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题”与民族主义革命
——章太炎早期诗歌的政治意义

马卫中

我们今天评价章太炎先生，多从政治和学术的角度加以考察，故称之为革命先驱，或者国学大师。至于文学，固非其用力所在。然而，尽管是用作宣扬革命主张和阐述学术见解的载体，章太炎之文学成就，也足以确立其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胡适即称“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正是实用的考虑，章太炎对文、甚至是文学的定义非常宽泛，其《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称“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②章太炎：《国故论衡》，第5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由于诗歌也是“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所以章太炎亦将其包含在文之内。民国初年，他自己厘定的《太炎文集初编》，便是诗文合编。经过严格的筛选，章太炎摒弃了所有的近体之作，仅保留古体诗歌十九题。也有学者称二十题。只是《艾如张》和《董逃歌》都为模仿汉代乐府民歌的拟题之作，又合在一篇《自序》之下，姑算一题。所以，我们可称之为“古诗十九题”。章太炎的文学观念，与其文学宗趣有关。汉魏六朝之时，《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等论文之作，甚至被披以《文选》之名的总集，均涉及诗歌。但是，文学形式的复古，并不等于思想的守旧。“古诗十九题”的内容，凡在辛亥革命以前所作，多记述章太炎投身民族主义革命的所作所为，当然还有所见所闻，以及所感所想。这也应该是《太炎文集初编》编选的重要原则。本文所论，侧重于此。

一

百年以来，对章太炎在文学方面的评价，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影响最大。是文作于1922年，洋洋洒洒数万字，共分十个部分，其中第七部分专论章太炎，这是因为胡适将“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作为五十年来古文学变化史的重要环节，而与“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的文章”，以及“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相提并论。胡适称“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23、129-130、89-90页。。胡适是从学术史出发，来肯定章太炎在文学史之影响的。胡适的结论不能说不合理，但仅从“述学”考量，理由并不充分。胡适所陈列的四派之代表人物，或倡导维新，或主张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就推动中国社会变革所起的积极作用而言，章太炎无疑是影响最大、也是居功至伟者。

况且，讨论到章太炎的诗歌，胡适的评价似乎也并不十分正面：

他的韵文（《文录》二，页八六以下）全是复古的文学。内中也有几首可读的，如《东夷诗》的第三四首……这种诗的剪裁力确是比黄遵宪的《番客篇》等诗高的多，又加上一种刻画的嘲讽意味，故创造的部分还可以勉强抵销那模仿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张》，如《董逃歌》，若没有那篇长序，便真是“与杯珓谶辞相等”了……这种诗使我们联想到《易林》，《易林》是汉朝的一种“杯珓谶辞”，其实一千几百年前的“杯珓谶辞”未必就远胜一千几百年后的“杯珓谶辞”。②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23、129-130、89-90页。

“与杯珓谶辞相等”，出自章太炎《国故论衡·诗辨》，是对曾国藩为代表的近代宋诗派的批评。胡适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细细品味胡适的这一段话，总体的感觉，胡适是用文学革命的观念，抹杀了章太炎诗歌之政治革命的特点。其突出的一点就是对章太炎诗歌模拟汉魏，其形式上的“杯珓谶辞”而导致内容上的艰奥晦涩多有不满。而胡适有所肯定的，如所言《东夷诗》“的剪裁力确是比黄遵宪的《番客篇》等诗高的多，又加上一种刻画的嘲讽意味，故创造的部分还可以勉强抵销那模仿的部分”，也只是从诗歌的形式对于内容的理解，所起到的帮助作用入手的。其实，“古诗十九题”之中最具“杯珓谶辞”特征的作品，就是《艾如张》和《董逃歌》。当章太炎投身革命后，诗歌成为其鼓动民众之工具的时候，就不那么艰涩了。并且，只有当章太炎他们所追求的政治革命胜利之后，才有胡适他们展开文学革命的条件。胡适站在自己所能达到的新的高度，去苛求前人，所以他说：“这四个运动，在这二十多年的文学史上，都该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渊源和主张虽然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我们从历史上看起来，这四派都是应用的古文……这四派都可以叫做‘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但他们都不肯从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功夫……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只落得个及身而绝，没有传人。”③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23、129-130、89-90页。章太炎的古文，正是因为“应用”的需要，多发表在当时流行的报刊上，因此在知识界广为传布。其对于激励民气、号召革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真如胡适所言，那么《 〈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讨满洲檄》等，在当时也就不会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从而遭致满清统治者极大的恐惧和疯狂的剿杀。章太炎也不会有牢狱之灾，并流亡海外。

胡适所言“章炳麟的古文”，是包括了他的韵文、主要是诗歌的。但章太炎从来就没有认可自己诗人的身份，也没有专刊的诗集。而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评价章太炎诗歌的依据，也不脱离章太炎的“古诗十九题”。因《太炎文录初编》刊入上海右文社出版的《章氏丛书》，已是1915年。这是中国历史上言论较为自由的时期，并不需要太多忌言，特别是涉及民前革命的话题。所以，选录作品，政治方面的避讳，已经不是主要的考量原因。当然，就人际关系而言，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即云：“章氏一方面怕人‘忿詈相讦’，而多刊落，如《秋瑾集序》即以为‘关系观云（蒋智由）名誉’，而在‘删除之中’”①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295、28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由此可见，只要章太炎认为合适的，应该都被保留其中。“古诗十九题”也大概反映了章太炎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学界通常有一种做法，就是尽量网罗作者的所谓佚作，而且往往会得出佚作更有价值的结论。抬升佚作的价值，无非是要显摆辑佚的功劳。佚作应该研究，也必须研究，但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是否“佚”。因为“佚”，有着各种各样“佚”的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作者故意使之“佚”，除了因为忌言而必须避讳以外，更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作品在思想内容或者艺术风格方面，已经不合乎作家后来的标准。当然，也有一些未经认真思考的言论会脱口而出，因此也就会出口即悔。如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所称：“钱须弥编《太炎最近文录》出版……《例言》谓：‘是编所搜集之文字，以辛亥返国后所作者为断’；‘是编文字，与右文社近刊之《章氏丛书》，无一重复’；‘是编文字，散见报端者什居八九，惟书牍栏中，亦有未经刊布者，读者当能辨别，不待注明也。’其实只是掇拾一些章氏在1911年11月到1913年间，于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函电、演说辞……章氏对此意见很大。”②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295、28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尽管号称“最近”，但却是章太炎不想收入《太炎文录初编》的随性而发之弃物。

