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结构升级及其动因研究
——来自上海的经验证据

靖学青

(上海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研究所, 上海 200020)

中国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数量型快速增长模式转入质量型效益提升模式,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意味着整个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升级。为适应这种变化,高端服务业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尽快实现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通过科技创新降低物质投入消耗,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实现人口、产业、生态良性循环。创新驱动发展需要良好的创新生态,而服务业结构升级可以为国家和地区集聚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提供有力支撑。

上海是一个服务业比较发达的超大城市,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已经接近70%。除了服务本地、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外,从服务业自身发展规律考虑,上海需要升级服务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实现服务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开展服务业结构升级研究,探寻结构升级的动力源泉,对上海来讲就显得更为急迫和有价值。

一、 文献综述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服务业指第三产业[1]。关于服务业结构升级,目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本文赞同这样的观点:所谓服务业结构升级是服务业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支撑整体经济增长和各产业部门健康发展的结构变化过程,亦是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或高端服务业相对较快发展及其比重上升的过程。但是,何谓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它们应该包括哪些服务业细分行业?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另外,服务业结构升级如何定量测度,服务业结构升级有哪些影响因素?这也是本文研究涉及的内容。为此,首先需要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综述。

李江帆[2]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社会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装备的、实施现代管理方式的服务业。钟云燕[3]指出,现代服务业不仅包括新兴的服务业,还包括改造和升级后的传统服务业,其本质是完成服务业的现代化。张彩霞等[4]将服务业划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其中现代服务业包括9个细分行业。原小能[5]首先把服务业划分为私人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两个层次,然后又将私人服务业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其中现代服务业包括7个行业。查贵勇[6]虽然也认为现代服务业应该包括7个行业,不过其细分行业与原小能所提出的并不相同。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确切内涵,裴瑱、毕玉江[7]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向生产者而不是最终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中间需求性服务业,并且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包括8个行业。罗时龙[8]将服务业分为分配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和个人服务业四类,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4个细分行业。查贵勇[6],段炼[9]与国家、李橙[10]的意见比较一致,都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应该包括6个行业。余泳泽、潘妍[11]按服务对象将服务业分为能够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不能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生活性服务业两大类,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5个行业。杜传忠、杜新建[12]以行业生产所需要素的主要类型为依据,界定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类型归属,将服务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三类。孙湘湘、周小亮[13]则明确认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应该包括5个行业。关于高端服务业的定义,各方表述各不相同[14-15],对高端服务业所包括的细分行业的界定也存在差异。王冠凤[16]认为,高端服务业应该包括7个行业;而余泳泽、潘妍[11]则认为,高端服务业应只包括其中的4个行业。此外,还有学者[2]沿用第三产业四个层次的划分,这是国家统计局 1985年对我国第三产业行业的划分方法。

行业分类和归属出现上述认识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某一服务业行业并非只提供一种业务类型,而是提供两种甚至是多种,导致其归属不是很清晰。例如金融业,它是现代服务业,在现代企业发展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但它也是传统服务业,在近代甚至古代就已经出现并且广泛存在,服务于人类生产和生活。金融业既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也为个人提供消费性服务,因此把它归入生产性服务业实至名归,而说它是消费性服务业也无可厚非。金融业在属于知识密集型还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分类上,以及是高端还是非高端服务业的归属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其他服务业行业也存在类似于金融业的情况。

关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学界大多采用现代服务业比重[2]、生产性服务业比重[7]、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重[13]、高端服务业比重[11,16]]来代理,而陈洁、王耀中等[17]的做法是,在将服务业划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上,通过计算这三类服务业的向量夹角衡量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以此来代理服务业结构升级。关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动因,检索相关研究文献,可得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成果。裴瑱、毕玉江[7]研究了加工贸易对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加工贸易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发展阻碍了服务业结构升级。杜传忠、杜新建[12]研究了经济发展、城镇化、市场化、服务业投资对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发现其对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具有明显影响,但对各细分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王冠凤[16]研究了科技创新、金融发展水平对以高端服务业比重为代理指标的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研发经费投入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专利申请授权的影响不显著。陈洁、王耀中等[17]探讨了地区工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省域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本地区服务业工资上涨对该地区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本地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而且存在空间效应,不同时期的作用效果也不同。段炼[9]的中国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城镇化、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生产性服务出口、非公有企业职工等因素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此外,在实证分析的研究文献中,政府规模和行为、经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专业化分工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其实证模型中[7,16-17]。

