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国家公祭仪式直播媒介特性及仪式效果呈现

王 震 张爱萍

2022年12月13日，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众多电视频道、广播频率、新媒体平台运用直播媒介对公祭仪式进行转播。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从三个层面对“媒介”概念进行界定，第一层面，“媒介”意指“中介机构”或“中间物”；第二层面，“媒介”专指技术层面；第三层面，“媒介”被认为是用于做特定事的事业或机构。［1］在“第九个国家公祭仪式”语境中，“媒介”内涵更贴近第二层面，是指在传播过程中承载信息的物质载体。从输入端看，是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并予以储存的摄制设备；从输出端看，是将模拟视频信号进行转换并得以呈现的媒体终端。直播过程中潜藏的直播节目呈现时空的有限性与直播素材内容的无限性的矛盾要求创作主体有机能动地对各要素进行筛选、裁减、拼接，这使直播节目的终端呈现于受众所处的现实环境存在贴近感的同时伴随疏离感，直播媒介必然具备真实、假定交错的特点。国家公祭仪式由奏唱国歌、鸣笛默哀、敬献花圈、祭奠讲话等环节组成，本身就是起承完整的祭奠仪式，在真实假定的媒介特性与诸多符号内容的相互作用中，仪式感逐步增强，呈现出仪式效果，具体包含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三方面。

一、国家公祭仪式直播媒介的真实性

法国导演居伊·德波曾表示：“当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2］针对国家公祭仪式直播媒介真实性的研究，需要从直播媒介在广义上分属的两个系统里区别看待，一是影视艺术，二是媒介传播。在迥异表述范围内，真实性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在时间、空间结合的艺术表现下与现实距离相近的“真”，后者着重载体属性揭示本质的“真”。

（一）影视艺术范围内的真实性

安德烈·巴赞认为“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它比几乎乱真的仿印更真切，因为它就是以这件实物为原型的”［3］，即便直播节目的表达通常包含既定纲要，在总体拍摄中流动着导编人员、摄制成员的主观能动与创作意愿，但摄制设备对直播框架填充的内容却具备客观性。在奏唱国歌环节，画面视角多次处于奏唱人群正前方，囊括国旗与各参会群体，而在鸣笛默哀环节，画面视角则背对远观默哀人群。整体画面多处以仪式现场参与者的视角呈现，直播受众观看的播出画面与现场参与者所看具有一致性。同时，直播画面所表现的事物具有精确、清晰的特点，例如在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后，3000只和平鸽振翅高飞。直播将这一过程的画面多角度、多景别切换，对和平鸽的外貌轮廓、集体展翅的形象精准呈现。在直播过程中，直播媒介一定程度上成为受众的视觉系统，以现实为基础，并努力贴近现场，以此呈现实际情况，使直播受众所见即所得，整体呈现具备准确性、客观性。由此而言，在影视艺术范围内直播媒介具有真实性特性。

（二）媒介传播范围内的真实性

直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跨越时空，最大程度地表现即时性、临场性。首先，直播媒介打破时间限制，具有即时性。北京时间10时整，公祭仪式正式开始。受众在直播中感受的直播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达成一致，并未存在如文字媒介般收获信息源后经过多次处理才传送播发的延迟感，突破了时间限制。其次，直播媒介突破空间限制，具备临场性。直播以更为直截了当的方式作用于观众视觉接收器。这种超越时空的客观性可以在表现物理世界的真实中更贴近叙述事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本质”的定义为：“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本质总是类的本质,即一类事物之所以区别于他类事物的最根本的东西。”［4］国家公祭日的本质核心为反对侵略、捍卫尊严、维护和平，国家公祭仪式中对南京大屠杀遇害者缅怀的诸环节贯穿着核心精神并在形式中将精神外显，受众凭借直播媒介直观表现物质世界的功能更精准地感知公祭仪式本质核心。直播类节目最大幅度削弱了相隔千里的疏远感，身临其境的收视体验源于直播媒介突破时空限制，时空束缚的击碎让直播媒介与现实重叠，比起录播方式更清晰地揭示客观本质，达成媒介传播范围内的真实。

二、国家公祭仪式直播媒介的假定性

“假定性”一词原是一个美学和艺术理论术语，由俄文词语意译而来。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假定性”是指在戏剧艺术中,艺术家根据认识原则与审美原则对生活自然形态所做的程度不同的变形和改造［5］。而国家公祭仪式直播的直播媒介同样具备假定性特征，尽管各种仪器以机械化方式拍摄的现场情景与客观现实间存在密切联系,可最终受众感知到的依旧是定格的画面，是连续放映所呈现的视觉停留效应，也是一种物体在高速运动下迷惑感受器官的幻觉。从创作主体角度来看，虽然拍摄过程当中装置仪器呈现的声画是客观的，但各类设备也从未摆脱操作者的思维意图，声画渗透出创作者主观意图，具备假定性。具体而言，可从声音、画面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声音的假定性

声音依据发声客体可分为两类，渲染气氛的乐声和辅助阐释的人声。乐声方面，敬献花圈环节中，伴随礼兵庄重的步伐，《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逐渐响起。通过直播媒介观看公祭仪式的受众所听到的献曲音乐更为清晰、洪亮，更能贴近受众内心，烘托严肃、悲壮的情绪氛围，拉近仪式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人声方面，在国家公祭仪式正式开始前，中央电视台记者毛俊在直播中针对现场情况进行解说，例如对公祭仪式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并且描述了仪式当天南京的气温状况等环境场面。总结来看，这些声音效果都是会场现场的观众感受不到的，只有在直播节目的观看中受众才能感知。这种与现场声音不同的差异感，形成了声音的假定性。

