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布鲁梅尔”
——作为名人的艺术家

杨道圣

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

迄今为止，以艺术家为对象的研究主要采用三种方法：艺术史、心理学和社会学。艺术史研究主要把艺术家和他的作品结合在一起，讨论艺术家风格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其在各个阶段的成就。比如潘诺夫斯基的《阿尔布雷特·丢勒的生活和艺术》（The Life and Art of Albrecht Dürer），该书标题足以显示艺术史家关注的是和艺术作品相联系的人；潘氏研究丢勒是因为这位艺术家为百年间的绘画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准，而此标准也成为欧洲很多艺术领域的一个典范[1]Erwin Panofsky, The Life and Art of Albrecht Dür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4.。心理学研究是要发现一个艺术家如何超越平常人而成为一个艺术家，以及他的心理机制有哪些特殊之处，比如弗洛伊德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就是研究达·芬奇如何把一般人的性冲动成功地升华为艺术和科学的创造才能的。社会学研究更看重艺术家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如何制造艺术家的声望。比如布尔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研究19 世纪法国不同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场域如何生产出不同风格的艺术家，艺术家又如何利用这些场域的相互作用获得自己的声望。

今天的艺术家则越来越多地以其独特的形象，如外在形象、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的言行等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他们的作品是位列其形象之后的—可以说是他们为人处事的风格赋予了其作品以魅力。正如法国艺术史家纳塔斯·埃尼施所言，“20 世纪上半叶艺术从以作品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这之后不久就涌现出一群大师级人物。艺术家的传记、自传相继出炉，他们的私人信件出版了，照片大量发行了，于是艺术家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成为名人了—他们自身的名气与他们作品的名气一样大，有的甚至大过了作品的名气。仅仅因作品而出名的艺术家越来越少了，这就引发了对艺术家地位的挑战，因为艺术家的地位变得很不稳定却又极吸引人”[1][法]纳塔斯·埃尼施：《作为艺术家》，吴启雯、李晓畅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当代艺术的发展，而且很有可能改变传统艺术史的许多基本观点，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艺术史的写作和编撰。埃尼施认为，梵·高是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而笔者认为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本名乔治·布莱恩·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l），1778—1840]才是这一变化的典型代表。布鲁梅尔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生活变为艺术，他的作品就是他自己的形象，他因此成为名人，有关他形象的一切都被人们所关注、模仿和评论。本文拟通过对布鲁梅尔成名过程的探讨，提供一种对作为名人的艺术家的研究路径。

一、布鲁梅尔和他的时代

布鲁梅尔是19 世纪英国“纨绔子”的典范人物。在有关布鲁梅尔最重要的传记中，作者严克里（Ian Kelly）说他是“男性大放弃”[2]“男性大放弃”（The Great Masculine Renunciation），是心理学家J.C.弗吕格尔在其《服装心理学》中提出的概念：在18世纪末，“服装史上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件，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之下，但这一事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男人放弃了各种更鲜艳的、华美的、精巧的、多样的装饰，将这些完全留给女人使用；而将自己的裁剪变成最阴郁、简朴的艺术。在裁剪上，这一事件确实可以被称为‘男性大放弃’。男性放弃了自己对美的要求，而仅仅专注于实用”。参见J.C.Flugel, The Psychology of Clothing (The Hogarth Press LTD., 1950),111.过程中的核心人物，是现代男装时尚之父，“如果没有布鲁梅尔，就不会有套装，无论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就不会有萨尔维街（Savile Row）和华尔街的裁缝，甚至有人说，就没有香奈儿意义上的裁缝”[3]Ian Kelly, Beau Brummell (A Hodder and Stoughton Book, 2005), 5.。

虽然布鲁梅尔出身于平民家庭，但他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同时也在追求时尚着装的氛围中开始慢慢形成自己的穿衣品位。因为“英俊，举止优雅，穿着良好”，他很快进入伦敦最有名的社交圈，并受到当时包括德文郡公爵夫人（Georgiana Cavendish）在内的许多社交名媛的喜爱，后来成为威尔士王子的扈从。

