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山区经纪交易的多重网络嵌入探赜
——基于W镇的个案

王彦斌，秦 庆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一、研究缘起

(一)问题的提出

经纪机会容易出现在信息分布不足的环境中，如市场或等级制度不完全发展的地方或正式制度较为薄弱和低效的农村地区。(1)Batjargal，Hitt，et al. “Institutional Polycentrism，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and New Venture Growth”，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6，No.4，2013，p.1027.在西南山区，农业市场信息化水平不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村经纪人长期大量存在并成为承担农商产品采运营销功能的重要市场经营主体。(2)农业部在《关于加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将农村经纪人明确定义为活跃在农村经济领域，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他人交易而从事农产品产加销中介服务的公民、潜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http：//www.moa.gov.cn/nybgb/2004/deq/201806/t20180623_6152930.htm，2004-02-20。他们对地方社会和外部市场的关系网络进行投资，由此吸引了众多习惯和偏好与自己进行农产品交易的市场主体，建构形成了具有地方和市场特色的经纪网络，并促使网络成员之间按照长期回报的原则交换产品和资源。在农产品经纪行为普遍存在的地方性情境下，政府推荐和鼓励发展的一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难以有效发挥农产品经营和流通的功能，经纪人及其建构的经纪网络代替那些正式组织和制度成为安排农产品市场交易的一种主要地方性经济形式。而且，在地方产业化政策引导下，一些农业合作组织开始尝试把经纪人及其关系网络纳入到农业产业经济体系中，政府也在努力促成农产品经纪与组织化经营管理相结合以发展新型产业经济。因此，对经纪网络嵌入进行研究，可以解构山区农产品交易的自组织形式，在理解地方社会经济重要特征的基础上，为经纪人带动地方农业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以及“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提升产地市场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在经济社会学领域，网络常常被视为社会结构，经济行动嵌入网络的方式和结构会对经济行动及其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农村经纪人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对个体交易行动有直接的效果，而且经纪交易行动所嵌入网络的整体结构对农产品市场和行业经营活动能产生更加强大的经济效应。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最早提出了分析经济行动的网络嵌入观点，指出“经济行动是在社会网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3)Granovetter Mark.“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1，No.3，1985，p.482.他的网络嵌入研究聚焦于讨论由具体关系以及网络产生的信任对防止市场欺诈的作用。实际上，网络嵌入不仅会通过信任对经济行动产生影响，而且能通过其他中间性要素影响经济行动的效果。经纪网络的结构性嵌入引出了需要对包括信任扩散在内的一些中介性要素的探讨，比如资源依赖、信息交换、权力平衡等，这些中介性要素构成了较为完整地解释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市场交易活动现象的因果关系链条。在云南W镇，农村经纪人所形成的复杂性网络关系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这种复杂的因果关联。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网络结构形态对山区农产品交易行动绩效影响的路径，充分阐释网络结构性嵌入的作用机制，以进一步推动网络嵌入解释框架的发展。

(二)农村经纪交易活动的研究回顾

农村经纪人是分散经营向订单农业和规模经营发展的产物，以往对农村经纪交易活动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从农村经纪人作为重要市场主体发展的角度，考察农村经纪人在农产品市场中的角色和功能，指出该群体的发展困境，并从政府扶持、经纪人协会培育、经纪人职业培训、法律地位规范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的政策建议；另一个是从农村经纪人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农村经纪人如何参与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联接，尤其是他们在农产品产地的经纪活动方式。一些学者注意到，在广大农村市场中相当多的农产品交易都是以一种嵌入地方社会和文化的非组织形式存在，他们倾向于对复杂的地方性社会文化情境进行深入考察。王秋月指出，“地方经纪人发挥作用的基础和能力来源于熟人社会的作用机制”，包括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关系网络和约束风险的村庄道德规范。(4)王秋月：《社会性中介：农民与市场的链接机制——基于郫都区D村经纪人经济行为的考察》，《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年第2期。陈义媛对村庄嵌入展开研究，指出“农产品经纪人利用自身在村庄社会内部的关系资源”(5)陈义媛：《农产品经纪人与经济作物产品流通：地方市场的村庄嵌入性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2期。推动外来中间商和小农户的交易，包括为中间商寻找货源、提供信任担保、化解双方矛盾等。曾凡木认为，经纪人通过熟人关系的再造为新农业村庄的经济活动提供支持。(6)曾凡木：《熟人社会关系的再造——新农业村庄内经济活动的新嵌入》，《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2期。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经纪人的类组织活动方式，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陈冰琳等认为，“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中，经纪人带动型产业化组织一般运用关系治理机制来确保交易的顺利进行”。(7)陈冰淋，万俊毅：《经纪人带动型产业化经营组织的模式及其治理机制》，《南方农村》2013年第9期。艾云指出，中间商的社会地位、资源动员能力以及相互间关系决定了当地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交易形式。(8)艾云：《农产品“市场链”：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社会发展研究》2016年第1期。这些研究有助于网络嵌入架构中的关系性嵌入概念发展，同时为农产品市场流通建设提供了有意义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考。

