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及治理研究

刘巍文

(甘肃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兰州 730030)

一、引言

甘肃省第十四届三次全会指出,甘肃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甘肃,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寄予“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殷切嘱托,明确“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奋斗目标,为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会强调,要充分认识甘肃生态环境的全局性、战略性、脆弱性,切实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脚下这片土地负责的态度,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提高专业能力,展示担当作为,全力保护生态、涵养生态、改善生态,加快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质的美丽甘肃。河西走廊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极,同时也是国家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甘肃省提出“建设河西走廊各民族共同富裕示范区”,并组织开展了“建设河西走廊各民族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课题调查研究,其中将河西走廊生态问题摆在突出位置,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构筑河西走廊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本文在此次生态部分调研基础之上,进一步对河西走廊所面临的关键生态问题进行了学理性归纳总结,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循环规律,提出“系统治水、治沙锁边、护山植绿、减污降碳”的关键生态问题治理路径及相应机制和模式。

河西走廊生态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许多学者以河西走廊主要存在的生态问题为线索,分别对构成生态系统的水、沙、山等关键生态因子作了大量最新的、专业化的研究,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3个方面:(1)关于河西走廊水资源匮乏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对水是河西走廊生态环境中最为关键的生态要素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如常兆丰、段小峰等(2014)对河西走廊民勤荒漠区主要植物群落的稳定性及生态效应的研究中认为,水是干旱荒漠生态环境众多因子中的主导因子,水资源的储量及其变化,决定着干旱荒漠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其方向[1]2562-2568。王凌阁和朱睿等(2022)对河西走廊水土资源耦合协调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2000—2019年河西5市水土资源耦合协调度整体提升了64.65%,由濒临失调转换为初级协调,呈现不断改善的趋势,但总体上河西走廊水土资源耦合协调度不高,耕地资源较丰富,水资源较少,水土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匀[2]51。此外,还有学者对河西走廊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公众的水资源感知和节水意愿(王伟军、赵雪雁,2019)[3]148以及干旱区水资源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张景平、王忠静,2020)[4]39等河西走廊水资源开发利用、监督管理等问题均作了专门研究。(2)关于河西走廊治沙防沙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对河西走廊治沙事业发展历程及思路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常兆丰(2019)对河西走廊60年的防沙治沙经历及出路作了总结梳理,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河西走廊防沙治沙代表了我国防沙治沙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水平;水是干旱沙漠生态环境众多因子中的主导因子,离开了水资源限制的一切防沙治沙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甚至会加速沙漠生态环境的恶化;河西走廊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管水节水将成为防沙治沙的主要措施,而不再是造林和铺设各种各样的沙障[5]152-158。进入新时代,治沙技术及模式也在不断发展,许多研究对治沙新技术新工艺进行了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有常兆丰、王祺和刘世增等(2018)对沙漠戈壁光伏电场固沙效应的研究,他们认为沙漠、戈壁光伏电场具有阻沙固沙,削减沙尘暴和风沙流发生发展动力的生态功能,光伏电场的防风固沙作用包括光伏板自身的沙障作用和光伏板集的雨水及清洗水集中下渗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河西走廊沙漠、戈壁光伏电场占地面积为13137hm2,初步折算,其阻固流沙功能相当于6倍以上相同面积的固沙林和5-9 倍相同面积的沙障,沙漠、戈壁光伏产业可望成为继造林治沙、沙障压沙之后的另一条防沙治沙新途径[6]18。(3)河西走廊祁连山生态问题的研究。祁连山是河西走廊3大内陆河的发源区和水源涵养区,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主要来源于祁连山区的雪山和冰川。但目前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等原因,祁连山面临严峻的雪线上升和冰川萎缩问题,严重威胁着流域内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安全,这方面最新的主要研究有曹泊(2022)通过对祁连山冰川、雪线变化与应的研究得出,在1989—2018年期间祁连山整个山脉的平均雪线上升了213m,1970—2020年间祁连山共有298条冰川消失,面积减少了516.89 km2[7]。还有学者对祁连山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问题做了研究,如马蓉蓉、黄雨晗等(2019)对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中认为,典型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已涵盖了“山水林田湖草”各个方面,但在工程实践中如何有机整合各项措施,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仍是未来需探索的科学问题,提出了由“开刀治病”治理向“健康管理”自然恢复逐步引导的生态修复理念[8]89-90。上述对河西走廊主要生态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专业角度对关键生态问题的成因、影响、治理等问题均作了探讨,尤其是其中提出的一些关于河西走廊水、沙、山等生态系统的机理规律及治理的新观点、新思路、新理念等是这一领域的理论前沿问题,具有重要学术和实践指导价值,如“以水分平衡为中心”的治沙观点、“光伏治沙”新模式、祁连山雪山上升和冰川萎缩的治理问题,以及自然恢复的生态修复理念等,对这些观点的科学性、可行性以及如何运用及提出应对措施等仍将是未来学术界在这里领域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课题。但与此同时,河西走廊的生态系统更具有多样性特点,是一个高度集“山水林天湖草沙冰”一体的生命共同体,相应的在生态系统治理路径上也更需要系统性思维。由于生态问题的专业性很强等的缘故,已有的以水、沙、山等生态要素为主的专业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难免因模块化原因而弱化了生态系统的全貌和生态问题的并存性,难以对不同生态要素及问题相互并存和影响而形成的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的全貌进行总体把握和系统认识,因而也较少提出系统性的应对之策。鉴于已有研究及不足,本研究拟以此次课题调研为契机,旨在全面系统反映当前河西走廊所面临关键生态问题的全貌并提出系统性治理思路,以进一步供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参考。