章太炎选定“古诗十九题”，也一定有着政治的标准。所以，我们研究章太炎的诗歌成就，特别是其在民族主义革命之中所发挥的宣传作用，所记录的思想变化，首先要从“古诗十九题”入手，是为关键。要以此为经，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章太炎诗歌创作的总体倾向。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古诗十九题”以外的诗歌之研究价值。也要以此为纬，全面了解章太炎在诗歌的扬弃过程中，其政治观和诗学观所发生的变化。

二

确实，“古诗十九题”多涉及政治题材。其最早的作品为写于1898年的《艾如张》和《董逃歌》。是诗之《自序》称“永历既亡二百三十八年春，余初至武昌，从主者张之洞招也”③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艾如张”是汉乐府《铙歌十八曲》第三首之诗题，现在一般的解释为：“艾”是除草，“张”是布网。而明代诗人罗颀同题诗作，有云“艾而张罗，鹰鹯罔过”，可算是比较贴切的题解。但章太炎借用诗题进行拟作，虽有诗学宗趣的因素，然回到现实，其“张”者，是否有影射张之洞之意，因“艾”，也可以引申为《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艾”。解诗本来是见智见仁之事，读者也可以自己领会。另外，他不用清代纪年，却称“永历既亡”，这已表露了反清复明的心迹。是与其后来由于仰慕顾炎武、黄太冲而更名“绛”、并取号“太炎”是一致的。据此可以推测，《自序》并非作于当时，而是后补。因为当时章太炎的思想境界，并没有达到革命的高度，尚属于比较激进的维新派范畴。他离开武昌后，宋恕曾写信给他们的老师俞樾，恳请其推荐章太炎给湖南巡抚陈宝箴：“同门余杭章枚叔炳麟，悱恻芬芳，正则流亚，才高丛忌，谤满区中。新应楚督之招，未及一月，绝交回里，识者目为季汉之正平，近时之容甫。今湘抚陈公，爱士甚，师可为一言乎？”④宋恕撰，胡珠生主编：《宋恕集》，第5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陈宝箴是著名的维新党人，在其倡导下，新政得以实践并卓有成效，故“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⑤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至于《自序》究竟补作于何时，当在庚子事变爆发以后。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即称“章氏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和自立军失败的影响下，思想有重大转变”，并言“他在《訄书》手校本的《帝客》第二十九的上面写了一条眉校：‘辛丑后二百四十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这段眉校，标志了章太炎反清思想的发展”。①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64、37页。此处所言“辛丑后二百四十年”，与《自序》的纪年相合，因为“永历既亡”就是“辛丑”。而“尊清者”，当是康、梁等保皇派。1902年，章太炎还在日本召开“支那亡国纪念会”，并撰有《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今载《太炎文录初编》。由于《自序》最早刊于1914年出版的《雅言》第一卷第十期，也有可能是编纂“文录”时所作的说明。

然而，章太炎后补的《自序》所记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却是真实可信的，即“是时，青岛、旅顺既割，天下土崩。过计者欲违难异域。寄籍为流民。计不终朝，民志益涣，骀骀似无傅丽”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0、241、240页。。是已有亡国之忧患。当然，循以顾炎武“亡天下”之论，即为“天下土崩”。至于张之洞延聘章太炎的原因，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是年所记有云：“春，章太炎跑到武昌，谒张之洞。据《自定年谱》，张之洞‘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因而赴鄂。‘有以余语告者’，指张之洞幕僚钱恂。赴鄂后，张之洞嘱他帮办《正学报》。章太炎办《正学报》，是想正‘迂儒之激’，而张之洞则是假装维新骗取政治资本。斗争的现实，使他认识了张之洞虚伪的嘴脸，从而公开驳斥张之洞胡说的‘三纲五常’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荒谬呓语。”③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64、37页。俩人的分歧随之而起。《艾如张》所言“谁令诵诗礼，发冢成奇功？今我行江汉，候骑盈山丘。借问杖节谁，云是刘荆州”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0、241、240页。，刘荆州当谓张之洞。其《自序》有云：

或椓之张之洞。之洞使钱恂问故，且曰：“足下言《春秋》主弑君，又称先皇帝讳，于经云何？”应之曰：“《春秋》称国弑君者，君恶甚。《春秋》，三家所同也。清文帝名皇太极，其子孙不为隐。当复为其子孙讳耶？”之洞谢余，归自夏口，沿于大江，而作《艾如张》一篇，以示孙宝瑄。宝瑄韪之；以示宋恕，宋恕阳为发狂，不省。其夏，康有为以工部主事筦朝政，变更法度，名为有条贯，能厌民望。海内夸者，曲跳陵厉，北向望风采，以为雪国耻、起民瘼有日！而余复为《董逃歌》一篇以示宋恕，宋恕复阳狂不省。⑤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0、241、240页。

这里谈到了张之洞与章太炎在《春秋》之理解上的差异。是时，康有为以《春秋公羊传》为思想基础来倡导维新的主张，而张之洞则以《春秋左氏传》所宣扬的忠君之旨相与抗衡。在时任湖北自强学堂提调钱恂的推荐之下，便将对《左传》深有研究、并已撰成50万字之《春秋左传读》的章太炎招至幕下。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1896年底，章太炎应汪康年、梁启超之邀，赴上海参与《时务报》的编辑。但随后即与康氏门徒因《春秋》的古今之争而闹得不可开交。章太炎《自定年谱》1897年记：“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余拟以向栩，其徒大愠。”⑥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754 、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只是在维新方面，章太炎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还是有通声息的地方，是令张之洞非常不满。汪康年、梁启超等创办《时务报》，其宗旨即为宣扬变法。即使是戊戌政变以后，章太炎避居台湾，尚在1899年3月12日出版的《清议报》第八册发表诗作《台北旅馆书怀寄呈南海先生》，其云“一读登楼赋，悠然吾土思。回头忆畴昔，搔首愈躇踟。早岁横江汉，谈经侍不其”⑦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754 、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亦非后来革命党与保皇派之间的剑拔弩张。《艾如张》与之同时在《清议报》发表，而诗题则是《泰风一首寄赠卓如》。因章太炎身在台湾，故署名“台湾旅客”。及至1901年，梁启超在澳洲所作《广诗中八贤歌》，尚称“枚叔理文涵九流，五言直逼汉魏遒。蹈海归来天地秋，西狩吾道其悠悠”①梁启超：《广诗中八贤歌》，《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诗》，第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还是将章太炎引为同道。也正是其日后思想的变化而趋于革命，《台北旅馆抒怀寄呈南海先生》没有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在章太炎明确表示不能苟同张之洞的政治主张以后，张之洞遂下达了逐客令。章太炎离开武昌，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但是，《艾如张》诗中所言“昔我行东冶，道至安溪穷。酾酒思共和，共和在海东”，马强才《章太炎诗集（注释本）》称：“东冶，西汉闽越王城，今福建省福州市……安溪，有二，一今浙江永嘉，一今福建安溪。此处当指后者。案：戊戌变法失败，清政府下‘钩党令’，章氏乃避地台湾。”②马强才：《章太炎诗集（注释本）》，第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只是此诗的写作时间，要早于章太炎赴台之时。章太炎《自序》称“归自夏口，沿于大江，而作《艾如张》一篇”。《宋恕集》有《束发篇——答枚叔〈幽人行〉之赠》一首，写作时间署为“一八九八年八月末”。而其附录章太炎《幽人行》，即《艾如张》诗，时间则记以“一八九八年六七月间”③宋恕撰，胡珠生主编：《宋恕集》，第813-8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是时戊戌政变尚未爆发，故与“避地台湾”无关。而诗中所云“共和”，亦非后来同盟会倡导“建立共和”之涵义，更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民选制度。而是《史记》和《竹书纪年》所记载的、上古时期较为开明的执政时期。现实世界中的范例，则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故有“共和在海东”之语。这还是维新变法所追求的目标。章太炎收在“古诗十九题”中的诗作， 并无当时维新派诗人新名词入诗的习气。所以，诗中的“共和”，当有古代史志的出典。而在章太炎其他的文字中，亦曾出现过“共和”一词。如前述汤志钧所引之《客帝》眉校，最终定稿为《客帝匡缪》即云：“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④章炳麟著，朱维铮编校：《訄书：初刻本、重订本》，第107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公元前841年为“共和元年”，这是中国有确切的历史纪年的开始。故章太炎《客帝匡缪》所称纪年转换成公历，就是1900年。