威尔士王子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George IV），以衣着时尚闻名于世，被称为“英国第一位绅士”，是英国奢华生活的创始人。他所统治的“摄政时代”，以文雅和品位著称，在艺术史上形成独特的“摄政风格”，与同时期德国的“彼得梅尔风格”（Biedermeier style）、法国的“帝国风格”（Empire style）并称，其特征是有选择地复兴古典主义。按照波德莱尔的描述，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其时民主尚未成为万能，贵族只是部分地衰弱和堕落。在这种时代的混乱之中，有些人失去了社会地位，感到厌倦，无所事事，但他们都富有天生的力量，他们能够设想出创立一种新型贵族的计划，这种计划难以消灭，因为他们这一种类将建立在最珍贵、最难以摧毁的能力之上，建立在劳动和金钱所不能给予的天赋之上”[1][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1页。。布鲁梅尔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新型贵族”，既区别于靠血统和家世继承的封建贵族，又区别于靠金钱跻身贵族之列的暴发户，他依靠的是自己在穿衣上所形成的独特品位和审美上的天赋。在那个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民主思想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产品对贵族豪华夸张的品位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要想保留优美精致的生活形式，必须发展出与当下环境相适应，但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的品位。这成为布鲁梅尔这类新型贵族，也即所谓“纨绔子”应运而生的时机。正如艾伦·莫斯（Ellen Moers）所言，“当财富和血统等坚实的价值观被颠覆时，人们会提倡诸如风尚和姿态等短命的东西来证明社会分层的合理性”[2]Ellen Moers, The Dandy：From Brummell to Beerbohm (Secker and Warburg, 1960), 51.。

在此之前，在启蒙主义者的带动下，男性的三件套在英国贵族中渐成风尚，而女装早已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简洁形式。与传统贵族服饰不同的服装形式已经形成，但这种民主化的服装形式如何能区分不同的等级，不至于毫无抵抗地落入粗俗的境地呢？以前的服装有宫廷礼仪培养训练出的身体与之相适应，当服装改变时，习惯于宫廷礼仪的身体就会手足无措，需要发展出与新的服装形式完美配合的身体。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到的一段轶事中可以看到，布鲁梅尔的重要之处不在于他穿的衣服，而在于如何穿衣，在于发展出与古典主义的男装相适应的身体形象：

有一晚布鲁梅尔在阿尔马克家和洛德聊天。公爵夫人也在那里，陪同她的小女儿路易莎夫人。公爵夫人看见了布鲁梅尔先生，立即警告她的小女儿，如果那位先生和她们说话，她要小心给他留下好印象，“因为”，她压低声音说，“他就是著名的布鲁梅尔先生”。路易莎夫人很可能想知道为什么布鲁梅尔先生会如此有名，为什么公爵的女儿要小心地给布鲁梅尔先生留下好印象。他一向她们走来，她母亲警告的原因就清楚了。他那优雅的仪态是如此令人敬慕；他的领结精妙绝伦。其他人看起来不是穿得太隆重，就是穿得太糟糕——实际上，有些人在他身边看起来甚至很脏。他的衣服似乎与其完美的艺术和宁静和谐的色彩融汇为一体。从他的领结到他总是用左手打开鼻烟壶的方式，没有哪一处被突出，但一切都不同凡响……他是新鲜、干净和秩序的完美化身。[3]Virginia Woolf, “Four Figures,”in The Second Common Reader(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0), 127-155.

这种身体形象与布鲁梅尔坚定的自我观念相一致，当他与威尔士王子交恶时，他不但没有表现出屈从，反而是顽固地与之对立。有一则轶闻说，威尔士王子及其同伴在街上遇见了布鲁梅尔及其同伴，王子看着布鲁梅尔，却不和他说话，而和他的同伴说话，以示轻视。布鲁梅尔则对王子的同伴说：“你身边的这个胖子是谁？”据说布鲁梅尔后来提到威尔士王子时甚至声称：“我成就了他，我也可以毁了他。”[4]Ellen Moers, The Dandy：From Brummell to Beerbohm, 28.奇怪的是，这不但没有影响他在时尚界的声誉，反而更提升了他的影响，他的这种态度甚至成为后来“纨绔子”所必备的一种反叛精神。

