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磨

庄园

五岁那年，我开始推磨。

我们村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一盘石磨，推磨烙煎饼是每家每户每天都要重复做的事情。有几代人的童年、少年和青春，都消逝在磨道里，但还是吃不饱，吃不好。

头一天晚饭后，娘就从盛地瓜干子的栈子里，取出满满一簸箕地瓜干，放到大盆里，再从水缸里一瓢一瓢地舀水把地瓜干泡上。第二天早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娘已早早地把泡过的地瓜干，用石刀剁成牙齿状的茬子。我第一次上磨道，抱着父亲做的推磨棍——推磨棍上用铁条子做成环形的系子，套在五姐的磨棍上——因为石磨上只有两个柄，四姐一个，五姐一个。我算是实习，便将推磨棍套在五姐的推磨棍上，用力不用力都行，反正五姐为主。为此五姐没少骂我，嫌我耍滑头，光跟着转圈不用力。我经常走着走着就打瞌睡，忘了用力，磨棍就戳到了糊子上。这时候，添磨的娘就轻轻地在我头上打一巴掌，将我打醒，再小心翼翼地伸出三根手指头把我磨棍上的糊子揩干净，数落我几句，就又开始转圈圈。因为姐姐们还要下地干活，到了鸡叫第三遍，太阳刚从东岭爬上来的时候，一定要把一大盆的糊子磨完。推完磨，姐姐们去生产队里上工，娘在锅屋里烙煎饼。有一回，因为晚上看县剧团的柳琴戏，睡得晚，我和姐姐都起晚了。娘一遍又一遍地喊，声音从低到高，实在听不下去了，姐姐和我用袖子揉着惺忪睡眠，懒洋洋地套上了磨棍。生产队长都吹上工的哨子了，还有半盆茬子没推完。四姐五姐急急忙忙洗把脸上工去了，只剩下娘和我两个人推磨。那天，我用上了吃奶的力气，娘也把腰弓成了虾。我们还是走得很慢，好不容易推完磨，我和娘的头上、身上，都散发着烟雾缭绕的蒸气。

推磨是我少年的痛。又困又累，还没完没了。一直到现在，每每想起来，或者谁提起来，我身上都会起一层鸡皮疙瘩，有时候还会打个激灵。也是因为这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印记，给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阶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和痛楚，今天想起来还是那么深刻清晰。

时光不仅能抹平伤痛，还能把苦涩酿成甘甜。推磨就是这样，这些年来，我已经将其视作一种幸福，时常回味那一段时光的美好。

小时候，家里人多，大姐二姐出嫁了，三姐、四姐和五姐都在生产队里劳动。爹在队里当保管員，兼顾着看场，一般不用推磨。三姐在大队部里养蚕，也没有时间推磨。因为吃饭的人多，都是劳力，吃得也多，因此我家的石磨是特大号的，一两个人推不动。也因为用水泡过的地瓜干太“肉”，推磨太费力。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盆里的茬子快见底时，我正迫不及待地想回床上睡觉，娘从锅屋里端出一水瓢小麦来。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我们家一年分不到几水瓢小麦，因为小麦的产量低，生产队里的小麦大多都交了公粮，社员们吃的都是地瓜干。娘平时从没有舍得吃过小麦，那是要留到过年的时候包水饺吃的。我们小时候盼望着过年，大概就是冲着那几顿水饺吧。我们姐弟几个吃相很难看，两个腮帮子鼓得老高，把肚子撑成麻籽状，然后一瓢一瓢地喝凉水。娘就笑着骂我们：“穷人吃顿面，三天不离水缸沿。”

娘好像读出了我的疑惑，自言自语道：“你三姐夫今个来送日子，烙几个麦煎饼给他吃，新亲嘛！”

小麦倒进磨眼里，石磨开始变得轻松起来，比推地瓜茬子省劲多了。

今天出奇，推完磨我竟然没有再去床上睡觉，而是史无前例地帮着娘收拾善后。娘去锅屋里支鏊子，我就去抱柴火；娘开始生火烙煎饼，我就去收拾院子。娘瞄我一眼：“小六子今儿个怎么了？”

麦煎饼的香味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荡漾起来，沁人心脾。我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忙碌着，其实是在享受这极其罕有的奇妙香味。好不容易盼着娘收拾完鏊子，趁她去屋里收拾的空儿，我溜进了锅屋。我发现，娘特意把麦煎饼放在上面，周边黄腾腾的，中间泛着红，和躺在下面又黑又暗的地瓜干煎饼比起来，那简直就是极致美味！我先数了一遍，一共是三个麦煎饼。麦煎饼的香味早已把我的鼻子牵引着向前，向前，再向前。我的鼻子在和麦煎饼接触的一刹那，早已管不住自己了，伸出舌头舔了起来。舔着舔着，就有一块麦煎饼溜进了我的嘴里，瞬间被早就流出的口水包裹着，咕噜咕噜进了肚子里。有了这第一口，我的馋欲早已如脱缰的野马，心想，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要再吃一口……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把上面的那张麦煎饼吃掉了——更确切地说，是“舔”掉了—— 一半。疯狂过后，我突然感到了后怕，这可是娘用来招待新姑爷的，这是我家今年的头等大事啊！我三姐已是二十好几的大姑娘了，至今还没出嫁，自然烦躁不安。娘并不看好这个姑爷——老话说，有女不嫁西乡郎，缺衣少食无新房。家是西乡某村的三姐夫家，每口人才四分地，喝的是洗衣服、淘菜的河水——嫁过去也是穷日子。三姐赌气说：“你就把我搁家里算了！”我四姐也阴阳怪气地说：“三姐你脸皮真厚，赖着不走，还想让别人找个主儿不……”这个“别人”当然是指四姐自己。明知道这个麦煎饼关系到姐姐们的婚姻大事，但我还是一不做二不休地把那半张也给吃掉了，然后悄悄溜出了锅屋……

