)武王克商后以诰天之辞表达将在“中国”行建制,表明周获得天命认可的“中国”统治权。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空间和文化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秦、吴、越、楚纷纷接受中原文化,获得中原诸侯国认同而归于“中国”。

(二)五方格局与“天下观”框架下夷夏观念的发展

华夏民族在考量自身与周边关系时沿袭了以己为中心的观念,但双方并非你进我退、彼此割裂,而是同属天下,且界限不固定,在观念意识层面为各民族相互体认留足余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与“四夷”的意识逐渐形成,“夷夏之辨”和“夷夏一体”两方面观念长期共存,并呈现出从前者向后者发展的趋势。

其一是夷夏之辨。以“中国”自居的华夏族群基于“中国”的先进性而互相归为自己人,并极力维护和发展这种先进性,于是在华夏内部产生了“中国”认同意识。早期中国认同意识既为华夏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造成了夷夏分野,催生了夷夏之辨,主要表现为强调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6](P.2172),“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7](P.16)。

其二是夷夏一体。夷、夏的判断标准决定了二者可互易,如“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8](P.163),“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9](P.20),主要强调基于对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规范的认同,至于“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0](P.178)。因此,礼分夷夏指向了夷夏意识的另一面——追求夷夏一体,即从天下观的角度看待同属统一天下的夷夏,如孔子倡导“有教无类”[7](P.148),“四海之内,皆兄弟也”[7](P.106)。在天下观框架下,华夏居中而称“中国”,其与周边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形成五方格局,五方之民同居四海,形成四海之内天下统一的整体意识[11](P.98),为推进夷夏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夷夏统一的追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

随着华夏民族及其文化向四周扩散及周边民族对“中国”的向往和内聚,“中国”概念逐渐超越地理意义而上升为先进生产力和文明社会的象征,“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以致四方之民“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12](卷117P.2653),夷夏统一成为共同追求,形成以“中国”为核心不断吸纳四方之民的凝聚模式。先秦时期的政权分立与各族群打破地域区隔加速交流融合是同一演化过程,在华夏民族不断融合、吸纳其他民族的凝聚过程中,各民族的共同性、一体性和相互认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孕育萌芽。

二、各族人民共创中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从秦汉统一王朝建立至鸦片战争前,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创中华的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过程,体现为各族人民自归中华,在对中华民族整体性认知的基础上产生了归属意识。但由于各民族主要围绕“中国”进行交往互动,因缺少“他族”参照而难以对自身的内涵、边界形成自觉清晰的认知,所以这种意识仍处于自在状态,即人们客观存在的一体观还未上升为自觉的、外显的共同体意识,而是一种不断积淀、自在发展的潜存意识。

(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华夷共祖意识的产生

秦汉大一统的实现开启了各民族在中央集权政治框架内持续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央王朝的统治深化了少数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公元前221年,秦“以兵灭六王,并中国”[12](卷27P.1253),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通过郡县制、编户齐民制将统治贯达基层,使各民族、各地区的百姓归属于国家,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开端。秦末汉初,匈奴统一长城以外的广大区域,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局面,双方经历战争、贸易、和亲等多种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公元前53年,呼韩耶单于到长安“赞谒称臣”、接受朝廷颁玺,并在后来朝觐时自请为婿,留下了传颂千载的“昭君出塞”民族团结佳话。白寿彝认为,少数民族首领视与汉族和亲为荣耀是“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哪怕双方发生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向往。[13](P.59)

与秦汉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相适应的是华夷共祖思想的提出。司马迁以五帝世系为起点,在《史记》中渗入民族大一统和华夷共祖思想。王文光等人认为,司马迁对华夷共祖历史的书写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谱系的体现。[14]司马迁以黄帝及其直系子孙的世系图谱为各民族构建起同根同源的联系:北方匈奴为夏后氏子孙,“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12](卷110P.2509);越王勾践的祖先是夏禹后裔,“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12](卷41P.1567);秦人和楚人皆为颛顼后裔、皇帝子孙,“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12](卷5P.151),“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12](卷40P.1527);滇王为楚后裔,“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12](卷116P.2606),推知其亦为黄帝子孙。在民族关系与民族意识发展的辩证运动中,朴素的华夷共祖意识产生并不断发展。

