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自觉与形象重塑

摘 要：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战略转移过程中，2500余名女红军参加长征，担负组织宣传、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甚至前线作战等任务。长征女红军发挥女性独特优势，以无私奉献、宽容隐忍、团结乐观、一心为民、自立自强等美好革命品质展现出中国妇女觉醒后的崇高风范，重塑了中国妇女形象，書写了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辉煌篇章。长征女红军的美好革命品质，既是苏区精神的赓续创新、长征精神的有机构成、妇女解放的精神丰碑，也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长征；女红军；革命品质；主体自觉；形象重塑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210（2023）04-0052-12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2500余名女红军随部队参加长征。她们有的出身书香门第，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指引下放弃优渥生活，毅然投身革命；有的出身底层，甚至是“童养媳”，在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引领下，冲破封建婚姻、宗族、迷信等重重桎梏。尽管出身不同，但殊途同归，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她们，充分发挥主体自觉，走上了追求理想信仰、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的革命道路。她们的加入让漫漫长征愈加壮丽，正如董必武赋诗感慨：“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1]

一、红军女英爽夙志：长征女红军分布情况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主要包括妇女骨干、主要领导人夫人、随军医院护士和文工团战士等。女红军人数在总人数中占比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传统礼教似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女子心理，家庭琐屑事务牵绊着女子身体，再加上女子自身生理结构不便行军作战。2500余名走上长征路的女红军们，无疑是意志坚定、不畏艰险且幸运摆脱封建家庭的一批新女子。尽管女红军数量和占比甚小，但她们却在战争中顶起“半边天”。她们以非凡的毅力和勇气创造了奇迹，让“战地黄花”开遍长征路。

（一）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

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妇女骨干主要分布其中。女红军要想随该部队参加长征，必须经历比其他军队更为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身体检查。政治审查后，仅剩下100多名省级妇女骨干，再加上一轮体检，最终只有22名女红军顺利通过^[2]。加上10位中央领导的夫人或担任重要职务的女同志，名单上共拟有32人，平均年龄为248岁。除彭儒和黄长娇因长征出发较短时间后身体状况不佳，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外，最终随队的女红军共有30名（其中客家女性12名）。

1934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集结江西于都，30名女红军随队进行战略转移。出发时她们分散在部队中，后因行军表现突出，编为妇女队。行军至贵州黎平，妇女队编入干部休养连。其间，康克清、李伯钊曾被派往红二、红四方面军工作，后随部队到达延安。1935年3月，谢小梅、李桂英和甘棠3人中途留下参与地方宣传工作，在工作和战争中不幸被俘。1935年6月，王泉媛、吴仲廉和吴富莲3人被派往红四方面军工作，在西路军征战中被俘。除吴富莲牺牲外，谢小梅等被俘的5位女红军在自身努力或党组织营救下逃脱，她们虽没能随部队到达延安，但却一路追随党组织。其余24位女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二）红二方面军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共17万人，在任弼时和贺龙的带领下从湘西出发长征。李贞、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殷成福等21名女红军分散在部队中，主要负责护理、宣传、炊事、文件收发等工作，没有单独编队。尽管人数较少，但她们中却包含了姐妹、婆媳和母女等关系。如湘西土家族女红军殷成福和女儿侯幺妹、儿媳刘大妹；蹇先任和蹇先佛姐妹，她们携手突破传统家庭界限，在长征中各司其职，不惧牺牲，工作表现突出。

（三）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1935年3月下旬，部队共8万余人强渡嘉陵江后，从川陕苏区向西转移，揭开长征序幕。

由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采取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态度，红四方面军没有与中央红军一起北上，而是选择“南下”，在“南下”无果后，又不得不北上^[3]，长征之路险象环生。军中2500余名女红军肩负着保卫后方、掩护主力撤退、歼灭残敌、清剿土匪、救护伤兵、运输弹药物资等繁重任务。她们因参加作战，人数增减幅度较大，也因人数众多，军中大部分女红军姓名记载不详。其中不乏举家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们，如曾广澜母女2人，以及女红军陈真仁和自己的3位嫂嫂、3位侄女。1935年春，部队中2000多名女红军被编入妇女独立团（约1200人）、妇女工兵营、方面军总医院、剧团和妇女学校等单位。

