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美学生的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研究
——以其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王金龙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中国“农村经济之崩溃事实上已有极明显的表现了”。[1]中国农村经济之破败凋敝,故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及乡村建设运动之发轫与高涨。而当时置身美国农业高度发达现实情境下的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以农立国,工商辅之,为天下最富强之国。……然考其富强之源,实基于农业之发达”[2]的深刻认知下,更感在中西农业发展对比的巨大势差下振兴中国农业经济之紧迫与必要。故在国内农业农村调查研究兴起的同时,部分留美学生亦将中国农业经济作为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选题予以专门探讨,进而撰写出一批研究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高水平博士论文,内容涉及中国的土地经济、农业经济改良、农业经济史、农业统计、农业金融等研究领域。该批博士论文作为近代美国学术场域中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特有成果,不仅有助于丰盈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总体面貌,而且有助于揭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农业经济研究的基本脉络。笔者不揣浅陋,在此以对该批博士论文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廓清其研究概貌,探明其研究特点,揭示其学术价值及影响,希冀对其在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中外学术交流中的地位与面相能有一彰显之处。(1)既有研究集中于近代留美农科(学)学生情况及其与中国农业发展关系的梳理,而对其在美期间的学术研究情况尤其是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尚缺乏专门与总体性的关照。相关成果有沈志忠:《农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建设》,《安徽史学》2009年第5期;周谷平、赵师红:《农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高等农学学科的发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赵师红、周棉:《留学生群体与民国时期农业的发展》,《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胡振宇:《农科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以中华农学会为中心》,《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第8期。

一、博士论文研究概况

近代留美农业经济学、图书馆学学者裘开明曾指出,农业经济学“不外以普通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农业而已。故普通经济学所有之科目,凡与农业有关系者,农业经济学莫不有之”。[3]以此概念为绳准,据目录学家袁同礼所辑《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AGuidetoDoctoralDissertationsbyChineseStudentsinAmerican, 1905-1960)、康奈尔大学1963年出版的《美国有关亚洲问题的博士论文目录》(AmericanDoctoralDissertationsonAsia, 1933-1962)、以及哥伦比亚大学1957年辑录的《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问题的硕博士论文目录》(ColumbiaUniversityMasters'EssaysandDoctoralDissertationsonAsia1875-1956)等多份有关近代留美学生博士论文目录资料统计,近代留美学生研究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共有14篇,具体情况见下表。(2)该统计不包括留美学者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陈希诚的《中国乡村合作的伦理和经济基础》、张雪岩的《作为一种中国农村生活控制的月历》等近代留美乡村社会学博士的博士论文。此外,留美农业经济学者李树青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农地租赁的社会影响》、刘崧生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论文《工业化浪潮中改善中国农业状况的可能性》、邵丙昆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方法论》,因创作完成于1950年,故亦不在这一统计范围内。

表1 近代留美博士研究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

序号作者博士论文中英文题目毕业学校年份10虎矫如四川盆地的农林业土地利用Th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land-use of Szechuan basin芝加哥大学194211杨书家中国经济研究:以农业信贷为中心A stud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arm credit明尼苏达大学194312葛启扬中美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密歇根州立大学194413蒋杰中国农业问题的经济分析An economic study of some problems of Chinese agriculture明尼苏达大学194814孟庆彭中国农业进步要素的一项研究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China: a study of conditioning factors伊利诺伊大学1949

就以上14篇博士论文研究时段来看,可发现留美博士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盛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热度在整个近代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这与国内农村经济破败、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兴起与高涨的时间脉络基本一致。上述14篇论文中有10篇分布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亦能充分反映上述现象。民国经济学者夏炎德曾观察到“土地与农业经济之研究,虽在战时仍能照常进行”[4],留美博士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未受抗战军兴之影响。