通过对农村经纪交易活动的研究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侧重于分析农村经纪人与农户联接的地方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地方市场运作的影响，但是对关系网络的结构性嵌入特征和作用机制缺乏深入讨论。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嵌入理论架构，重点对经济行动方式及产出受到行动者与特定他人之间关系影响的关系性嵌入问题进行了阐述，(9)[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与社会：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7页。但是对经济行动者受到所嵌入网络整体结构影响的结构性嵌入问题分析不足。农村经纪人一只脚嵌入地方社会，另一只脚跨入全国农产品市场，因而仅仅从关系性嵌入层面对经纪交易活动进行分析是不够的，需要从经纪网络的结构性嵌入层面展开讨论。“经济行动者行为的有效性常常依赖于他们与其他机构性部门之间的网络重叠，”(10)[美]马克·格兰诺维特：《商业群体和社会组织》，载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经济社会学手册》，罗教讲，张永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498页。而农村经纪人的交易行动绩效主要与其所建构经纪网络的多重性结构特征有关，两者具有类似性也存在差异性。聚焦于研究经纪人在连接农民与大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纪网络的整体结构，深入分析多重经纪网络结构如何重组农产品交易活动中的资源、信息、信任、经济权力等中间性要素，探讨山区农产品交易活动有效“空间扩散”并不断增长的机制及其路径，有助于对山区农产品交易流通的地方性形式做出深刻解释，并促进网络嵌入理论的发展。

二、W镇农村经纪人基本情况及研究方法

(一)W镇农村经纪人发展基本情况

W镇是一个集山区、高寒于一体的彝族聚居乡镇，全镇有4063户，总人口约18600人，其中彝族人口占90%以上。W镇连接南华、楚雄、大理祥云三县市，处于龙川、沙桥、一街、三街、普棚等五乡镇的交界地带，是山区乡镇通往州县城市的交通咽喉之地。W镇的地理区位优势、农产品经纪人以及经纪交易活动的发展促使该镇成为山区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山区乡镇的核桃、萝卜条、大白芸豆、黑瓜子、野生菌等大宗农产品主要经由W镇经纪人销往全国市场。W镇的农产品经纪活动农村经济体改革开始历时三十余年，在从业人数、经营规模、范围、行业知名度、经济影响力等方面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网络自组织形态联接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农产品市场流通渠道。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W镇经纪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较大经营规模，在山区农产品市场中形成市场集中度和重要影响力。W镇集镇上近五分之一的铺面经营农产品生意，大约每15个劳动力中就有1人常年从事农产品经营活动，经纪人数量超过500人，以农产品经纪活动为业的家庭约占全镇家庭的10%左右。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经营规模位居前列的中间商老板对2021年的几种大宗农产品交易情况粗略估计，萝卜条的年销售量有八九千吨，而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核桃的年成交量有六七千吨，也有继续扩大市场空间的可能；白芸豆的年销售量超过并稳定在千吨以上。

