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恪文学年谱

2023-09-09 14:13
东吴学术 2023年3期
关键词:先锋文学小说

李 超

一九五三年,出生。

十一月十五日,农历癸巳蛇年十月初九,刘恪降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胜峰乡碑基村一户农家。家里兄妹五人,刘恪是长子,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兄弟。

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七年,五岁-十四岁。

一九五八年,刘恪五岁进湖南岳阳钱粮湖农场团洲小学读书。因为时代特殊,中学没毕业开始参加工作。因为是十几岁的孩童,干不了重活,加上读过几年书,他就被安排做了话务员,后又在农场文工团工作过一段时间。

刘恪自小爱读书,也喜欢藏书,“我十二岁的时候,发现钱粮湖农场一户姓李的人家神龛香炉底下压着一套线装书,李家的人不识字,我抽出来一看是一套线装本的《红楼梦》,当时都高兴坏了,偷偷地抱回了家。这是我的第一部藏书。到了十五岁时,我拥有了八个箱子的藏书,《格林童话》啊、《普希金诗集》啊,你是想像得到那时华容农村的穷苦的,当时弄这么多书真的不容易啊。几乎每一本书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①易清华、刘恪:《猛然回头见刘恪》,《文学界》2005年第11期。藏书是刘恪一大嗜好,他给朋友们的印象就是喜欢买书,嗜书如命,张峥嵘曾说过刘恪对书痴爱的“三部曲”,即走到哪、买到哪、藏到哪。北京的大小书店他几乎逛了个遍,并且在北京、岳阳、开封的住所里他均有藏书书库。刘恪说自己是视书为“情人”的人。

除广泛阅读外,刘恪年少时的朋友对他走上文学道路也有促动作用。“因为从小就喜欢文学,十几岁时我和我那朋友‘农民历史家’经常一起绕着湖边走,谈文学、谈我们读的书、谈我们想到的问题,一走就半晚上。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大概有五六个人,都是附近镇里喜欢文学的孩子,几个人经常绕着我们那个大农场转悠,春节都不过,聚会,谈文学。”②李海英、刘恪:《三种职业间穿行,两种身份里游弋——刘恪先生访谈》,《开封日报》 2013年1月29日。被刘恪称为“农民历史学家”的王与堞是刘恪终身的朋友。在刘恪眼里,王与堞是自己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读通了“二十四史”的人。每年回湖南,刘恪都要去看望这个农民兄弟,陪他一起到湖畔漫步,在夜晚的田间,两人谈论“二十四史”。临走的时候,刘恪会给王与堞留一份买种子的钱。①叶子、王洁、王俭印:《嘘,这个刘恪!(对话)》,《红豆》2008年第1期。

一九六八年,十五岁。

春,第一次提笔写作。因一个“梦”产生写作欲望,写一个水库、茶厂的景色和采茶的女人,未完成,约两万字。

十月,到团洲小学教书。

当时镇小学有一个女老师怀孕,刘恪被叫去代课。关于这件事,刘恪回忆:“那年发了大水,决堤后我被派去帮忙做饭。秋冬颗粒无收只能在田间做点开沟理水的活儿。那时一位女老师去田间叫我到团洲小学代课,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那年我十五岁不足。”②刘恪:《写作记忆》,《青年文学》2000年第6期。

半年后,怀孕老师回来,刘恪被送到一个师范培训班学习一年。后又被调到钱粮湖镇一中做语文教员。

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五年,十六岁-二十二岁。

在教书期间,刘恪阅读兴趣有增无减。“十六岁的时候,一个晚上,突然看到苏东坡的一篇文章,说是要学会写文章,必须要读《礼记·檀弓篇》,于是我就在这个月圆之夜,从我教书的学校出发,我十五岁就在钱粮湖一中教书了。走了八里路到一个农民朋友王与堞家借《礼记》,晚上十二点又一个人徒步赶回学校。当时那种充溢在内心的激情是无法形容的。”此外,这段时间他读了大量外国作品,主要是苏俄作品,搜集了几十本苏俄名著,当时最喜欢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收集陀氏作品十几本之多。不过他说,“我恨那时候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它们培植一种感伤的灵魂。”③刘恪:《写作:一个双重之谜》,《世界文学》1995年第4期。教书期间刘恪开始写一些短篇文字,写了满满几个日记本,还试着投稿,写过关于《红楼梦》的考证和评论,给《广西文艺》寄过小说,但都没有成功。这倒让刘恪安心教了几年书。

在乡下教书,刘恪见到许多屋前田间的“趣事”,一次次刺激着刘恪的心灵,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例如,刘恪经常去乡村家访,无论是在田野上还是在村子里,随处可见丈夫打老婆的事。“我去学生培秀的家,我在渠道沟边便听到那边菜园子里有喊叫声,我赶过去只见培秀的父亲打矮小的老婆,那女人被打得满地滚,那男人用的篱笆桩,等我赶到女人打得死去了一般,我劝解老头把女人拖进屋,培秀已吓得躲在墙角。我让她叫医生,医生没来那女人晕乎乎地又过来了,擦干血迹给我烧茶,后来做晚饭如无事一般。”④刘恪:《写作记忆》,《青年文学》2000年第6期。这件事被刘恪写进短篇小说《金小蜂》。青少年时期的刘恪非常敏感,一件事,一部书,一个人物,一个月夜,都能汇入其记忆深处,经过岁月沉淀,树叶的声音,泉水的颜色,都化入他的笔端。

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九年,二十三岁-二十六岁。

一九七六年九月,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

大学期间,试着写有关洞庭湖的文章,十几万字,还专门研究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文艺理论》课考了九十七分,任课的樊篱老师说,这是他此生给出的文论最高分。教外国文学的王泽远老师对刘恪影响很大,并断定刘恪以后一定是个理论人才。王老师上课可以把所有现象都纳入理论范畴来阐释,他偏理性的思维方式,重抽象的上课风格,激发了刘恪对理论的热情。刘恪早期就已表露出理论才华,只是五十岁以后才开始专攻理论著述,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而此前近二十年间,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刘恪说这也许是一种神秘偶然,不可改变的个性决定了他的命运。

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二年,二十七岁-二十九岁。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遵义水利电力部八局。曾在局属学校和电大短期工作。

一九八〇年元月,到局报社当记者。此间结交何济川,受其影响,每天坚持写作。

一九八一年,水电部《江河文学》创刊,刘恪是主要参与者之一。

一九八二年发表散文《乌江晨曲》(《乌江》第三期)。

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六年,三十岁-三十三岁。

十月,任水电部文学艺术协会《江河文学》杂志总编室主任。

因编务繁忙,开始发表作品不多。在一次采访中他回忆说:“我有一天在宜昌的街上碰到我的一个作者,我给他在杂志上发过很多小说,以前关系很好,但是后来他在《长江文艺》和《青年文学》等一些大刊上发表了小说,就觉得自己很牛。碰面而过,理都不理我,一副大作家的派头。我一下子火冒三丈,心想,他妈的不就是发表了几篇小说吗,你能写,难道我就不能。于是我就发愤写起了小说,终于在一九八七年这一年,在《人民文学》、《长江文艺》等刊物上一口气发表了十四篇小说。”①易清华、刘恪:《猛然回头见刘恪》,《文学界》2005年第11期。

一九八五年在《江河文学》第六期发表短篇小说《晶莹的山泉》。

在《江河文学》期间,相继组织水电系统南宁笔会,龙羊峡笔会,宁夏笔会,三峡笔会,武当山笔会。长时间深入三峡地区采访,写作数十万字的水电题材作品。

一九八六年发表中篇小说《桃花镇之恋》(《乌江》第一期),短篇小说《杏儿梦幻曲》(《三峡文学》第四期),《人约黄昏》(《江河文学》第五期)。

一九八七年,三十四岁。

发表中篇小说《女人一半是男人》(《山丹》第一期),《追寻爱的绿岬》(《右江文学》第二期)。

发表短篇小说《倾斜、黛绿色的山坡》(《广西文学》第四期,获“广西文学”奖),《告别巴山镇》(《长江文艺》第一期),《严峻的果园》(《江河文学》 第一期),《小梅》(《青海湖》第三期),《寡妇寨皇帝》(《风流》第五期),《美女寨风情》系列(之一)(《人民文学》第八期),《美女寨风情》系列(之一)(《三峡文学》第五期)。

五月、六月参加《人民文学》改稿会。

一九八八年,三十五岁。

在《花城》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猎人家族》,开始在文坛产生影响。

发表中篇小说《谋杀正在进行》(《热流》第七期),《没有结局的婚姻》(《瀚海潮》第二期),短篇小说《母船》(《青海湖》第四期),《美女寨风情》系列(之一)(《天山》第二期),《公路在林中延伸》(《三峡文学》第四期)。

九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预备班短期培训,课程包括政治、文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等。

“一九八八年我决定到鲁迅文学院深造,那一年我离了婚,丢了在水电部的工作,因为领导不支持我读书,于是就只好辞了职,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到鲁院把学费一交,手中就只剩五十块钱了,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当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心情的确有点悲壮,不过也挺充实的。那时,绝对相信自己能写出好作品来。”②易清华、刘恪:《猛然回头见刘恪》,《文学界》2005年第11期。