就博士论文撰写者毕业学校分布来看,主要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等八所知名农业高校。其中,康奈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各3篇,明尼苏达大学、哈佛大学各2篇,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皆为1篇。这与近代中国农学(科)留美生较集中于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少数高校的分布样态基本一致。(3)参见周谷平、赵师红:《农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高等农学学科的发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就选题类别来看,土地经济学、农业经济改良、农业经济史及农业统计是留美博士集中关注的研究领域。土地经济学类有4篇,分别为黄汉樑的《中国的土地税》、向景云的《中国土地占有权》、虎矫如的《四川盆地的农林业土地利用》及葛启扬的《中美土地利用》;农业经济改良与规划方面4篇,分别为冯锐的《中国农业计划》、孟庆彭的《中国农业进步要素的一项研究》、唐启宇的《中国农业之经济的研究》与蒋杰的《中国农业问题的经济分析》;农业统计与粮食类有3篇,分别为赵才标的《中国12省粮食产量的统计研究》、裘开明的《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来源研究》以及梁庆椿的《中国人口与食物供给关系》;农业经济史方面2篇,为李美步的《中国经济史:以农业为中心》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农业金融类1篇,即杨书家的《中国经济研究:以农业信贷为中心》。

就研究选题与学校分布关系来看,留美博士的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研究与其所在高校的农业经济研究特点、倾向亦有明显关联。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场管理系长期由系主任华伦(G. Warren)及马雅思(W. I. Myers)、鲍尔(Boyle. J. E.)、裴来(L. H. Bailey)等知名教授坐镇,在农场管理、农业经济改良、农业统计方面耕植颇深,所以康奈尔大学的冯锐、唐启宇、赵才标三人的博士论文皆为农业经济改良与农业统计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李美步、冀朝鼎研究中国的农业史,据两人的博士论文前言可知,是受该校农业经济史专家西姆科维奇(V. G. Simkhovitch)与魏特夫(K. A. Wittfogel)的影响。向景云所在的威斯康星大学一直是美国土地经济学的研究重镇,历来由土地经济学的开创者理查德·伊利(R. T. Ely)及其高足魏尔万(G. S. Wehrwein)等名师坐镇。向景云在魏尔万指导下,硕博期间专攻中国土地利用,可谓秉承了威斯康星大学土地经济学的研究传统。[5]295

二、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之基本特点

近代留美博士置身于中美农业发展现状对比的强烈逆差,尤感探解中国诸农业经济问题、谋求中国农业经济改观的重要与紧迫。在彼时代迫切的研究需求下,留美博士利用其熟稔中西语言文字的便利优势,广泛搜罗、爬梳有关中国农业经济的中外文献与统计资料,并援引美国高等农业教育场域中的具体学术研究理念从事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其研究拥有极为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目的上,留美博士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彰显出心系中国农业经济实际问题、谋求中国农业改观与发展的强烈现实性旨趣,问题意识极为突出。以农业现实问题为切入视角的留美博士,其表达路径诉诸于政策提出、经验与实践总结、比较中突显等多维方式,这在寄寓其选题旨趣的同时,更彰显了研究的现实价值。唐启宇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指出,“以文章及论著形式探讨中国农业的作品已触及某些作物及家畜的生产”“但其并未讨论一系列受诸因素影响的农业经济问题”。其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是为了“呈现中国农业现有情况并制定一项适应未来变革的农业政策”。[6]冯锐认为,“中国农业尽管按现代方法视之在很多实践方面是出色的,但其仍不健全、不系统、无组织。尽管过去经验中的优点应被认真保留,但我们也不得不重建中国农业来纠正其缺陷以应对中国正面临的新情况。”所以其中国农业计划研究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是评估所有过去事实并研究其缘由及效果,以为新时代农业重建这一重大任务指明方向;二是尽可能准确呈现那些形塑中国现今农业、被许多国外研究人员高度赞誉的可应用于当下农业重建的成功农业实践。”[7]葛启扬对中美土地利用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出于谋求中国农业进步的现实性考虑。在其看来,“与美国土地使用方式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中国更为有效地发展其机械化农业”,美国的哪些农业实践可适用于中国及可适用缘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8]1向景云在清华求学时就以改良中国农业土地生产、富裕农民生活为终生志向。据其终生伉俪刘德伟女士回忆,其立志于土地经济是因为“中国90%的人是农民,假如土地政策好,农民就会富起来,那么农业就可以支援工业”。[9]以上留美博士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意识,皆饱含着浓烈的经世与家国情怀。即便是中国农业经济史的研究,也皆寄托着留美博士以史为鉴的现实性指向。冀朝鼎明确指出“中国今天的根本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当代的情况来了解,还必须历史地去进行探索,也就是还要试图解决那些由于我们时代所需要而提出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其“定义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要地探索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是因基本经济区概念“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全过程的理解,并且为研究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和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提供了背景”。[10]2-6李美步认为古代圣贤先贤分析、解决其时代农业问题的学说经验,对当下仍具有启示意义,“真正解决我们经济问题的第一步就是对其做一彻底了解,这只有通过探明其缘由、追溯其发展、指明其所行措施及结果来实现”。[11]17

