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遗忘与差异的转化
——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批判

马 飞

[四川大学，成都 610065]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作为其自身思想道路的本质性延展，对当代技术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不仅来自其晚期的著名演讲《技术的追问》中对现代技术的本质之为集置的规定，而且可以追溯到《存在与时间》中对用具的生存论—解释学分析。(1)例如唐·伊德在其题献给海德格尔的著作《技术与实践》中专章讨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时便集中在《技术的追问》和《存在与时间》两个文本(Don Ihde，Technics and Praxis， Dordrecht：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9，pp103-129.)；又如安德鲁·芬伯格在《技术体系》一书中讨论“批判建构主义中的功能概念”时特辟两节分别讨论海德格尔早期和晚期的技术哲学([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06-217页)。技术哲学家往往会借助海德格尔的思想显微镜在技术哲学的工作台上对技术时代的各种切片展开观察和诊断，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者则更倾向于在思想道路的曲折蜿蜒中去确定技术之思的位置。(2)参见王宏健《存在论与诠释学视域下的技术哲学——海德格尔论技术的本质》，《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5期。海德格尔思想道路转向前后的技术之思是一脉相承，还是有所不同？晚期对技术之本质的追问包含了一种对早期生存论解释学的自我批判，抑或在看似相去甚远的技术理解背后隐藏着一致的思想原则？然而，如果说技术哲学家容易在具体的问题关切中忽略对海德格尔思想足够内在的理解，那么海德格尔研究者则难免陷入海德格尔的思想漩涡，向着深渊般的涡心旋转动荡而丧失自身。

如何能够在穿过漩涡时借力驶向自己的方向？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作为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门下高足，斯蒂格勒浸淫现象学传统，深谙海德格尔思想之道，其代表作《技术与时间》一书从书名开始就在致敬海德格尔的同时做出了自己的回应——技术与时间，而非存在与时间。从该书已出版三卷各自的副标题来看，斯蒂格勒抓住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看到技术的速度带来的“迷失方向”之危险，在以“电影的时间”刻画技术与时间的关系之后，揭示了在现代工业技术带来的共时化背景下个体化所面临的“存在之痛的问题”。(3)参见[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除了我们所关注的海德格尔技术之思，《技术与时间》的思想资源还包括更为广泛的现象学传统如胡塞尔时间现象学、当代法国的技术史研究、人类学、神话学、电影学等诸多领域，本文论域的限制绝不意味着这些不同理论来源是可有可无的。概言之，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与海德格尔的深层缠斗没有凝滞于海德格尔，而是从技术与时间的问题出发，展开了其别具一格的技术史和技术批判的工作。

本文分为两部分讨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宏大规划中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阐释和批评。第一部分呈现斯蒂格勒的重构性阐释，在其中斯蒂格勒不仅顾及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且尝试把技术问题置于存在问题的源始层面上来理解。第二部分探讨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具体批评，即技术对于时间的构造性意义没有得到海德格尔的足够重视，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批评通过转化“谁”与“什么”的存在论差异而更新了技术与时间的存在论关联。

一、从“存在与时间”到“技术与时间”

(一)技术的遗忘

在《技术与时间》的《导论》中，斯蒂格勒以技术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和技术的动力问题为双重线索勾勒出一幅技术观念史的图景：从古希腊哲学家与智者的争辩开始，技术就被哲学家排除在真理的要求之外，技术物则因其动力不在自身而与自然物相区别。近代的技术观念虽然已经不再单纯地把技术贬低于知识，也开始承认技术物作为生命印迹的意义，但技术物的机械类的动力仍然不同于生命物的动力。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支配地位使得人们开始不得不承认技术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技术自身具有了动力，同时又因此重新呼吁对技术领域的膨胀进行限制，为那些非技术的领域留下余地。重建生活世界和交往领域的努力是对技术化的形而上学回应，但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这又回到了哲学最初与技术相分离的立场。(4)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15页。译文或有改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斯蒂格勒从技术观念史的这两条线索出发把握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从技术与知识的关系来看，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放弃了理性重建的工作，立足于日常的技术经验，从此在与用具打交道的切近处展开对操劳在世的生存论分析。与之相应，静观地进行认知的理性在此在生存的操心中有其基础。从技术的动力学角度来看，特别是在海德格尔晚期对现代技术之为集置的本质规定中，技术的促逼力量在无休止的订造过程中把人与自然裹挟其中，技术的发明者和操作者反而附庸于技术。斯蒂格勒特别指出，虽然知识的技术化问题仍然处在海德格尔存在历史之思的中心位置，但理性在形而上学历史中归属于计算，归属于集置一切存在者的技术化过程。(5)参见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5页。不难发现，这两条线索恰恰分别对应于海德格尔思想转向前后的技术理解。