秦汉时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大一统思想的历史实践,“到了汉末,保存中央集权国家成为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自然的和公认的目标”[15](P.13),此后,实现、维护和传承大一统国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目标和政治理想,也是评判王朝合法性(正统或正朔)的重要标准,“正统”成为中国这个共同体核心和代表的象征,并因其被赋予极大的合法性、权威性意蕴而为各民族所不懈追求。

(二)夷夏之隔渐趋淡化与少数民族追求中国正统

经过秦汉统一国家政权的整合及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国之民所涵盖的对象也从华夏民族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汉族,逐渐拓展到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夷夏之隔渐趋淡化,各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追求中国正统。

西晋“八王之乱”后,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并建立政权,中原王朝受到强烈冲击被迫南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开始自称“中国”,当他们事实上在中原建立政权且相对稳定后,其“中国”身份也逐渐被认可。魏晋时期,氐族人大多已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称,氐人“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16](卷2P.1712)。376年,苻坚统一中国北方,积极改善民族关系,提倡“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17](卷113P.2896),加速了民族融合。北魏拓跋珪招引汉人并委以重任,学习中原政治制度,通过计口授田使牧民从事农耕或定居放牧。拓跋宏全面推行封建化政策,用汉语、着汉衣、改汉姓,并迁都洛阳。北魏政权还从族属源流上论证鲜卑与汉族同属黄帝子孙,如《魏书》记载,黄帝的儿子们“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其中小儿子昌意“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18](卷1P.1)。北魏不仅自称中国正统,而且指责南朝“欲擅中华之称”[18](卷60P.1463)。尽管北魏是为了论证其正统性,却也反映出其认同并自归中华的心理,而《魏书》得以位列正史,亦表明北魏的历史地位得到后世承认,夷夏皆可为正统的观念逐渐为各族人民所认同。

(三)各民族“逐鹿中原”与民族大融合

经过南北朝的整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色彩渐浓,一统中存异也随之彰显,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基本确立”过程。[19](P.82)隋唐中央王朝积极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在民族地区设立府州,各族人民均为国家的编户。唐太宗对群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0](卷198P.596)这一思想对消除隔阂、促进各民族交流交融产生了积极作用。

从唐末到元朝重新实现大一统的300多年,是中华民族实体搅动与混同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少数民族政权强调自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积极维护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如《通典·边防》记载,唐太宗降服突厥后,“诸蕃君长诣阙稽颡,请太宗为天可汗……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21](卷200P.1085)。于是,唐太宗成为当时各民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唐蕃曾两次和亲、多次会盟,赤德祖赞向唐玄宗奏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22](P.34)南诏国王阁罗凤立《德化碑》表达归附唐王朝之愿望,称“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23]。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基于对“中国”的认同而纷纷逐鹿中原。如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曾统一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女真族统治者认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24](卷129P.5528)。辽、金少数民族政权在与五代两宋相峙的300多年间成为中国正统王朝序列的一环。其间,欧阳修在《正统论》中提出以“居正”“一统”为原则的正统观,即“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25](P.116),认为晋、隋“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亦可为正统[25](P.118)。少数民族政权逐鹿中原并被承认,正是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凝聚的体现。

(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巩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滋长

元、清建立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入,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巩固,这个过程“客观地促进着‘中国’从地缘到民族、从政治到文化内涵的不断完备”[26](P.150),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滋长。