第二，W镇经纪人与全国市场的联接经历了由间接关联到直接联系的发展过程，在外部市场中建立行业知名度和良好声誉。早期，当地经纪人主要通过省内的城市中间商与全国批发市场、原材料消费市场联接；2010年以后，他们逐渐建构形成自己的客商交易网络，从而直接联接全国市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经纪人和客商受到利润增加的经济动机激励，进行了积极的双向联接互动。一方面，各地客商直接到W镇与经纪人商谈合作、购买地方农产品；另一方面，当地经纪人也主动到客商所在城市进行市场考察，寻找和发掘外部市场。

第三，随着农产品市场的专业化发展、地方市场与外部市场的整合性提高，W镇经纪人群体内部形成层级结构分化。根据农村经纪人所拥有的资源、要素的配置情况，W镇经纪人群体分化为收购型小贩、转化型小贩(介于收购小贩和中间商老板之间的类型，有少量外部网络)、中间商老板三种类型。相较而言，小贩集中于巩固地方性关系以促进地方市场交换的效率，而中间商老板在维系地方性关系的同时着重向外部市场发展新的关系。虽然中间商老板人数远远少于小贩，但是他们在山区农产品经纪活动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是经纪网络的核心建构者。因此，本文重点对中间商老板在山区农产品交易活动中形成的多重经纪网络结构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以云南省W镇作为个案，以该镇的农村经纪人为调查对象，深度追踪该镇经纪人及其农产品交易活动。笔者于2020年至2021年间多次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对不同经营规模、种类和年限的经纪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重点对10个“中间商老板”经纪人的亲属关系网络进行了调查，对他们的客商交易网络的关系人构成、类型、网络规模等进行了分析，并采用“链接设计”的技术方法对经纪网络的整体结构进行研究。

研究对象的获取方式。在实地研究中，样本量是一个影响研究效度的重要问题，“质性研究者常视饱和为一个可接受的评估样本量是否充分的标准”。(11)Morse，“Data Were Saturated”，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Vol.25，No.5，2015，p.587.研究采用既定主题饱和的原则来确定访谈对象的数量，而“该类饱和的核心在于构成理论的所有要件都能有充分的数据支撑”。(12)谢爱垒，陈嘉怡：《质性研究的样本量判断——饱和的概念、操作与争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12期。交易网络的研究涉及关系属性、关系类型、网络规模、社会资本、交易信任以及经济权力等要素，需要对样本的构成、基本特征和交易类型等重点甄选。基于调查过程中的摸底，中间商老板数量约为四五十人，研究共选择了10个“中间商老板”作为访谈对象。其中，年均销售量在千吨以上的5人，年均销售量为数百吨的5人；经营年限在三十年以上的3人，二十年以上不足三十年的4人，十年以上不足二十年的3人。这10个访谈对象能反映中间商老板总体的基本构成和特征，具有一定的总体代表性。对这些访谈对象的网络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保证数据达到饱和度，从而充分支撑“网络结构如何影响交易行动”这一主要研究问题。

研究分析的具体方法。“链接设计”是一种对个体间的和群体间的关系联接模式进行分析的技术方法。(13)Emmanuel Lazaga，Marie-therese Jourda，et al，“Catching Up with Big Fish in the Big Pond？Multi-level Network Analysis Through Linked Design”，Social Networks， Vol.30，2008，p.160.它要求分别考察行动者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P)，行动者所从属群体或组织的网络(A)，以及群体(组织)与群体(组织)之间的网络(G)。这种技术方法对分析多重网络结构具有重要贡献。其一，“链接设计”是对传统的“单模网络”分析方法的超越，可以对双模或多模的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其二，“链接设计”不仅需要单独考察每一层次的关系网络，而且要求对个体和群体层次的关系网络进行共同研究。由于每一层网络都构成了一个不同资源之间的交换系统，有自己的时间性和逻辑，所以需要单独考察它们；而对不同层次网络的联合研究则能够进一步识别行动者的机会结构，确定从中获益行动者的获益方式并衡量他们的行为绩效表现。其三，“链接设计”建立了个体性社会资本和集体性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能探索个体和群体联系的共同作用机制。经纪网络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特点的网络，研究采用“链接设计”的技术方法对经纪网络进行分析，首先分别考察每一个完整网络，然后把多个网络结合起来考察。第一个完整网络主要发生在地方社会内部，是经纪人从属于群体的网络(A)；第二个完整网络是经纪人个体和若干客商之间关系的网络(P)；两类网络结合后，形成了对经纪人群体和外地客商群体联合构成的农产品市场网络(G)的分析。