通过回顾和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对此获得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这为解决服务业合理分类、服务业结构升级定量测度、服务业结构升级动力因素选择三大问题奠定了良好和扎实的基础。

二、 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特征事实

根据现行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第三产业总共包括14个两位数细分行业。首先,根据服务性质的不同,采纳原小能[5]的做法,将服务业划分为公共服务业与私人服务业,其中,公共服务业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共计4个行业[5-6]。其次,将私人服务业划分为高端私人服务业(简称“高端服务业”)与非高端私人服务业(简称“非高端服务业”),其中高端服务业所属行业采纳余泳泽、潘妍[11]的划分方法,包括4个行业,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4个行业既是现代服务业[4-6],也是生产性服务业[6-7,9-10],还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12-13],其代表了服务业的长远发展前景,能够比较准确地揭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方向。非高端服务业包括余下的6个行业,即: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服务业结构升级,通常用结构高度化(或者高级化)水平的动态变化来衡量。关于结构高度化水平指标,本文选择向量夹角法来代理。计算步骤是:

第一步,分别利用非高端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构成一组三维向量X0=(x1,0,x2,0,x3,0),并且计算X0与服务业从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夹角θ1、θ2、θ3,令φ1=π-θ2—θ3。其中,θj的算法是:

(1)

第三步,计算Fgd1=φ1+φ2,Fgd1数值越大,说明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

根据所选择的服务业行业分类,运用公式(1)和非高端服务业、公共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三类行业的增加值比重,计算2001—2017年上海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指标Fgd1如图1所示,其中几个典型年份数值如表1所示。为了满足稳健性实证检验的需要,本文还将采用另外两个结构高度化指标,即:Fgd2=高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即高端服务业增加值除以服务业总体增加值),Fgd3=高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1—高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其中,指标Fgd3在度量制造业结构结构高度化时得到广泛运用[18-20],该指标也可以较好地衡量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这两个指标在上海的具体数值如图2、图3和表1所示。

图1 Fgd1

图2 Fgd2

图3 Fgd3

表1 上海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指标(典型年份)

由表1可知,上海Fgd1从2001年的2.001增长到2017年的2.362,17年间增长了18%,每年平均增长约1个多百分点。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比较明显,上升幅度较大。从动态走势上看(见图1),经过最初几年的短期下降后,上海Fgd1进入上升通道,除了个别年份外是不断上升的。这说明,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不仅是明显上升的,而且是持续稳定上升的。

虽然Fgd2、Fgd3具体数值与Fgd1存在明显不同,增长幅度也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从动态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来看,它们的走势基本上是相似的。这说明,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幅度较大且持续稳定的结论是稳健和可靠的。

三、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总括来说,服务业结构变迁和升级的动因主要是需求和供给。从市场运行机制方面考虑,结合上海实际情况,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因素选择如下8个,即:经济增长、消费需求、资本供给、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水平、科技创新、环境规制。考虑到政府部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干预作用,应将政府行为因素也纳入其中。在一个高度对外开放的经济系统中,对外经济交流也是服务业结构变迁和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为探讨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特设置如下计量模型:

lnFgdt=α0+β1lnPgdpt+β2lnCont+β3lnCapt+β4lnHumt+β5lnUrbt+β6lnKarkt+β7lnTect+β8lnEnret+β9lnGovt+β10lnFdit+β11lnTrat+θt+εt

(2)