独立团在途中还吸引了沿途妇女加入，其中包括部分少数民族妇女，如四川藏族女红军姜秀英与母亲杨金莲、妹妹姜萍3人。独立团中最终近2000人抵达陕甘宁，其中1300人被另编为妇女先锋团，在团长王泉媛的带领下随西路军血战百余天，牺牲惨烈，最终幸存不足300人。

（四）红二十五军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近3000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随行的只有周东屏、戴觉敏、曾纪兰、田喜兰、张桂香、曹宗楷和余国清7名女红军，年龄分布在15岁至19岁之间。她们都是随军医院护士，主要负责伤病员看护，被大家称为“七仙女”。曾纪兰、曹宗楷在途中牺牲，其余5人坚持行军，胜利抵达陕北。

二、风卷神州红烂漫：长征女红军的美好革命品质

长征前，女红军们大多数没出过远门、走过远路，有些甚至是缠足后的小脚。选拔女红军参加长征时，她们都知道踏上漫漫征程意味着和自己的家乡、亲人生离死别，但她们从未出现过思想动摇。出于对自身处境和国家危难的双重忧思，女红军们选择主动融入沸沸扬扬的革命救国大潮，褪去身上的传统闺秀痕迹，缔造了全新的女性范式。她们不畏途中恶劣的行军条件，克服了性别问题带来的种种困难，忍受了常人难以煎熬的身体创伤和精神苦痛。女红军们身上有一种独有的内在刚毅，使她们能克服或忍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她们以非凡的韧性重塑了人们脑海中“柔弱”“温顺”“妩媚”等对女性之固有印象，展现了特殊时代环境下无私奉献、宽容隐忍、团结乐观、一心为民、自立自强等美好革命品质。

（一）舍小我顾大我的奉献品质

为解放劳苦大众，取得革命胜利，长征女红军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家庭甚至是生命。革命救国的特殊环境下，她们早已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组织，没有了“大我”和“小我”的利益冲突。舍小家顾大家，舍小我顾大我，是她们最终的抉擇。

大义凛然，舍弃亲生骨肉。中国传统女性是家的代名词，对家庭、孩子和骨肉亲情有着特殊的眷恋和深爱，可颠沛流离的长征和漫天的战火却与这份感情有着极大冲突。美国著名记者夏洛特·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在1984年重走长征路后写下：“为了使红军队伍不受拖累，那些有婴儿的妇女，要么将孩子留给农民，要么干脆‘扔掉，就象扔掉过多的装备那样。别无其他选择，革命利益第一。”^[4]长征出发前夕，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和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都把自己的亲生骨肉留在了中央苏区^[5]。贺子珍、陈慧清在长征前就已怀孕，长征途中在没有任何接生条件的情况下，经历了生产这遭“鬼门关”^[6]。李贞生下的孩子因条件艰苦而夭折。还有一位女红军军医，因在荒野找不到群众将婴儿寄养，又担心婴儿哭声暴露行军，忍痛将婴儿溺死。同时经历骨肉诞生之喜与放弃骨肉之痛，这对于一位母亲而言，是无尽的精神痛苦和心灵上的永久创伤。红四方面军中的女红军最多，经历也最为曲折复杂，有多少女性在途中分娩，产下多少婴儿，至今找不到确切的统计数据。看似刚强的“女司令员”康克清在回忆录中透露苦楚：“我喜欢孩子，也很想有个孩子。但怕有了孩子影响事业。”^[7]在革命工作者与母亲的双重身份冲突中，在面临骨肉离散时，她们首先选择了做一名革命者，其次才是母亲。