一九八九年,三十六岁。

发表中篇小说《山鬼》(《长江丛刊》第五期)。

发表短篇小说《襄河雨妹子》(《春风》第一期),《寂寞绿葱岭》(《现代作家》第六期),《遥远的山村》(《三峡文学》第五期)。

一九八九年三月,通过考试进入研究生班,创作导师秦兆阳,论文导师童庆炳、何镇邦,同期入学的还有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人。

继续创作“长江楚风系列”。(包括中篇小说《红帆船》《山鬼》《砂金》《寡妇船》)“为了写好这个系列,刘恪曾到鄂西荆楚故地,到峡江水上深入生活”,“进行调查研究、收集、阅读、整理、消化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口头资料。”③何西来:《神秘的荆楚艺术世界——评刘恪的长江楚风系列中篇》,《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4期。

酝酿长篇小说《蓝雨徘徊》(后改名《蓝色雨季》)。“一九八九年,为了写长篇《蓝色雨季》,我带了一百五十元钱南下,先到宜昌,后到长阳,边走边看,六月二日在一个小镇的楼道上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身上全是被蚊虫叮咬的疙瘩,还被老鼠咬了一口,难受了好几天。我走了湖北的很多地方之后,又走到湖南的龙山、永顺,后来又到了张家界,在张家界火车站的时候,倒在了一个厕所里,是一个好心的人把我扶起来,到一个小店喝了一碗水,人才缓过气来。之后,我就回到了宜昌,在朋友家借了钱才回到北京的。”①易清华、刘恪:《猛然回头见刘恪》,《文学界》2005年第11期。

一九九〇,三十七岁。

中篇小说《红帆船》发表于《十月》第二期,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一九九〇年小说年选》《九十年代文学主潮》等共八家杂志选刊、选载。《砂金》在《十月》第四期发表。

发表短篇小说《放鱼鹰的姑娘》(《春风》第一期),《森林守望者》(《三峡文学》第六期)。

发表评论《草原,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路远小说中的几对矛盾索解》(《文学自由谈》第一期)。

自本年起,刘恪养成在春节闭关写作的习惯。“它(春节)自有一种忧伤的美丽,外面是喜庆的鞭炮和喧闹的人群,我一个人关门闭窗,让室内光线暗下来,心情也慢慢地过滤,忧郁之花从生命的两翼悄悄地绽开,这种心情的调整实际是确定一个与心境适合的小说基调。”②刘恪:《站在背景上说城道市》,《深圳商报》2004年5月29日。

《红帆船》是刘恪的成名作,关于发表过程,他有这样的回忆:“那时候我的中篇小说都是八万字一个。一个四部曲就是三十多万字。记得写完之后,我才不慌不忙地送往《十月》编辑部。我认识一个叫王洪先的编辑。结果他不在,碰到张守仁。问我干什么的,我说送稿子的,他问多少字,我说八万字,他说你拿回去吧,前面砍掉一万字,后面砍掉一万字,再送过来。我觉得张说得有道理,但最后我还是把稿子给王洪先留下了。一个月后,王洪先给我打电话,说是稿子看中了,要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结果我到编辑部,王又不在,又碰上了张守仁。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刘恪,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啊,你就是刘恪啊,你的《红帆船》我们要用,发头条,八万字,《十月》还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稿子。”

六月二日,《十月》杂志社和鲁迅文学院共同举办“刘恪作品讨论会”,《红帆船》引起巨大反响。

十二月,任地质矿产部《新生界》文学丛刊编辑部主任。

冬,参加百花文艺社组织的天津笔会。

本年,刘恪在江西的一次笔会上认识陈染。

一九九一年,三十八岁。

发表中篇小说《家庭》(《小说家》第四期),《世纪末情绪》(《百花洲》第五期)。

发表短篇小说《凯镇长》(《西湖》第三期),《巢下》(《小说家》第三期)。

中篇小说《家庭》参加全国中篇小说擂台赛。

《红帆船》被选入《九〇中国小说精粹》③舒南、兴安选编:《90中国小说精粹》,第188-273页,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91。

五月二十二日,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代表大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十月,参加“小说家”张家界笔会。

十二月,与陈染结婚。两人一年多后分手,刘恪后来曾谈到这段婚姻生活:“我们是一九九一年结婚的,一年多我们就离婚了。当然,两个人性格和理念上也有差异,陈染是一个性格上有些急躁的人,我比较沉得住气。客观的原因是当时我们都没房子,基本上只能住在她家,我的单位离她家又远,每周只有周五周六在一起,那时她刚从澳大利亚回来,想调到作家出版社,她的生活也不稳定。”④易清华、刘恪:《猛然回头见刘恪》,《文学界》2005年第11期。

本年,何西来发表评论文章《神秘的荆楚艺术世界——评刘恪的“长江楚风系列”中篇》(《当代作家评论》第四期),文章从人的情欲、文化背景、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神秘氛围四个方面,剖析了刘恪笔下人物的独特性及存在的不足。

本年,着手创作长篇小说《蓝雨徘徊》。

一九九二年,三十九岁。

发表短篇小说《金小蜂》(《清明》第一期),《美女寨风情》系列之一(《三峡文学》第五期)。

发表评论《现代小说叙述技巧阐释》(《新生界》第二期)。

九月,长篇楚风小说《寡妇船》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华东地区图书二等奖。

十一月,中短篇小说集《红帆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被收入“文学新星丛书”第十一辑。该书由陈染作序,序中陈染也提到与刘恪的短暂婚姻,“我对于自己这种思维复杂且激烈、性情敏觉且忧虑、仇恨与热爱心理同样浓烈的女子能够为人之妻从来没有信心。刘恪总是温温和和,说,你试试,不行再离。”①刘恪:《红帆船》,第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陈染认为,刘恪的小说自不必说,但是刘恪的理论还鲜为人知,如果有一天刘恪能开笔写理论,一定能引起轰动。

本年刘恪从研究生班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题为《小说形式的空间研究》(未发表),答辩委员会由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王一川组成,具体事宜由王一川办理。刘恪从这时结识王一川,此后,两人成为同事、邻居,朋友。王一川对刘恪的很多作品包括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都有精准阐释,对刘恪作品的传播与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恪许多作品的创作缘起,如《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等,都是二人在闲聊、讨论中生成的。

本年继续创作《蓝雨徘徊》。

一九九三年,四十岁。

发表中篇小说《孤独的鸽子》(《芙蓉》第三期),《往事没有归路》(《抱犊》第二期)。

完成《梦中情人》实验中篇系列,包括《孤独的鸽子》《漂泊与岸,或梦的深处》《一往情深》《梦中情人》四部。

八月,参加河南西峡笔会,并在笔会上发言。

十月,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兼职副教授,并主持作家班教学。

一九九四年,四十一岁。

发表中篇小说《漂泊与岸,或梦的深处》(《百花洲》第一期),《别人的机关》(《长城》第二期),《梦中情人》(《百花洲》第三期),《一往情深》(《峨眉》第四、五期连载)。

完成长篇小说《蓝雨徘徊》。

十月,当选中国地质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十二月十三日,《新生界》杂志社举办“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由何建明、刘恪主持,李国文、何镇邦、梁晓声、格非,孙甘露,陈晓明、王一川、何西来、张颐武、谢冕、童庆炳、丛维熙、雷达、耿占春、乔典运等与会。刘恪做会议总结发言。

本年《文艺争鸣》第四期发表王一川和张法的对话《新“十批判书”之九——杂语共生与汉语走向——当前汉语言文化批判》,初次介绍了刘恪作品,明确了他在“杂语共生”局面中的独特位置,肯定他在语言实验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外,王一川还发表了《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一文,(《文艺争鸣》第五期)在人文精神担当的功能分类中,把刘恪部分小说(如《漂泊与岸,或梦的深处》)归入“先锋性精英文化”。

一九九五年,四十二岁。

长篇小说《蓝雨徘徊》载于《新生界》第二期,文后附有《叙述人独白》。

发表创作随笔《写作:一个双重之谜》(《世界文学》第四期)。刘恪文中写道,自己从十几岁就开始阅读大量的外国作品以及理论著作,包括苏俄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福克纳、海明威、卡夫卡、艾略特、奥·帕斯、圣·琼·佩斯、狄兰·托马斯、史蒂文斯、弗洛伊德、卡西尔、胡塞尔、保罗·利科尔、萨特、布洛依、帕斯卡尔、阿恩海姆、维特根斯坦、马斯洛、丹皮尔等。刘恪坦言受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但是他一再强调“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不可能学习某个前辈或国外大师而成功的,如果真正这样,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位作家。作家是不可以学的。”②刘恪:《写作:一个双重之谜》,《世界文学》1995年第4期。强调文学创作是出于灵魂的需要。

四月二十六日,《新生界》杂志社举办“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研讨会”。何建明、刘恪主持会议。与会人员有李瑛、邵燕祥、汪曾祺、蓝翎、林斤澜等人。

五月,赴湖南沅江主持《地球村档案》报告文学编写,接任《新生界》杂志执行副主编。

冬,参加在云南西双版纳召开的地矿部文联代表大会。

本年重要评论有王一川的《破碎世界的隐秘诗意——读刘恪“诗意现代主义”小说系列》(《文学自由谈》第一期),文章认为,刘恪的“诗意现代主义”系列“明显透露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并将刘恪“多种文化的杂糅或拼贴”式写作称为“跨体叙述”。③王一川:《破碎世界的隐秘诗意——读刘恪“诗意现代主义”小说系列》,《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1期。