式(2)中,t表示时间即年份;被解释变量Fgd为服务业结构升级,即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指标;等式右边的解释变量中,Pgdp表示经济增长,Con表示消费需求,Cap表示资本供给,Hum表示人力资本,Urb表示城市化水平,Mark表示市场化程度,Tec表示科技创新能力,Enre表示环境规制,Fdi 表示资本国际流动,Tra表示对外贸易,Gov表示政府行为;α0表示截距项,β表示待估回归参数,θ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ε表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Fgd的指标分别由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指标Fgd1、Fgd2、Fgd3来代理,这样可用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同时段产业结构变迁和升级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21]。对于上海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2010年代初期科技创新驱动结构转型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一个标志性事项,其前后两个不同时段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应该有所不同,政府意愿和行为取向也不同。为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上海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主要是:增加科技研发投入以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以抑制低端产业和高污染、重污染产业发展,促进提高工艺技术水平,加强政策引导以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等。为了检验创新驱动战略及其措施对策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这里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Fgdt=α0+δ1lnPgdpt+δ2lnCont+δ3lnUrbt+δ4lnMarkt+δ5lnInnt+δ6lnEnret+δ7lnGovt+δ8lnFistt+D1+ρ1D1lnTect+ρ2D1lnEnret+ρ3D1lnGovt+ρ4D1lnFistt+θt+εt

(3)

式(3)中,δ和ρ是待估回归参数,Inn表示科技研发投入,Fist表示财政科技投入;D1表示相对于创新驱动结构转型战略的虚拟变量,其取值在2010年之前为0,2010年(含)之后取值为1;D1lnInn、D1lnEnre、D1lnGov、D1lnFist分别表示虚拟变量D1与科技研发投入Inn、环境规制Enre、政府行为Gov、财政科技投入Fist的交互项;其他符号含义与式(2)相同。这个计量模型主要是检验科技研发投入及其政府行为对上海制造业产出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科技研发投入(Inn)、环境规制(Enre)、政府行为(Gov)、财政科技投入(Fist)是解释变量,而经济增长(Pgdp)、消费需求(Con)、城市化(Urb)、市场化(Mark)等可以看作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Fgd的指标分别由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指标Fgd1、Fgd2、Fgd3来代理,用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和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且使相关变量间具有“弹性”的经济意义,此处对计量模型(2)(3)的各个变量都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22]。

四、 变量诠释、代理指标定义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服务业结构升级(Str),代理指标是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其数据是前文计算得到的结构高度化指标数值Fgd1、Fgd2、Fgd3。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理论诠释和代理指标定义如下:

经济增长(Pgdp):经济增长既增加需求又增加供给,是服务业结构变迁和升级的综合动因。但是,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对服务业结构变化造成不同的影响,集约式的、高质量的增长方式会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而初级要素专业化下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该变量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10年不变价)来代理,计量单位是万元/人。

消费需求(Con):伴随经济增长的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提高导致消费水平上升,消费需求结构变化会拉动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业结构变迁和升级。当然,如果消费水平上升缓慢,消费结构停滞不前,也会抑制服务业结构升级。该变量用居民消费水平(2010年不变价)来代理,计量单位是万元/人。

资本供给(Cap):物质资本是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这为服务业结构变迁和升级提供可能。但是,在服务业领域,资本供给如果主要指向非高端私人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明显改善,则资本供给就不会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该变量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代理,计量单位是元/百元。

人力资本(Hum):劳动力是服务业的主要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是度量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指标,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供给因素。但在现实的经济系统中,人力资本能否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则取决于人力资本的主要投入方向:如果人力资本主要用于高端服务业领域,则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可以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反之则不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该变量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来代理,计量单位是%。

城市化水平(Urb):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不仅仅是人口由乡村进入城镇、城镇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是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活方式现代化、城镇地域景观扩大和市政基础设施改善的过程。城市化可以改善供给质量,提高需求水平,促进市场完善,通过创造合适的环境条件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升级。但是,城市化如果只是数量型的人口和非农产业集聚,没有质量型的生活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则城市化不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上海是一个超大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且研究期内变化很小,不能够揭示上海综合城市化水平及其变化特征。为了比较准确地刻画城市化概念的全貌,本文构建了“城市化水平指数”这一指标来代理城市化变量。这个指数由4个基础指标构成,取其几何平均值。这4个基础指标分别是城镇人口比重(人口城市化)、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产业城市化)、城镇居民非食品衣着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生活方式城市化)和人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地域景观城市化)。其中,第4个基础指标等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除以常住人口数量,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是通过平减指数平减后的2010年不变价,平减指数由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换算得到。当然,在对4个基础指标作几何平均值计算之前,需事先对其作均值标准化处理。