（二）画面的假定性

“镜头语言”是指用摄像机镜头像语言一样去表达我们的思想、观点,直接作用于受众视觉感官,并以直观、生动的画面传达仪式的象征含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6］。镜头语言呈现的画面隐含着创作主体的主观性，呈现出与客观相反的假定感。画面的假定性可分为三方面：首先，在角度方面，在发言讲话环节中，直播画面处于俯视视角，通过自高向低的拍摄角度对会场全景进行表现，参与人、发言人、国旗、牌碑、花圈等融为一体，呈现出强烈的庄严感；其次，在景别方面，当宣读《和平宣言》时，伴随85名南京市青少年的讲述，直播画面以特写来表现仪式参与人员胸前所佩戴的白花，白色本身的深沉感得以凸显，并烘托出缅怀、低沉的情感；最后，在镜头运动方面，直播多次使用拉、移、推等运动方式来营造气氛，在默哀环节与敬献花圈的过渡过程中，运用拉镜头使仪式场地的全貌逐步显现，在由近及远的过程下肃穆感逐步产生。总体而言，在直播过程中，画面呈现出的影像世界与直播现场的参与者所观察到的场景具有相似的同时，也具备着高度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调动起直播受众内心的求异心理，带来了与客观相异的新体验，塑造出直播媒介画面的假定性。

三、国家公祭仪式直播的仪式效果呈现

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将媒介事件释义为“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7］。国家公祭仪式直播作为典型媒介事件，其覆盖范围广、涵盖要素多、传播程度深，总体上也可将其称为一场“媒介仪式”。维克多·特纳对“仪式”的定义是：用于特定场合的一套规定好了的正式行为。仪式是形式化的、具有固定的风格、一再重复并具有固定的形态,人们在某些特定地点与特定时间举行［8］。而在传播仪式观的范围内，传播并非简单纯粹的信息传递行为，而是在传递中散发共性含义与群体信仰，以此为基点稳固国家与社会的逻辑秩序。受众是新闻事件的参与者，并非消极被动的接受者。受众目睹新闻发生，并与发起者共同构建“仪式”。通过直播媒介传递，国家公祭仪式影响的地域范围、受众人群不断扩大，呈现出更具典型的仪式效果。

（一）达成政治认同

涂尔干指出：“仪式的功能在于在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增强或重塑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从而整合个体于社会全体中,维持并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9］这种一致首先体现在政治方面。只有以某些政治活动为基础，社会稳定与国家认同才有可能达成。在默哀环节中，国歌、国旗、礼兵服、红领巾等符号交替出现，直播受众在视觉上受到诸多符号的感染。同时，在敬献花圈后的发言讲话中也多次提及关于国家认同的词汇，在听觉方面产生影响。这些要素均能调动受众积极的想象、联想，引起受众内心的政治共鸣，并增强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同。国家公祭仪式包含着对多年来经济、政治的总结，透过仪式环节可以感受到受众对于国家政治的认同，以政治活动为载体，依托直播媒介，提升认同感，达成政治认同。

（二）形成文化认同

文化是文明的积累，使处在文化体系下的受众在不觉间塑造独特的文化性格，这通常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詹姆斯·凯瑞认为：“从仪式观的角度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0］公祭仪式站台中央放置着一尊“国家公祭鼎”，三足两耳的基本器型源于安徽寿县出土的“楚大鼎”，鼎身铭刻篆体大字与楷体铭文，铭文内容隐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共通的价值观念以及内涵沉淀。同时，直播过程中涉及言语的部分均运用普通话进行表述熟悉的语调、平易的语气便于受众接受，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三）获得身份认同

社会成员处在交织的关系网中，每个成员都会产生依赖、归属的需求，在不自觉中关注个体身份。直播媒介突破时空限制，可以为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群提供相聚的手段并重塑人们的思想观念，为受众提供了群体身份认同的可能。在国家公祭仪式直播中，代表民族与国家的符号、引起共鸣的内容词汇多次出现。维克多·特纳用“融聚”一词来指代一种非常规的特殊状态，他认为融聚总是被行动者构想或勾画为一种超时空的状态，是一个永恒的现在［11］。公祭仪式直播的受众在坚定捍卫人类尊严的立场下共祭民族之殇，受众的情绪被推向高潮，对祭奠仪式本身依赖的政治、文化、社会、国家产生认同，并最终对家国合一的身份产生认同。

四、结语

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假定客观世界存在某种事物，当人们的认知与客观事物达成一致时，将其称之为“真”。直播媒介在呈现外在世界过程当中的模仿特性使其与现实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是高度的“相似”，而非一模一样的“等同”，因此呈现过程中与客观现实的诸多差异便是假定性。总体而言，直播媒介将真实与假定集于一身，不存在明晰的界限，在真实性中伴随假定性的虚幻、在假定性中渗透真实性的客观。仪式性效果是国家公祭仪式本身固有的，在直播媒介真假特性等因素的作用下仪式性效果得到延伸、内涵不断丰富。原始时代的仪式，其先决条件强调“到场”，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大幅体现在现场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对于相隔千里外未到场的民众并未有太强的约束作用。而直播媒介让公祭仪式突破时空限制，仪式化效果推至最大化。传统传播格局的变化带来新一轮发展机遇，针对直播类节目的发展与研究应更加聚焦对直播媒介特性的把握运用，并注重仪式效果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