二、河西走廊面临的关键生态问题

经调研总结,河西走廊目前所面临的关键生态问题由水资源匮乏、沙漠侵蚀前移、祁连山林草退化及重点工业领域生态环境压力大4个方面(因祁连山雪线上升和冰川萎缩问题的主要原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目前人为干预和治理的能力尚十分有限,故本文暂不作进一步讨论)。

(一)水资源匮乏问题

水是河西走廊最关键、最重要、最稀缺的生态资源,河西走廊水资源主要依靠内陆河流域,由东至西分属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苏干湖4个水系,流域面积24.48万km2,均发源于南部祁连山区,向北流入走廊区,水资源总量61亿m3,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21%,其中石羊河流域17亿m3、黑河流域23亿m3、疏勒河流域21亿m3。水资源匮乏且时空分布不均是河西走廊内陆河流域的基本水情,该流域是甘肃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最高的区域,普遍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具体表现为:(1)河西内陆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接近100%(其中石羊河流域达到121%),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偏高,区域性缺水问题突出,资源性、工程性和指标性缺水问题并存。(2)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河西走廊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问题在部分区域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用水过度、地下水超采问题依然存在,超采区面积达1.6万km2。(3)受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河西地区农业用水比例高达80%,远高于全国农业用水占比62%的比例,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灌溉水利用系数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4)由于内陆河流域水资源总量有限,加之时空分布不均和上中游用水过多,导致下游河湖干涸、荒漠扩大和沙漠前移,石羊河终端青土湖、黑河终端居延海、疏勒河终端敦煌西湖保护区出现的湿地萎缩甚至干涸消失问题,都是因流域水资源短缺引起的生态危机的缩影(1)这部分相关数据资料由甘肃省水利厅提供,2022年3月。。

(二)沙漠侵蚀前移问题

河西走廊是我国沙漠、沙地集中分布地区之一,东、北、西3面依次被我国第2、第4、第6大的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及库姆塔格沙漠包围着,沙化面积达11.9万km2,占河西总面积的46%(2)该数据资料由甘肃省林草局提供,2022年3月。。 一直以来,河西走廊面临腾格里沙漠北扩、巴丹吉林沙漠南侵、库姆塔格沙漠东移、三大沙漠汇合的严峻生态风险挑战,目前以民勤和敦煌的问题最为突出。(1)民勤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下游,是全国荒漠化监控和防治的最前沿,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北方防沙带”的中心,阻隔着两大沙漠在这里合拢,生态地位特殊而重要,但水资源严重匮乏和荒漠化问题突出,荒漠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3%(3)该数据资料由民勤县相关部门提供,2022年3月。。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针对民勤生态问题,作出了“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重要指示。(2)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疏勒河流域下游,目前敦煌水资源供需矛盾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天然植被和湿地面积急剧减少,库姆塔格沙漠正在以每年3-4米(每年东扩面积约335hm2)的速度向敦煌3面包围,最近距离仅3km,风沙灾害严重,敦煌莫高窟常年遭到风沙侵蚀,造成窟区大量积沙,窟顶崖面风蚀和洞窟内壁画、彩塑受风尘磨蚀,使壁画褪色、变色,甚至脱落(4)该数据资料由中科院甘肃分院寒旱研究所提供,2022年4月。。早在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就曾敦煌生态问题作出“决不能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的批示。