市场化(Mark):市场化改革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通过需求和供给对服务业结构变迁和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市场化可以降低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程度,而市场竞争程度适度增加可以带来产业发展与升级。但是,如果非国有经济主体管理和生产技术落后,主要聚集于非高端服务业领域,则市场化程度提高不但不会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反而会因为占用宝贵的经济资源而抑制服务业结构升级。该变量用市场化水平指数来代理,这个指数是3个基础指标的几何平均值,这3个基础指标分别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地区生产总值的非国有经济增加值比重和职工工资总额的非国有单位工资比重。当然,在作几何平均值计算之前,需事先对3个基础指标均作均值标准化处理。

科技创新能力(Tec):技术进步来源于科技创新,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取决于地区研发(R&D)投入、科技成果产出、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这3个方面,构建科技创新能力指数,以此来代理这个变量。该指数是3个基础指标的几何平均值,3个基础指标分别是研发(R&D)经费内部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即研发投入)、人均发明专利申请量(即科技产出)、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即科技成果转化)。其中,人均发明专利申请量等于年度发明专利申请量除以总人口数,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等于新产品销售收入除以总人口数,而新产品销售收入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减指数折算为2010年不变价。

科技研发投入(Inn):科技研发投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但能否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并不确定,这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投入规模、投入方向、投入产出效率、产出成果转化率等。研发投入主要包括经费投入和人力投入,限于数据的可得性,这里该变量使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代理,计量单位是元/百元。

财政科技投入(Fist):如果政府重视本地科技创新发展,则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的手段表达政府意愿。一般而言,增加财政科技投入不仅可以直接增加科技创新资金规模,还能起到示范作用,引导社会资源投向科技创新领域。不过,与科技研发投入一样,财政科技投入能否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并不确定。本文使用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重作为该变量的代理指标,计量单位是%。

环境规制(Enre):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可以提高污染物排放的技术要求和治理成本,形成新企业的进入壁垒,通过优化企业进入结构影响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同时,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可以促进污染型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以求污染物排放达标,甚至能够推动产业区域转移,这都有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但由于环境规制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力度及其方式存在差异,其对服务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并非线性的。该变量使用环境保护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代理,计量单位为元/百元。

资本国际流动(Fdi):与世界各国进行资本流动可以调节资金余缺,与本地企业竞争和合作则可以促进技术提升,进而优化服务业结构,但是其作用效果尚存在争议。该变量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代理,美元与人民币的换算使用官方公布的汇率,计量单位是元/百元。

对外贸易(Tra):进出口贸易通过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而对服务业结构产生影响,但是其影响力度和方向在已有研究中存在分歧。该变量用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代理,计量单位是元/百元。

政府行为(Gov):通常情况下,政府会进行干预以达到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的,在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指导下通过财政收支等手段进行操作。这里使用财政总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该变量的代理指标,计量单位是元/百元。

除了汇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4年总人口和城镇人口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外,本文变量指标的其他基础数据都来源于历年《上海统计年鉴》。个别年份数据缺失,通过适当方法予以补齐,不再赘述。本文研究的样本时间区间选择为2001—2017年,形成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表2是变量代理指标定义及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2 变量代理指标定义及数据描述性统计

五、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1. 基准回归

将被解释变量代理指标Fgd1和各解释变量代理指标的2001—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导入E-Views计量经济软件系统,对计量模型(2)进行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得到表3方程(1)的估计结果。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经Breusch-Godfrey检验,该估计结果存在自相关性,运用广义差分法对其进行消除,同时为了消除共线性的影响,运用逐步回归法,将T检验最不显著(即不显著且T检验统计量最小)的解释变量逐次剔除。在剔除lnCap和lnEnre后,得到解释变量T检验全部显著的估计结果,如表3方程(2)所示。

在表3方程(2)中,经济增长(Pgdp)、人力资本(Hum)、市场化(Mark)、政府行为(Gov)等4个变量的回归参数均为正值,分别为1.605、0.124、0.868、0.350,而且T检验分别在1%、10%、1%、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这4个因素对上海服务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促进了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是推动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源泉。