深藏爱意，牺牲爱情与婚姻。为防止女性怀孕，组织有明确规定：夫妻不能一道行军、不准怀孕生育、干部战士未经批准不得结婚等^[8]。除去枪法熟练的康克清外，其他女红军都未与自己的丈夫一道行军。据统计，长征出发时，红一方面军女红军的平均年龄为248岁，其他部队女红军的年龄大多在24岁以下。本是渴望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年纪，她们却选择收起女性的细腻与柔情，把爱情和婚姻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李伯钊曾回忆，因跟随红一方面军北上，“从此又有一年没有见过她丈夫”^[9]。长征途中，刘彩香和毕占云被特许获准结婚，却没有一起过夜的经历。为了完成长征和组织上交派的任务，刘英搁置了张闻天的求婚。刘英和张闻天、危秀英和钟赤兵、谢飞与刘少奇、钟月林与宋任穷等革命伉俪，都是到达瓦窑堡后才以最简单朴素的方式结为夫妻。婚恋自由在女性解放中本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女红军们对这一权利的主动放弃中，亦可窥见：此时的女性已经清楚意识到女性解放离不开社会解放。在国家危亡、人民饱受压迫之际，救国、解放大众、群体利益要远远高于个人的情感表达和婚恋自由。除去情感上的割舍，她们还要面对生离死别。女红军张吉兰曾亲眼看见丈夫牺牲，哭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却不得不继续赶路。

视死如归，舍弃个人安危。女子本柔弱，但女红军们却为了革命事业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时，刚生完孩子的贺子珍为了掩护伤病员被炸得血肉模糊，“身体中共嵌入大小弹片十七块”^[10]，直到去世时仍有弹片残留在体内。邓六金为保卫担架上的伤病员，跪着爬行抬担架，肩膀磨出血，体力不支累得大口吐血，还坚持抬^[11]。王泉媛这样回忆梨园口战斗：“子弹打光了，我们女战士和男战士一样跳上去与敌人肉搏，姐妹们流的血都没过了脚踝。”^[12]女红军苟贵英、侯幺妹等人，不惜用身体掩护伤员，英勇牺牲。吴富莲为了保守党组织秘密，在狱中吞针自尽，壮烈牺牲。因途中考虑到行军艰险，怕女红军掉队，红二十五军曾给“七仙女”每人发八块银元，建议她们回家或嫁人，但7人坚决不脱离队伍。7位女红军在长征中不顾个人安危，为战士们采草药、包扎伤口、进行伤病员转移。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因参与前线作战，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不计其数。长征中经受了革命品质锤炼的女红军们，后改编为愈战愈勇的西路军，在西征中奋勇杀敌，牺牲达1000余人。她们坚信：牺牲无数生命，是为了守护和解救更多的生命。这是一种何其悲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二）以大局为重的隐忍品质

宽容隐忍是中国女性身上独有的特质，传统女性受性别依附论而对家庭、婚姻和族权压迫进行隐忍，这是出于无奈的被迫选择。女红军们则是为了革命胜利而主动选择对身体苦痛、思想偏见和政治不公进行隐忍，对战友予以宽容。与传统女性不同的是，她们的宽容隐忍不再关注自身与家庭，而是着眼于革命事业。

挑战极限，隐忍身体苦痛。长征女红军以精神上的韧劲战胜了身体上的苦痛，迸发出强大力量。红一方面军年龄最小的女红军钟月林在出发前身患疟疾，肚子如刀绞般疼痛，浑身冒冷汗。相关负责同志劝她留下来，革命态度坚决的她哭着表示：“就是死在路上也没有怨言……”^[13]长征中走不动的伤病员，都可以按规定给八块钱寄养在老乡家中。女红军们却提出：“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的行军口号^[14]。粮食不足时，大家一起吃牛皮、马皮、野菜、草根、皮带，从牛粪中淘洗麦粒，吃下毒蘑菇集体中毒后，灌河水解毒。邓颖超过草地时掉进泥沼，被拉出来后发高烧，七天七夜没有吃过一粒米^[15]。更有甚者，将身体苦痛和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藏族女战士姜秀英在行军中脚趾头被冻坏，为了不拖累队伍，用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头砍掉^[16]。罗明的妻子谢小梅后随丈夫留在贵阳搞农民运动，受尽非人折磨，三次被敌人抓捕，都没有暴露身份，也没有叛变革命。女红军们来了月经，没有草纸，只能用小块破布包些干树叶垫上爬山涉水，“有时蹚过小河，河水都被染红一片”^[17]。历经生产的廖似光、贺子珍和曾玉等人，更是历经磨难，生下小孩送养后还要“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继续前进”^[18]！