娘让我去隔壁二叔家找大堂哥，来和我一块儿陪客——送礼的三姐夫一会儿就来。大堂哥长我十多岁，小名叫四丫，按年龄排在我三姐之后。男孩取个女孩名，用奶奶的话说，好养活。四丫哥很精明，但我娘平时并不喜欢他来我们家，因为他太随便了，我家里有好吃的，一旦他看见了，拿起来就吃，从不谦虚，比在自己家里还随便。娘只要听到他来我家，就赶紧把好东西藏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我看不过去时，就偷偷拿一些给他吃。娘说，小时候我家来了客人，四丫哥总是站在我家门口，手指头放在嘴里一个劲儿吸溜，不动眼珠儿地盯着桌子上的菜，口水流出一袖子。

四丫哥先是进到我家的防震棚里，拿鼻子嗅了一阵，问我：“什么味道这么香？”我说：“中午你就能吃到了。”他就吸溜着鼻子走出了防震棚。我只顾看小人书《红灯记》，就没在意他的行踪。

“小六子！小六子！”娘一迭声地叫我，我还以为地震来了。我赶忙跑出去，娘正站在锅屋门口，惊慌失措地瞪着我：“麦煎饼呢？是不是你偷吃了？”看着娘夸张的表情，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嗫嚅道：“我不知道。”娘又喊：“四丫！四丫！”四丫哥从茅房里提着裤子出来。娘又用瞪圆的眼睛盯住他问：“麦煎饼是你偷吃了？”四丫哥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什么麦煎饼？我不知道。”娘一屁股坐在地上，掐着脚脖子大哭起来。看到娘这样伤心，我既后悔又害怕，更不敢承认了。四丫哥若无其事地蹲到娘的跟前，说：“大娘你有话好好说。”娘哭道：“你三姐夫家今儿个来送日子，我特意烙了三张麦煎饼，招待新客的。你看看，只剩一张了……人马上要来了，怎么办呢？”四丫哥说：“大娘你放心，我一定让三姐夫吃好吃饱，这事包在你侄子身上，你就放宽心吧。”娘停止哭泣，半信半疑地瞅瞅四丫哥，慢慢从地上站起来，去锅屋里收拾菜去了。

恐惧终于被好奇心取代，我倒要看看，四丫哥是怎么样用一张煎饼让我们三个人都吃饱的。

三姐夫用小胶车推着礼物到我家来了。娘准备了四个菜。四丫哥陪三姐夫象征性地喝了一点酒。到了吃饭时，四丫哥用盘子把那个幸存的麦煎饼端上来。麦煎饼已被四丫哥分成了四块。只见四丫哥先拿出一块，郑重地双手递给三姐夫：“老兄，这个麦煎饼是我大娘特意给你烙的，就是撑死，你也要都吃了。拿着，实落的！”

四丫哥说到“撑死”两个字时，很慢很重，还拖着音。三姐夫接过那块麦煎饼，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咀嚼着，好大一会儿才吃完。我和四丫哥也各自吃了一块。当四丫哥把最后一块麦煎饼递给三姐夫时，三姐夫一再说“吃饱了，吃饱了”，怎么劝他都不吃了。送走三姐夫，我和四丫哥都笑成了泪人，我娘也擦着眼睛咯咯地笑起来。

我们家真正吃上麦煎饼，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二年。我家承包了五亩地，除去交的公粮还剩下三大缸小麦。娘先是把地瓜干和小麦掺着吃，后来干脆就不吃地瓜干了，全吃小麦，地瓜干成了猪饲料。遗憾的是，娘刚吃了几年的小麦煎饼，就走了。

后来，我和一批北京来的新闻记者到沂蒙山区采访，看到山区的农民也都吃上了麦煎饼，大家都很欣喜。但我们被一位老大娘给问哭了。她听说是北京来的客人，就问：“您是北京来的？我就是好奇，现在毛主席是不是天天都能吃上麦煎饼卷鸡蛋了？”

老家拆迁的时候，我把我们家的石磨搬到了幸福小镇社区。本来是想当一件文物，后来实在不想再吃集市上买的咬不动的面煎饼了，就对三姐说，我还想吃咱小时候的石磨麦煎饼。三姐二话没说，淘小麦，推石磨，摊煎饼，竟然还是那么娴熟。第一张煎饼起鏊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刻骨铭心的香。我从三姐手里接过还有些烫手的麦煎饼，分成两份。姐弟俩吃着，笑着。三姐突然说：“要是娘在该有多好……”我們都停止咀嚼，开始擦眼泪。

社区的老人们都过来品尝，三姐就分给他们几张。大家都说好吃，纷纷说起生产队时期推磨的事。后来三姐干脆组织起一些老姊妹，办了个“老姊妹公社”，不光做水磨煎饼，还做豆腐，生茬豆芽，织渔网，做小棉袄。他们说着笑着劳动着，产品很受欢迎。

为了寻找儿时的记忆，童心未泯的我把三姐、四姐、五姐邀请到幸福小镇，重温了一场推磨体验，用的就是从老家搬来的那盘石磨。人还是那些人，磨还是那盘磨，心情却大不相同：以前推磨，我们感到困倦、劳累和厌烦；这次推磨，感到的却是喜乐、满足和怀念，油然而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推完磨，三个姐姐围着鏊子烙煎饼。我卷起一张麦煎饼刚要品尝，三姐突然问我：“那年咱娘招待你三姐夫的麦煎饼少了两张，是不是你偷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