当代时尚研究者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就把布鲁梅尔这一类“纨绔子”看成资产阶级的反叛者，她说：“纨绔主义从过去到现在都与孕育它的社会一样充满矛盾。因为正如所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这个‘过渡的时代’永远是过渡性的，注定要不断变革，不断地产生出暧昧的反叛者。他们的反叛绝非革命，而是对自我的再次肯定；‘纨绔子’无论是贵族、艺术家、浪漫主义激进分子，还是像拜伦这样三者兼具的人，从过去到现在都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反叛者。”[1]Elizabeth Wilson,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3),183.

二、作为艺术品的布鲁梅尔

布鲁梅尔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他不是画家，不是诗人，不是音乐家，他的艺术作品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形象。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布鲁梅尔是一位艺术家呢？今天的行为艺术表明，艺术家可以将自身作为艺术对象，以艺术家的生活作为艺术作品，当布鲁梅尔把自己的身体通过精心的装扮塑造成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成为当时审美品位的形象表达，成为公认的审美标准时，他就成为一位以自己的身体形象为艺术作品的艺术家。正如薇拉·佐尔伯格（Veral Zolberg）所指出的，这时，艺术家与艺术作品的界限就消失了，“布鲁梅尔更接近将自我塑造为艺术对象的理念……他的成就就是把自己制造成为‘纨绔子’的典范、当时社会优雅的指示器，他自身就是目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他代表在一个社会体制开始消解之时利用获取与众不同或声望的策略进行自我创造的一类人。声望是同艺术明星的产生以及‘名人’的创造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根本与天赋和能力无关。声望和名人本身就是艺术品，这就是目前安迪·沃霍尔所追求的观念”[2]Veral Zolberg,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he Arts (Cambridge Press, 1990), 113.。

薇拉·佐尔伯格对布鲁梅尔的理解应该来自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将以布鲁梅尔为代表的“纨绔子”看作现代性的美的典型。他精确地刻画出“纨绔子”的形象：“一个人有钱，有闲，甚至对什么都厌倦，除了追求幸福之外别无他事；一个人在奢华中长大，从小就习惯了他人的服从，总之，一个人除了高雅之外别无其它主张，他就将无时不有一个出众的、完全特殊的面貌。”“纨绔子”的使命就是“只在自己身上培植美的观念，满足情欲，感觉以及思想”[3][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第499页。。他们喜爱的是与众不同，以绝对简单的衣着表现精神贵族式的优越；他们骄傲、冷漠，对衣着和物质有一种过分的爱好；他们是将生活当成艺术来创造的群体，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形象赢得自己的名声，其他的一切都是其生活方式和形象的副产品。这样来看，今天的行为艺术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行为艺术只是限制在某一特定的瞬间把自我、生活作为艺术作品，而“纨绔子”则一生都如此。也可以说，“纨绔子”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先驱，是他们将生活的物质形式从作为权力和财富的炫耀手段转变为对个体身份的建构和自我享受，这是现代性最突出的表现形式。