但是,有些变量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也产生了“拖后腿”的作用。在方程(2)中,消费需求(Can)、城市化(Urb)、科技创新(Tec)、外商直接投资(Fdi)、货物进出口贸易(Tra)等5个变量的回归参数均为负值,分别为-1.139、-2.070、-0.497、-0.514、-0.093,而且T检验在1%或者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这5个因素对上海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是显著负面的,抑制了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有利于非高端的消费性服务业发展,对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作用较小。城市化抑制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主要原因是城市化进程仍然较慢,未能满足高端服务业发展需求,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高端服务业支持不足。科技创新的积极影响直接且主要作用于工业、农业和建筑业,对服务业的影响是间接性的,这种间接性的影响在上海对高端服务业发展是负面的。与科技创新相似,外资外贸影响的直接作用对象主要在物质生产方面,对服务业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非高端的消费服务业发展上,对高端服务业促进作用较小。从作用力度来看,消费需求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最大,其次是城市化。

使用与上述同样的估计方法和步骤,将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Fgd2、Fgd3后对计量模型(2)进行OLS估计,得到解释变量T检验全部显著的估计结果,如表3方程(3)和方程(4)所示。观察方程(3)和方程(4)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其各个解释变量回归参数的正负符号及其T检验显著性与方程(2)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尤其是在方程(2)中4个动力因素和5个抑制因素的情况方面,这3个方程是完全一致的,这表明方程(2)的实证结果是稳健和可靠的。

2. 分时段考察

为了考察2010年以来上海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其措施对制造业产出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运用被解释变量代理指标Fgd1和各解释变量代理指标的2001—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对计量模型(3)进行OLS估计,得到表4方程(5)的估计结果。经Breusch-Godfrey检验,该估计结果存在自相关性,运用广义差分法对其进行消除,加入AR项后重新估计,得到方程(6)的估计结果。方程(6)估计结果控制变量的T检验均为显著,因此不再需要进行逐步回归步骤,可以运用此结果直接进行实证分析。

表4 分阶段考察结果

表4(续)

在表4方程(6)中,lnGov和lnFis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1和0.004,二者T检验均不显著,而D1lnGov和D1lnFis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073和0.290,并且T检验分别在5%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2010年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后,政府行为和政府通过财政渠道的科技直接投入对上海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都是积极的、显著的,而且都是强有力的,都促进了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lnInn和D1lnInn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048和0.162,而且T检验均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创新驱动战略之后,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程度有所减弱,其回归参数由前一时段(2001—2009)的-1.048变为-0.886(即-1.048+0.162),但仅仅是减弱,总的作用效果仍然是负面的。lnEnre和D1lnEnr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9和-0.033,但是T检验均不显著,这表明:创新驱动战略之前和之后时段,环境规制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均不显著,未造成明显影响。

使用同样的估计方法,将被解释变量Fgd1分别替换为Fgd2、Fgd3后对计量模型(3)进行OLS估计,得到如表4方程(7)和方程(8)的估计结果。方程(7)和方程(8)的检验结果与方程(6)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这说明方程(6)的实证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六、 结论与启示

1. 结论

第一,2001年以来,上海服务业结构变化程度较大,服务业结构升级趋势明显,高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2001年的35.1%上升到47.8%,上升了12.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约0.79个百分点,其中商务服务业上升幅度最大,其次是信息技术服务业。

第二,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市场化、政府行为4个因素促进了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是推动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源泉。作用力度上,经济增长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最大,其次是市场化改革。但是,消费需求、城市化、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货物进出口贸易5个因素的影响是显著负面的,抑制了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资本供给和环境规制两个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2010年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后,政府行为和政府通过财政渠道的科技直接投入是有成效的,有力地促进了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程度有所减弱,但作用效果仍然是负面的,而环境规制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未造成明显影响。

2. 启示

第一,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4个行业既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也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是研究期间上海增长最快的服务业部门,促进了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对上海服务业发展的贡献也最大,今后上海仍应继续重视和支持这4个服务业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为了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使服务业走向现代化、知识化和高端化,上海应维持稳定的较快经济增长态势,大力培养和积极引进服务业高端人才,不断积累人力资本,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进一步提高经济市场化水平;同时,适度地调整消费需求、城市化、科技创新、外资和外贸的方向,使其有利于高端服务业更快增长。

第三,政府直接干预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是积极有效的,今后上海仍应运用财政支出杠杆支持高端服务业发展,特别是通过财政渠道的科技直接投入对上海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十分明显,尤其应该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