斯蒂格勒看到了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伴随着存在之思的转向，因而全面地把握海德格尔技术之思就意味着必须同时理解其早期的生存论解释学和晚期的存在历史思想。为此，斯蒂格勒把“遗忘”作为海德格尔思想的主导问题来展开对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整体性解释。海德格尔把存在之真理思为存在之无蔽，而遗忘意味着遮蔽。(6)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98-299页。从斯蒂格勒提供的技术观念史来看，“遗忘”本就是哲学开端时对技术之危险的担忧：技术带来遗忘。

在海德格尔早期的生存论分析中，技术带来的遗忘表现为沉沦于世的此在在操劳着与上手用具打交道中遗忘了源初的时间性，亦即此在在其非本真的展开性中遗忘了它自身的本真来源。对于海德格尔晚期的存在历史思想来说，技术带来的遗忘则表现为无蔽之真在形而上学历史中自行遮蔽的过程，即真之本质从无蔽转变为正确性并最终落实为理性的确定性。

(二)从时间到技术

具体来看，斯蒂格勒对《存在与时间》进行了反向重构，把海德格尔通过此在的操心存在揭示源始时间性的思路倒转过来，从此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开始，一步步退回到此在首先与通常操劳其中的周围世界。这个世界的实际性被斯蒂格勒揭示为技术性，也就是说，此在在其中筹划自身或丧失自身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技术世界。

斯蒂格勒的分析格外关注此在在每一个环节上的自我理解和选择以及其中蕴含的个体化问题。与海德格尔赋予将来以时间性的优先地位不同，斯蒂格勒一上来就在此在的时间性中抓住“过去”的把手。“此在是时间性的：它有一个过去，在过去的基础上此在可以预期，并由此存在。”(7)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6页。过去并非直接地属于此在，而是此在未曾经历但可以继承的一份遗产，它为此在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即不是从当前的生存状态出发理解自己，而是征用自己继承的遗产。能够选择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作为自己的存在，这绝不意味着此在会受缚于某种既成的事实，相反，这意味着此在的“已经存在”是与它自己的“尚未存在”息息相关的，此在对过去的继承就是对自己的先行。先行到死的此在能够继承自己的过去，此在延展于“已经”和“尚未”之间。海德格尔曾在论及此在的历史性的延展时径直指出：“作为操心，此在就是‘之间’。”(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52页。

与对过去的继承一样，在先行于自身的筹划中，此在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不考虑自己的向终结存在，而是从他人的可能性来理解自己的可能性，因而没有向原本属于自己的未来敞开；另一种是把自己的可能性当成一种“不可公约的”个体，选择“本质性的孤独”。(9)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7页。在斯蒂格勒看来，孤独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个体的真实生存根本不能由他人或公众来确定，另一方面则在于那真正属于此在自己的死亡本身是不确定的。死亡作为此在本己的“尚未”，作为此在生存的本真可能性，与此在的生存保持着一个时间差。斯蒂格勒把这种源始的时间差理解为此在个体化的因素。(10)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8页。

按照斯蒂格勒的解释，无论是对过去的继承，还是对未来的筹划，阻碍此在选择本真可能性的都不是他人，而是此在自己的操劳在世，是此在的操劳通过确定不确定性而消除了尚未到来的未来的真正可能性。(11)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8页。操劳意味着此在消散于世界之内的用具。海德格尔对用具的分析表明用具的存在承载着世界的牵连整体，换言之，此在首先在其中操劳与筹划的那个世界是一个技术的世界。这个技术世界使得此在能够在其本真的可能性中继往开来，也是这同一个技术世界，使得此在沉沦着消散于世界之内的上手事物，消散于常人而遗忘了自己的时间。

正如此在的操劳既作为切近的生存现象构成生存论分析的出发点，又在生存论的时间性分析中成为需要被去除的遮蔽，晚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之为集置的规定同样呈现出某种二重性，但这种二重性不再能够通过存在论差异得到说明。而从斯蒂格勒的技术观念史阐释来看，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技术所处的问题语境在海德格尔思想转向前后也有转变。在生存论解释学中，技术首要地处在与“知识”的关联之中，一方面是寻视操劳着的技术性活动对于静观的认知活动的优先，另一方面是对于此在的“自知”来说，本真性的要求乃是放弃从技术世界来理解自身。转向之后，在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思考中，技术问题则是“作为形而上学历史之解构的独特可能性的动力结构提出来的”，(12)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8页。现代技术的集置之危险中蕴含着拯救的可能性。