正如波德莱尔所言，布鲁梅尔终其一生除了打扮自己，别无他求。当时英国的贵族仍然在模仿海峡对岸凡尔赛宫的宫廷装扮，服饰元素都是花哨俗丽的宝石扣子、金链子、珠宝扣环和蕾丝荷叶边，加上香水和脂粉、扑粉的假发、绶带，形成一种浮夸、炫耀、华丽，且与女性难以区分的男性形象。布鲁梅尔则以一种反叛的形象出现在上流社会，他基本上将这些完全丢弃，以几乎没有装饰性的简洁风格提升男性特质。莫斯说：“布鲁梅尔的服装包括一件在腰上扣紧的外套，后摆刚好过膝，翻领高可及耳，并使马甲及打褶的领巾露出。腰以下是一件长裤，裤子塞进长可及膝的靴子里。他只使用两种颜色：外套是蓝色的，马甲和鹿皮衣是浅黄色的，这些都由雪白的亚麻布衬衣和乌黑的靴子加以衬托。他所允许的唯一的装饰就是外套上的铜扣。唯一可以显露出来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戒指和一个很重的金表链。”[1]Ellen Moers, The Dandy：From Brummell to Beerbohm, 33-34.这显然是一套精心安排的服饰，但其中又没有任何一处显示出夸耀的意图，它的突出特征是简洁、含蓄，尽量不引人注目。这并不表示这样的装扮效果是可以轻易达到的，因为除了需要在布料和裁剪上特别用心之外，布鲁梅尔完美的男性形象还要通过漫长而复杂的装扮程序来实现。据说他每天上午在装扮上要花两个小时，当然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清洗、刷牙，用热水和香皂洗脸、剃须，在镜子前转来转去直到把脸上还没有剃干净的毛发全部拔除，这样长时间、细致而又全面的清洗，目的是最终完全不需要用香水。布鲁梅尔故意将自己与裁缝、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神秘化，而他在服装细节上所花的时间、所使用的手段方面，更是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如巴尔扎克所说，“风雅约减为服饰之后，只能在着装细节上大做文章：这与其说是化奢侈为简朴，不如说是在简朴上见奢侈……”[2][法]巴尔扎克：《风雅生活论》，许玉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无论这样装扮是何等的奢侈，它却具有一种民主的外表，它似乎不需要以特别的身份和地位为条件，任何人似乎都可以努力达到这样一种完美。由于这样的服装并不特别表现出着装者所从属的阶层，它可以适合任何职业、任何阶层的人，任何一个希望自己成为绅士的人。可以说，布鲁梅尔确实开创了一个时代，他使得时尚越来越成为自我身份塑造的手段，从此，身份可以通过物质的手段制造出来，而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

布鲁梅尔所塑造的这种简洁、平易、不事修饰的男性形象，表达了对古希腊无色雕刻所具有的美学魅力的崇奉。这种美学追求形式、结构的完美，而非色彩和装饰的繁复。古代的雕塑追求“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由布鲁梅尔所创造的男装风格则是这一理想在近代的具体表达。过去的贵族服饰“力图突出男子的臀部、腹部和大腿，并隐没他的胸部和双肩，增加身高的同时使他的双腿看起来短小一些”，而“纨绔子”的服装所塑造的男性形象却是“从宽肩厚胸往下变细，平腹、细腰、瘦肋和长腿”[3][美]安妮·霍兰德：《性别与服饰——现代服装的演变》，魏如明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5页。。这与古希腊裸体雕塑所表现的身体形式完全一致，只不过后者是以青铜和大理石为材料，通过雕刻的技术来表现；而前者则以自然的毛织品、亚麻布和皮革为材料，通过精致的剪裁技术来实现。正因为布鲁梅尔所塑造的男装风格体现了对古希腊美学的复兴，具有新古典主义艺术的普遍特征，因而这种风格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男装”。布鲁梅尔还专门撰书来宣扬自己的服装观念，他说：“我们从雅典人那里获得了关于艺术的知识，他们也把服装看作一种艺术。无论服装的细节如何改变，其规则却是固定的，其产生效果的方法，表达的力量也同其他艺术一样是确定的。”“谁能像希腊和罗马人呢？他们是最英俊、最高贵、最坚定的，他们的服装也是最好的，简而言之，他们过去是，将来也是最具绅士风度的人。”[1]Ian Kelly, Beau Brummell, 367.

布鲁梅尔还重新确立了一种新的19 世纪关于英国绅士的观念，即把依赖于家世和社会地位而拥有良好修养的绅士转变为一种依赖于自我教育和装扮而具有优雅品位的绅士。同时，一个真正绅士的品位尽管如布鲁梅尔一样是经过精心的修饰和装扮而表现出来的，但这种装扮的效果一定是自然的、不引人关注的。莫斯指出：“布鲁梅尔建立了一种适合于最后一个乔治时代的品位，这种品位引以为傲的是将节制、自然和简洁的原则运用于室内装饰和个人外观的最时尚的领域。在过于优雅和过于粗俗之间变化的男装的混乱的历史终于停止在那个‘明亮的早晨’，就如比尔博姆（Beerbohm）所说的‘当布鲁梅尔在他的镜子前考虑裤子和简洁的外套的’那个早晨。”[2]Ellen Moers, The Dandy：From Brummell to Beerbohm, 33.