杨厚珍、危拱之、王泽南、周起义等人都是“小脚女人”，她们克服一切困难，以顽强的毅力追随部队行军作战，胜利抵达延安，堪称奇迹。蔡畅在多年后感慨：“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寒、草地水浸，使许多健康的女同志得了妇女病。当时，绝大多数女同志都闭了经，有的人被造成了终生不育。”^[19]

心有大局，隐忍政治不公。除去忍受病痛折磨，部分女红军还要隐忍政治上的不公待遇。在苏区肃反运动中蒙冤招致开除党籍的危拱之，背着“黑锅”走上长征，但她却以大局为重，心怀革命乐观主义，在途中以先进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终于在长征结束后得以恢复党籍。她在途中以自身乐观态度感染战友，填词“凤阳花鼓调”激励人心：“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难无阻拦。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20]

李伯钊在长征途中，也曾蒙冤，遭到开除党籍处分，但她不仅没有怨言，反倒是宽慰为她打抱不平的战友。她还经常为战友们唱歌跳舞，坚持做好长征途中的“红色宣传明星”。红四方面军工兵营里的100多位女红军，大多在肃反运动中蒙冤，她们却一路追随部队，并主动承担起抬担架、运弹药等任务，没有丝毫怨言。传统社会认为，女性相比男性心胸更为狭隘。但女红军们面对政治不公待遇，却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埋怨组织不公，反而以广阔的胸襟和乐观的心态走上长征路。

宽容以待，隐忍性别偏见。土地革命时期，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逐渐被打破，走向瓦解，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性别偏见，想要被彻底根除却尤为不易。行动上参加了红军的男性，有些人思想深处往往还保留着封建主义思想。长征途中，部分男红军看女红军行军普遍较慢，嫌她们是累赘，且认为女性本就是为男性服务的群体，并没有体谅女红军们的艰辛付出。军队中曾出现男红军在不考虑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在粮食分配、任务分配等方面要求绝对公平的现象。但女红军们没有与战友们计较，而是选择宽容，回报以亲人般的温暖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女人的心思要细一些，所以雇挑夫、看护伤病员等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女红军负责。在后方阵地，她们为伤病员护理伤口、洗衣喂饭；在前方战场，她们在炮火中用担架运送伤员，进行现场救治。战火纷飞的长征路上，伤病员数量一度激增，医护工作愈发繁重。一位红四方面军女护士曾表示：“我一个人护理一百多个伤员，白天黑夜都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21]由于药品极度匮乏，很多傷病员伤口发炎溃烂，脓血直流，部分伤病员无法忍受病痛折磨，对负责看护的女红军宣泄不满情绪，甚至出手打人。但她们却不停地安慰和帮助她们的病人，没有一点厌烦的样子，细致、耐心地照顾这些曾经骁勇的战士们。粮食紧缺，医务人员就把粮食省下来给伤病员，每天给伤病员换好药还要到处挖野菜。^[22]女红军蒲秀英甚至将省下的青稞喂给伤病员，自己却被活活饿死。真情终将推翻性别偏见的藩篱，有些老红军后来感慨：“对女同志缺少关心和体贴，女同志吃的苦，就更多了。”^[23]

（三）携手艰难前行的乐观品质

乐观向上，笑对万水千山。在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的过程中，女红军们依靠的不是极强的体能，而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乐观向上的心态。女红军们在长征中采用唱山歌、喊口号、打快板、猜谜语、讲故事等方式进行政治宣传工作^[24]，将乐观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感染了同行的战友，也在扩红和争取群众支持方面取得了不菲成绩。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们，个个青春茂华、才艺超群。李坚真、王泉媛、吴富莲等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做起了“百灵鸟”，总是用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的赣南山歌，鼓舞战士们的斗志。^[25]指导员李坚真看到自己连队全部安全渡过泸定桥后，山歌也飞过了泸定桥：“踏上铁索心不跳，女兵争把药箱挑……”^[26]战友们在夜间行军时难免出现恐惧和困意，李坚真又唱：