此外,张颐武发表《在话语的边缘处重新寻觅—— 〈蓝雨徘徊〉与实验写作》(《新生界》第二期)。文章指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已跨入“后新时期”,先锋实验已经断裂为八十年代的一面,像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新时期重要作家,主体部分已经回归传统写作,在这样的背景下,《蓝雨徘徊》变成了一个孤独但又饶有趣味的个例。它既受当下文化状况的挑战,又挑战着当下的文化状况,“它不仅是对八十年代‘实验写作’的延续,而且将这一实验文学的各种表意策略推向极端。”“刘恪的模仿变成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展现,变成了一种面向‘后新时期’的新书写。”论者还认为,《蓝雨徘徊》是一种“后巴洛克”式的书写,它有着典型的“后巴洛克”文学的特点。①张颐武:《在话语的边缘处重新寻觅——〈蓝雨徘徊〉与实验写作》,《新生界》1995年第2期。

一九九六年,四十三岁。

《蓝色雨季》在《钟山》第一、二期连载。

发表短篇小说《门后黄昏》(《芒种》第一期),《我对都市的一次阅读》(《广州文艺》第九期)。

六月,主持贵州地质新人文学笔会。

七月,《梦中情人》由百花州文艺出版社出版,包括《孤独的鸽子》《漂泊与岸,或梦的深处》《一往情深》和《梦中情人》四部中篇和一部长篇《蓝雨徘徊》。

王一川为《梦中情人》作序,题为《跨体小说——世纪末小说革命》,文中首次把刘恪的“诗意现代主义”系列小说称为“跨体小说”。书末附有张颐武《在话语的边缘处重新寻觅——〈蓝雨徘徊〉与实验写作》一文。

该书《跋》中,刘恪谈到创作初衷:“主题性写作与体裁写作对作家的限制是双重的。这种双重性矛盾向我们尖锐挑战。以个人有限的生命,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因而我想找到某种契口,打进去松动一下它们的边界,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也许是对小说世界一些微小的贡献。”在谈到当下小说语言问题时刘恪写道:“我稍明白了一点,所谓叙述方式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语言方式的变化,不对具体的语言有贡献,根本谈不上叙事方式的创新。”②刘恪:《梦中情人》,第524-525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1996。

九月,母亲病故,回家奔丧。长篇小说《蓝雨徘徊》由花城出版社收入“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并改名为《蓝色雨季》。

十月,参加《北京文学》组织的金海湖笔会。

春节前一个礼拜,刘恪得重感冒,大约持续了一周,到除夕之夜才好起来。他自己后来回忆:“春节前的一个礼拜重感冒,有种死亡的感受,孤独与虚无袭击着我,到了除夕之夜才好起来。大年初一开始写作,很认真,但却没有一个文字,这种状况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时有发生,写到初十我确定小说标题用《城与市》,这时大约有五六万字了。”③刘恪:《站在背景上说城道市》,《深圳商报》2004年5月29日。

从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三日夜,刘恪在北京师范大学乐育一楼里静静地写作,第二天搬家去西四的朱苇泊胡同。④刘恪:《站在背景上说城道市》,《深圳商报》2004年5月29日。

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六年,刘恪陆续发表了它的“诗意现代主义”系列和长篇小说《蓝色雨季》,创作风格大变,先锋意味开始突出,之后愈加浓烈。九十年代,先锋小说早已退潮,也因体式的特殊性,《蓝色雨季》像许多的先锋作品一样,虽然完成多年,但是推出过程也是困难重重,后在王干先生努力下,《蓝色雨季》才得以由《钟山》第一、二期连载。

本年,王一川在《王蒙、张炜们的文体革命》(《文学自由谈》第三期)中认为:“刘恪的‘诗意现代’系列和长篇《南方雨季》(《蓝色雨季》)里,我们看到了比王蒙和张炜更激进的探险脚印。”把刘恪的这种跨文体尝试叫做“跨体小说”,“就是汇集多种文体、又跨越它们彼此界限、直到似乎无文体的小说。”文章详细分析了这种体式的特点,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新小说”的诞生。还指出“‘异体化生’效果是跨体小说的最鲜明特色之一。”这篇评论廓清了刘恪先锋创作在九十年代先锋文学中的独特地位。⑤王一川:《王蒙、张炜们的文体革命》,《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3期。

本年值得关注的评论还有王一川的《在九十年代先锋写作的前沿——读刘恪长篇小说〈南方雨季〉》(《小说评论》第五期);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文学评论》第四期),文章从地域文化角度分析当代文学现象时提到,刘恪“长江楚风系列小说”(《红帆船》《山鬼》《砂金》《寡妇船》)写的三峡,体现了湘楚地域文化特点。

一九九七年,四十四岁。

《新生界》第四期发表文乐然、刘恪合作的报告文学《四川观察》。

二月起参加中央电视台三峡刘恪专题生活体验片的拍摄。

四月十一日,参加曾德旷诗歌创作圆桌谈,与会者还有颜家文、邹静之、韩作荣、唐晓渡、王一川等人,《新生界》第二期刊载了详细的谈话内容。

六月,参加地矿部文联哈尔滨会议,去俄罗斯参观访问。

七月,去四川深入地矿基层采访两个多月。

八月十一日,“早晨起床有一种坠落在深谷幽壑的感觉。我对同伴说,今天的预兆不好。果然在上午九点十五分发生车祸,我几乎死于非命,头上缝了九针。死里逃生后,突然悟透了许多东西,如是决定重写《城与市》。”①刘恪:《站在背景上说城道市》,《深圳商报》2004年5月29日。

八月三十一晚因写作,生病住院。

九月二十日,正式动笔重写《城与市》。

九月二十五日,参加由《世界文学》编辑部与中华文学基金会合作的座谈会,其间刘恪的发言内容在《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②宋伟杰:《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1997年第6期。有述。文中刘恪介绍了自己喜欢的与不喜欢的外国作家作品。

十一月十五日,刘恪与姚秉忠、刘一、王京隆等与宋瑞祥部长谈话,后《新生界》第一期刊载《宋瑞祥部长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文体工作的意见》。

本年值得注意的评论有王一川的《自为语言与文人自语——当代先锋文学对语言本身的追寻》(《南方文坛》第一期)及《自为语言与文人自语——当代先锋文学对语言本身的追寻(续)》(《南方文坛》第二期)。后一篇集中论述了长篇《南方雨季》和中篇系列“诗意现代主义”跨体式语言的美学效果。此外,吴义勤的《在九十年代先锋写作的前沿——读刘恪长篇小说〈南方雨季〉》(《山花》第九期)高度肯定了刘恪的先锋创作,认为“无论从怎么样的角度出发《蓝色雨季》都是我们时代的一部最具先锋性和前沿性的精神文本,它对于九十年代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探索可能性的展示,真正接续了中国文学在八十年代所蕴育发展但远未真正成熟的先锋精神”。③吴义勤:《先锋及其可能——评刘恪长篇小说 〈蓝色雨季〉》,《山花》1997年第9期。文章拓宽了对刘恪小说的批评视域,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九九八年,四十五岁。

春节,继续创作《城与市》,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始,写到深夜十二点。

三月二十三日,完成《城与市》(四十六万字),交给作家出版社。

选编《城与市》(第六章)发表在《山花》第十一期。

与文乐然合作发表了报告文学《 “一〇一”突围记》(《决策与信息》第一期)。

本年,《新生界》刊载《杨沐作品讨论会纪要》,刘恪与会并发言。

张法《何以获得先锋——先锋小说的文化解说》(《求是学刊》第一期),把刘恪转向实验文本以后的小说归在“没有故事的故事”一类。

一九九九年,四十六岁。

长篇先锋实验小说《城与市》部分在《莽原》第二期刊载。

理论随笔《阅读的危机》发表在《新生界》第三期。

发表论文《关于超文本诗学》(《青年文学》第七期)。

《关于超文本诗学》是刘恪对自己近十年超文本写作的总结,本想写一本超文本诗学,结果写了一个理论纲领。

《新生界》第三期刊载《面向新世纪的对话——本刊执行主编刘恪答文艺报副总编辑贺绍俊问》,刘恪就《新生界》的创刊发展等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借此以启发文艺报刊进入新世纪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六月,参加《芳草》举办的张家界笔会。

十月,刘恪因写作《城与市》过度劳累,去杭州中国作家之家疗养,写作《梦与诗》。

本年,王一川在《倾听跨体文学潮》(《山花》第一期)中,认为在小说集《梦中情人》和《城与市》中,能“发现迄今为止最为激进和成功的跨文体探险。”“这些小说似乎使近年发生的种种跨越文体的变革推进到一个带有总结性意义的新高度,标志着跨体文学潮兴盛的时日已经或正在到来。”①王一川:《倾听跨体文学潮》,《山花》1998年第1期。

本年相关评论还有《汉语形象与文化现代性问题》(王一川《文艺研究》第五期),《时空漩涡中的零散诗意——从修辞论美学看刘恪〈蓝雨徘徊〉语言探索的先锋意义》(张俊萍《浙江学刊》第二期),《新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回顾与思考》(王庆生、樊星《文学评论》第四期)。