三、W镇多重经纪网络的形成和结构

(一)基于亲缘性信任的经纪人群体网络结构和资源交换方式

在W镇，亲属制度和关系到生产与再生产了经纪人群体网络，并通过亲属情感和义务维持网络的稳定及资源的生产和交换。当一系列行动者既以一种有意义的内部关联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共享某种相同类别或“群体成员身份”时，就出现了类属网。(14)Scott John and Peter Carrington，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London：SAGE，2011，p.291.W镇经纪人群体基于农产品经营事业、亲缘性关系联接形成了经纪人类属网。

基于亲属制度所形成的分支家族作为五代以内同一男性祖先传下来的父系小群体，是W镇彝族社会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按照分支家族对经纪人群体进行梳理后，可以清楚地勾画出W镇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关系脉络和网络结构。调查发现，W镇农产品年均销售量最大的5位中间商老板主要来自于4个家族，LB村罗氏家族、DM村罗氏家族、DX村罗氏家族、LW村罗氏家族。(见图1)这些家族的众多家庭成员在本家族经纪活动“先行者”的影响和支持下也纷纷参与到农产品经纪活动中，从而形成家族式的农产品生意。在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关系构成中，兄弟、堂兄弟、父子、叔侄、堂叔侄等族亲关系约占一半以上的比例。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姻亲密切联接在一起，翁婿、郎舅(15)姊妹的丈夫为郎，妻的兄弟为舅；指男子与其妻兄弟的合称。、连襟、表舅甥、姨表亲等因婚姻而建立的各类姻亲关系在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关系构成中约占四分之一。经纪人之间还通过“认亲家”“结师徒”“称兄弟”等建立各种“拟亲”关系，这类关系在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关系构成中占比超过十分之一。图1为W镇部分经纪人的网络关系，其中DX村罗氏中行二的兄弟娶了SB村罗氏的女儿，该家族行三的兄弟娶了QC村周氏的女儿，三个家族由舅亲和姨亲联系起来；LB村罗氏带动和扶持MH村PRC、DM村LWH做农产品生意，三个家族成员由亲密的师徒关系联系起来。

图1 W镇经纪人群体关系网络(部分)

在经纪人群体网络内不存在孤立的成员，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具有强弱、亲密程度不一的社会关系。因此，W镇经纪人群体网络是一个具有较高密度、强烈情感义务、高度凝聚的网络，经纪人个体对群体网络具有较高程度的从属性，网络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亲缘性信任。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密集性强连带和亲缘性信任特点造就了W镇经纪人从属和依赖群体网络的资源生产和交换方式。

其一，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关系结构塑造了W镇的农产品经营行业，使得其农产品资源、资金、资本规模集中。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行业群体能不能在一个有利的经济环境中出现，取决于重要家庭间的联系结构；行业以什么方式被型构，取决于引导行动者的人际网络情况。(16)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Acta Sociologica，Vol.35，1992，p.9.在W镇，农产品经营事业的纵向延伸首先考虑家族血亲，而家族事业的扩展联合优先选择基于姻亲的亲属关系。经纪人一方面通过父子承继、近亲扶持、师徒式的雇主提携等方式影响和带动家族成员从事农产品经营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姻亲合伙经营扩大资金来源、提高行业竞争力。因此，地方农产品市场的资金、客商等资源主要集中在几个家族成员手中。