其次,受美国农业经济学学术研究场域影响,留美博士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呈现出较为具体、明晰的学术理念与研究理路。留美博士对中国现实农业经济的研究,多受卜凯式美国农业经济学教科书研究理路直接影响。卜凯1921年后长期主持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期间其对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经典研究如《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等,深受母校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研究理路的影响,即以农业数据调查统计与定量分析为方法,注重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分析,从生产经营、科学技术等视角出发探研提高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效率的有效方法,谋求农业生产效益的改良。以卜凯为代表的美国农业经济学在当时一度成为中国高等农业经济研究的权威范式,(4)有关近代中国高等农科(业)教育体制的美国化趋向,参见杨瑞:《近代中国农科的早期发展及其美国化趋向》,《史学月刊》2017年第12期。而卜凯本人的主要著作如《中国农家经济》等也被指定为国内农业高校的教科书,以致“全国解放以前各大学的农业经济教授,几乎都是卜凯的学生”。[12]留美学生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等国内农科重镇攻读农业经济时,就已受到美国农业经济学的专业训练,积累了丰富的农村调查经验知识,(5)冯锐、蒋杰、孟庆彭、唐启宇、虎矫如等留美学生,赴美前都是卜凯在金陵大学农经系的学生。其中蒋杰在赴美攻读研究生学位前,就已参加或主持了江宁自治实验县乡村教育调查、乌江乡村建设调查、关中农村人口调查、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调查等一系列农村调查工作。后又继续在康奈尔大学等美国主要农科高校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直接受美国农业经济学学术场域的影响、制约,其美国农业经济学教科书式的研究理路尤为明晰。裘开明认为,以卜凯为代表的美国农业经济学对中国农村进行的调查与统计,对缺乏定量分析的中国农业经济指明了方向,“很可能是中国现今农业经济研究最实际、经济的方法”。[13]故裘开明非常注重农业数据统计的重要性:“欲求农业事实之明了,又须赖乎精确之统计。故近世富强诸国,对于各本邦之农业,未有无详细精确之统计,以为各种问题之借鉴者。”[3]1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以北平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在河北深泽县农业经济调查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农场经营调查研究,收集博士论文所用统计资料。[14]其博士论文《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来源研究》,可谓有关中国农业统计方法及资料来源的专题性研究。唐启宇对中国农业的经济分析,也贯穿着以数据为基础的统计与定量分析之上提出农业改良措施的基本理路。其在博士论文导言中指出“定量分析对理解农业之重要性是必要的,一个农业人口占大部分、生产大量农产品及农业占据大部分国民财富的国家,可从这一统计研究中获益甚多”。[6]7其利用的有关中国农业自然与人文环境、土地利用现状、农产品外贸与价格情况、主要农作物生产及进出口数值等各类统计表格60余个,并以此为研究基础,为其提出的以教育为核心的农业科技改良结论提供直接支持。赵才标采用统计分析法对中国12省的2956个农场粮食产量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中国农业单产低、农场面积小、人畜力使用不足等结论,进而提出以科技培育良种、防治病虫害、使用机器设备、因地制宜发展牲畜养殖等改良农业生产效率的针对性措施。[15]冀朝鼎、李美步的中国农业经济史研究受哥伦比亚大学农业史专家魏特夫、西姆科维奇研究理路的直接影响。魏特夫认为“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中发挥中心作用的人工灌溉系统,是理解其农业生产的基本因素”,而冀朝鼎从农业水利事业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在魏氏看来是接受了其上述观点。[16]而且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研究理路,也直接受魏氏“经济政治核心区”理念影响。后者曾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经济政治核心区”,这种核心区在封建农业中国,经历了从西北到东北再到长江流域的三次变动。冀朝鼎认为魏氏阐明了中国存在变化的地理区以及这种区域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受此影响,其论著中心思想“在于说明作为统治附属地区一种手段的基本经济区的作用,在于指出上面已经阐释过了的关于基本经济区的转移问题,在于解释关于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的统一与分裂现象的经济基础问题”。为此,冀朝鼎在其论著中就魏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启发意义以及对其所提供的英文资料,都予以了专门致谢。[10]6、16李美步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史受其老师西姆科维奇直接影响。西姆科维奇1916年发表在美国《政治学季刊》上的《再论罗马衰落》一文,将罗马衰亡原因归结于土壤退化上。[17]这使李美步认识到“在欧洲史研究中,土壤退化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其影响随处可见”,“当土地不能提供人类维持生计的谷物时,文明将会衰落”。然而她也关注到中国农业虽历经数千年,但土壤退化问题还未像西方那样如此明确。正是在西姆科维奇建议下,她开始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史,并将土壤退化及其与历代兴衰的关系作为其中国农业史叙事的核心理路。[11]13-14