二〇〇〇年,四十七岁。

《新生界》杂志停刊,刘恪成为自由撰稿人。

发表散文《写作记忆》(《青年文学》第六期)。

基本完成长篇小说《梦与诗》,选编部分在《山花》第九期发表。

发表论文《乱花迷眼方是春——国际超文本写作探究》(《山花》第九期,《世界文学》第三期)。

九月,刘恪以先锋作家身份,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艺学沙龙”,活动围绕“什么是‘先锋’、所谓‘另类’‘新生代’就必然地是‘先锋’吗、‘先锋’有没有标准”等问题展开。王一川整理了刘恪的发言《先锋无历史》,同其他与会者的论述一起,以《对话:当前文艺的先锋性问题》②王一川:《对话:当前文艺的先锋性问题》,《山花》2001年第2期。为题发表在《山花》。

十月,获《山花》小说奖。

本年葛红兵、贾鉴发表《刘恪小说论》(《小说评论》第六期),作者通过“意象”这个中介词汇,窥视了刘恪小说的深层隐秘。他认为“刘恪将小说实验推向了极致”,以“绝对个人化写作姿态”,“迈过了日渐式微的先锋创作的沼泽”。③葛红兵、贾鉴:《刘恪小说论》,《小说评论》2000年第6期。

二〇〇一年,四十八岁。

选编《梦与诗》在《红岩》第四期发表。

发表短篇小说《往事如风》(《创作》第二期),《天衣的缝隙》(《青海湖》第七期),《制度》(《鸭绿江》第九期),《民族志》(《红岩》第六期)。

发表散文《太阳话语》(《鸭绿江》第三期,被收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二〇〇一中国散文年选》),《张家视界》(《芳草》第一期)。

为老师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一书作序,题为《从中外古今的历史编织经纬》。

发表评论《主持人语》(《鸭绿江》第九期),《点评流浪的乌托邦》(《山花》第三期),《先锋艺术的含义》(《当代小说》第一期),《知识分子田野》(《三峡文学》第五期),《走路的思想》(《三峡》第五期)。《论雷加的〈洪水之夜〉 》被收入《生活与美:雷加研究》④刘甘栗:《生活与美:雷加研究》,第37-4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参加全国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

本年,《鸭绿江》开设“中年作家六人行”栏目,由刘恪主持,该刊第九期刊载了刘恪的评论性文章《主持人语》,在文中刘恪对该期登载的其他五人的小说(聂鑫森的《生死一局》、野莽的《丁教授和咬他屁股的狗》、李本深的《毛驴诗人》、刘庆邦的《在牲口屋》、阿城的《老字号》)做了简单的评论。

本年,相关评论文章有王一川的《 “全球性”境遇中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第六期),刘慧岩的《旧的元素新的组合——解读文体实验》(《长春大学学报》第四期)。

二〇〇二年,四十九岁。

发表短篇小说《缘与债》(《电视·电影·文学》第二期),《生物史》(《飞天》第四期),《逃犯》(《啄木鸟》第四期),《风俗考》(《广州文艺》第五期),《空中墓园》(《春风》第六期),《婚床》(《山花》第六期,《中华文学选刊》第十二期),《没完》(《作品》第七期),《博物馆》(《芳草》第七期,并获该刊文学一等奖;《中华文学选刊》第十二期),《没有红豆树》(《当代人》第十一期)。

发表散文随笔《记忆诗学》(《山花》第六期)。

发表诗歌《天堂鸟》(《山花》第六期)。

一月,书海出版社出版翻译小说《欲望玫瑰》(与高兴合作)。

发表评论《后印象派的三人天空》(《中国教育报》四月二十五日)。《最后的狂欢》(《山花》第八期),《黑山世界的含义》(《芳草》第九期)

《中国教育报》发表了刘恪与王一川关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对话性文章,题为《回到现代性的地面》①刘恪、王一川:《回到现代性的地面》,《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14日。。对话围绕王一川新书《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展开。

三月,中央电视台编导赵杰同刘恪一道策划《科技博览》节目。

发表评论《最后的狂欢——评野莽的长篇小说〈纸厦〉》(《山花》第八期)。

本年,重要的评论文章有吴义勤的《无限性的文本——〈城与市〉的文体意义》(《当代作家评论》第四期),文章提出了“九十年代先锋派”的概念,认为“九十年代先锋派”由三部分作家组成,而第三类“八十年代不从事先锋写作却在九十年代转向先锋写作的作家,其代表人物就是刘恪”,长篇小说《城与市》已经表明,“他已经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先锋派”,这类作家在‘先锋’成为时尚时没有投身其中,却在‘先锋’落伍甚至过时的时候潜心其中,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功利企图,看到的只是一种纯粹内在的热情和冲动,一种对于先锋性的近乎本能的追求。也许,这才是我们所期盼的先锋素质与先锋精神。”论者认为,《城与市》的先锋意义显然没有仅停留在形式技巧领域,“作家在建构新型小说的同时,还在努力建构着小说与人的关系,小说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②吴义勤:《无限性的文体——〈城与市〉的文体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本年,山东师范大学举办刘恪先锋小说《城与市》的讨论会。会议由吴义勤主持。会议成果以《将文体实验进行到底——刘恪的〈城与市〉》为题发表在本年《小说评论》第三期。

相关评论还有张颐武、师力斌的《新的观看和表达》(《中华文学选刊》第十二期)。

二〇〇三年,五十岁。

发表中篇小说《向日葵》(《青年文学》第五期,《中外书摘》第八期)。

发表短篇小说《乡镇雨丝》(《清明》第一期),《异物》(《飞天》第二期),《另一岸沿》(《西湖》第四期),《阳光女孩》(《山东文学》第四期,《小说月报》第四期,被收录到《小说月报二〇〇三年精品集》),《饥饿的天空》(《芳草》第五期),《河的第三条岸》(《当代人》第五期),《考古学》(《大家》第五期),《墙上的鱼耳朵》(《山花》第九期),《空裙子》(《广州文艺》第五期,《小说月报》第六期,《小说精选》第七期)。

发表散文《翼上日落》(《广州文艺》第三期,入选《二〇〇三中国随笔年选》),《听雪》(《阳光》第八期,入选《二〇〇三中国散文年选》),《自由诗学》(《山花》第七期)。

发表评论《高原心灵——编辑家何锐素描》(《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论文《 〈缓慢〉解读:附米兰·昆德拉〈缓慢〉节选》(《芙蓉》第二期),《时间诗学》(《广州文艺》第七期)。

开始写作《词语诗学》(包括《空声》《复眼》两部)。

十月,应邀到《芙蓉》杂志社工作;参加舞钢笔会。

本年,非典爆发,在《空声·后记》中,在北京的刘恪这样记载,“路上行人也稀少了,有一种被洗劫以后的空旷,路面一些食品残盒与白色纸片,被风卷起飞扬在半空,或坠挂在疏疏的树枝上,让人想起乡间的纸幡。”“在当世隔绝中我的内心似乎更加宁静,如果大家都和死亡约会,我个人也算不得什么,居然是不慌不忙地写这本书……”③刘恪:《 〈词语诗学·空声〉后记》,第38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本年,高兴发表两篇关于刘恪的散文随笔,《京西一棵树——刘恪印象》(《山花》第九期),《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北京日报》十一月十六日)。后一篇文章认为:“从最深层意义上说,刘恪是在寻找一种人与事存在的理由,也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理由,事之所以成为事的理由。他是在寻找人性一些隐秘的本能,在探索事物存在的种种可能。”“作为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刘恪本人或许根本就没有问过自身存在的理由,而是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人与事存在的理由。但我们从他的探索中分明看到了他及其小说的独特性,看到了他及其小说存在的最有力量的理由。”①高兴:《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北京日报》2003年11月16日。

本年,王一川发表《历史症候的人类学诊治——刘恪短篇近作阅读札记》(《山花》第五期)这是王一川继对刘恪先锋性文本研究后,第一次对刘恪“非先锋性文本”的专门性探究。

本年,其他的重要评论文章还有王一川的《文学呼唤兴辞》(《南方文坛》第三期)。

二〇〇四年,五十一岁。

一月,中短篇小说集《墙上的鱼耳朵》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被编入“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三月,长篇小说《城与市》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诗与梦》部分在《芙蓉》第三期刊载。

发表中篇小说《空裙子》(《广州文艺》第五期,《小说月报》第六期,《鄂尔多斯》第七期),《鱼眼中的手势》(《山花》第六期)、《卡布其诺》(《芳草》第六期,《小说月报》第八期),《欲望的鱼》(《青海湖文学月刊》第四期,《小说选刊》第七期)。中篇小说《欲望的鱼》获得二〇〇四年度《青海湖》文学奖。

发表散文《雪山,草地与牧羊犬》(《阳光》第三期),《花的布施》(《广州文艺》第八期),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②林建法、徐连源:《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第15-1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其中收录了刘恪的评论文章《批评的风景——吴义勤印象》。