(三)祁连山林草退化问题

祁连山甘肃段均分布在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国家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而祁连山则是守护河西走廊的关键绿色屏障,祁连山生态功能发挥及保护修复事关整个河西走廊的生态环境及生存与发展。调研发现,祁连山局部生态退化形势及隐患依然严峻,目前以山丹县林草退化问题最为突出。山丹县位于河西走廊中段、黑河流域中游,属于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目前由于干旱缺水、降水量少、病虫害等原因,出现严重的林草退化问题。山丹县林木以灌木林为主,林地总面积为42640hm2。由于干旱缺水、立地条件差,加之缺乏养护管理资金,缺少苗木灌水、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必要的抚育管护措施,林分质量逐年下降;林分进入过熟期后,生理机能衰退,林木生长逐渐衰竭,造成心材腐朽风折,成为病虫藏身和繁衍之地,防护功能不可避免地衰退。目前,林地退化面积达8390hm2,占林地总面积的19.7%,其中重度退化1737hm2、中度退化5290hm2、轻度退化1363hm2。(2)山丹县草原种类繁多,以温性荒漠和温性草原化荒漠为主,草原总面积为188880hm2。由于气候干旱,降水量少,导致草原向矮、稀、毒方向发展,牧草品质降低,加之草原鼠虫害的破坏,毒害草比例上升,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减弱。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到137300hm2,占草原总面积的72.7%,其中重度退化8600hm2、中度退化26700hm2、轻度退化102000hm2(5)这部分相关数据资料由山丹县相关部门提供,2022年4月。。山丹的生态退化问题严重影响到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的巩固和提升,已引起地方和省上的高度重视。

(四)工业领域环境压力大

河西走廊是甘肃重要重工业生产基地,尤其嘉峪关和金昌是甘肃两个重要的重工业城市,甘肃支柱型重工业企业金川公司和酒钢集团分别坐落在这里,2020年这两个城市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达61.59%和56.94%,在全省14个市州中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目前,这两个城市的重工业总体以有色金属冶炼和化工产业为主,能耗高、工业“三废”的生产和排放量大的特点明显。其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分别为1641.08万吨和870.4万吨,在14个市州中排名第一和第二位;工业危险废物生产量分别为39.02万吨和23.06万吨,在14个市州中排名第一和第四位;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为1.59万吨和0.89万吨,在14个市州中排名第一和第三位(6)这部分相关数据来源于《甘肃年鉴》,2021年。。重化工业发展实际不可避免地给河西走廊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带来了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安全隐患始终存在。

(五)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的内在联系及循环规律

河西走廊面临的水资源严重匮乏、沙漠侵蚀前移、祁连山林草退化和工业领域环境压力大4个关键生态问题,通过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循环规律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形成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见图1)。首先,水是处于顶端的最重要的生态资源,是治沙的关键所在,治沙规模及成效根本上取决于水资源的保障程度,同时水也是护山植绿的生命源泉;其次,祁连山上的湖泊、湿地、雪山、冰川、冻土及林草地最大的生态功能又是涵养水源,是水资源的源区和补给区。再次,沙漠化又是“山水林田湖草”的最大天敌,对山和水等生态系统的危害性极大。最后,工业领域产生的废水、废渣、温室气体等废弃物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以及大气环境等整个生态系统均有危害性。河西走廊4个关键生态问题的构成要素之间有些互生互促、有些互害互损、还有些互生和互害共存,在生态治理路径选择上应充分运用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和循环规律,以增强互生性、抑制和化解互害性,进而促进生态系统总体上实现良性循环。