(三)技术与时间的问题

在以《技术的追问》为代表的后期技术之思中，海德格尔把技术思为去蔽，并且进而把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去蔽规定为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储存的能量”。(13)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15页。现代技术的促逼不仅把自然订置为持存物，而且把人聚集入此种订置。海德格尔用“集—置”来命名这种促逼的聚集。(14)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20页。另参见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5页：“促逼使人与存在相互投递，使得它们相互摆置自身。表示这一促逼之聚集的名称乃是集—置。”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思考与他克服形而上学的努力保持一致。海德格尔曾在对“返回步伐”进行说明时指出其中的关联：“从形而上学而来进入形而上学之本质中的返回步伐，从当代来看并且根据对当代的洞见来理解，乃是从技术学和对时代的技术学上的描绘和说明而来进入有待思的技术之本质中。”(15)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第64页。就此而言，斯蒂格勒把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的技术问题理解为解构形而上学历史的动力问题并非一厢情愿。

现代技术的集置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仿佛一个中转站，呈现出双重的景象，可以说是双面门神雅努斯”。(16)海德格尔：《面向思想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4页。参见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12页。集置的一面是形而上学历史的终章，(17)“本—有乃是于自身中颤动着的领域，通过这个领域，人与存在丧失了形而上学曾经赋予它们的那些规定性，从而相互在它们的本质中通达，获得它们的本质性的东西。”(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第48页。)另一面则是“本有”的“前奏”。(18)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9页。“前奏”之说见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第47页：“我们在集—置中当作现代技术世界中存在与人的情势来经验的东西，乃是所谓的本—有的一个前奏。”因此，如同《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的沉沦并非价值评判，现代技术的集置也不应被简单当成负面的。海德格尔曾用照相技术中的负片来说明集置与本有的“负面”关系：“集—置就好像是本有的负片。”(19)海德格尔：《讨论班》，王志宏，石磊译，孙周兴，杨光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43页。这套摄影术所需要的显影液乃是语言。视语言为存在之家的海德格尔在把本有描述为“在自身中飘荡着的建筑”时，相应地把语言比作用于本有之建筑的建造工具。(20)参见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第48-49页。然而，问题在于，语言在何种意义上是工具？还有谁比海德格尔更加不满于语言的工具论理解吗？与对技术之本质的追问一样，在尝试沉思语言的本质时，海德格尔首先要避免的就是人类学的和工具论的理解，而这也就意味着把语言的本质与通常的技术概念区分开来。

斯蒂格勒结合生存论的时间性分析来理解海德格尔对语言与技术的区分，指出海德格尔做出这一区分的原因在于，语言包含着源始的时间性，而器具性的技术则退回到了日常操劳的时内性。技术与时间的问题是斯蒂格勒所关心的“更深层的问题”，当海德格尔提醒人们注意语言的技术化问题时，斯蒂格勒则并不为此感到困扰。(21)关于斯蒂格勒那里技术、语言与记忆的关系，可参见黄旺《“第三记忆”探赜与辨证——论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十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82-204页。相反，斯蒂格勒倒是担忧海德格尔“把技术置于一端，使其本身不成为个体化的构造因素，这样的配置本身是否还是‘形而上学’的”，也就是说，“还停留在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中”。(22)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16页。另参见《技术与时间1》，第228页，第247页。

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重构基于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展开，但没有依循通常的海德格尔研究采取的以存在问题或真理问题为核心的路径，而是把技术问题置于更基础的位置上，存在之遗忘归被因于技术的遮蔽。在斯蒂格勒看来，尽管对传统的技术理解做出了极其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仍然与传统哲学共享着某些观念，例如对技术事物的工具化理解，因而对技术现象的把握在整体性和具体性方面都是不够的。海德格尔在此在的时间性和存在的历史性中孜孜以求于存在之意义和存在之真理的时候却在时间问题上命运般地遗忘了技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这种遗忘的批评在技术对于时间的构造性问题中得到具体化。

二、“谁”与“什么”的差异之转化

(一)“谁”“发明”“什么”？

在技术与时间的关系问题中，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是海德格尔忽视了技术对于时间的构成性作用，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话来说，世界历史事物对于时间性—历史性的构造性意义被遗忘了。