《勾心斗角》(即《向日葵》)被收录到由李春平等编著、华龄出版社出版的《是是非非》③李春平等著:《是是非非》,第223-246页,北京:华龄出版社,2004。

四月,同野莽,阿城等人去遵义采风。

《在二〇〇三—二〇〇四年作家长篇小说排行榜中,》《城与市》排行第二名。

十一月,到河南大学报到。

本年,先锋长篇小说《城与市》终于正式出版。据刘恪回忆,因强烈的先锋色彩,《城与市》先后遭八次拒绝后终于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城与市》的出版不管是对于刘恪自己或是国内的先锋创作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城与市》是其先锋创作的一个高峰。该书也是中国先锋创作潮流的一次突破,是先锋文本的一次集大成。《跋》中,刘恪说《城与市》无疑是一部超文本写作。同时他对“超文本”做了阐释,“它是把不同形式的文体统一于一个艺术结构之内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艺术规范。”并且“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文体移到小说中来就算超文本写作,超文本应该是一次艺术变革中的,让各种规范集中进行一次实质性的整合。”刘恪认为超文本写作有五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是语言革命,是对传统的异端,在词法、语意、语法都有新的技巧,是反规范化的。第二个特征是超文本长篇必须是一个新的范式,是一个新的创造物。这种新形式不可以从传统中命名,不能是单一命名,只能是一个从来没有名字的、绝妙的新形式。第三是自反式的现代建筑性艺术,是对传统的、摹仿反映,表现自我等文学属性的反叛。第四个特征是它必须在文学的定义上确定边界。第五个特征是超文本一定是无意识深处的独白,是物质世界的直接抵达,是对意义世界的终极拆解,是对梦幻世界原始意向与原型的揭示。④刘恪:《城与市》,第67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本年,湖南省中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笔会在吉首举行,刘恪与会并发言,讨论了“叙事动力和细节生动”⑤谭必文、付丹:《听作家们侃文学》,《团结报》2004年11月7日。两个问题。

此外,刘恪一直以来都努力提携新人,正如张峥嵘所言,作为资深编辑与策划人,他是成功的,他以慧眼识英雄的眼光,在《芙蓉》杂志策划,成功推出了“新湘军五少将”。而作为先锋代表作家之一,他低调沉默,理性地解读一切而至于身外的荣辱,他是不计较的。

本年,陈辽发表《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三股新潮流——读二〇〇三年部分中短篇小说》(《南京社会科学》第四期),论者认为“二〇〇三年的中短篇小说,明显地出现了三股新创作潮流。刘恪的《纸风景》中的邵新文、傅伟杰、柳芳都属“多余人”一类,“没有希望;永远是都市的行走者;醉生梦死,得过且过,便是当代‘多余人’的共性。《纸风景》因写出了‘多余人’的共性而引人瞩目。”①陈辽:《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三股新潮流——读 2003年部分中短篇小说》,《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本年,贺绍俊发表《是延宕先锋文学还是堂·吉诃德的一击——读刘恪的长篇小说〈城与市〉》,论者认为《城与市》试图重现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辉煌,把当年先锋文学浪潮的时间性展示转化为空间性展示,这才是吴义勤所说的“集大成。”“在八十年代那场先锋文学浪潮中,先锋派作品中曾经有过的新因素,在《城与市》中都有。”只是,刘恪运用这些新因素高明的多,娴熟的多,从运用新因素的角度说,《城与市》“为先锋文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构成新的人物形象”和“对传统的理念批判对许多熟视无睹的基本词汇重新解读”角度出发,“ 《城与市》是对小说的一次全面挑战。”但是论者指出“刘恪的《城与市》中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建构,作品通过大量的寓言化、象征性、暗示性、甚至宣谕、议论等方式传达出作者对人生、世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到哲学、文化、历史、政治等广泛的层面。问题是,这些看法被一个先锋文学的庞杂的展示方式割得支离破碎,从而互相消解。”关键的是“这些看法基本上来自作者的理性思考和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学习,并不是从本土经验和个体经验的土壤上自然生成的。”刘恪自己面对这个困惑而无力解决,“无意之中把一切意义的指向归结到性欲性爱。”这样的归结缺乏原创动力,远远没有超越西方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已有的思想成果。”②贺邵俊:《是延宕先锋文学还是堂·吉诃德的一击——读刘恪的长篇小说〈城与市〉》,《小说评论》2004年第4期。

本年,高兴发表《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图谱——评刘恪长篇小说〈城与市〉》(《深圳商报》五月二十九日),有趣的是文末附一篇刘恪的《站在背景上说城道市》,内容包括“《城与市》的写作过程、出版过程、写作动因等。”从中可以窥见,对于刘恪来说,《城与市》是其目前为止的巅峰之作,也是对其有特殊意义的一部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城与市》的复杂不是我三言两语能说清的。”③刘恪:《站在背景上说城道市》,《深圳商报》2004年5月29日。

本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现代性、修辞术和中国式〈尤利西斯〉——关于长篇小说〈城与市〉的一次对话》,文中王一川与刘恪就《城与市》展开对话,对话从“现代汉语修辞术的先锋性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中国式的《尤利西斯》或现代《红楼梦》”三个方面展开。在回答王一川“创建新的汉语美学原则”时,刘恪说“就《城与市》写作而言,我写它并没有想去总结什么。我仅仅是面对传统小说,有一些新的想法,试一试新的写作的可能性。”“对于人物、我要破坏的是人物的性格化、典型化、类型化。着意表达人物的零散性、幻觉性、体验性。”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恪对传统的有意识的规避与反抗的写作心态,也可以从这里理解《城与市》文本里透露出的先锋精神意识源头。王一川说“把《城与市》归结为中国式的《尤利西斯》当然有道理”,但“我倒是很愿意把《城与市》和《红楼梦》相比较,并不是说内容和形式的一致,而是说在中国小说长河里看,它们所具有的革命意义。百年前《红楼梦》是古典白话小说的集大成,《城与市》像《红楼梦》一样,是一部现代百科全书式的文体词典,把我们现代所知道的现代小说文体几乎包容性地汇聚一体,堪称现代文体集大成。”④王一川、刘恪:《现代性、修辞术和中国式〈尤利西斯〉——关于长篇小说〈城与市〉的一次对话》,《中国教育报》2004年6月17日。

本年相关的评论文章还有程巍的《饱满的边沿与空的中心》(《北京日报》五月二十三日),《全球信息文化语境中的情感修辞学》(胡继华《文艺争鸣》第一期),《现代性的先锋主义颜面》(王一川《人文杂志》第三期),《互文的迷宫》(程巍《芙蓉》 第五期),《 〈城与市〉的文化分析》(郑鹏《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意义的破坏与追求》(吴秉杰《芙蓉》第五期),《前叙事或不说出的勇气》(陈晓明《山花》第七期)。

二〇〇五年,五十二岁。

发表短篇小说《秘密》(《小说月报》第三期),《第九街区》(《文学界》第十一期)。

完成理论著作《现代小说技巧讲堂》。

写作另一本理论著作《先锋小说技巧讲堂》。

九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外国名家幽默小说二十六篇》(与高兴合著)。

本年,刘恪到河南大学文学院,开设《小说诗学》课程①刘恪在河南大学主要教授文艺理论方面的课程,主要包括先锋作家理论(2007-2008年)、文学理论教程(2010年)、美学、文化研究(2011年)、文学论(2013年)、文学语言分析导论(2013 年)等。,刘恪一边讲课,课程讲义《小说技巧》一边在《芙蓉》第四、五、六期连载,当时《小说技巧》(后来集结成书为《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在该书的《后记》中,刘恪说连载时,“黑龙江巴彦县,辽宁瓦房店,甘肃张掖的读者都问如何可以买到讲义,特别是湖南的读者反映强烈,都认为是一本可以传下去的书。”②刘恪:《 〈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后记》,第297、299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自此,刘恪的理论才能开始广泛被人们肯定,刘恪的理论写作也一发不可收拾,之后陆续出版理论著作,并同样得到强烈反响。

本年对于刘恪来说是一个转折年。刘恪开始从小说创作转向理论创作。刘恪说“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总想到的是在某一个领域里一统江湖,以我读中外小说理论的书,总认为没有一本很好的小说理论的基本书,一方面是小说家谈创作经验的书,随意性强,没有体系,个体经验没有普适价值,另一方面是理论家总是从教科书出发,建构某一个框架,但论述非常粗疏,于是我萌生了写一本《小说原理》的书,二〇〇五年我写了一本,完稿后,出于市场考虑,出版社定为《现代小说技巧讲堂》。”③刘恪:《我的学术》,《云梦学刊》2014年第2期。

本年也是刘恪小说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在《嘘,这个刘恪!》中,正像王洁所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七日那天傍晚他说过的一段话,那天他送我一本刚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墙上的鱼耳朵》,手里的新书被他拍拍,忽然就安详地说:‘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太技巧了,以后,我会放弃这些刻意的东西’,我感觉到他的写作和他的生命又进入到一个新境地,直接点说《城与市》的完成,是刘恪先锋写作的一个分水岭吧。”④叶子、王俭印、王洁:《嘘,这个刘恪!(对话)》,《红豆》2008年第1期。 刘恪:《站在背景上说城道市》,《深圳商报》2004年5月29日。

本年,何镇邦发表《对生活有所发现对文体有所贡献——简论刘恪的小说创作》(《当代文坛》第五期)论者认为“‘对生活有新发现,对文体有新贡献’正是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全部目的,也是作为一部好小说的具体标准”。“‘长江楚风系列’中的四部作品更大的贡献乃在于小说文体的探索和汉赋的遗韵,又吸收了唐代传奇和明清神怪小说的艺术养料,独创一格,成为我称之为现代骚体小说的开创之作。”⑤何镇邦:《对生活有所发现 对文体有所贡献——简论刘恪的小说创作》,《当代文坛》2005年第5期。