图1 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内在联系及循环规律

三、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的实践逻辑

(一)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是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必然选择

河西走廊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其生态功能地位体现在3个方面。(1)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域分布在河西走廊,跨河西走廊武威、金昌、张掖3市的8县(区)、面积为2.653万km2,占河西走廊总面积的10.7%。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片区中除与天祝县接壤的永登县小部分区域外,绝大部分也均分布在河西走廊,甘肃省片区总面积为3.44万km2,占祁连山公园总面积的68.5%。因祁连山横亘绵延于此,河西走廊成为我国西部生态高地。(2)祁连山是河西走廊名副其实的内陆河“水塔”,河西走廊的3大内陆河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水系均发源于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来自雪山冰川的细流在河西走廊汇聚成河、蜿蜒曲折,进而滋养着河西绿洲,决定着河西走廊的生存、发展及未来。(3)河西绿洲的存在阻隔着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三大沙漠的前移及在甘肃的汇合,因而河西走廊的生态功能地位极端重要。沙尘暴是河西走廊生态问题的一个显著例子,沙尘暴具有很强破坏力,常会对农林业、畜牧业、电力、通信、交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9],如1993年5月5日,发生在河西走廊被称为“5.5风暴”的特大沙尘暴,其黑霾最高达700米,最大移动速度76公里/小时,瞬时风速最大达34米/秒,此次沙尘暴中农作物和果树受灾面积500万亩,吹毁棚膜地膜30～40万亩,吹倒树木约9万株等,沙尘暴直接经济损失达2.36亿元[10]1-5。每年春季3-5月份是河西走廊沙尘暴高发季,沙尘大面积随风东下也会给过境的兰州等地区造成一定时日的沙尘雾霾天气,如2021年3月兰州出现了严重的沙尘天气,浮尘量大、持续时间长、能见度低,是近8年以来最强的沙尘天气[11]。近年,河西走廊因气候变化、沙漠侵蚀前移、土地沙化、生态退化等因素,引起局部地区沙尘暴多发和强度增大,如库姆塔格沙漠前移问题突出的敦煌近年大风及沙尘暴频率增加,强度不断加大,年均出现8级以上大风达15至20次,累计日数15.4天,且多集中于春季农作物幼苗期(7)该数据资料由中科院甘肃分院寒旱研究所提供,2022年4月。。由于沙漠的存在和分布,河西走廊一直是甘肃乃至我国的沙尘天气及沙尘暴的发源区,但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祁连山所涵养的河西绿洲的存在,像一道绿障、一把楔子一样横亘于河西走廊,进一步阻隔着沙化、沙漠侵蚀前移及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任意肆虐,因而其生态功能作用特殊而重要,从国家西部生态安全视域考量,如果失去这一生态屏障将会导致难以估量的生态问题及损失。故河西走廊是名副其实的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是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必然选择。

(二)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是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的必然要求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和当代“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经之路,是沟通我国东西的大通道和座中联边的辐射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区、多元文明的交汇区,是历代中央王朝和大一统国家稳定西北、经略周边、稳固边疆的桥头堡和战略要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在新的时代,河西走廊布局着国之大者,我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航天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及中核四0四等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和文化资源等均分布在这里,同时河西走廊还是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基地、种业基地、交通能源电信物流战略大通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路段等,在全国发展战略中的区域功能定位和作用至关重要。河西走廊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就决定了保护和治理河西走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必须科学系统的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持续改善和加强河西走廊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效应,为保障国家通道安全、航天安全、核产业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种业安全等提供足额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以增强生态环境对国家区域战略的支撑能力。

(三)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是保障区域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必然条件