元朝版图空前广大,打破各民族的此疆彼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完成大一统的先例。17世纪中叶,清朝的统一发展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等界约时,均使用国名“中国”。(2)参见钱恂《中俄界约斠注》,广文书局,1963年,第14、31、39页。雍正为消除狭隘夷夏观念,特将审理曾静案的记录和批驳编订成《大义觉迷录》并向全国发行,以阐明国家统一稳定、民族团结和谐之“大义”。首先,雍正强调在各民族一家共处时,再用夷夏之防观念“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之举;其次,雍正批判以地域分夷夏的观点,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其发源地是中国的一部分,且本朝文化早已“中国化”,具备合法的中国统治权;最后,雍正指出,清统一蒙古并将新疆、西藏并入大清版图,确立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格局,“乃中国臣民之大幸”。[27](PP.8～11)雍正驳斥狭隘夷夏观论证清朝的正统性,发展了大一统观念,增强了对各民族一家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

秦汉至元明清时期,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均视本朝为中国正统,均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生成并不断滋长。

三、中华民族近代的对外抗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3)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仍然存在以1919年为界或以1949年为界的争鸣,本文采纳的是以1840年至1919年为近代史的观点,这也是为了保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整体性,并将百年党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勃兴历程相联系。的开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瓜分狂潮让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然而,“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8](P.665)。在对外抗争中,各族人民逐渐形成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和边界有了初步认知,在“我们”(中国人)与“他者”(外国人)的边界划分下奋起御敌,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归属的基础上产生了对共同体整体性的维护意识。中华民族近代对外抗争的历程是中华民族逐渐觉醒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潜存的自在意识逐渐外显走向自觉的过程。这一时期,尽管社会先进分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自觉培塑,但因缺乏先进思想的引领以及真正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先进组织的领导,并未实现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对外抗争的规模、动力和效果均不理想,是局部范围的初步觉醒。

(一)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的彰显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各族人民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共同投入到“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29](P.626)中。各民族爱国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全力投入到抗击侵略的斗争中。蒙古族爱国将领裕谦、满族副都统海龄、土家族副将陈连升等纷纷领兵抗击侵略,最终英勇殉国。在边疆地区,广西的壮、苗、瑶、京等民族,云南的白、彝、纳西等民族,以及西藏各族人民均为抗法抗英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片马事件、西林教案、马嘉理事件等都是边疆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4)参见罗云开《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8～32、150～163页。在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得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步觉醒。

(二)中华民族的分裂危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型

清王朝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屡遭失败而被迫割地赔款,严重削弱了其统治权威性,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呼声日益强烈。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局混乱,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分裂的危险,迫切需要“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30](P.288)。而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实践亦呼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传统王朝认同向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转型。

(三)清末民初“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培塑

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兴起为近代中国从民族视角建设国家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契机,先进知识分子发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31](P.297)的呼声,开启“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32](P.107)的奋斗历程。

继1901年开始使用“中国民族”(5)参见《梁启超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3～454页。一词后,梁启超于次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33](P.573)此后,在各派系提出的重塑“中华民族”语境中,中华民族的内涵不断变化。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31](P.284)的口号,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恢复“中华”,却未提及其他民族。梁启超认为在多民族中国更应提倡“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34](P.1070)。辛亥革命后,革命派开始倡导“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35](P.2)的五族共和主张,但五族无法涵盖疆域内所有民族,且过分突显单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对此,进步党人吴贯因认为应摒弃“五族”称呼,将国内四万万同胞共同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 nation”(6)参见吴贯因《五族同化论(续前号)》,载《庸言》1913年第1卷,第9期。。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也认为“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36](P.394)。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族”概念在各派思想主张的博弈互动中诞生、传播且影响日臻,“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共同称谓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各种讨论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培塑。

四、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共谋复兴的百年奋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勃兴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的纲领将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同时规定“不分民族”(7)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页脚注。的入党资格,意味着她是各民族共同的党组织。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7](P.3)党在带领各族人民共谋复兴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主动研判历史大势、把握历史规律、承担历史使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漫漫征途上终于有了主心骨,迸发出巨大的自觉能动性。自成立以来,在党带领各族人民矢志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从自觉向自为延伸和跃升,支撑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复兴进程,其内涵体现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的认知意识、归属意识、维护意识和发展意识。