“翻过一冈又一冈，黑夜行军道路长，肩抬担架闯天下，革命思想当太阳。”^[27]“赤色明星”李伯钊一路上写歌写文，激励战士们前行。曾留学苏联的张琴秋为战士们唱歌，带头表演节目，还给剧团讲课。王泉媛自编自演歌舞剧，自编小调：“红军队伍为穷人，北上抗日打先锋……”^[28]蔡畅一路唱着法语歌《马赛曲》，如前进的鼓角深深叩动着战士们的心弦。昼夜行军的危秀英把自己的水让给战友喝，夜间口渴难耐，喝了牛尿浑然不知，发现后还开玩笑：“不干不净，吃了没病。”^[29]过草地时，女红军们发现牦牛粪里面有青稞麦，就把牦牛粪淘洗出两三斤青稞麦，用小茶缸炒了分给大家吃，谢飞回忆说：大伙当时“咯噔噔吃着，还蛮开心呢！”^[30]路上缺粮挨饿，李坚真却这样回忆：“捡到的麦子揍（凑）不成一锅，就这样直接用火烧来吃，烧得半生不熟，用手抓来吃。”^[31]患有严重肺病的邓颖超把长征比作锻炼身体，她说：“奇怪的是在一年长征的锻炼中，我的肺病竟不药而愈了。”^[32]危机四伏的日子，却被她说得如此富有生活美感和诗意。长征胜利50年后，曾经在敌军追堵中死里逃生的“女将军”康克清，以轻松、爽朗的语气告诉记者，途中她们每天谈笑，“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33]。这是何等乐观的情怀。

亲密团结，应对坎坷征程。俗话说：“女人多的地方口角多。”刚开始时，因为粮食严重短缺，部分女红军曾出现些许矛盾与摩擦。经历路途艰险后，女红军们的感情不减反增，愈发浓厚。巧渡金沙江时，李坚真写歌词鼓励大家：“金沙江水急又深，手牵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34]

由于行军途中卫生条件得不到保障，红军们身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笑称“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35]。女红军们头发长，虱子就更多了，身上被咬得一片红肿，一挠就红肿发炎流血水。贺子珍曾帮助钟月林用滚烫的开水消灭衣服上的虱子，有一些女红军还请邓六金帮忙推成光头，戴着帽子行军，被笑称为“闹革命的尼姑”^[36]。谢飞衣服被偷后，李坚真这位大姐姐把自己唯一可以换洗的长褂送给了她。路上粮食紧缺，蔡畅经常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炒面

炒面：用青稞壳磨成粉，炒熟制成的一种便携干粮。需要用水和着吃，干吃难以下咽。

分给大家吃，有不少女红军都吃过她的炒面^[37]。邓六金吃野菜不幸中毒，腹部绞痛差点掉队，瘦弱单薄的危秀英架着她艰难前行。蹇先佛在草地临盆时，姐姐蹇先任亲手接生。她们不仅团结姐妹，还紧密团结军中战友。邓颖超等人因重病在身，组织分配了马匹，但她却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行或用来运东西，坚持自己走路。作为新女性的她们摆脱宗族血缘关系，跨越地缘束缚参加革命，这些游离在家庭范畴外的零星个体，因长征而建立了“过去传统女子不曾建立的社会范畴”^[38]，亲密团结，最终凝聚成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四）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为民品质

艰苦卓绝的长征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而进行，也是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取得胜利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長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39]女红军们坚持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时刻将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进行传播与践行。

为民宗旨的话语建构与观念传播。长征中，由于全国各地各族群众的身份、背景、文化水平、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等存在诸多差异，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为民宗旨的认知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且国民党和当地军阀不断宣传，收留红军伤病员以窝藏“赤匪”罪论处，很可能家破人亡。以致于老百姓对帮助红军筹粮、收留伤病员和参加红军心存顾虑。女红军们是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负责宣传工作的主力军。在推动中国共产党为民宗旨的话语建构中，女红军们充分发挥了女性特有的亲和力，把体现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话语理念和符合广大农村传播规律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激发了党与群众的共鸣，更好地服务了中国共产党为民宗旨的话语建构与观念传播。