河西走廊是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极,总面积为24.78万km2、占全省的58.19% ,2021年河西走廊总人口为440.24万人、占全省的17.59%,河西5市生产总值为2291.4亿元、占全省的25.41%,河西走廊农业灌溉面积1263万亩、占全省的63%(8)数据资料来源《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河西走廊经济带发展规划》,2022年1月。。近年,河西走廊新能源及配套产业、文旅产业、冶金化工产业和特色农业发展势头良好,城乡居民人均纯可支配收入在全省属于较高水平且城乡收入差距小,民族关系和谐、交融程度较深,社会事业发展的均衡性、普惠性较好,2021年河西5市人均GDP约达5.4万元,高出全省1.9万元,从全省看河西走廊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及民生福祉的保障能力均较高,在全省范围具有重要示范带动效应。河西走廊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生态环境极端重要而又脆弱敏感,刚性约束强,在严格生态环境规制下能实现全省较高水平的发展即表明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耦合性良好,故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也是为了通过巩固和提升生态环境的服务能力,锻造生态韧劲、提升生态容忍度,是进一步支撑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及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必然条件。

四、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的路径选择

针对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提出在治理路径上须重点从系统治水、治沙锁边、护山植绿和减污降碳4方面入手(见图2)。

图2 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路径

(一)系统治水

水资源在河西走廊极端重要,在治水上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3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研究水安全问题上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1月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的“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四水四定”的治水新思路,从“节水、调水、改水、管水”4个方面进行系统治水。(1)节水方面,河西走廊是西北著名的内陆河灌溉区和甘肃主要商品粮基地,其高达80%的水资源用于农业生产,故河西走廊节水的关键在农业上。应重点围绕“节水优先”和“以水定地”要求首先需拧紧农业灌溉的“水龙头”,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农业。2021年河西5市农作物有效灌溉面积为1263万亩,未来在河西走廊应重点大规模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经调研在当地发展1亩高效节水农业平均可节约水资源120～200m3(9)河西走廊实地调研数据,2022年4月。,如果发展600万亩以上高效节水农业,每年可为当地节约出水资源7.2～12多亿m3以上,农业节水的空间十分可观(每年节约出的水资源大致相当于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可利用量10.05亿m3)。(2)调水方面,系统考虑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内在联系和循环规律,科学谋划实施一些重点引水调水工程,以进一步促进水资源区域分布的空间均衡性,加快实施“引大入秦”延伸增效工程(计划从大通河向石羊河流域年调水3.02亿m3,以进一步解决石羊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突出矛盾)、“引哈济党”工程(拟从苏干湖水系的大哈尔腾河向党河年调水0.9亿m3,以增加党河向下游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下泄水量,遏制敦煌盆地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党河“水峡口水库”工程(计划在党河干流上游水峡口处新建水库,以提高党河干流地表水供水能力,解决党河水库调蓄库容不足的问题)和“讨赖峡水库”工程(计划在黑河支流讨赖河上游新建水库,以提升嘉峪关和酒泉市基本生活用水及各灌区工农业和生态用水保障程度)等引水和调蓄工程项目建设,以缓解河西走廊局部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10)调水部分相关数据资料由甘肃省水利厅提供,2022年3月。。(3)改水方面,科学评估河西走廊水库修建、蓄水、分水、调水同地下水位变化、绿洲生态恢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及潜在的水生态风险和隐患,运用系统思维、动态优化升级水库蓄水、分水、调水,尤其是农业、工业、生活及生态用水分水的效用最大化的路径。同时,积极推进水权交易,推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的市场化、信息化、智能化,发挥价格调节作用,倒逼改变用水思维和方法,提升节水效果。(4)管水方面,严格管理传统用水模式,河西走廊因气候干旱蒸发量大及戈壁地质“漏斗”效应的存在,故不适合搞传统漫灌式的绿化、浇灌和水面景观建设,而造成宝贵水资源的浪费,在这方面应进行严管。同时,要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严格监管地下水开采,综合考虑用水需求和效率,加强水资源系统管理。