最后,留美博士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极为注重中外各类相关文献资料的搜罗与使用,所用文献资料极为多样,对中国传统文献资料的爬梳与引介也尤为出色。留美博士极为注重广泛搜集、使用各类文献资料。虎矫如研究四川盆地土地利用,“以各种途径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专门资料”,并“努力、认真地将从各渠道所得最新资料用于论文中。”[18]如其在论文中专门感谢了为其提供四川盆地实景与土壤分布照片、地图等重要资料的金陵大学电教教师孙明经与美国土壤专家梭颇(J. Thorp)。此外,他还广泛使用统计报告、游记、专著等类资料:统计报告有当时的四川各县土地及人口统计情况及《四川省统计提要》《四川农林业报告》等,游记类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 Richthofen)的《中国》、英国记者丁乐梅(E. J. Dingle)的《徒步穿越中国》、美国游记作家佛兰克(H. Franck)的《漫游中国南方》、英国探险家谢立山(Alexendra Hosie)的《华西三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E. H. Wilson)的《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等,专著如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梭颇的《中国土壤地理》、葛德石(G. B. Gressy)的《中国地理基础》、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等中外研究中国农业、地理的权威著作。冯锐则着重援用了美国学界中的农业经济学教科书及其有关中国农村的著作,前者如华伦的《农场经营》、马雅思的《农场经营课程讲义》、鲍尔的《农业经济学》、伊顿(Eaten T. H.)的《农业职业教育》、裴来的《农民培训》等,这些教材作者多为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教师;后者如农业物理学者富兰克林·H·金(King F. H.)的《四千年农夫》、传教士学者明恩溥(Smith A. H.)的《中国乡村生活》等。此外,冯锐还广泛利用了美国驻华领事报告以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中国丛报》《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等国内外重要英文资料。留美博士对中国传统文献中相关农业资料的爬梳与引介是其资料使用的一大特色。冀朝鼎极为强调中文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其博士论文“试图通过对隐藏于地方志、中文‘水利’专著以及正史中大量未被接触过的原始资料的分析研究,去探索中国历史上灌溉与防洪的发展”。冀朝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周密地查阅了大部分有用的资料之后,关于治水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的信念才得以肯定下来”“关于基本经济区及其同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关系的概念,也才在作者的心目中得以发展”。[10]2数十部中国方志、正史所载之水利资料信息,成为冀朝鼎统计各地水利设施数量变化、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及其转移的核心资料依据。李美步的博士论文可谓近代留美学人对中国古代农业文献进行全面爬梳、引介的典型代表。其所用中国历代正史、通志、方志、农书、荒政等各类典籍共计117种(部分资料见表2),做到了“收集的资料是详尽的,反映了中国百科全书史中关于农业与经济管理的内容”。[11]14而且她在论文第二部分将这些典籍中重要农业资料集中译为英文,指出“作为论文第一部分的原始资料,该部分是注释性的或解释性的,以为中国农业经济史问题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完整资料”。因其认为自己的论文是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史的首次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故“附上所有重要文献资料翻译,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并进而突显论著中提到的政策和提出的解释”。[11]138、14