至于《董逃歌》，章太炎只是借用了汉末讥刺权臣董卓的民谣诗题。至于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两者并无相似之处。有论者以为《董逃歌》作于庚子，因慈禧挟光绪逃往西安，当时诗人多有以“董逃”作讽者。但章太炎在《自序》中明言是为康有为变法而作。康有为作为臣子，似乎更贴近董卓的身份。而戊戌政变爆发，康、梁亡命海外，章太炎亦遭通缉。其《口授少年事迹》称“戊戌，三十一岁，康、梁事败，长江一带通缉多人，余名亦在其内，乃避地台湾”⑤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939页。。其实，在庚子事变之前，他的政治理想、乃至内心情感，都和康、梁比较接近。但《董逃歌》充斥着维新失败的悲观情绪，先言“变风终陈夏，生民哀以凉。自昔宋南徙，垢氛流未央”，反思中国的羸弱，其溯源最早追寻到女真族侵入中原的宋代，可以窥见其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孽。而所谓“九域尊委裘，安问秦与羌？眇我一朝菌，晦朔徒菸黄。百年遭大剂，揄袂思前皇。前皇已蒿里，怀糈谁陈辞”，此处的“前皇”，应该是戊戌政变后传言很多、生死未卜的光绪。康有为四处宣传的《衣带诏》，即言“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第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是还在1898年10月24日之《字林西报》登载。并且，章太炎对当时维新派人士的处境，亦深表关心和哀怜，所以他说“吾衰三百年，刑天烝舞干。狼弧又横怒，绛气殷成山。微命非陈宝，畀鹑良独难。秦帝不蹈海，归莳千竹竿”⑦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1页。。当时，章太炎还撰有《祭维新六贤文》，痛悼殉难的戊戌六君子。至于诗歌，不在“古诗十九题”之列的，尚有《杂感》。是诗发表在光绪1899年11月19日之《台湾日日新报》，有自注云：“此去秋将东渡台湾作也。今中星一帀，复自江户西归，书此不胜今昔之感。”诗歌所言“丁此沧海决，危苦欲陈言。重华不可遌。敷衽问九天。溟涬弟尧舜，而不訾版泉。版泉竟何许，志违时亦迁”①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193、754页。，其哀婉之志、凄切之情，与《董逃歌》是一致的。不过，是诗也依旧停留在维新的旧梦之中，并没有明志推翻清皇朝的革命。章太炎流亡台湾期间，在台湾报刊发表的诗作，都没有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如《饯岁玉山吟社席上课题分韵》《玉山吟社席上课题分韵》《正月脞日即事》《儿玉爵帅以帝国名胜图见赠赋呈一首》《玉山吟社雅集分韵得冬》《将东归赋以留别诸同人》等。此诗也不例外。就诗歌的数量而言，这是章太炎早期创作的高峰。

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章太炎《自序》谈到的他将《艾如张》“以示孙宝瑄。宝瑄韪之；以示宋恕，宋恕阳为发狂，不省”，以及“而余复为《董逃歌》一篇以示宋恕，宋恕复阳狂不省”。“韪之”和“阳狂不省”，关键在于两人的政治态度。章太炎结识宋恕和孙宝瑄，是在他离开杭州诂经精舍、赴上海入职《时务报》以后。其《自定年谱》1897年称：“春时在上海……会平阳宋恕平子来，与语，甚相得。”②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193、754页。而是时孙宝瑄亦寓居上海，叶景葵《 〈忘山庐日记〉序》谓其“居沪后，获交章太炎、贵翰香、严幾道、谭壮飞、梁任公、夏穗卿、蒋观云、汪穰卿、欧阳石芝、邵二我诸君”，所举多为当时维新派之中坚。叶景葵又云孙宝瑄“于清代大儒，服膺梨洲与习斋，故留心时事，嫉朝政之不纲，主张民权，进为君主立宪。佩太炎之文学，而反对其逐满论，但未尝不主革命”③叶景葵：《 〈忘山庐日记〉序》，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故“宝瑄韪之”，说明了他与章太炎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差异早已有之。须知，孙宝瑄是“官二代”，其父孙诒经曾任户部左侍郎，而岳父李瀚章则是李鸿章的长兄，官至两广总督。其言行有所忌讳实属正常。而宋恕在1892年5月30日所作《上李中堂书》，即倡言变法：“变法之说，更仆难终，请为相公先陈三始：盖欲化文、武、满、汉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礼、乐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设想，故宋恕又言：“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夏虫不可与语冰，井蛙不可与语天，举国皆狂而狂不狂，若之何哉！”④宋恕撰，胡珠生主编：《宋恕集》，第502、3、844、8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但宋恕在读到此二首诗以后，却屡屡阳狂不省。可见，章太炎在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也已经超越了宋恕之维新的底线。章太炎曾因言辞激烈，被人戏称为“章疯子”。这其实是真疯与装疯的冲撞。因为此前，宋恕“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举国皆狂”的反对声中，就已经有所缓和。《马关条约》签署以后，他应孙宝瑄之兄宝琦之请，代拟《光绪皇帝罪己诏》。而戊戌政变以后，宋恕逐步淡出江湖，1905年，应山东巡抚杨士骧之聘，担任山东学务处议员。他还曾代理山东编译局坐办，从此专事教育和著述工作。所以《宋恕集》“编者的话”称：“戊戌以后，宋恕和章炳麟之间的分歧日益突出。早先，原曾因商鞅和张之洞问题‘大辩攻’，宋尊孔尊孟，章薄孔尊荀；宋切齿痛恨鞅斯，章极力替商鞅辩护。此后，宋仍主议会立宪，章转向排满革命。宋承认章是真正的爱国者，但为了章的安全，劝说一月，‘莫为稼轩词’。”⑤宋恕撰，胡珠生主编：《宋恕集》，第502、3、844、8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今查《宋恕集》，赠答章太炎的诗词之作凡七题，最早是作于1898年7月13日的《赠章枚叔》。而1901年2月3日最后所作《赠别章太炎》，序称“太炎先生，评人论事与仆多歧；偏怒偏悲，性亦稍异，或遇使然”。又有句云“岂不知辛子，其如惜范生”，⑥宋恕撰，胡珠生主编：《宋恕集》，第502、3、844、8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是以辛弃疾喻之。另1899年7月所作《寄余杭》二绝，其一云：“甬东一夜猿声断，终古《黄书》泪万行。借问幼安无寸土，欲将何术拯姬姜？”⑦宋恕撰，胡珠生主编：《宋恕集》，第502、3、844、8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是亦“莫为稼轩词”之意。或许，宋恕便是将《艾如张》和《董逃歌》视作“稼轩词”，但这恰恰是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生、甚至是其革命征途的起点。从此，章、宋二人渐行渐远，在政治上开始分道扬镳。而《太炎文录初编》也没有收录与宋恕相关的赠答之作。

