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提升
——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2023-10-28 03:00刘永君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报 2023年3期
关键词: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幸福感

刘永君

(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一、引言

政府推行各种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的幸福感(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因而,居民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个人在经济增长与政府所推行政策中获得国民福利的满意度。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但同时面临“幸福停滞”的增长困局,即国民的幸福感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甚至是下降的趋势(陈刚和李树,2012)。党和国家一直重视民生问题,致力于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总目标。社会保障作为民生领域的重要抓手,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及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要义,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确保劳动力再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等功能,从理论层面来看,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够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但在实践中,无论从参保主体还是参保人数上来看,社会保险项目中只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两个项目能体现财政再分配的公平性。因此,本文选取社会养老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代理变量,探讨社会保险能否提升居民幸福感。

自Easterlin(2001)提出“幸福—收入悖论”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较多。但现有文献较少涉及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内生性问题,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不只限于社会保险,在其他“混淆变量”的作用下,可能会出现选择性误差,因此讨论两者的内生性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存在中介传导机制,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社会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域和个体差异,本文着重探讨其异质性。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关于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支持挤入效应的学者认为,参与社会保险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一方面,社会保险直接提升居民幸福感。Zhang 和Liu(2007)认为,老年人享受养老和医疗服务,可显著降低焦虑和孤独感,增加生活的满足感。亓寿伟和周少甫(2010)认为,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合作医疗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具有提升作用。阳义南和章上峰(2016)认为,社会保险同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没有社会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幸福感显著降低。马红鸽和席恒(2020)认为,拥有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的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显著高于没有上述保险的居民。另一方面,社会保险制度不仅能提升居民幸福感而且通过中介机制影响居民幸福感。桑林(2018)认为,社会医疗保险能显著增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安全感和公平感的总体中介效应显著。侯志阳(2018)认为,社会保险能够显著影响公众的主观幸福感,且阶层认同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倪超军(2020)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通过健康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介效应较为明显,且后者的中介效果值略高于前者。蒲晓红和赵海堂(2020)认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社会信任在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支持挤出效应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险并不会提升居民幸福感。Bjørnskov 等(2007)认为,过高的社会保险覆盖率会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降低居民第一次收入占社会财富的比重,进而降低居民幸福感。霍灵光和陈媛媛(2017)认为,新农合无论从总体效果还是局部效果都不会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岳经纶和尤泽锋(2018)认为,社会养老保险挤压了中低收入阶层当前的基本生活水平、就业机会和工资福利水平,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保障未来养老的预期和功能,无法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

本文认为,社会保险是劳动者在年老、疾病等风险发生时,政府为保障其基本生活能够持续运行而实施的一项社会经济政策。社会保险既符合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又能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能够充分发挥财政再分配功能,实现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险越能够满足居民养老、医疗等需要,参与社会保险的居民获得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于未参与其中的居民。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保险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

(二) 社会保险与安全感

安全感是指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Maslow,1943)。丁建定和童玉林(2014)认为,社会养老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养老安全感呈正向影响,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徐广路等(2015)认为,社会保险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养老之忧与医疗问题,增强了流动人口的社会安全感。阳义南等(2020)认为,社会保险能显著提升居民安全感,社会保险覆盖率每上升1 个单位,安全感将上升0.08 个单位,但社会保险还不足以完全化解社会风险带来的不安全感。

本文认为,社会保险能够防范居民养老风险和医疗风险,为实现居民老有所依和病有所医提供安全保障。社会保险通过养老金发放和医疗报销的方式,既减少了居民在年老和患病期间的经济负担,又维护了居民的生活和生命尊严,从经济和心理层面增加了居民的安全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社会保险能够增强居民安全感。

(三) 安全感在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按依次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需求层次理论是一个由低到高逐步递进的过程,人类需求首先考虑最为基础的生理需求,而社会保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满足参保者的基本生活需求,避免居民因年老、疾病等风险而导致生理机能无法运转。在此基础上,人类需求才能够向更高层次攀爬,参与社会保险能够分担家庭成员养老和患病风险,平滑家庭消费支出,提升居民经济安全。同时,社会保险作为一项社会经济政策,能够增强居民的社会信任感,提升居民心理安全。当前,我国基本已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养老保险覆盖9.1 亿人口,社会保险已成为一张社会安全网(郑秉文,2018))。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安全感在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社会保险通过安全感影响居民幸福感。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5 年度数据。CGSS2015 采取多阶分层抽样的调查形式,覆盖全国内地28 个省级行政单位,以面访的访问形式对18 岁以上的城乡居民进行调研,共收集有效样本10968 个。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本文剔除含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6950 个。