表2 李美步博士论文所用中国古代农书、荒政书情况

三、研究价值及后续影响

留美博士置身于西方学术场域,在广泛搜集与爬梳有关中国农业经济的中外文献资料基础上,以美国农业经济研究理路探研中国农业经济,使对中国农业经济现状、农业经济史实不甚了解的美国及西方经济学界倍感新鲜有效,进而有力突显出其较高学术价值的同时,也对开拓中国农业经济具体研究领域、奠定留美博士后续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留美博士有关中国农业经济的博士论文,很多都在西方学界以英文形式直接出版或被收录,彰显出了自身较高的学术价值。二十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大学出于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考虑,规定博士学位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必须出版成书后才对其授予博士学位,故李美步、黄汉樑、冀朝鼎三人的博士论文在当时都以英文形式直接出版。(6)哥伦比亚大学要求出版博士论文的规定,参见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等。其中黄汉樑、李美步两人的博士论文在作者毕业当年就被收录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院所辑的“历史、经济与公法”丛书中由校方免费出版,更显示出两人博士论文的较高学术价值。冀朝鼎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就将论文第一章概括为《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TheEconomicBasisofUnityandDivisioninChineseHistory)一文发表在拉铁摩尔所主编的《太平洋事务》杂志上,并且在后者推荐下,其博士论文于1936年由英国知名出版机构乔治·艾伦与昂温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出版。[10]7此后该论文于1939年、1963年、1972年、1981年又分别被译为日文、英文、意大利文、中文予以出版或再版。[19]作为美国农业重镇的康奈尔大学,也极为看重留美博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成果。唐启宇博士毕业当年,其博士论文直接由康奈尔大学出版。后来康奈尔大学出版的《二十世纪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主要领域高级学位论文提要》一书,将唐启宇、冯锐、赵才标的博士论文列为本校二十世纪农业经济研究的代表成果。[20]此外虎矫如的论文《四川盆地农林业的土地利用》,由芝加哥大学于1946年出版。以上博士论文出版、收录的可观情况,反应了留美博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较高学术质量。

其次,部分博士论文的公开出版、发行,使其在美国及西方经济学等相关学界得到传播,而后者对其研究内容、方法及学术价值等方面进行的评介,反映出留美生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受到了西方学界的关注及肯定,产生了积极学术影响。长期以来,近代西方学界对中国财政都是知之甚少。直至1923年,意大利经济学者卡尼纳(A. G. Canina)仍指出西方“至今关于中国财政的资料都是稀少的”,他进而认为哥大中国留学生的相关研究正可填补该这一空白。[21]黄汉樑的博士论文对西方了解中国地税起到了直接作用。《美国经济评论》从该著了解到中国地税虽在所有制上与西方历史有一些相似,“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国家很难像中国这样地权高度集中,而其所遭遇的抵抗也是激烈的”。[22]法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从其了解到土地税在中国不仅是一历史问题,更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23]冀朝鼎博士论文出版后立即在西方经济学、汉学学界引发广泛学术影响。冀氏的研究方法使荷兰汉学家戴文达(J. J. L. Duyvendak)印象深刻,后者指出:“为说明这些基本经济区在中国的转移,作者搜集了各省志、方志中有关水利的所有参考资料,并以一种非常清晰的统计图表将这一研究呈现出来。”[24]美国经济学者康德利夫(J. B. Condliffe)对冀朝鼎的研究方法评价为“是非常有趣且具有启发性的”“这一研究方法是丰富经济史的一个出色案例”。[25]魏特夫对冀著的总体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基本经济区“是科学了解东方伟大农业社会的基本论题”,进而指出“冀博士的研究对真正理解中国过去与当下是一非常重要的贡献”。[26]英国汉学家巴伯(G. B. Barbour)亦提出该著对了解中国农业水利事业的总体历史有重要价值。[27]李美步的博士论文也被西方学界关注到。1941年美国学者马弗里克(Lewis A. Maverick)在《远东季刊》上评论英国学者威廉森(H. R. Williamson)的著作《王安石:宋代中国的政治家与教育家》时,就援引了李美步博士论文中的如下内容:“在十一世纪中叶,土壤已处于耗尽状态,农民陷于极度贫困中而仅能糊口”“在此绝境下,王安石采取一新解救方案,即由国家提供农业贷款。但糟糕的土地状况使改革难以生效。”[28]