这也许就是《艾如张》和《董逃歌》能够采入《太炎文录初编》、并成为“古诗十九题”开篇最主要的理由。

三

入选“古诗十九题”的诗歌，在《艾如张》和《董逃歌》之后，时间上有一个很长的飞白，直到1907年以后创作的《鳷鹊案户鸣》和《山阴徐君歌》。《鳷鹊案户鸣》题下有注，称“为刘道一作也”。而山阴徐君，乃是徐锡麟。章太炎还撰有《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和《刘道一传》，可帮助读者解读诗作。《鳷鹊案户鸣》与《艾如张》一样，亦为模仿汉乐府的五言古诗，但除了题目有些“杯珓谶辞”以外，诗歌本身并不艰涩。《山阴徐君歌》则为四言体。正是二诗拟古的形式，才得以采入“古诗十九题”。当然，入选“古诗十九题”，内容应该是更重要的因素。

《鳷鹊案户鸣》最早见诸于1908年4月25日出版的《民报》第二十号。同时发表的文章，还有寄生《刘道一碑文》和运甓《刘烈士道一像赞》，这是一个纪念刘道一的专栏。寄生、运甓分别是汪东和黄侃的笔名，二位都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当时是《民报》的主编，应该是他组的稿。当然，在编辑的过程中，编者如果感到余犹未尽，自己撰写相关的稿件以充实版面，或扩大影响，这在当时也习以为常。章太炎与刘道一及其兄长刘揆一，关系都不错。刘揆一在1903年赴日本留学，即与黄兴参加拒俄义勇队。次年春，又和黄兴发起成立华兴会，任副会长。1907年以后还曾代行同盟会总理职务，主持东京本部工作。就在《民报》的第十九号，章太炎还刊发了《与刘揆一书》。这不是一般的书信，而是声讨宪政的檄文。缘起是王闿运的学生杨度，在湖南鼓吹立宪，传言王闿运为湖南宪政支部会长。在革命的大纛下，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故而章太炎在信中称：“意者宪政诸子，建王翁为表旗，因以矜燿，不吝余名以覆露诸夸者。八十老翁，名实偕至，亢而有悔，自堕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立宪者，岂足以张国威、舒民气，突厥、波斯建置议院，无救于衰微，纵得一二成效，编户齐民，愈益失其职姓。”由于刘揆一也是王闿运的学生，故其最后说“足下不以此匡谏，值百年之大齐，遭神龟之尽期。世有明达，生刍一束，终已不来王翁之殡宫矣。心所谓危，亦以告也”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86-188页。。由此可见，章太炎和刘揆一之间，似乎也有稍许误解。当然，他们总体的目标还是一致的。而对于并肩作战的同志之牺牲，章太炎则充满悲痛和景仰之情。嗣后，他又在1908年7月出版的《复报》发表《刘道一传》。

据汪东《刘道一碑文》所记：“岁维丙午十一月二十日，毕命于浏阳门之外，年二十有二。”②钱仲联：《广清碑传集》，第1425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知刘道一牺牲于1907年1月4日。而章太炎《刘道一传》称：“丙午……十一月十六日，狱吏呼道一，浏阳会党有引者，令传至浏阳质之。以竹轿舆道一。出长沙东南浏阳门渡隍，遂曳以下，仓卒未反缚，魁刽举刀斫之。四击乃断其头。道一死时，年二十二矣。”③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320页。其牺牲之日则为1906年12月31日。汪、章二人所述略有出入。细细考量，后出之章太炎的“传”当更为可靠。章太炎读过汪东的“碑文”，并加以褒扬。汪东《题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后》即云：“尝作《刘道一碑》，章先生甚奖藉之。”④汪东撰，薛玉坤整理：《汪东文集》，第358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如果没有更可征信的材料，章太炎是不会去修正汪东之记载的。只是依据汪、章二人所述，则陈旭麓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词典》，以及马强才校注之《章太炎诗集（注释本）》等称刘道一生于1864年，亦有舛谬。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计算年龄之方法，即以农历为准且计以虚岁，其生年当为1865年。