这样的装扮对于布鲁梅尔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波德莱尔说：“浪荡作风甚至不像许多头脑简单的人以为的那样，是一种对于衣着和物质讲究的过分的爱好。对于彻头彻尾的浪荡子来说，这些东西不过是他的精神的贵族式优越的一种象征罢了。他首先喜爱的是与众不同，所以，在他看来，衣着的完美在于绝对的简单，而实际上，绝对的简单正是与众不同的最好方式。”[3][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第500页。布鲁梅尔实际上在开辟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类似于宗教却又不同于宗教的自足的领域，即审美和艺术的领域。艺术的自律只有当审美在生活中获得相对独立的权威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是唯美主义者都特别强调要以生活为艺术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布鲁梅尔是唯美主义的先驱，唯美主义者大都是布鲁梅尔的粉丝，布鲁梅尔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唯美主义者制造出来的。

三、制造“布鲁梅尔”

布鲁梅尔有自己制造名声的特殊手段，他通过两种特殊方式使自己成为时尚界越来越引领风尚的人物：第一，他只与那些能够帮助他变得更为时尚的人交往；第二，他为那些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事物制定规则，确立品位，形成标准。“他的规则在所有重要事情上都被遵从：如何修饰褶边，如何调配鼻烟，话语如何起承转合……”[4]Ellen Moers, The Dandy：From Brummell to Beerbohm, 26.在当时的社交界，他作为威尔士王子好友的这一身份，对其名声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服饰时尚方面的地位一旦得到确立，他对王子的反常态度甚至成为一种提升他吸引力的因素。这和先锋派艺术家的行为恰恰相反，先锋派艺术家早期会通过反叛和对世俗利益的拒绝为自己积累象征资本，等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借此来获得各种利益[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页。。而布鲁梅尔却是先通过与上层社会重要人物的接触获得声望，之后再以反叛的态度增加自己的象征资本。

当时报纸和杂志的广泛传播也为他名声的制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当时的时尚小说、散文以及雕版讽刺画对布鲁梅尔费时费力的梳洗打扮方式大做文章。有人问他的靴子怎么被擦得又黑又亮，布鲁梅尔回答说，就是用香槟泡沫而已，于是媒体就将其扩展成这样的诗句：

我的靴面——如刀刮过一般锃亮，

是用香槟、桃子和柠檬酱来擦洗的。[2]Ellen Moers, The Dandy：From Brummell to Beerbohm, 31.

布鲁梅尔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他的领巾，很多人都想知道布鲁梅尔著名的领巾是怎么系的，花了多长时间系的。据说一天早晨，布鲁梅尔的贴身男仆抱着一堆白色的棉布走下楼梯，对那些好奇的人严肃地回答说：这是不合适的。这样的场景也被铺排成诗句：

我的领巾当然需我精心照料，

因为那是我们高雅衣着的标号，

每天早晨我得为它长久忙碌，

为了使它看似像匆匆系好。[3]Ibid., 32.

除此之外，更令人注意的是，他的名声不仅在那些追求时尚的男性贵族中间传播开来，很多文学家、艺术家也都特别崇拜布鲁梅尔，他们也参与制造了布鲁梅尔在艺术界的声望，并把个人完美的外观形象变成艺术家的必备条件。从此以后，艺术家不只创造艺术作品，更要过一种艺术化的生活，个人的外观形象和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唯美主义、前拉斐尔画派以及工艺美术运动的许多艺术家不仅创作艺术作品，更以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方式来传递自己的品位与美学观念。

与布鲁梅尔同时代的拜伦特别崇拜他，拜伦说19 世纪有三个伟大的人物：第一是布鲁梅尔，第二是拿破仑，第三是他自己。拜伦年轻时对布鲁梅尔的装扮亦步亦趋，只是后来才把领子变为开放式的。拜伦特别关注自己的服装和形象。如果说布鲁梅尔开启了现代男装风格，并未把这种风格固定下来，而仅仅使其区别于古典宫廷风格，并且以个性化的要素对服装进行各种改变；那么拜伦之后采用其他民族的服装所形成的所谓浪漫的“纨绔子”的形象，则是布鲁梅尔追求现代男性完美形象的继续。