本年,相关评论文章还有《语言本位主义者的末路》(阎真《理论与创作》第三期),《多元与共生——论中国类现代小说的叙事观念》(张立群《中州学刊》第六期)。

二〇〇六年,五十三岁。

发表评论《冷漠的微笑——论田耳的小说》(《理论与创作》第三期)。

集中精力写作《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自由诗学》(节选)被选入《非常的春天》⑥高连营:《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非常的春天》,第167-181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六月,《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出版,此时理论类书籍市场低迷,所以初印了三千册,没想到不到三个月,此书脱销,被网上评为一次事件。二次重印连版权页都没来得及修改。由于时间等种种原因,遗憾的是有三讲没有收录进去。

在《后记》中,刘恪还说到“《小说技巧》当然是从作品的分析、总结出来,但中国并没有一个权威性选本,所以大量小说实例我选自美国大学的教材和新批评的小说权威选本,”“还有一些实例来源比较偏,估计读者难找到原作,我尽量依原著内容而高度压缩转述,这样读者和学生可以不必为找原著犯愁。”还有几个例证不好找,他就自己创作举证。“实际引证的理论书有好几百种,同时论文也得近二十年的心得,我尽量让该书传系和中西已有的小说著作区别开,其论说性、分析性语言是绝对的独特个性的显示。肯定会与众不同。”⑦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一般情况下,刘恪在他的每本书后记中都会对在每一本书写作出版过程中帮助过他的朋友、学生们提出感谢,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也是他的特点。他曾说“有一点我非常钦佩西方人,那个有基督教传统的文化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他自己,只是从心底里感谢人家,你看人家出书的后记,哪怕别人只提供了一个词语一句话,他们都会在后记里表示感谢。国人这儿怎么就那么不坦诚,你帮他出一本书都不知道感谢。写出一点东西水平实在太差,就自己漫无边际地鼓吹,得人实惠也从不知道感恩,还觉得全世界人都欠他的,每想至此,都让我心里戚然。”①刘恪:《 〈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增订版)〉后记》,第47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八月,长篇小说《梦与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现代小说技巧讲堂》。

十一月,回湖南老家祭奠母亲逝世十周年。

本年,重要的评论文章有张法的《 〈城与市〉与刘恪之道》(《江汉论坛》第二期),论者认为“刘恪把现代意义上的‘城市 ’一分为二,变成《城与市》,但既不写城市的政治(城)也不写城市的经济(市)”,而是“一些在城市里的人”,“说得更确切一点,不是这些心,而是表现这些心的言。”“刘恪的《城与市》写的是北京”,“是对一九九〇年代以后中国城市的一种感受心态,这种感受心态可以用很多方式去表达,而刘恪选用的是语言方式”,“是刘恪式的语言方式”。作者认为“正是在词语的把玩上,刘恪开辟着自己独特的先锋之路。”“在文体创新上, 已经形成‘体系’的初步规模”,“在语言的创新上,已经形成‘刘恪式’的初型。”②张法:《 〈城与市〉与刘恪之道》,《江汉论坛》2006年第2期。但是在文本中的人物碎片化、语言碎片化文体,只重形式而缺少深层意义建构方面确有其不足之处。③张法:《 〈城与市〉与刘恪之道》,《江汉论坛》2006年第2期。

本年,相关评论文章还有《神秘文化与新时期小说创作》(黄永林《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期)

二〇〇七年,五十四岁。

发表中篇小说《树的舞蹈》(《小说月报》第二期)。

发表散文《海然》(《山花》第二期)(并收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二〇〇七中国散文年选》),《在盛世情门口》(《文学界》专辑版第十二期)。

发表论文《非零写作的可能性》(《天津社会科学》第一期),《冷漠的微笑——论田耳的小说》(《文学界》专辑版第五期),《人类命运的现实逻辑——读沈念的短篇小说》(《文学界》专辑版第五期),《作为艺术手法的先锋》(《山花》第六期),《一种阅读的现象学》(《扬子江评论》第四期),书评《先锋的声音》(《外国文学动态》第四期)。

开始整理校对《词语诗学》。《词语诗学·空声》《词语诗学·复眼》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资助。

七月,在长沙参加“文学湘军五少将”创作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

八月,《先锋小说技巧讲堂》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先锋小说技巧讲堂》是国内第一部专门写先锋小说技巧理论的书。该书一上市,不出所料,像《现代小说技巧讲堂》一样,反响强烈。由于有《现代小说技巧讲堂》的铺垫,这次刘恪一边写,出版社一边排版,刚写完,就出版印刷五千册上市。

刘恪是一个极简朴的人,他的收入除了买书藏书,就是用来照顾父亲,弟妹,以及前妻与女儿。他还常因不能周全地照顾自己的家人而自责。在《 〈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后记》中,刘恪说,他将这本书献给他的母亲及其家人,用稿费给母亲修墓,给父亲安排生活包括居室。④刘恪:《 〈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后记》,第35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本年,在金浪的《破碎自我的再生成——〈梦与诗〉中的“跨体对话”》(《山花》第二期)中,论者认为“刘恪的小说一直以来都有复调的色彩。在这部《梦与诗》里虽然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却仍然体现出强烈的杂语喧哗的效果。”在这些喧哗效果里实际上隐含着复杂的对话关系,论者把它称为“跨体对话”。⑤金浪:《破碎自我的再生成——〈梦与诗〉中的“跨体对话”》,《山花》2007年第2期。

二〇〇八年,五十五岁。

发表中篇小说《裸体荷花》(《红豆》第一期)。

一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耳镜·刘恪自选集》。刘恪自己把这部书看作是理论集子。

四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理论著作《词语诗学空声》《词语诗学·复眼》。

发表评论文章《他者的想象》(《 理论与创作》第五期),《文学形象形式的当代阐释》(《文艺理论研究》第三期),《以汉语而不是术语写作:寻找一种批评方式》(《中国图书评论》第十一期)。

文学理论集《小说语言修辞学》(即《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创作计划列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十二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他与苗梅玲合编的《嵩山佛道儒》。

本年,魏颖发表《迷宫世界的深度生存——论〈城与市〉的寓言式表达》(《理论与创作》第二期) ,论者认为刘恪的“碎片似的、零散化的叙事符号系统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不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而是寓言式的异质同构关系,它使现代人骚动不安、漂泊无依的精神状态获得寓言式表达。这里的‘寓言’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寓言范畴,而是借鉴了二十世纪德国美学家本雅明的寓言观。”①魏颖:《迷宫世界的深度生存——论〈城与市〉的寓言式表达》,《理论与创作》2008年第2期。

金浪在《在碎片的监狱中行走——评刘恪〈城与市〉的碎片化叙事》(《文化与诗学》第一期)中,认为《城与市》的碎片化的叙事指向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建构,即“一种体现后现代社会碎片生活的叙事方式。”“《城与市》让读者第一次感到碎片的形式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可触可感,那样的如影随形。我们就生活在碎片之中,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监狱。”②金浪:《在碎片的监狱中行走——评刘恪〈城与市〉的碎片化叙事》,《文化与诗学》2008年第1期。

本年,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李瑞华完成《刘恪先锋小说研究》,这是第一篇以刘恪为研究对象的硕士毕业论文。

文学界对刘恪的关注一直集中在王一川、吴义勤等少数人那里,随着刘恪创作量的增多,特别是其理论专著的出版,更多人开始关注刘恪,虽然刘恪先锋作品的性质已经决定了对其作品的阐释权必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试图去关注他,把他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这对于这位文学大家来说,是幸运的。

《嘘,这个刘恪!(对话)》(《红豆》第一期)是叶子、王俭印、王洁关于生活中的刘恪的一次对话,这篇文章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朋友眼中的刘恪、一个文学以外的不一样的刘恪。

本年,相关评论文章还有《语言的表演与语言的终极》(阎真《小说评论》第五期),《词语诗学体系的处子航》(也是《词语诗学》序,王一川《中国教育报》八月七日)。

二〇〇九年,五十六岁。

发表中短篇小说《云上的树杈》(《厦门文学》第三期),《无相岛》(《山花》第五期),《水印身份》(《牡丹》第八期)。

发表创作谈《小小错误的代价》(《厦门文学》第三期)。

发表评论《现代性与反现代性——评〈万有引力之虹〉》(《中国图书评论》第六期),《写在大地胸口上的诗篇——读陈启文的新乡土小说》(《时代文学》第四期),《事物自身的力量》(《文学界》专辑版第十一期),《反现代性,爱欲与科技——评〈万有引力之虹〉》(《外国文学动态》第一期)。