第三,留美博士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在国内区域农业经济、土地经济学、中外农业比较等具体研究领域的开拓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冀朝鼎从农业水利设施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在其看来就是农业的区域性、地区性研究。“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也必然会将其光辉投射到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基本问题上。这一概念注重中国经济的局部性和地区性。”其在论文结论部分再次强调:“从以一种概念上的想法去研究地区关系的问题来说,到此为止,已经用基本经济区这样一个概念,阐明了中国半封建时期中地区关系的特征。”[10]3、134经济史学者吴承明曾指出,“区域经济史不仅是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考察本区域与外区域以致外国的历史关系”,故其视冀朝鼎的博士论文为当时“最早的一部区域经济史”。[29]土地经济学兴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美国,并在此后立即传入中国,但因“土地利用问题,在我国素少注意及者。土地利用问题文献,直如凤毛麟角,不可多观”。故当时涉及中国土地利用、土地经济学的个别专著,就显得尤为重要。民国经济学者方显廷在《中国土地问题文献述评》一文中,就将唐启宇的博士论文《中国农业之经济的研究》,与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章植的《土地经济学》一同视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土地利用、土地经济学的代表性专著。[30]可见,唐启宇的博士论文对中国土地经济学的发轫有着重要价值。葛启扬的博士论文则是当时国内学界最早进行中美、中外农业比较研究的成果,其研究虽“仅涉及中美两国土地利用特点与发展中的明显不同、相似性与一般趋势”,但也指出了两国农业背景上的明显不同,“一个代表东方模式,另一个代表西方模式”。[8]1故其博士论文实为东西方两种不同农业模式的比较研究,这在当时国内学界无疑具有开创性价值。

最后,该批博士论文也奠定了留美博士的后续工作与研究方向,使其在中国农业高等教育、农业经济研究、农业改良发展等相关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唐启宇博士毕业后历任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通农学院等院校农学院教授或院长,在农垦学、农业经济、农业史方面造诣颇深。其在博士论文中就将垦殖拓荒视为改良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举措而详加论述,后又因任江西省垦务处处长等职,故一直重视垦殖事业,“返国以后,漫游西北,再历淮南,凡关于农垦资料,多方搜集,并以考诸典籍,征诸经验,作成垦殖学一书以问世”。[31]后又著有《历代屯垦研究》,以“期促国人对于屯垦事业,为进一步认识”。[32]该著被当时学界评为“叙事翔实,引证淹博,评论精卓”“有志暨从事垦殖事业者,固宜人手一编,亦为凡我国民必读之书也”。[33]新中国成立后,唐启宇笔耕不辍,继续著有《中国的垦殖》《中国农史稿》《中国作物栽培史稿》等。梁庆椿离美归国后,曾任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兼教授,期间增设土地经济学、农业金融、农产运销、农业合作经济等农业经济课程,延聘吴文晖、张培刚等知名经济学教授,并创办《浙大农业经济学报》,为振兴、发展浙大农业经济做出重要贡献。[5]293冯锐回国后历任河北定县中华平教会试验区主任、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等职,并曾在东南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农学院担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农业教育、科学改良与普及工作。他认为“欲谋农业生产之增加,则当以普及农业科学为唯一良法”,针对“国内所有农业学校及试验场未能以农业科学知识普及于一般农民”的局限,其力持“乡村平民学校最适于普及农业科学之中心”的观点,[34]著有《乡村社会调查大纲》《我国应用农业科学之状况及其困难问题》《改进我国农业之建设计划书》《美国农业行政及农业教育组织之大纲》等。

四、结 语

近代留美学生研究中国土地经济、农业经济史、农业经济改良等各类农业经济问题的这批博士论文,呈现出研究目的明确与问题意识突出、研究理路受美国农业经济学具体学术理路直接影响、以及广泛搜集与利用中外农业经济资料等基本研究特点。该批论文因其较高的研究质量与学术价值,很多都在国外得以出版或被收录,不仅受到西方经济学等相关学界的积极评介与认可,而且也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具体研究领域的开拓、留美生后续研究的推助,都起到了直接而明显的作用。而且从该批博士论文研究特点及其在西方学界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及影响来看,其已决非西方农业经济学研究中的边缘附属,相反,作为美国学术场域中催生出的特有成果,已成功具备了在西方学界内部产生学术价值、进行学术交流、产生学术影响的在场话语地位,不仅丰富了西方学界的既有相关研究,更成为近代中国学人在西方学术场域中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典型代表。而且留美博士在农业救国的经世抱负推动下,在中外农业经济资料的广泛搜罗爬梳之上而容受、援引西方农业经济具体研究理路而探研中国本土农业经济问题的做法,在保证自身研究特点鲜明同时,也对近代中西农业经济研究的学术交流与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现代转型起到了极为有益的探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