在布鲁梅尔尚健在的1830 年，巴尔扎克所写的《风雅生活论》把布鲁梅尔称为“时尚之王”，文中描写了他们去拜访布鲁梅尔时的情景：“我们见到这位时尚之王时的心情难以描述。我们既充满崇敬之情又兴奋不已。这个人创造了家具、衬衫的哲学，还将向我们传授有关裤子、优雅和马具的格言，在他面前我们怎么能不意味深长地紧闭双唇呢？”接着又说：“另外，对乔治四世最亲密的朋友，对这位给英国制定法律、并且让威尔士亲王喜欢上服饰和舒适学说的时髦先生，我们怎能不深深佩服？他不正是时尚所施加的影响的活见证吗？”他们对布鲁梅尔的态度不亚于现在的歌迷影迷对待明星的态度：“伟大的布吕梅尔（布鲁梅尔）接待了我们，其言谈举止无可挑剔，最终以谦虚的态度征服了我们。我们对他怀有的教徒般的狂热感情似乎让他很得意。”布鲁梅尔的话被巴尔扎克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成为风雅生活的普遍原理，比如“如果公众专注地盯着你看，你的衣着肯定有问题，你的衣服肯定是太华丽，或者是太死板，或者太考究”[1][法]巴尔扎克：《风雅生活论》，许玉婷译，第36—38、80页。。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1836年出版的《拼凑的裁缝》（Sartor Resartus）中专门有一章讲“纨绔子”：“纨绔子是一种穿衣之人，他的职业、职务和生存都在于穿衣。他的灵魂、精神、钱包和人格的每一种能力都英勇地奉献给了这一目标：明智而得体地穿衣。因此，别人为活着而穿衣，他为穿衣而活着。”“他们显出一种伟大的纯粹和离群索居，以特殊的服装与众不同”，“纨绔子这一宗派不过是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原始迷信—自我崇拜的新变体”[2]Thomas Carlyle, Sartor Resart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306,309.。这可以看作是对布鲁梅尔极好的描述。通过这些文学家不约而同地谈到“纨绔子”，谈到布鲁梅尔，可以想见以布鲁梅尔为代表的“纨绔子”对当时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影响。

1844 年，布鲁梅尔死后不久，威廉·杰西（William Jesse）出版了第一部布鲁梅尔的传记《乔治·布鲁梅尔的一生》（The Life of George Brummell），共两卷。一年之后，一位法国的小说家巴尔贝·德·奥勒维利（Barbey d’Aurevilly）出版了第二部布鲁梅尔的传记《纨绔子和布鲁梅尔》（Du Dandysme et de Georges Brummell）。此后又有六部相关传记，最近的一部就是本文所使用的2005 年出版的严克里所著的《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这些传记将布鲁梅尔的人生故事逐渐地变成传奇、神话，布鲁梅尔一切的生活细节都被津津乐道。他成了一个名人，他自身作为艺术作品的形象因他的名声而被人崇拜。从这个方面来看，布鲁梅尔的成名绝非仅是他个人的天才和魅力使然，而是上层社会、大众媒体、艺术家和传记作者共同制造的结果。

结语

布鲁梅尔之所以能够成为名人，是因为他将时代共同的感觉、品位通过自己的身体形象呈现出来，而且有意识地把这一身体形象当成一种艺术品呈现在众人面前，供人们欣赏和模仿。他成为名人后，又将自身的各种行为、言语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今天的艺术界都在以类似的方式重复着这个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因为传媒技术的革命而变得越来越短。当代对艺术作品的解释可能会越来越倚重于对艺术家的解释。当代产生的观念往往会促使传统的艺术观念发生变化，就如当代图像的产生方式、制作过程以及接受方式会引起艺术史观念的更新一样，当代的艺术家身份的变化也会促使人们反思传统的艺术史关于艺术家的一些观念，并形成新的看法。更进一步来看，艺术史以后可能不仅是艺术品的历史，也是名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