《词语诗学·复眼》获河南省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再版《现代小说技巧讲堂》。

开始写作《现代小说语言美学》。

本年,“刘恪诗学论著与当前诗学走向”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内容以《先锋的姿态——刘恪诗学论著与当前诗学走向研讨会纪要》(《山花》第三期)为题发表。文中高兴、王一川用感性的、散文化的语言呈现出一个把书作为情人的刘恪形象。胡继华说“在刘恪笔下,词语是活的生命,活的形象,活的感性,活的文化。词语,是刘恪诗学之中的六翼天使,”“对于符号、神话、隐喻、形象等的诗学沉思及其文字呈现,刘恪淋漓尽致地演示了词语的创造性与建构性力量。”他用“‘词语的进化论’(Darwinism of word)来表达‘词语诗学’的基本精神。”张新赞认为“刘恪的诗学论著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西方的文学理论如何才能在中国扎根?理论不是纯粹的知识。如果能够把自身经验引入理论的写作中,就会让西方的理论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沾染上中国人自己的汗水和血液,饱浸个体的记忆、体验与灵性。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可能性路径之一。刘恪无疑让我们看到了理论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冯雪峰把刘恪的理论思考归结出三点意义,“一是修正了当下小说理论因为阐释学化而产生的弊端,二是《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作者’的概念。三是《现代小说技巧讲堂》一书中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分析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以及当下文学批评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①王一川等:《先锋的姿态——刘恪诗学论著与当前诗学走向研讨会纪要》,《山花》2009年第3期。

本年,关于刘恪理论专著的评论文章有《理论思考的新向度》(冯雪峰《云梦学刊》第四期),论者以《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二书为例,认为这两本理论专注“在思考理论与写作实践的关系,本土语言诗学的建构以及理论与文学教育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开启了理论思考的一个新向度。在《凝视生命,凝练对词语的激情》(胡继华,《云梦学刊》第四期)中,论者阐释了《词语诗学》在当今理论困境中的突破。

本年,相关的评论文章还有《词语诗学的开山力作》(王一川《中国教育报》二月十九日),《词语深处:光伸出它的手——读刘恪的〈词语诗学〉》(高兴《青年文学·下半月》第二期),《绑架我自己——读刘恪小说〈云上的树杈〉》(张新赞《厦门文学》第五期),《行走于小说和理论之间的刘恪》(刘海燕《山花》第十九期)。

二〇一〇年,五十七岁。

发表中篇小说《谱系学》(《大家》第十三期)。

发表散文随笔《桥是》(《山花》第三期)。

发表评论《论感觉,中国小说语言中的一个语感问题》(《中州大学学报》第六期),《语象类型学:中国小说语言形式特征探微》(《扬子江评论》第五期),《论风格:现代小说的语言问题》(《中州大学学报》第二期),《寻找我们失去的主体——由墨人钢的小说〈抢劫犯〉谈开去》(《扬子江评论》第一期)。

为赵中森的《宋朝暖水瓶》作序。

继续写作《现代小说语言美学》。

作品《无相岛》被选入“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守望先锋:先锋小说十年选》②由何锐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从2010年起连续四年选编了刘恪的作品,分别包括《无相岛》《鱼眼中的手势》《墙上的鱼耳朵》《梦与诗》。。

十月,刘恪接到女儿电话得知前妻脑溢血住院,立即赶往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岳阳照顾前妻一个多月后,回河南大学继续写作《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刘恪在该书《后记》中说,自己回去后依然心神不宁,去灵山寺为她求拜平安,望前妻苏醒。在那种精神恍惚中写作最大的一章:中国小说语言史(后来此章独立出来,写成五十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一九〇二—二〇一二)》)。

十二月十一日,与墨白、河南大学出版社张云鹏总编辑一起前往灵山寺。

腊月,回岳阳,到教师新村看望前妻。

本年相关的评论文章主要是李瑞华的三篇论文《刘恪先锋小说意蕴探微》(《作家》第十期),《迷宫叙事——刘恪先锋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名作欣赏》第二十四期),《复调叙事——刘恪先锋小说开放性文本的多重变奏》(《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六期)。

二〇一一年,五十八岁。

完成并校对《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增订《现代小说技巧讲堂》。

长篇小说《诗与梦》(A部)被选入《乌力波》。③中国乌力波编:《乌力波》,第103-136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中篇小说《鱼眼中的手势》被选入“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守望先锋:中国先锋小说选》。

元月二十四日,完成《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全书十二章,在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刘恪说“昨晚写完十二章,我以为放松了,只有到了今天我才真正感到一部书写完了,身体的每一部位都是依次放松的。这次可算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赛跑,那种紧张的压力挤干了我身体每一部分的水分,紧张而又焦渴。”①刘恪:《 〈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后记》,第5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五月参加太湖组稿笔会开幕式。

六月二十六日,在写《 〈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增订版)〉后记》时,接到女儿电话,前妻病情有所好转,这让近两年一直忙碌的刘恪有一丝丝安慰。

本年,在《后现代的牧歌》中(李海英《中州大学学报》第六期),论者主要以刘恪“碑基镇”系列小说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些作品站在地方性视角考察乡村文化与人类命运、人性、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为当下乡土小说写作提供了新的向度”。②李海英:《后现代的牧歌》,《中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本年,其他的重要评论文章还有《欲望叙事——刘恪先锋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李瑞华《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三期)。

本年,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苗苗完成硕士毕业论文《融合的碎片美与结构美——论刘恪的先锋理论与小说创作》。

二〇一二年,五十九岁。

一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增订版)》与《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增订版)》。

发表人物评论《优雅、色彩及比喻丛丛——墨白印象》(《时代文学》上半月第三期),绘画评论《契里柯:瞬间产生的谜》(《西部》第十七期)。

发表论文《中国现代小说乡土语言的产生及发展》(《中州大学学报》第二期),《中国现代小说自主语言的生产及其演进》(《中州大学学报》第三期),《凝视之眼》(《平顶山学院学报》第六期),《幕后独白》(《大观》第六期),《什么在改变我们的空间?——评乔叶的〈语文课〉》(《大观》第十二期)。

《墙上的鱼耳朵》被收录到“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世界的罅隙:中国先锋小说选》一书,刘恪在文后附《致先锋书》一文。

出任《东京文学》杂志社主办的首届“蔡文姬文学奖”评委。

担任《东京文学》执行主编。

《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增订版)》增订“时间与空间”“描写与抒情”“经验与虚构”三讲,共十五万字左右。在《后记》中,刘恪言“这次增补最重要的是描写理论,对小说史以来的描写范畴作了总结和清理,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同时,对历史上的描写方法与理论也作了梳理,总结了一套现代描写理论,真正从理论上为描写正了名。”③刘恪:《 〈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增订版)〉后记》,第47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增订版)》新增两讲,包括四个概念:悖论、错位、凝视、仿像。刘恪说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部书还存在许多局部的小问题,比如说可以选择大量的新例子来剖析,但是没有做到。这让他心里很难受。因为这部书的引证做得好,被许多人拿来做引证,这更加剧了他的不安,他说这本书应该是自己在晚年重点要修正的书,估计将会是一本庞大的专著。

本年十月,刘恪参加“‘新媒介与当代文论转向’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新媒介文论分会成立大会”,以老张斌小说为例,就语言的生态批评话题发表讲话。

按照题材划分的话,刘恪的小说大致可分为“碑基镇”系列小说与少量的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都市的氤氲——刘恪都市小说印象》(杨厚钧《创作与评论》第十一期)就是为数不多的以刘恪城市小说为论述对象的评论文章。

本年,另一篇重要的论文是胡继华的《在绝境中星移——刘恪〈城与市〉及先锋美学的重估》(《上海文化》第三期),这篇论文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刘恪的先锋创作再解释的重要文章。

二〇一三年,六十岁。

发表短篇小说《民间雪》(《大观》第十二期)。

发表绘画评论《达利绘画中的语言》(《西部》第十七期)。

发表评论《话语诠释:别样生活别样人生》(《东京文学》第一期),《乡村经验的现代性转换》(《东京文学》第六期),《没有声音的语言》(《东京文学》第十二期)。

长篇小说《梦与诗》选编及《当代世界先锋性写作的状态》(刘恪、李海英著)被收入到“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

发表评论《疗伤的文学节拍器——读炬明小说〈路南路北〉》,并被收入《大地文学》第十五卷。①李约汉编:《大地文学》第15卷,第149-151页,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

本年,刘恪在《东京文学》主持“名人坊”“实力派”“瓦舍场”“中原军团”四个栏目。

五月,刘恪参加由《芳草》小说月刊主办的“延安组稿笔会”。应刊物要求,他将演讲整理成文,题目为《当代小说的可能性:延安笔会答问》(《芳草》第八期)。刘恪认为“我们当下讨论小说不能把世界小说、中国小说、网络小说三者在同一前提下来分析讨论”,因为“中国小说和世界小说并不平行,甚至有的还是悖反,因为中国小说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写作,讨论的是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个体与社会价值,我们所处的现代性问题等等。而世界的小说是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疆域的,他们仅是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语境下表达个体对世界的、社会、历史的一种任意的想象,小说不再是对某种观念的回应,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刘恪认为当今小说与传统小说相比已经出现了新形式,新形态,关于当今世界小说,他总结出了四个特点,分别是分散性,媒介性,事物的偶然性,奇幻性,并且针对每点都做详细的论述。②刘恪:《当代小说的可能性》,《芳草》2013年第8期。

七月,应邀去南湖参加由《云梦学刊》组织的、由余三定主持的“当前中国艺术状况反思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

本月,《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二〇一〇年完稿时名字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共六十多万字,因为出版社篇幅所限删除了十三万字,仅留了五十万字,定名为《现代小说语言美学》。