徐锡麟的殉难日，则为公历1907年7月7日。所以，《太炎文录初编》是按刘、徐两人牺牲之时间，来排序二诗。但是，诗歌实际的创作时间，《山阴徐君歌》可能要早于《鳷鹊案户鸣》。当时，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因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且革命党人亦牺牲众多，故其造成的社会影响，要大于刘道一参与的萍乡、醴陵、浏阳起义。况且，刘道一参与起义并没有被抓现场。据章太炎《刘道一传》，他是因“父病偏枯甚，遂趋赴家”。然“乡里无赖疑为揆一，欲呵取金钱，不与，乃致之有司。有司亦不省，呼以揆一”①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320、319、320页。。所以，刘道一的被捕，纯属意外。就个人感情而言，徐锡麟和章太炎都是浙江人，且原先就是光复会的同志，在革命党内部时有矛盾的派系之中，属于同一派别，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徐锡麟牺牲以后，章太炎随即撰写了《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发表在1907年10月25日出版的《民报》第十七号之上。同时刊发的还有《秋瑾集序》。《秋瑾集序》是章太炎最早纪念安庆起义的文字，在《民报》刊发“祭文”之前，已经先行在1907年8月10日出版的《天义报》第五册发表，题为《秋女士遗诗序》。而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在介绍了《秋瑾集序》之刊布情况以后，称其“旋又撰《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末谓：‘浙虽海滨，实兴项楚。其亡其亡，系于三户。谁云黄鹄，谶语无语。’1913年，章氏在《稽勋意见书》中，以徐锡麟‘为官吏革命之始’；秋瑾‘为女子革命之始’。”②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14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此后，痛定思痛，章太炎又撰《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记述英烈之生平。与此同时，创作了《山阴徐君歌》。但均未在当时的报刊登载，只是在民国以后编纂《太炎文录初编》的时候，才予以采录。而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之“著作系年”，其“传”和“歌”，均系入1907年。

言《鳷鹊案户鸣》模仿汉乐府，主要是借鉴了《孔雀东南飞》的形式。首先，《孔雀东南飞》和《鳷鹊案户鸣》的首句均为诗题。其次，《孔雀东南飞》收入《玉台新咏》的时候，最初诗题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人将其首句改成诗题后，原题便成为题下注。《鳷鹊案户鸣》的题下注，与之相仿。另外，章太炎模拟《孔雀东南飞》，或许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刘道一死后，其妻曹庄即欲殉节，而为人所救。但二年以后还是自缢身亡。这与焦仲卿“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的结局，也有相似之处，只是男女主角颠倒了一下。诗歌开篇即云“鳷鹊案户鸣，似闻楚声欷。问鹊何能尔，云受杞梁妻”，章太炎是借曹庄之口，叙述了其丈夫投身革命而最终被害的经历。刘道一聪明绝伦，且英俊潇洒，即所谓“缭缭善方言，白皙无髯髭”。其天赋特别表现在语言方面，章太炎《刘道一传》亦称“道一聪听，而有口，所至数月，辄能效其方俗语言。至湖北即为湖北语，至上海即为上海语，声气密合，莫审其何所人”③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320、319、320页。。章太炎对此加以强调，这或许是从事革命之地下工作的优越条件。随后，诗歌记载了刘道一参加的光绪末年湖南的两次起义，且均以“不知何老公”起兴，先是“屯聚湘水湄”。据章太炎所述，知其是在兄长刘揆一的引导下走上革命之路，参与了华兴会在湖南策划的“甲辰起义”：“阿兄好交游，蓬头箸麻鞵。传呼良家子，步入郭门西。刘矛长八尺，空弮张弩机。一朝事不就，铩翼各分飞。阿兄走吴会，小弟逃东夷。”此后，则描写了刘道一从日本潜回，侍奉中风的父亲，强调了革命者至孝的家庭情怀：“阿翁年七十，风痹不可医。家室空无人，墙上生蒿藜。良人念当归，归来一何迟。上山请玉兔，捣药丹沙衣。父病霍然已，辞去下堂阶。”而诗歌第二次的“不知何老公”，则是“手持三尺徽”。是时的刘道一，已加入同盟会，且被黄兴委任为萍浏醴起义的负责人。据汪东《刘道一碑文》所述，在“郡中大吏命游击熊道寿系君，下按察司狱”④钱仲联：《广清碑传集》，第1425页。以后，刘道一除了“孝”以外，还表现出了“悌”。当时刘道一是被误作揆一而遭逮捕，这在前引章太炎《刘道一传》中也有记载。官方随后也知道有误，但欲罢难休：

后知其非是，无以罪也。欲藉虚言，罗织其事，以刑具示之。道一呼曰：“士可杀，不可辱。”乃罢。《狱中与人书》曰：“道一必不忍父母所受之躯为毒刑所坏。彼若刑讯，吾则自承为刘揆一，以死代兄。吾志决矣。”有司既得道一事，视其所佩印文曰“锄非”，遂以定狱。⑤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320、319、320页。

“以死代兄。吾志决矣”，刘道一的操守，对于追求民族主义革命、强调传统道德的章太炎来说，特别值得称颂。当然，此亦可见满清政府的草芥人命。故章太炎诗云：“系颈出门去，相将入圜扉。问我得何罪？云子字锄非。上堂乃无语，欻已召屠魁。按条当弃市，衔冤欲愬谁？”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2、219、242、2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文和诗在细节上的高度吻合，也说明两者写作时间相近。

“中国既亡，几三百年。哀此黎民，困不得伸。胡虏滔天，政日益专。”《山阴徐君歌》开篇所述，就充满着民族主义之情绪。这也是徐锡麟投身革命的动因。此时的章太炎，已经是职业的革命家，其编撰报刊文章，甚至创作诗歌，都是为了宣扬革命，激励民气，都服务于他的政治目的。既然是以宣传为宗旨，诗歌就必须通俗易懂，故其风格与《艾如张》和《董逃歌》就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一般的读者，见四言诗，就以为摹古，尚未阅读即畏其艰涩。这在讨论章太炎诗歌的文章之中，不时可见。其实，章太炎在当时还尝试着用白话作文，陈平原即编有《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山阴徐君歌》对徐锡麟的表彰，也很直白：“山阴徐君，生当其辰。能执大义，以身救民。手歼虏酋，名声远闻。”随后是言徐锡麟策划和指挥安庆起义之全过程，其中亦不乏传奇色彩。譬如徐锡麟遇难以后，刽子手曾残忍的剖其心肝。章太炎《徐锡麟陈平伯马宗汉传》只有“虏杀山阴徐锡麟于安庆市，刳其心，祭恩铭”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2、219、242、2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这样简单的一句，而诗歌则通过作者充分调动的想象力而大肆渲染：“胣君心鬲，以享淫昏。心跃起，直上栋间。胡鬼告言，我腹已穿。不能啗饭，何用炮炙心肝？诸虏闻之，忧心慱慱；异域闻之，竞与称传；我民闻之，莫不悲叹。贤哉，贤哉！山阴徐君。”③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2、219、242、2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诗歌至此戛然而止，而读者悲愤和崇敬之情，则油然而生。