(一)中华民族站起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奋斗历程中全面觉醒,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有了清晰认知,对各民族共同组成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有了深切体会。中华民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身份和认同符号,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共同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

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8](P.18)的奋斗目标,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而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毅然抛开阶级、党派之争,始终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推进国共合作,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瓦窑堡会议到《八一宣言》,从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七七事变”后发表团结抗日通电,无不彰显着党的民族大义和历史担当。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从社会精英阶层到人民大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全面觉醒,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成为具有高度认同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共同体,“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39]。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虚假和谈、全面内战、南北分治等反历史、反人民行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一个中国”原则,领导人民战争解放全中国,维护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这是党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治理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也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史上的跨越性成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真正获得了现代国家载体和主权形式,新中国的政治组织形式以及国名、国旗、国歌、国徽、国家版图等具象化象征符号的创制和传播,进一步夯实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国家。党和国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通过动员全体人民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并逐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巨大成就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步形成良性互动。其次,发动全国范围的抗美援朝运动,强化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又从内外两条路径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再次,通过开展民族调查、民族识别对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身份予以官方确认,并通过组织中央民族访问团、少数民族参观团等活动,增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新中国的归属意识、发展意识。最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这场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消灭了几千年来人剥削人的制度,各族人民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提升。

(二)中华民族富起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续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民族复兴进程的又一里程碑。随后,党明确指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0](P.121),加快经济文化建设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促进各民族人心归聚、共谋发展也就成为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支点。改革开放初期,党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41](P.651),在全国开展民族工作拨乱反正,恢复并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采取对口支援、经济协作、定额补助等方式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理性回归。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逐步拉大,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三股势力”猖獗、“台独”分裂活动升级等问题纷纷出现,党和国家敏锐察觉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分别于1992年、1999年、2005年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明晰党的民族理论、民族工作任务和决策部署;在实践上,实施西部大开发、调节分配关系、聚焦“三农”问题等均衡性发展战略弥合发展差距,颁布实施《反分裂国家法》、打击“三股势力”遏制局部地区的分裂行为和暴恐犯罪,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联结纽带。期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持续性提升和历史性跨越,各族人民在携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结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利益供给与情感认同的双重驱动下持续发展。

(三)中华民族强起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是各族人民共谋复兴的最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重大的历史机遇,更面临严峻的风险挑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作为民族工作主线乃至中国国家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战略提出来,相关的学术成果、政策文件纷纷涌现,大量专门研究平台纷纷建立。在党和国家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的表述首次入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念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民族抗疫、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中不断发展,体现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的时代内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激荡下,“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42](P.61),“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氛围在党政主导、全社会共同推进下不断形成和巩固。在新征程上,我们党将沿着百年奋斗开辟的正确道路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继续书写伟大中华民族的恢宏历史提供更为坚定的意志决心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可以看到,正是党正确把握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在带领各族人民共谋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将横亘古今、贯通九州、处于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唤醒,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迷茫走向觉醒、从分裂走向团结、从衰微走向强盛。在不同时期,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探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状态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昭示着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建设和意识铸牢上厥功至伟。

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历程,可见其在不同阶段的形态和表现,反映出从自在、自觉到自为的历史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阶段,体现为各族人民追求夷夏统一,滋生出对中国整体性的初步认知;生成于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阶段,体现为各族人民自归中华并追求大一统,在对中国整体性认知基础上产生了归属意识;初步觉醒于中华民族对外抗争的起始阶段,体现为各族人民抵御外侮,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认知、归属的基础上激发出维护意识;勃兴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体现为各族人民共谋复兴,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的认知意识、归属意识、维护意识、发展意识等层次丰富的基本内涵。总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历程体现出实体发展与意识进步的双向互动、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与认同层次的递进深化、顺应历史趋势与自觉构建辩证统一等规律。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迫切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