八月,《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一九〇二—二〇一二)》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六至八日,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暨刘恪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的主题是围绕刘恪的两本理论专著《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一九〇二—二〇一二)》与《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展开。《东京文学》第十二期刊载《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暨刘恪学术研讨会纪要》,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次研讨会的情况。张新赞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暨刘恪学术研讨会撮要》发表在《云梦学刊》二〇一四年第二期。③吴义勤、王一川、南帆、张颐武、贺绍俊、何向阳、余三定、李春青、李佩甫、墨白、何弘、周志强等在研讨会上发言,刘恪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后来整理成文《我的学术》在《云梦期刊》刊出,该期还登载了其他几位与会人员的发言稿,如周志强的《小说语言的史学建构与文体政治视野》, 李海英的《把文学的还给文学》,何向阳的《从源头研说中国现代小说史》,贺绍俊的《前瞻性的理论建构》。此外,其他几位重要的发言稿后发表在不同刊物上,详见后文。

刘恪在研讨会上发言——《我的学术》。刘恪简单梳理了自己的阅读历程、创作历程,主要介绍了《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词语诗学》(《耳镜》《空声》)《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等几部理论著作的写作背景、出版过程、意义贡献等内容。此外,刘恪还阐释了自己的文学观,语言观等问题,

二〇一四年,六十一岁。

《欲望与恐惧》被选入《大地文学》第二十一卷④中国国土资源报社、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大地文学》第21卷,第20-22页,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发表论文《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问题域》(《中州大学学报》第二期),《现代语言的模仿与表现》(《中州大学学报》第三期),《一种民间写作的立场》(《中州大学学报》第四期),《现代语言的叙述与描写》(《中州大学学报》第五期),《现代语言想像》(《中州大学学报》第六期),《网络写作与经典化》(《芳草》第八期),《视觉审美和忧郁美学——读〈白云苍狗〉》(《芳草》第十一期),《我的学术》(《云梦学刊》第四期),《话语诠释:高低事物》(《东京文学》第十三期)。

参加《芳草》举办的“第五届网络写作与文学空间论坛”,并发表演讲《网络写作与经典化》,刘恪谈论了网络写作的经典化问题,在经典写作与网络书写的对比中证明网络写作不可能经典化。

六月九日,在南湖藏书楼参加了由余三定主持的“关于一种民间的写作立场——刘恪教授座谈会”,会上刘恪教授结合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中国乡村概念、民间写作性质、大众文化问题、民间写作的方法等方面对民间写作作了诠释和解读,批评了时下认为乡村经济灭亡、乡土小说消失的观点。他认为民间写作不是写民间故事,不是简单的模仿民间事象,而是一种基于民间的写作立场,其主题是为了弘扬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一种自由精神、一种乡土和平民精神。

十月二十六日,参加由河南省文学院、中国小小说名家沙龙和开封市小说学会,共同举办的张晓林笔记小说《书法菩提》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 〈书法菩提·莲荷图〉的境界》,该发言稿后在《东京文学》刊载。①刘恪:《书法菩提·莲荷图》,《大观(东京文学)》2015年第1期。

本年,《中州大学学报》第一期始开辟“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研究:刘恪评论专栏”,刊登了李春青的《探寻语言游戏及其规则的奥秘——刘恪〈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读后》,舒文治的《统摄语言江湖的立法——刘恪〈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所设的理论高标》,胡继华的《崇高的秘密——刘恪的词语诗学三维探测》,赵思奇、乔丽的《“姐妹情谊”何以解救灵魂的失度——评先锋作家刘恪的小说〈空裙子〉》。接下来该专栏陆续刊载了刘恪的评论性文章,包括第二期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问题域》,第三期的《现代语言的模仿与表现》,第四期的《一种民间写作的立场》,第五期的《现代语言的叙述与描写》,第六期的《现代语言想像》。

本年,《创作与评论》第十二期“评论百家”栏目刊登了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问题域》及其两篇相关的评论——刘进才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历史的总结与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宏伟建构——论刘恪的小说理论及其学术贡献》和石天强的《痕迹、地方性与历史叙述——浅谈刘恪小说理论中的“痕迹”观念》。

本年,其他的重要评论文章还有《评刘恪〈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王一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期),《当“语言沉浸于自身”——刘恪“元语言”写作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张新赞《当代文坛》第四期),《继承与新变:新世纪小说语言研究综论》(肖莉《东南学术》第三期)。

二〇一五年,六十二岁。

发表散文《北国的雪》(《参花》第十三期)。

小说《民间格式》被选入《中国短篇小说一百家:当代文学的饕餮》②何锐:《中国短篇小说 100 家:当代文学的饕餮》,第438-455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文后附有刘恪的论文《短篇小说的文体》。

发表《寻找当代文学湘军的踪迹》(《湖南文学》第一期),《我们经历了什么,未来会怎么样——评长篇小说〈巫师简史〉》(《湖南文学》第八期),《大观(东京文学)》第一期刊登了刘恪的《 〈书法菩提·莲荷图〉的境界》,第六期刊登了《主编者寄语》),第七期刊登了《关于语言的生态批评——以老张斌小说为例》,第八期刊登了《编辑札记:小说走在完善的途中》。

四月,刘恪赴甘孜州,参加由《芳草》杂志社举办的川藏笔会,应邀现场授课,就民族的概念、民族文化图腾和宗教信仰、哲学的神秘主义、资源与环境的冲突、创作的生态表达等话题阐述创作见解。

六月,刘恪参加童庆炳先生追悼会,后来写追忆文章编入《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被聘为河南大学文艺学中心研究员及《湖南文学》评论版主持。

本年,刘海燕的《作家型学者刘恪的学术语言特色——以〈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为例》(《云梦学刊》第二期)认为刘恪的学术语言的切入点是“研究文学语言是什么的问题”。

本年相关的评论文章还有《后抗战文学及其长与短的思考》(苏光文《中华文化论坛》第一期)。

二〇一六年,六十三岁。

发表文学评论《文学批评中政治与人性的悖论》(《大观》第二期),《向死而生的持守——李本深的文本探微》(《大观》第六期),《曹利华和他的农事诗》(《大观》第九期),《在湖湘文化环境里我们说什么——〈湖南文学〉改稿会作品述评》(《湖南文学》第十二期)。

二〇一七年,六十四岁。

发表理论文章《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百年演进》(《大家》第一期)。

发表文学评论《必要的丧失——评学群“坏小子”系列小说》,《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关怀——赵燕飞小说述评》(《创作与评论》第二十二期)。

《用寓言的方法,重塑新的世界》被选入“大益文学丛书”第三辑《寓》①陈鹏编:《大益文学·寓》,第80-9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

二〇一八年,六十五岁。

散文《一滴水的传说——关于〈湘源记〉的元叙事》在《大家》第一、第三期连载(《散文·海外版》全文转载)。

发表评论《中国农民道路探索的新文本——车弓新作〈太阳正在升起〉解读》(《文艺报》十二月三日)。《中国艺术公共性理论的杰出建构——评王一川〈艺术公赏力〉》(《当代文坛》第一期)。

六月三日,北京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委员会和《散文》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当前文化地理散文创作新趋势座谈会”在北京大学红三楼举行。与会专家高兴、王一川、张新赞、胡继华、王燕、陈雪虎、沈念、王俭印等对散文《一滴水的传说——关于〈湘源记〉的元叙事》做了深入探讨。刘恪与会并发言。

二〇一九年,六十六岁。

发表中篇小说《子弹穿过民间》(《青年作家》第二期)。

发表随笔《小说是一种潜能的勘探》(《青年作家》第二期)。

发表评论《论〈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的境界——以小说〈莲荷图〉为例》(《中州大学学报》第三期)

本年,《中州大学学报》第一期刊载了一组关于散文《一滴水的传说》的评论文章。包括高兴的《直指源头和根本的极致文本——读刘恪的〈一滴水的传说〉》,胡继华的《险笔徘徊——刘恪〈一滴水的传说〉的元体写作》,王一川的《地缘意象跨体写作的发生——我看刘恪的〈一滴水的传说〉》,张新赞的《雕刻一滴水——读刘恪的〈一滴水的传说〉》,沈念的《大地之上绝无尺规——刘恪的〈一滴水的传说〉阅读随感》,李海英的《惯例拒役者: 文体作为一种创作实践》。

二〇二〇年,六十七岁。

《青年作家》第十二期“重金属”栏目,发表刘恪小说《民间消息》及创作谈《小说是一种潜能的勘探》《我们卑微的生活》。

《中外名流》第二十四期刊发张新赞访谈《试一试:往咖啡里加些可乐——刘恪先生访谈》。

二〇二一年,六十八岁。

《青年作家》第九期发表作家沈念专访《我是注定孤独的行者——刘恪访谈录》。

二〇二二年,六十九岁。

帕金森症加重,走路蹒跚,本年多次住院。

十一月中旬,湖南作协、岳阳市作协、湖南理工学院在岳阳德兰书园举行“先锋作家”刘恪先生七十华诞茶叙暨作品分享会。湖南作协副主席沈念、岳阳作协主席舒文治、湖南理工学院余三定教授和读者出席,以及《岳阳日报》《湖南日报》等媒体。

二〇二三,七十岁。

一月八日凌晨四点,新冠病毒引发肺部感染,于岳阳人民医院去世。享年七十岁。

一月十日安葬于家乡华容县三封寺镇新铺村-毛家村(片)后面的凤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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