(二)治沙锁边

沙化及沙漠侵蚀前移是河西走廊面临的最重大的生态风险隐患,尤其位于沙漠边缘的民勤和敦煌绿洲这一问题尤为突出。(1)河西走廊沙漠化问题事关整个西部生态屏障的安全,应广泛引起关注和重视,在民勤和敦煌沙化问题上需积极向上争取,以获得更大的支持,如在民勤和敦煌谋划实施“国家西部重大生态风险系统治理工程”等。(2)积极探索、推广及应用治沙锁边的新思路、新技术和新材料等,不断改变传统固有治沙模式,提高治沙效率和效益,如近年兴起的“光伏治沙”模式即“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光伏发电和治沙一体化的新技术新模式[12],在我国内蒙及河西走廊等地已有一定量的应用。(3)治沙是一项艰苦、漫长、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在恶劣环境中治沙更需精神滋养,应大力弘扬“八步沙六老汉”3代人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人进沙退的治沙精神,以阻隔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库姆塔格沙漠向河西绿洲方向北扩、南侵和东移,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敦煌不成为第二个楼兰。

(三)护山植绿

护山植绿是河西走廊涵养水源及防沙治沙的关键措施,护山植绿和涵养水源及治沙锁边之间存在深度的因果链关系,其中护山植绿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涵养水源,而有了水才能有效防沙治沙。(1)河西走廊的水均源于祁连山,故重点应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果,落实好各项建设任务,不断深化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健全管理制度,统筹协调好森林公园的管理建设及生态保护和未来发展等问题,积极探索和助推保护区内绿色产业发展。(2)综合治理祁连山保护区内局部生态退化问题,如山丹县林草退化问题等,科学合理推进保护区内退矿、治水、复绿工作,以促进保护区内生态恢复,提升祁连山水源涵养能力。(3)增补更新河西走廊防护林带,丰富种植树种、优化种植结构和种植密度等,适度实施国家储备林项目,通过植绿提升河西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以巩固和增强林草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

(四)减污降碳

(1)在河西走廊工业园区和工业企业严格落实环保措施,持续推进节能减排技术升级改造,加强工业“三废”处理和循环利用,基于生态环境规制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和延伸产业链,尤其应发展同上游产业关联度强、以上游产业初级产品及排放物为原料的下游产业,促进工业“三废”变废为宝和“吃干榨净”。(2)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全面融入河西5市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尤其在河西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重点工业领域和行业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应高效利用河西走廊丰富的风、光清洁电能,大力推进工业领域“绿电”驱动发展,以节能降碳为导向,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接续指导目录,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同时,河西有条件的地方和领域也应积极探索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及创建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城市和试点园区(1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21年9月22日。。(3)促进河西走廊城乡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均衡发展,重点补齐广大乡村公共卫生设施短板,提升乡村的生活垃圾、污水和污染物处理治理能力水平,做好乡村污染防治工作。

五、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的保障机制

针对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及治理路径,须进一步健全极限节水机制、重大生态风险预防机制、祁连山生态补偿机制、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和生态治理激励机制6种机制(见图3)。

图3 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保障机制

(一)极限节水机制

河西走廊最大的生态问题是水资源匮乏,同时只要有足够的水资源保障,河西的土地沙化、荒漠化及沙漠侵蚀前移等重大生态问题均能够得到有效治理,故河西走廊的节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节水,而是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极限节水、深度节水、精细化节水。河西走廊大规模节水的关键在农业,路径是大规模发展高效节水农业,而要大规模发展高效节水农业还至少需健全3种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领域极限节水的机制。(1)政策支持机制,在顶层政策设计上,对河西走廊在未来至少应发展多大规模的高效节水农业需提出明确目标,对全省高效节水农业发展的年度规模指标进行分配时重点应向河西走廊倾斜,并给予特殊优惠政策支持。(2)土地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前提是要将目前我国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土地大面积集中起来,这就需要健全完善有利于促进土地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动的配置机制,在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探索赋予更大土地配置的自主权(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1〕51号),2021年12月21日。。(3)金融驱动机制,对在河西走廊致力于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农场、企业等市场主体,应有针对性的提供以体现极限节水特征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二)重大生态风险预防机制

河西走廊发生重大生态风险的隐患很大,生态危机一直存在,如因民勤和敦煌缺水而引起的沙化、尾闾湖的干涸及3大沙漠的前移汇合的风险,在过去和现在均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这也表明这些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在当下和未来,民勤和敦煌的生态问题仍会是河西走廊面临的最关键最紧迫的生态问题,事关整个国家西部生态屏障安全大局,故应进一步引起广泛警觉和重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行有效治理。对此,应在河西走廊建立一种重大生态风险的预防机制,由生态、水利、林草、农业及科研等多部门联动对关键性生态问题进行持续跟踪监测和预警,对这些生态退化问题的现状、演变趋势、机理规律及影响程度等进行科学预判和研究分析,并及时提出应对之策,反馈政府部门以供决策参考、制定和实施相应治理措施。