这个批评涉及海德格尔此在生存论分析中的一个基本区分：“谁”与“什么”的区分。在《存在与时间》中，“谁”与“什么”的区分是基于生存论规定与范畴这两种不同的存在规定做出的，前者是对此在的存在规定，后者是对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规定。这一区分作为存在论差异构成此在生存论分析诸环节的重要抓手，此在的世界性之展开与时间性之绽出都蕴含着这一区分的具体形态。生存着的此在具有存在者层次上和存在论上的双重优先性。这种优先性来自它的存在领会，来自它的能区分的生存。世界之内的存在者随着此在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展开而得到揭示，世内存在者的存在作为诸范畴规定在时间性上以此在的到时为基础。此在的基础存在论不仅使得自己和其他存在者的存在论得以可能，而且以一般存在论为最终目的。在“谁”与“什么”的区分中，此在的“谁”优先于非此在的“什么”，“谁”是第一位的，“什么”则是第二位的。

在《技术与时间》中，“谁”与“什么”的关系是从“人的发明”这个歧义性的表达而来得到理解的。从通常的观念来看，技术是人的发明，“人”是发明的主语。因而“谁”与“什么”的关系就呈现为“谁”发明“什么”。但实际上，“人的发明”这个表达并非如此简单：“表面上看，‘谁’和‘什么’各自都有特定的含义：人和技术。但是，所有格的模糊迫使我们不得不疑问：‘谁’是否指技术？‘什么’是否指人？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摆脱并超越‘谁’与‘什么’之间的一切差异？”(23)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146页。斯蒂格勒的疑问并非单纯的语言游戏，而是以对技术之起源的技术史、技术学、人类学考察为基础，例如，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古生物学研究揭示出“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的自我发明”，这种发明不是由内向外的发明，而是一个内外互动的过程，内在和外在“二者在同一个运动中互相发明，好像人的形成必须求助于技术的助产”。(24)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155页。斯蒂格勒把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引入到与勒鲁瓦-古兰的对话中，把“谁”与“什么”的区别规定为延异。“谁”与“什么”在“人的发明”的模糊性中相分又相连：“延异既不是‘谁’，也不是‘什么’，它是二者的共同可能性，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往返运动，是二者的交合。”(25)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154页。另参见第194页。中译本把différance译为“相关差异”，本文仍然采用“延异”这个译名。

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谁”与“什么”之间的存在论差异在解释学循环中回归于作为此在的“谁”。此在的本真性就在于对这一差异的明确实行：从此在的本真整体能在即先行的决心中提取出源始的时间性，并且说明流俗时间领会的时内性如何从源始时间派生出来。“谁”与“什么”的区别呈现为“谁”的时间与“什么”的时间的区别。

然而，在斯蒂格勒看来，《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问题仍然是在与知识问题的关联中提出的，“知识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无所不在：正是存在论差异的知识构成了此在的优先地位”。(26)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231页。斯蒂格勒把“谁”与“什么”之间的存在论差异转化为相互构造的延异，时间的知识问题转变为时间的构造问题，而在时间的构造中，“什么”并不低“人”一等，“谁”的时间也不优先于“技术”的时间。针对海德格尔对两种时间的区分以及“什么”从源始时间中的脱离，斯蒂格勒主张“技术的时间(“什么”的时间)对‘谁’的时间性具有构造意义”。(27)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230-231页。

(二)“什么”对时间的构成作用

甚至海德格尔也曾有意无意地用到了构造性的“什么”。通过分析海德格尔1924年的演讲《时间概念》，斯蒂格勒表明，“‘什么’的问题在海德格尔最初对时间问题的思考中具有构造意义。”(28)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232页。也就是说，在《存在与时间》明确地实行存在论差异之前，“什么”曾经是通达时间的道路。这个“什么”就是时钟，“物理学家”通过它与时间照面，我们也通过它经验时间，在时钟每每所“固定”的现在中经验到自己的此在。(29)参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11页：“关于时间，我们从时钟上经验到了什么呢？时间是某种东西，在其中可以任意地固定一个现在点，使得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总是一个在先一个在后。”“时钟向来做的初始规定并不是对当前流逝着的时间的长短和多少的报告，而是对现在的当下的固定。”(译文有改动，“固定”在中译本中为“确定”。斯蒂格勒批评海德格尔混淆了“固定”与“确定”，因而把时钟的固定作用完全视为与此在时间的不确定性相悖的对时间的“确定”。中译本对“固定”与“确定”不加区分，可视为混淆的一个证据。参见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244页。)“我在时钟上看到的这个现在是什么呢？……我是现在吗？其他每一个人都是现在吗？倘若这样，则时间就会是我自己，而其他每一个人也都会是时间。”“人类此在在发明怀表和日晷仪之前就已经为自己装备了一个时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我支配着时间的存在，并且也在现在中意指我自己吗？我自己就是现在，并且我的此在就是现在吗？”