女红军们在筹粮筹款的同时，走村串户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她们还经常选择人多的地方设戏台、演讲台，通过文艺表演和集众演讲的方式，见缝插针地向群众讲述自身苦难经历，宣传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谋解放的宗旨。封建社会环境决定了当时大众对女子在外活动存在排斥与非议的心理，但这也恰好使女红军们的宣讲博得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获得了沿途妇女的羡慕与敬仰。经过广西、云南、四川、青海、贵州等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时，女红军们积极向沿途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挥了特殊作用。康克清路遇赤裸的彝族小姑娘冻得瑟瑟发抖，忙将外衣脱下，

给小姑娘披上。后面大家“猜想小姑娘是彝人对红军的一个试探”^[40]。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刘伯承带领的先头部队与彝族人“歃血为盟”打下了良好基础，再加上女红军们的宣传工作到位，红一方面军“二三个小时之内即扩大新战士七百余人，其中，彝民参加红军的有一百余人”^[41]。有人曾赞誉女红军们走了三万五千里，其原因在于她们为政治宣传工作奔波，比普通红军每天多走十多里。

为民情怀的自觉恪守与躬身践行。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卫生部驻扎在湖南省汝城县的沙洲瑶族村。徐解秀老人见红军住在屋檐和空地上，便留宿了三位女红军。女红军们见群众家中生活困难，房间仅有床板和稻草，临走前要将三人共有且仅有的一条棉被送给老人。老人不收，女红军们僵持不下，只得剪下半条送给老人。她们还说，等革命胜利了，要送一条完整的被子给老人。革命胜利后，徐解秀老人苦寻三位女红军几十年却没有下落，邓颖超帮忙打听也没有任何消息。无奈之下，她只能请人专程给老人送去崭新的棉被和问候。女红军谢飞听闻后，在报上发表讲话：“对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永远不会忘记，请罗开富转达对他们的问候。”^[42]“一筐梨”的故事，也同样在红军中广为流传。1935年酷暑时节渡过北盘江时，吴富莲高烧不退，女红军们在农户家中发现一筐梨子，她们想买梨，却发现主人不在家。女红军们严守纪律，恪守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宗旨，选择留下字条说明原因：我们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有一位同志病了，想吃个梨子。你不在，我们拿了一个梨，留下十二个铜板。对不起。^[43]女红军们的言行赢得了沿途群众的肯定与爱戴。群众将她们视为亲人，给她们指路、提供食宿，帮助她们筹集粮食、补充物资、搜集情报、收留伤病员。

（五）追求妇女解放的自强品质

婚恋自由的勇敢追求。恋爱、结婚和离婚的自由选择，在妇女解放中占有重要比例，而妇女解放又是共产党人发起的社会解放中的重要内容。长征前，妇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引领下，用自己的行动挑战传统封建婚姻，摆脱“童养媳”“等郎妹”的标签。女红军们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桂英就是“第一个放开缠脚布、第一个剪去长辫子、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婚约”^[44]的长征女红军。红军队伍中两性比例严重失调，张国焘便主张“拉郎配”

拉郎配：中国民间俗语，专指那些思想守旧的人，在儿女婚姻上大包大揽，硬把一对没有感情基础的青年男女撮合在一起的错误做法。

，认为红军队伍中男多女少，女性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利，更没有婚恋自由。张国焘的封建婚恋思想和对女性的不尊重，遭到了康克清的强烈反对：“不管怎么讲，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结婚，起码要做到双方自愿，毕竟‘捆绑不成夫妻！”^[45]此时的女红军们在思想上已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婚恋自由追求，但她们为了在长征路上不结婚不怀孕，选择用理智控制情感。很多互生情愫的男女红军都是在走完长征后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