(三)祁连山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国家层面上仅将乔木林地和灌木林地纳入了国家森林公园生态补偿范围,而在祁连山区的湿地和高海拔区域的雪山冰川、冻土层地带是最大的来水地带,正是这些湿地和高海拔区域融化的冰雪汇合而成了河西走廊的3大内陆河,故应进一步完善保护区内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补偿机制,重点应在林木地的基础上将祁连山涵养水源的湿地和海拔3500米以上雪山冰川、冻土地带纳入纵向生态补偿范围予以补偿治理。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在祁连山生态的受益区和祁连山国家公园之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尤其要对横向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期限、补偿金如何使用分配等问题进行细化和明确。

(四)严格的生态环境监督考核机制

结合河西走廊生态治理实际,在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督考核机制方面。(1)应建立健全最严格的水资源利用监督考核评价办法,围绕水资源消耗总量与强度“双控”目标,重点对超许可取水、超计划用水、超用途配水、无取水许可、无监测计量等问题进行最严格的监督管理和惩处。(2)应建立健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监督考核办法,从“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要素方面科学选取指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跟踪考核和评价祁连山保护治理成效。(3)应对河西重点工业城市、工业领域、工业园区有针对性的建立健全严格的生态环境监督考核机制,重点将碳达峰、碳排放及工业“三废”产生、处理、循环利用等纳入监督考核范围,以严格的达标要求倒逼企业“吃干榨净”工业“三废”,确保重点工业地区和领域不发生危害生态环境安全的事件。

(五)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

生态环境的功能和效益具有广泛的外溢特征,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同时,如果生态环境发生退化每个人又都会因此而成为受害者。故保护治理生态环境是全社会的事,人人有责。应持续对河西走廊生态地位重要性、生态保护治理、防沙治沙重要性等问题进行宣传教育,并形成常态化机制,重点可以考虑生态保护治理宣传教育进学校、进课堂等的工作,通过课堂主题教育等方式广泛传播生态新理念。尤其应加大对生态保护治理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事迹及个人的宣传教育力度,如“八步沙六老汉”时代楷模精神等,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以营造政府牵头主导、全社会广泛关注和参与生态保护治理的氛围,动员全社会为防沙治沙等生态保护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六)生态保护激励机制

生态保护治理具有公益性强、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为广泛调动社会各方参与生态保护治理的积极性,应由政府部门牵头探索建立生态保护治理的激励机制,设立专项政府经费用于激励生态保护治理事业,重点对长期在防沙治沙等重点生态保护治理一线作出大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得到社会好评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并结合所取得生态保护治理的实效和贡献大小给予物质激励。

六、讨论及总结

河西走廊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在国家西部生态安全视域下,其生态极端重要而又脆弱敏感。目前,河西走廊面临的生态退化风险及隐患仍然很大,其中水资源匮乏、沙漠侵蚀前移、祁连山林草退化及工业领域生态环境压力是生态环境领域存在的4个关键性问题。

针对这4个关键生态问题,相应的在治理路径上须重点从系统治水、治沙锁边、护山植绿和减污降碳4方面入手。同时,为了保障治理路径有效实施,还须进一步健全极限节水机制、重大生态风险预防机制、祁连山生态补偿机制、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和生态保护治理激励机制6种机制。其最终目标是围绕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这一线索,以4个关键生态问题为靶向、4方面治理路径为手段、6种治理机制为保障,通过系统思维将生态治理靶向、路径、机制有机融合统一起来,建立“围绕中心,重点治理,有效保障”的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系统治理新模式(见图4)。

图4 治理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系统模式

通过有效治理关键生态问题,遏制生态领域重点风险隐患,并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系统一体化的内在联系、生成逻辑和循环规律,产生提纲挈领、以点带面的生态治理效应,进而促进、带动河西走廊整体生态环境进一步好转,进一步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