其实，章太炎当时悼念牺牲之同志的诗歌，并不止《鳷鹊案户鸣》和《山阴徐君歌》二首。但其他所作都是近体，故没有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如《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云：“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潇潇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2、219、242、2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据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介绍，时任《浙江潮》编辑的许寿裳，从蒋智由处获得此诗手迹，遂刊发于1903年9月11日出版的《浙江潮》第七期，是诗注明写作日期为“六月十二日”，即公历8月4日。沈禹希名荩，早年在长沙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好，戊戌政变失败后东渡日本留学。1900年回国，与唐才常组织正气会，参加自立军。1903年，因在天津的英文报纸上披露《中俄密约》的卖国条款，引发国内的抗议浪潮，遂被清廷逮捕，且遭杖杀。而此时的章太炎因《苏报》案身陷囹圄。其实，是诗最早发表在1903年8月14日之《国民日日报》，署名“西狩”，诗题为《重有感》，文字除首句“不见此君久，江湖久隐沦”略有出入以外，余皆相同。而同时发表的还有邹容的《和西狩》，署名“庸儿”：“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目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⑤邹容：《和西狩》，《国民日日报》第八号，1903年8月14日。当是二人在狱中的唱和之作。嗣后，8月23日沈荩追悼会于上海豫园召开，章太炎为撰《祭沈荩文》，发表于1903年11月18日出版的《浙江潮》第九期。《太炎文录初编》收入时改称《沈荩哀辞》。

被许寿裳同时收入《浙江潮》第七期的，还有章太炎的《狱中赠邹容》和《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也都是五言近体。前首注明写作日期是“闰月廿八”，是年为闰五月。后首则是“六月十八”。章太炎在狱中和邹容有关的诗作，还有《狱中与威丹联句》《狱中与威丹唱和诗》，则是七言绝句。因章、邹二人同为“苏报案”坐牢，在狱中又相互照应，其感情至深。邹容卒后，章太炎尚有《邹容传》《邹容画像赞》，以及后来据《邹容传》修改而成的《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及至1934年，回忆往事，章太炎《题邹容〈革命军〉》，对邹容犹有极高评价：“蔚丹著《革命军》以兴汉满之讼，而判决者则清外务部会同各国公使，由是汉满对峙，革命之局始定。”⑥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884、633页。至于诗作，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后回国，还有《展亡友邹蔚丹墓因与印泉议治墓道》《重过威丹墓》等作。前首手迹今存上海图书馆，上题“乙丑”，是为1925年所作，由章氏国学讲学会刊入《太炎文录续编》。而后首作于1924年清明：“落魄江湖久不归，故人生死总相违。只今重过威丹墓，尚伴刘三醉一围。”⑦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884、633页。因为是七言绝句，故只在1936年出版的《制言》第二十五期发表。是时，章太炎刚刚去世，本期还登载了大量哀悼章太炎的诗文。刘三为刘季平，别署“江南刘三”。据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称，因对邹容死因“内外皆疑有佗故，于是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骨，葬之华泾，树以碣，未封也”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五册，第2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是诗虽为邹容所作，但亦可看作是章太炎的自哀之诗。其实，抛弃了体裁的偏见，是为章太炎与邹容相关的诗歌中，最真挚、最感人的作品。

四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随即前往日本。直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才回到国内。其实，这是他第三次赴日。戊戌政变以后，章太炎避居台湾，曾借道日本回到上海。其《自定年谱》1899年有记：“五月，渡日本，游览东西两京。时卓如在横滨，余往候之。值清廷遣刘学询、庆宽等摄录康、梁，为东人笑。香山孙文逸仙时在横滨，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七月，返至上海。”②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756、7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而《自定年谱》1902年2月又记，因其“在东吴大学言论恣肆，江苏巡抚恩铭赴学寻问”，友人吴保初“惧有变”，劝其“亟往日本避之”。于是章太炎再次东渡。当时孙中山也在横滨，又与之见面，“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自是始定交”。而章太炎“留日本三月，复归”③章太炎撰，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756、7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前二次赴日的收获分别是相遇、相知孙中山，即与之结识和定交，因此投身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但走马观花，对日本并没有深度的了解。第三次在日本整整居住了5年多，章太炎对日本的认识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就诗歌而言，其看法主要反映在《东夷诗十首》之中。这是“古诗十九题”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一组五言古诗。也是在艺术方面博得最多赞语的章太炎诗作。我们前引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有关章太炎的论述，将其与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进行比较，特别肯定了《东夷诗十首》的创造性多于模仿性。而金东雷《章太炎先生诗辨论旨》则称：“囊在日本，咏有《东夷诗》，以写素怀，曾记其第一首……格调高古，不同凡响。此非弟子私言，盖诵者靡不叹服也。”④钱仲联：《清诗纪事（廿一）》，第1501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东夷诗十首》最早发表在上海右文社1915年2月5日出版的《雅言》第一卷第十二期。是时，右文社正在选编的《太炎文录初编》，基本杀青，而是诗已经入选。故在《雅言》刊登，只是为了让读者先睹为快。至于《东夷诗十首》具体的写作时间，其在《雅言》发表时有编者按称：“右十首诗，为太炎先生海外旧作。”⑤《雅言》第一卷第十二期，1915年2月5日。是与金东雷所论一致。马强才称“此组诗成于1911年前，且各首写作时间不一。《章太炎年谱摭遗》对组诗作年有所推论，认为作于‘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间’”⑥马强才：《章太炎诗集（注释本）》，第34页。。而《章太炎年谱摭遗》1909年所记，则是“暂把太炎此一诗作系在本年项下”⑦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第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大概是取其中间值。此组诗为章太炎第三次去日本期间的创作，其主题都是吟咏日本之风土人情和文化渊源。既追述历史，又记叙现实。而在编纂文稿的时候，章太炎将其集在一起，遂成一题。诗歌反映了作者写作时的心态，也体现了选录时的标准。至于更为具体的创作时间，尚值得推敲。马强才曾引《中国哲学》第九辑所刊章太炎写给宋恕的信件残页，因其首言“仲容先生殁，既为位哭”，故马强才以为“信中所言，恰为《东夷十首》的主旨。联系孙怡让逝世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则此组诗大部分当作于1909年前后”⑧马强才：《章太炎诗集（注释本）》，第34页。。但信中又有言“浮海一年，日处岛夷中”，则此信当写于得知孙怡让噩耗不久。在此之前，章太炎曾致书孙怡让，请其规劝投靠端方的刘师培能够回头，并致力于学术。但孙怡让尚未收到其书信即已去世。其实，章太炎对日本印象的改变有一个过程。而新的印象一旦形成，在短时间内就很难再变。所以，此组诗的大部分可作于1908年，亦可作于1909年，甚至更晚。当然，《东夷诗十首》最早的作品，可以是1907年所作。当章太炎定居下来以后，他对日本的看法，一定不同于过去的匆匆过客。而《太炎文录初编》将此组诗编次在《秋夜与黄侃联句》的前面，故其最晚也应该写在黄侃1910年秋天的归国之前。