斯蒂格勒认为《时间概念》“提供了把知识的构造性差异作为‘什么’和‘谁’之间的区别和关联来剖析的典范”，(30)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231页。可是海德格尔自己却在得到此在即时间之后表示“这是一条弯路”。(31)海德格尔：《时间概念》，《海德格尔选集》，第12页。尽管海德格尔也提到，对于时间问题来说，关键是要获得“时间性存在的各种方式由之而得领悟的一个答案”，并且要澄清“在时间中存在的东西”与“本真的时间性”之间的关联，(32)海德格尔：《时间概念》，《海德格尔选集》，第11-12页。然而，在讲座的最后，问题还是明确地转变了：“‘什么是时间？’这个问题变成了‘谁是时间？’这样一个问题。”(33)海德格尔：《时间概念》，《海德格尔选集》，第25页。

问题的这一转变意味着在生存论的时间性分析中，“什么”与“谁”的关联断裂了，“此在只能通过从‘什么’中的解脱来构造自身”。(34)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264页。在斯蒂格勒那里，此在需要从其中解脱的这一“什么”恰恰被理解为“谁”不得不面对的“已经在此”，作为此在的“过去”，已经在此的“什么”实际上外在于此在。因而对于斯蒂格勒来说，时间性的构造问题不在于此在如何从“什么”中解脱，而是在于此在如何能够进入自己的“过去”。

《技术与时间》第一卷中对《时间概念》展开分析的这一章标题就叫作“已经在此”，斯蒂格勒把《存在与时间》中的一句话放在标题之下作为章节题辞：“历史编年、在天文学上加以计算的世界时间与此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之间的各种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3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503页；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223页。

这句话出自《存在与时间》第80节的一个注释，海德格尔在这个注释中首先提到了他1915年的执教资格试讲的演讲《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论文发表于1916年)，可见这句话中的“进一步探索”首先是针对1915年的“初步尝试”而言的；而在《存在与时间》的时间性分析的思路里可以引申出的意思则是，对历史编年、天文学计时的分析要以此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分析为基础，在后者得到明确分析之前，前者在存在论上无法得到澄清，因此二者之间的联系“需要进一步探索”。

但斯蒂格勒显然是把这句话中的“历史编年、在天文学上加以计算的世界时间”理解为已经在此的“什么”，从而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暗示他所关注的研究恰恰是海德格尔在生存论分析中无法展开的“进一步探索”。

《存在与时间》中并非毫无关于过去了的“什么”的探讨。海德格尔不仅以博物馆里的古董为例追问“什么‘过去’了”，而且在对历史性的分析中承认“用具和活计，比如说书籍，有其‘命运’，建筑与机构有其历史”，甚至还提到一个“代代相传”的戒指，“这戒指所遭际的并非简简单单的位置变化”。(36)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58页，第467页，第468页。

然而，这些有历史的事物的历史性被归于它们的过去了的世界。世界是此在的世界，但世界的“过去”并不意味着此在的不再在世，而是此在的“曾在”。海德格尔宣称：“首要地具有历史性的是此在。而世内照面的东西则是次级具有历史性的。”(3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59页。这些东西因其属于世界而具有历史性，海德格尔称之为“世界历史事物”。(38)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59页，第467页。

世界历史事物向来已经随着此在的历史性的在世而被纳入世界的历史，海德格尔提醒读者注意“世界历史”这个存在论上的表达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它就世界与此在的本质上的生存上的统一而意味世界的演历。但就世内存在者向来已经随实际生存上的世界得到揭示而言，‘世界历史’同时就意指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在世界之内的演历。”(3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67-468页。然而，正如《存在与时间》中许多地方对于具体问题的论述止于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的界限内，世界历史之演历的存在论结构问题也只是意在“引向一般演历之变动的存在论之谜”。(4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68页。

令斯蒂格勒感到遗憾的不仅是“一般演历”在此有可能变得无关紧要，而且更严重的是，“在来临、在场和消失的现成事物的意义上得到经验和解释”(4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68页。的世界历史事物首先引发了历史性的沉沦。(42)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296页。时钟不但丧失了在《时间概念》中对时间就是此在的指示作用，而且反过来形成了对此在时间的遮蔽，此在在时钟上看到的“现在”不再是每一个此在自己，而是流俗领会中的“现在时间”。