(二) 变量选取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幸福感(Happiness)。本文采取调查问卷中被访问者对“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衡量居民幸福感,并将调查问卷中“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分别赋值1~5 分。

本文解释变量为社会保险(Socialinsurance)。本文从社会养老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两个维度衡量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将调查问卷中参加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样本赋值1,未参加赋值0,将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及公费医疗的样本赋值1,未参加赋值0。其中,所选样本中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分别占74.16%和92.55%。

本文中介变量为安全感(Safe)。参考桑林(2018)的做法,将安全感区分经济安全感和心理安全感。考虑到受访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形,并假设其毕业后便积极参与工作与组建家庭,本文所选取的年龄均为22 岁以上的成年人。因此,本文将被访问者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对社会信任感纳入安全感的测量尺度,并依次按照程度赋值1~5 分,最后取两者的算术平均数作为衡量安全感的参数。

本文控制变量考虑了被访问者的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生活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年限等级、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社会地位、未来社会地位、收入的对数、家庭成员、子女数量、别人占便宜、社会公平、邻居社交以及朋友社交。限于篇幅,本文仅列示部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部分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三) 模型构建

本文被解释变量居民幸福感是一个有序选择变量,故采用有序Probit 模型。有序Probit 模型假定存在可以代表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的潜变量Happiness*,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四、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2 是社会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加入控制变量后,表2 列(1)结果表明,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列(2)结果表明,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列(3)结果表明,社会养老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参加社会保险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假设1得证。

表2 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3 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居民会感到“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降低0.268%、1.030%和1.730%,而感到“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升0.238%和2.790%。社会医疗保险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结论类似,但社会医疗保险系数的反映程度比社会养老保险激烈,原因可能是:第一,由于疾病风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疾病风险引起的致贫事件频频曝出,居民越来越注重自身及家人健康状况,因而更加重视参保社会医疗保险;第二,在世代交叠理论支持下的社会养老保险中,劳动者当期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成为本期发放上一代劳动者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即缴纳和领取是两个不同人生阶段,且时间差较长,甚至高达三四十年。因而,从即时幸福感满足的角度来看,居民更愿意参加社会医疗保险。

表3 社会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边际效应

控制变量方面,相比男性,社会保险给女性带来的幸福感更高,年龄与居民幸福感呈“U 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的幸福感逐渐下降,到达一定年龄后,幸福感又随年龄的增加逐渐上升。本文选取的样本中包含了青年、中年、老年三个年龄段的人群,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判断出中年人的幸福感最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环境,使中年人背负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承受更沉重的心理负担,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健康状况、婚姻、社会地位、未来社会地位、收入的对数、家庭成员、子女数量均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别人占便宜与居民幸福感显著负相关,而邻居社交、朋友社交与居民幸福感无显著关系。表2 列(4)和列(5)分别用Ols 模型和Ologit 模型做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Oprobit 模型结果一致。

(二) 内生性问题

为消除“混淆变量”带来的选择性误差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将参加社会保险的居民作为处理组、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居民作为控制组,并在控制组中进行匹配,分析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居民参加社会保险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为保证匹配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同时采用近邻匹配(1∶2)、半径匹配(半径0.01)、核匹配(带宽0.06)方法。共同支撑检验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匹配效果较好。此外,使用倾向值匹配法估计结果是否可靠须满足平衡性假设的要求。本文采取t 统计检验与标准化偏差值探讨平衡性假设。大多数协变量在社会养老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匹配后通过t 检验,除政治面貌协变量在社会医疗保险匹配后标准偏差略大于10%,其他协变量在社会保险匹配后标准偏差均小于10%。因此,倾向匹配值方法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表4 是社会保险平均处理效应,在社会养老保险样本中,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值ATT 分别是0.084、0.073 和0.080,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比表2 列(3)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基准回归高估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结论仍然成立。在社会医疗保险样本中,能够得出相同结论,说明参加社会保险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

表4 社会保险平均处理效应

(三) 中介效应

为验证假设2 和假设3,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检验,构建如下模型:

表5 是社会保险通过安全感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机制验证。列(2)显示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5)显示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社会保险能够增强居民安全感,假设2 得证。列(3)显示安全感在社会养老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8.29%(中介效应=0.108×0.317=0.034236;中介效应/总效应=0.034236/0.121=28.29%);列(6)显示安全感在社会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5.03%(中介效应=0.150×0.317=0.04755;中介效应/总效应=0.04755/0.190=25.03%),即相比社会医疗保险,安全感在社会养老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加明显。综上,安全感在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 得证。

表5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

(一) 区域样本差异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地区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因此,探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有必要的。表6 是区域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养老保险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社会医疗保险对该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居民有能力购买商业人寿保险、商业养老保险以进行储蓄养老,因此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养老的作用显著下降。但东部地区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健康问题成为居民不可忽视的问题,且东部地区医保制度相对完善,医疗卫生资源丰富,因此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可以提升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社会养老保险对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社会医疗保险对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受西部地区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医保保障水平较低、医保报销流程繁杂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城乡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险的福利效应在主观感受上并不相同。相比城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居民的养老安全源自多支柱养老体系的保障;而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还需担负子女教育、结婚成家等生活费用,等到老年时,一生储蓄所剩无几,只能依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其养老方式。社会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的效果不及城市居民,可能因为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及城乡医保制度差异明显。一般来讲,基础设施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高度契合,农村地区甚至区县一级医疗资源不足以满足当地居民医疗需求,居民往往更倾向于去地市和省会三甲医院寻医看病,导致大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城市小医院无人问津。此外,城乡医保制度的报销水平与待遇水平目前仍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居民心理上不平衡,社会医疗保险对其幸福感的提升效果较为有限。

表6 区域样本回归结果

(二) 个体样本差异

由于居民的个体特征差异较大,幸福感因个体差异而表现不同。本文从年龄结构和收入水平两个维度探讨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异质性。根据现行退休人员的年龄规定,本文将22~55 岁的居民划分为劳动者群体,55 岁以上的居民划分为非劳动者群体(即老年人群体)。根据居民收入分将居民划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表7是个体样本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社会养老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社会医疗保险对非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失能的概率较大,对护理服务的需求较大,而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不包含老年人的护理费用。相比高收入群体,社会保险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养老保险发放的养老金及社会医疗保险报销的医疗费用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比重较大,居民对社会保险获得的经济效应更为敏感。

表7 个体样本回归结果

上述异质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年龄结构差异及收入差异。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社会保险视角,分析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运用中介变量安全感探讨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参加社会保险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且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大于社会养老保险。二是,安全感在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三是,社会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参加社会保险显著提升了中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而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同社会保险险种带来的幸福感效应不同。城乡居民因社会保险险种的不同而获得的幸福感不同。相比非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能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幸福感。参加社会保险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弱。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尽早实现全民社会保险。对已投保的居民,引导其参与更高水平险种;对有经济能力但未投保的居民,向其宣传社会保险的实用性以及政府补贴政策,充分挖掘这类群体的潜在需求,并使其转为现实需求;对无经济能力、无法参保的居民,政府应该承担其参与最低档社会保险的经济成本。政府应将更多的居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用社会保障建设搭建一张无形的安全网,以提升居民幸福感。

第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凸显社会公平。社会养老保险方面:一是,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区分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责任。提高全国统筹层次,制定合理的奖罚措施,规范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保障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二是,完善财政补贴机制,使之与财政担负能力及社会经济发展相契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持续增长的地区,加大地方财政补贴力度,降低中央财政补贴力度。对经济发展适中且发展趋势良好的地区,适当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力度。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减轻地方财政补贴力度,加大中央财政补贴力度,甚至中央全额补贴。三是,缩小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差距,待遇调整可分别与城镇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一定比例挂钩。在社会医疗保险方面:一是,政府应加强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医保制度建设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向西部地区倾斜,缩小医保制度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避免医疗资源、医疗机构呈现“马太效应”;二是,缩小城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差异,建立更为公平的社会医疗制度。三是,针对人口老龄化及失能老人比例的上升,医保制度可增添老年人护理服务或单独建立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第三,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险体系的搭建。国家应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健康险、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发挥多层次社会保险立体化的保障功能,为社会提供更齐全的风险保障,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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