《东夷诗十首》的第一首，先言自己早年对日本的美好印象，甚至前二次的走马观花也没有多少改变“：昔年十四五，迷不知东西。曾闻太平人，仁者在九夷。陇首余糇粮，道路无拾遗。少壮更百忧，负绁来此畿。车骑信精妍，艨艟与天齐。穷兵事北狄，三载熸其师。”由于光复会的成员，多持拒俄的态度，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对俄同志会，还创刊《俄事警闻》专事反俄宣传。故章太炎在日俄战争中的态度，也是倾向日本的。日俄战争的正式爆发，是在1904年2月，而诗中所言“三载”，其起讫也不知于何时。但诗的后半首，则是写作者对日本好感的改变“：将率得通侯，材官毦山鸡。帑藏竟涂地，算赋及孤儿。天骄岂能久？愁苦来无沂。偷盗遂转盛，妃匹如随麋。家家怀美疢，骭间生疡微。乃知信虚言，多与情实违。”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确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章太炎在日本所见，使其对日本有了更真实的了解，于是诗歌也有了更客观的反映。而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特别称赞《东夷诗十首》的第三、第四首，则在于通晓流畅的风格，是合乎胡适“五四”前后的文学主张。二诗多反映日本的市井生活，不太牵涉宏大的政治题材。其三云：

客从海西来，上堂结罗袜。长跪著席上，对语忘时日。仰见玉衡移，握手言离别。下堂寻革鞮，革鞮忽已失。回头问主人，主人甫惊绝。乞君一两靴，便向笼间掇。笼间何所有？四顾吐长舌。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客从海西来，上堂结罗袜”，是言刚去日本到友人家中访问。初来乍到，作者还是有新异感。但出门之时鞋子丢失，即“下堂寻革鞮，革鞮忽已失”，主客之窘境，跃然纸间。而判断《东夷诗十首》非一时所作，恰恰就在于其内容和风格的不统一，这也是胡适不作整体评价的原因。如第五首言日本文字之起源，以及其与汉字的渊源关系：“海隅无书契，其来自营州。后有黠桑门，小复规佉卢。下读更上迻，文采相离娄。真草为符号，声类乃绝殊。刘曹不可识，略晓唐人书。时作宛平语，一字一萦纡。”诗之最后还谈到了近代日本文字走拼音化的主张：“转向大秦去，稗贩穹锱铢。自言海西好，未若东人姝。”③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章太炎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和造诣，其中所积累的知识和情感因素，致使其不会赞同日本文字西化的改革。正因为涉及学术，体现了学人之诗的特点，是诗生涩奥衍，与第三、第四首的平易晓畅迥然有别。故马强才注释《东夷诗十首》之后，补笺引钱仲联评价语：“有阮籍诗的风格，读来诘屈聱牙。”④马强才：《章太炎诗集（注释本）》，第50页。这应该是注诗时的切身体会。但此组诗汇成整体，却从方方面面记述了日本之风俗和文化。

也就是在章太炎写作《东夷诗十首》的同时，在日本发生了一件对革命党、特别是对章太炎本人影响很大的事情：由其担任主编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遭禁，这让革命党失去了重要的宣传阵地，也使章太炎没有了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1908年10月，清廷派唐绍仪赴美商订中美同盟，途经日本。章太炎在《民报》第二十四号发表《清美同盟之利病》，言清政府意“欲借极东之美以掣日本”。唐绍仪遂要求日本政府封禁《民报》，并禁售第二十四号。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言及《民报》被禁之事，更谈到了章太炎在日本的生活状况：

后革命党稍涣散，党之要人或他适，《民报》馆事独委诸先生。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⑤黄侃：《黄季刚诗文集》，第61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6。

可见，章太炎之生活十分清苦。他在日本招收中国学生而“授人以国学”，其目的还是革命，即所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当然，这也可以适当地解决生计问题。就学术而言，黄侃则是章太炎所收授的学生之中最重要、亦最著名的一位。黄侃也是革命党人。所以，“古诗十九题”之中所保留的《秋夜与黄侃联句》和《游仙与黄侃联句》，是他们师生之间交流思想的真实写照。古人好悲秋，所谓“自古逢秋多寂寥”，六朝之鲍照和谢朓均有《秋夜诗》。至于《游仙》作为诗歌的主题，有人追溯到屈原的创作。而魏晋最著名的《游仙诗》，乃郭璞所作。后人亦常拟议之，实质是借着神话故事来抒发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以及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章太炎、黄侃借用古题来进行联句，抒发的还是今情。

《秋夜与黄侃联句》和《游仙与黄侃联句》的写作时间，学术界至今也没有确凿的考订。无论是汤志钧精心磨砺的《章太炎年谱长编》，抑或马强才新近出版的《章太炎诗集（注释本）》，均语焉不详。是二诗最早发表在《学林》第一号，署名“章绛”。而汤志钧以为《学林》第一号出版于1910年，故将其系于此年。但彭春凌《另一侧的潜流：清末国学变迁与章太炎的明治汉学批判》认为，《学林》第一号出版于1911年6月。其实，他们只是讨论了发表时间。至于二诗的写作时间，并没有确定。因为是联句，章、黄二位应该在一起时才能完成。由于黄侃于1910年秋回国，故诗歌的创作应该在此之前。而《秋夜与黄侃联句》，黄侃首唱“中原乱无象，被发入蛮夷”，章太炎随即称“忍诟既三岁，裘葛从之移”。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4、244-245页。从章太炎1906年夏天到达日本推算，是诗当作于1909年秋天。然苏曼殊《燕子龛随笔》云：“余巡游南洲诸岛，匆匆二岁，所闻皆非所愿闻之事，所见皆非所愿见之人。茫茫天海，渺渺余怀。太炎以素书兼其新作《秋夜》一章见寄，谓居士深于忧患”。②苏曼殊撰，柳亚子编定：《苏曼殊全集》，第112-113、333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查苏曼殊去南洋，是在1909年。柳无忌《苏曼殊年谱》是年记：“九月，《拜伦诗选》出版。撰《英文潮音自序》。南巡星加坡诸岛”。③苏曼殊撰，柳亚子编定：《苏曼殊全集》，第112-113、333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既言“忽忽二岁”，又称《秋夜》为“新作”，那写作时间似乎又不太可能为1909年。但是，由于苏曼殊此前没有见过此诗，是对作为读者的苏曼殊而言，可能是“新作”，但不一定真是作者、即章太炎的“新作”。况且，苏曼殊所录《秋夜》，已经隐去了与黄侃联句的形式，成了章太炎个人的诗歌作品。有一些诗句，亦有改动。我们是否可以假设，萧瑟秋风又起之时，章太炎思念远在南洋的故友，将《秋夜与黄侃联句》略作修订，寄给苏曼殊以表问候。“忽忽二年”，如果从实算来，则为1911年的9月，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夕。但此时，诗歌已经发表。