个体独立的意识觉醒。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46]女红军们在长征中清醒认识到个体独立的重要意义，对自身工作权利和自我价值实现有了追求。她们为了不拖后腿，不给组织和男同志添麻烦，将自己锻造为具有坚定信念、钢铁意志和自身价值追求的新女性。革命没有胜利，一个都不能掉队，这是女红军们共同的信念。谢飞在过大渡河时，因发高烧而嘴角泛白沫，有战友怕她身体吃不消，提议把她“寄”在老乡家。但被“寄”下，就再也找不到组织了。谢飞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我能走，死也要跟着红军”^[47]。“小个子”刘英为了不耽误行军，晚上从来没有脱过衣服，解过绑腿。她们不仅自己不掉队，还鼓励战友不掉队。王泉媛过草地时，路遇几个掉队男同志有悲观言论，她强打起精神鼓励他们：“我们是为革命、为抗日走到这里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赶上部队。”^[48]男同志们都不敢相信这话出自一个被病魔折磨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女同志。1934年秋，李坚真、危秀英和吴富莲在湘赣边界顽强阻击敌人，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1935年春，干部休养连突遇袭击，邓颖超和李坚真沉着应战，显示出了女红军们临危不惧、勇敢应战的出色才能。红四方面军因女红军作战骁勇，且人数多，军队先后成立妇女独立团、妇女独立师和妇女先锋团，这种成建制的正规女性作战部队在历史上极为罕见，更是妇女解放史上的辉煌一笔。

三、巾帼敢顶半片天：長征女红军美好革命品质的价值意蕴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以武装代替红装，打破了固有的性别分野，与男性共担家国使命，艰难摸索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妇女》杂志创刊题词曾赞誉，“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49]。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他进一步指出：“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50]一个个真实存在的长征女红军们就是最好的例证。她们的飒爽英姿成为对敌斗争的坚强后盾、共纾国难的有力支撑和长征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她们的美好革命品质展现出中国妇女觉醒后的崇高风范，重塑了中国妇女形象，传达了超脱整个时代的女性解放宣言。这美好革命品质既是苏区精神的赓续创新、长征精神的有机构成、妇女解放的精神丰碑，也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动力源泉。

（一）苏区精神的赓续创新

在创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实践中，孕育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51]为内涵的苏区精神。女红军们虽然离开了各苏区，走上长征路，但却一直秉承着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女红军正因为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为中国革命事业舍弃自己的婚姻爱情，甚至是生命，忍痛将自己的亲生骨肉寄养或遗弃，表现出无私奉献的美好革命品质。“一心为民”是苏区精神的内在要求，“清正廉洁”是苏区精神的本质体现，也是女红军在长征中恪守的宗旨。她们无论走到哪，都会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打土豪，分土地和浮财，帮助群众挑水干活，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她们严格遵守军规军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些女红军甚至将自己仅有的棉被、衣物和食物等送给沿途贫苦群众，将自己珍藏的梳子、发饰送给少数民族妇女以增进民族融合。“求真务实”是苏区精神的主要特征，“艰苦奋斗”是苏区精神的本质要求，“争创一流”是苏区精神的精神内核。

正因这些精神支撑，女红军们才能在艰苦的自然环境前，在遭受性别偏见和政治不公待遇的情况下，选择紧跟党组织，献身马克思主义真理。其一，她们突破了传统封建势力对女性的阻挠和偏见参加长征，摆脱了传统女性的心理束缚；其二，她们隐忍了残酷自然环境中痛苦的身体体验；其三，她们坚信真理存在，承担多重任务的同时，坚决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创造了卓绝的成绩。她们所表现出的团结乐观和自立自强，更是革命战争年代最淳朴的思想本质和精神财富，使苏区精神更具多维时代价值。女红军们无私奉献、宽容隐忍、团结乐观、一心为民、自立自强的美好革命品质，是传承苏区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她们在长征实践中，将苏区精神内涵不断丰富完善的真实反映。

（二）长征精神的有机构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实践中，伟大的长征精神得以孕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52]女红军在长征中忍受了比男性更大的痛苦，历尽了世所罕见的劫难。但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都无法动摇她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她们将自身解放融入社会解放大潮中，在献身革命的同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推向高潮。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采访亲历长征的女红军后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这不是出于怜爱，而是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红星照跃（原文如此——编者）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53]