时间性—历史性的沉沦意味着此在从源始时间中“落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是对时间性之源始性的说明。黑格尔那里落入时间的精神正是用来反衬此在与时间性的关联：“‘精神’不落入时间，而是：实际生存作为沉沦的生存，从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沦落’。”(4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523页。斯蒂格勒的态度则是，重审“实体—主体”问题，从而把“已经在此”的构造性整合到此在的“被抛”的具体性中。(44)参见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300-301页。同时参见285-286页。生存论的时间性分析在此在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的区分中寻找“什么”的时内性的可能性，而这种时内性尽管被刻画为与历史性同样源始，但本身却不构成历史性的根源。(45)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55页；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293页。与之相反，斯蒂格勒在其“整合”工作中不但致力于揭示技术作为“什么”具有历史性，而且力图表明技术对于历史和时间的构成作用。“技术与时间”这个表达不仅意味着以时间作为理解技术的可能境域，而且更意味着技术构成时间，技术给予时间。(46)参见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30-31页；《技术与时间2》，第20页。

(三)思想的转向未能转化差异

在《存在与时间》中并非生存论分析核心关切的技术问题随着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成了存在历史之思的一个重要主题。着眼于技术与时间的关系，这一转变表现为，技术不再是脱离源始时间性的日常生存现象，而是自身构成了历史性的命运：现代技术的集置以命运性的方式促逼着人，遣送人于极端的危险之中，而这种遣送同时也是救渡之允诺。现代是技术统治的时代，“现代技术”一方面意指现时代的技术，因而是时间中的技术，另一方面也同时说出了现代的技术化，即时间的技术化。

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当技术以雅努斯的面孔出现在形而上学历史的终点时，斯蒂格勒关于世界历史事物之历史性的批判是否失效了？海德格尔晚期对技术本质的追问是否弥补了生存论技术分析的缺陷？

但是，这一大步并非向着已经在此的“什么”迈出，而是向着存在之真理的回行。海德格尔晚期的思想特征可以用他自己的说法“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50)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4页。来描述，由此，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便被刻画为一条从“通过存在者思存在”转向“不顾存在者思存在”的道路。如果说“不顾存在者”尤其意味着不顾“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因而“谁”不再优先于“什么”，那么这是斯蒂格勒乐于看到的。(51)参见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97-98页。然而，海德格尔的返回步伐走得更远，“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更确切地意思乃是不顾“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而思存在，(52)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36页。因而也就是不顾“存在论差异”而思存在。这样一来，“谁”与“什么”之间的区分恰恰随着“谁”的优先地位的废黜而被一同放弃了。这是斯蒂格勒更不能接受的，差异的转化并非转化到不顾差异的思想中去。针对海德格尔晚期“不顾存在者”的技术之思，斯蒂格勒的批评是，海德格尔混同了“工具性”与“器具性”，在放弃对技术的人类学和工具论理解时忽略了技术的器具性条件。(53)参见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第225页。

结 语

着眼于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斯蒂格勒的上述批评并非表面的与局部的批评，它不仅直接关乎生存论的时间性分析中世内存在者的时内性问题，因而关乎时间性分析中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而且还在更深的层面上涉及海德格尔思想转向中存在论差异的存废问题。

尽管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把握遗漏了《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这一关键文本，(54)按照张一兵教授的说法，斯蒂格勒甚至不知道《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的出版。参见张一兵《斯蒂格勒：西方技术哲学的评论》，《理论探讨》2017年第4期。但他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阐释并未因此而失之片面。斯蒂格勒带着整体的眼光审视海德格尔转向前后的技术之思，不仅洞悉了作为存在之遗忘的技术在生存论解释学与存在历史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遮蔽性意义，亦未忽视海德格尔无论在其早期还是晚期都曾或隐晦或直接地论及技术对于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技术对于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积极意义仍然以某种方式从属于存在问题，斯蒂格勒则以“技术与时间”取代“存在与时间”，从技术对于时间的构造性意义出发，批评《存在与时间》中世界历史事物的历史性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地位，通过对“谁”与“什么”的差异之转化呈现了技术与时间的深层关联。这些阐释与批评在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中有其技术哲学和当代工业技术批判方面的旨趣，也作为哲学基础支撑着其更广泛而直接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