武昌起义来得有些突然。其实，在此之前的几年，革命形势并不乐观，诚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故《燕子龛随笔》称其“深于忧患”，还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之前途的担忧。我们从前引《秋夜与黄侃联句》二人一开始的唱答，便可以感受。黄侃随后又说“登楼望旧乡，天柱亦已颓”“夏民竟何罪，种类将无遗”，主要是抒写晚清社会之动荡、政治之腐败，以及民生之凋敝。而章太炎与之回应，也反映了作者精神层面的困惑，以及物质层面的困窘：“谁言乐浪乐，四海无鸡栖”“邦家既幅裂，文采复安施？”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4、244-245页。自1906年去国后，客居他乡，远离祖国和亲人，其生活的艰辛，外加革命党内部的矛盾，以致实现理想的过程也不顺畅。种种因素叠加，章太炎的意志有些消沉。这在随后所作的《游仙与黄侃联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余冠英曾云：“郭璞的《游仙诗十四首》不象一般的游仙诗专写想象中的仙山灵域，往往自叙怀抱，辞多慷慨。其歌咏神仙实际是歌咏隐遁，而歌咏隐遁的地方往往见出忧生愤世之情。”⑤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第1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如果将此言移论《游仙与黄侃联句》，亦十分合适。说到隐遁，章太炎在日本的时候，也有去印度出家的想法，黄侃就谓其“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此诗章太炎先说“上国有名山，海外无瀛洲”，黄侃答以“将寻不死乡，言至昆仑丘”，因此，就时间而言，两人联句，《秋夜》首作于1909年的秋天，而《游仙》首作于1910年、即黄侃回国的前夕也有可能。师生俩人随后借用《淮南子》的故事，又杂以《楚辞》《吕氏春秋》《列子》《山海经》等古代著作上的神话记载。章太炎和黄侃都是知识渊博的国学大师，许多典故信手拈来，却非常贴切。诗歌给人的感觉是海阔天空，逍遥游览，其虚设的神仙世界，实质是一个逃避现实的理想王国。但章、黄二人时时放心不下的，却还是现实世界。所以黄侃最后说“钧天奏广乐，万灵不少留。谁言龟鹤寿，千岁仍浮游。”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5-2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这与《秋夜与黄侃联句》结尾处章太炎所言“及尔同沈渊，又恐罹蛟螭。愿言息尘劳，无生以为师”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5-2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是同一种心境。入世和遁世的矛盾，是他们“游仙”的主题，也是他们内心无法排遣的痛苦。刘熙载《艺概》卷二称“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③[清]刘熙载：《艺概》卷二，第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我们读此诗，是否也有“激烈悲愤，自在言外”的体会呢？虚构的世界或许不尽相同，因为理想和追求也总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现实之中经历的曲折和磨难，如果有相似之处，在于历史的轮回。

五

一般以为，《太炎文录初编》中的《夏口行》，作于武昌起义之时。此诗并没有表露出“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惊喜，或者“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狂欢。这应该是起义尚未成功、胜负也没有最后分出之时所作。所以章太炎会说“朔风忽陵厉，白露转为霜”，北方的满清军队甚至还短暂的占据上风。究其原因，则是“赤松既云远，谁能无他肠”。这里所言赤松子，即那位相传对中华历史之发展，曾起过关键作用的上古仙人，应该是暗喻起义之时尚在海外的革命领袖。但到底是孙中山，还是言其自己，诗人没有明说，我们也不能妄自猜测。而最后所说“良言不见听，思之泪沾裳”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5-2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则章太炎或有什么意见并未被起义者采纳。

总之，武昌起义的胜利，帮助章太炎实现了投身革命的终极目标，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而以后所作的诗歌，也不再是其民族主义革命心路历程的记录，因此就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畴之内。但是在“古诗十九题”之中，《夏口行》之后的《广宁谣》，是1912年冬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其赴任途中所作。此诗之主题是满清之兴起与明朝之覆亡的历史。章太炎又是作于辛亥革命之后不久，故多有感慨。所以，我们对《广宁谣》作一概述，以结束本文。

筹边使署设在长春，而广宁则为明代军事重镇，在锦州附近。在此赋诗，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广宁谣》先说“步出毉无闾，文石正累累。神丛亦时见，不知祀何谁”。其实，章太炎是知道祭祀之对象的，即天启年间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作者先是自问，接着便是自答。在他看来，东三省筹边使的职责大概相当于辽东经略。故诗歌便围绕着熊廷弼的故事展开：“惟昔熊飞百。楚材为之魁。临关建牙旗，长驾安东维。置堠亘千里，两军无交绥。”可见其以防守为主的戍边之策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皇帝昏庸、奸臣当道、阉党专权，明王朝的崩溃之势，已经不可逆转：“神京有左肘，故老知怀归。谁令斗筲子，居中相残摧。付卒不盈万，虚位隆旌麾。”而直接掣肘熊廷弼的，是辽东巡抚王化贞。其不愿韬光养晦，而好大喜功、力主冒进，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一朝衄河西，泰山为尔颓。彼昏岂不醉，轻战忘其危。何意千载下，弃地如遗锥？”⑤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45-2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章太炎在这个时候回顾满清入关的前因后果，其更深层次的含义便是防止重蹈覆辙，当然也是一种自我告诫和自我激励，毕竟俄国和日本正虎视眈眈，环伺左右。

现在评价章太炎，多强调其国学之成就，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章太炎的学生，鲁迅哀悼和缅怀老师时却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并且他追随章太炎的目的，也就是革命：“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而章太炎鼓动革命的诗歌，也激发了鲁迅他们的热情：“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但至言“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芒。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①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5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这自然是鲁迅的看法。而章太炎刊落过去的作品，一定也有章太炎后来的标准。就诗歌言，其《太炎文录初编》所收，特别是辛亥革命前的作品，还是突出了章太炎民族主义革命之经历和理想的。其“多被刊落”，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宗尚汉魏六朝的诗学观。在章太炎看来，近体诗起于唐代，就是游戏的笔墨，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章太炎“古诗十九题”的意义所在。毕竟，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翻天覆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