伟大的长征走向胜利，离不开伟大的精神和优良的品质。同样，伟大长征也培育伟大的精神，彰显优良的品质。她们的团结乐观铸就了长征精神中的乐观主义精神，她们的无私奉献和自立自强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其宽容隐忍更是出于对革命理想和事业的无比忠诚。进一步看，女红军们的美好革命品质与伟大长征精神也具有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美好革命品质客观上构成了人们铸就伟大长征精神的现实基础，而长征精神则是美好革命品质的理想性升华。在铸就长征精神中，女红军们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诚如毛泽东所言：“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54]女红军们以美好的革命品质应对颠簸难行的长征之路，使中国革命消极论调快速褪色，代之而起的是中国革命的勃兴，并逐渐形成熠熠生辉的长征精神。

（三）妇女解放的精神丰碑

马克思认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55]封建社会中，女子受神权、族权和夫权的三重压迫，成为家庭中地位最低的付出者和牺牲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社会解放与妇女解放紧密结合，帮助妇女群众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觉悟后的妇女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毅然地走上革命道路，汇入到妇女解放的洪流中。在中国绝大多数妇女只有“家”的观念，更不知“政权”为何物，还在围着灶台转圈时，女红军们已在长征中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价值追求。

海伦·福斯特甚至表示，到达延安后见到了“妇女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威望”^[56]。女性主义者指出男女存在明显的生理差异，但智力与能力却没有本质差别。从伦理道德角度分析，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关怀伦理和自我牺牲精神则高于男性较强的竞争性和攻击性。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们很多都曾赴国外留学，如张琴秋、李伯钊等人，她们更了解世界各地女性的呼声，也更积极地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传播。女红军们得以更全面、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女性饱受压迫是源于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因此，她们开始紧跟中国工农红军南征北战，挑战既存的社会秩序。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李大钊就提出：“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57]数千年来被人们称为“弱女子”的中国女性群体，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美好革命品质让封建男权思想为之震撼。长征这一广阔活动空间的移动，让她们对社会现状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其婚恋观、价值观和自身信仰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以追求革命理想信仰的自觉实践对妇女解放进行了一次伟大探索。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成果体现并蕴含在理论、实践和精神中，三者相互结合，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行动指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逐渐探索并实践了中国化的妇女解放之路。在理论、实践与精神的三重力量感召下，女红军们在长征中迸发出强大力量。她们所表现出的美好革命品质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有力推手。

（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动力源泉

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只有赓续长征中不可撼动的坚定信念，继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才能防备因阶段性胜利造成的松懈思想。重整行囊，提振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恰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正值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和美好品质，未来需要伟大精神和美好品质。女子、红军、共产党员与中国公民等多重身份的叠合，让女红军们完成了主体自觉产生与自身形象重塑的有机融合。漫漫征途，这一批追求自由的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英勇斗争的巾帼英雄们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以柔弱身躯完成了人类意志和体能的极限挑战，所表现出的美好革命品质，为抒写伟大长征精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用实践行动创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丰富了长征精神的内涵。女性人数在中国数亿人口中高达半数，长征女红军们的美好革命品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精神驱动力，有效发挥其教化和指引作用，将动员广大新时代女性抒发自身能量，投身社會发展，参与祖国建设。

女红军们在长征淬炼中强化了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涵养了美好质朴的革命品质，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伟大精神的时空跨越和价值传续。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长征路上，弘扬女红军们的美好品质，将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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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开庆）

基金项目：2022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青年项目“融合与创新：高校百年党史教育议题设置长效机制研究”、2022年度江西省基础教育一般项目“江西红色文化融入青少年德育教育的功能价值与实现路径研究”（编号：SZUXYZH2022-1211）、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郑州大学）2022年度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专项开放课题资助项目“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ZZUKFYB202204）、新余学院院校研究重点项目“大思政视域下新余学院“六维一体”互融式思政育人品牌建设研究”（编号：YXYJ2201）。

作者简介：郭斓，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