其二，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关系属性直接影响经纪人的农产品经营方式，使经纪交易活动具有社会经济的性质。经纪人主要基于亲缘性信任的非竞争性协作方式进行农产品经营活动，具体表现为相互介绍和共享外地客商资源、调配农产品货源、帮忙发货等互助支持形式。可以看出，其内在的“以亲缘和‘拟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中国农民走向合作的行动逻辑，能帮助个体农民在面临市场挑战时产生合作行为”。(17)赵泉民，李怡：《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生活的合作经济——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08第8期。亲缘性关系属性使网络成员在农产品经营活动中考虑情感性利益、对称性义务并进行平衡性交换。亲属关系及构成原则促动和限制了经纪人进行劳动力联合的方式，并为秩序化的农产品经营提供了基础，由此网络成员愿意以一种积极合作的姿态共同应对农产品交易活动中的风险。

(二)基于信用性信任的客商交易网络结构和农产品交易方式

中间商老板是经济关系系统中的中间人纽带，他们在进入现代大市场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和创新获得了联接外部市场的能力和资源。被W镇经纪人联接的全国市场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农产品为原材料做食品加工的厂家；第二类是做农产品批发的一级市场批发商；第三类是在云南省内其他产地做大宗农产品交易的中间商。W镇经纪人个体基于农产品交易活动、信任关系联接形成了客商交易网络。

客商交易网络的关系人来自于全国各地，是不同地区市场的代表，通过他们的地区分布和经济活动可以了解网络的关系人构成，以及W镇经纪人与外部市场的农产品贸易联系特点。第一，客商关系人具有一定的地区分布集中性，在同一城市经营同一类型农产品的客商通常是相互认识的。比如，萝卜条厂商集中于广东花都和东莞，他们彼此熟识并且分别与W镇的中间商老板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萝卜条买卖合作。第二，根据对应性分析，客商关系人的地区分布与几种大宗农产品类型存在一定的对应性关系。比如，核桃干果客商主要来自四川、重庆、湖北、河北等地城市；萝卜条批发客商主要来自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等地城市；对保鲜程度和物流速度要求较高的野生菌客商则集中于省会昆明。第三，近几年，省内其他产地中间商与W镇中间商的交易互动比过去增加。较为突出的是，作为大理地区核桃交易中心的永平、漾濞中间商和W镇中间商，会根据核桃上市时间差、价格差互相进行带有投机和期货性质的其他产地“买货”。因此，与经纪人群体网络相比，客商交易网络是一个开放和相对松散的网络。

基于交易频率和交易时间年限的差别，可以把W镇农产品交易分为一次性交易、发展型交易、老主顾交易等三种类型。与中间商老板发生一次性交易的客商人数反映了一次性交易关系，它是典型的市场关系行为。与中间商老板发生多次交易且打交道时间在3年以上的客商人数是一种老主顾关系，它基本是嵌入性关系。发展型交易所建立的交易关系为不完全熟悉关系，反映了与中间商老板打交道多次但时间不满3年的客商关系情况，它是一种从市场关系向嵌入关系的过渡。通过对10个中间商老板的客商交易网进行调查，分别计算每位中间商老板的各类关系人数与其客商关系总数的比值，然后分别计算每一类关系数比值的平均值，得出结果如表1。从中可以发现，老主顾关系占对客商关系总数的一半以上，不完全熟悉关系约占三分之一，一次性交易关系仅仅占约十分之一。

表1 2021年W镇中间商老板的外地客商关系类型

市场性关系是一种个体在市场交易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关系，表现为不即不离、短期性、利益至上等特点；而嵌入性关系则是一种个体在市场交易中兼顾利益和友谊的关系，表现为密切联系、长期性、信用至上等特点。在现实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纯粹市场性交易通常难以持久。乌兹(Uzzi)关于市场运行方式的网络研究指出，为了能成功进行商业运作，需要在市场关系和嵌入关系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或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整合的网络”。(18)Uzzi，“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Administration Science Quarterly，Vol.42，No.1，1997，p.35.因此，客商交易网络是在反复交易互动过程中基于“业缘”和时间性而形成的以嵌入性关系为主兼具市场性关系的网络。与经纪人群体网络建立在亲缘性信任基础上的嵌入性关系结构不同，客商交易网络是一种建立在信用性信任基础上的后致性关系结构。信用性信任是指信任建立在信用的期望之上，而信用是在某些情况下把他人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并履行承诺的品质。(19)[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2页。信用性信任不仅提供了中间商老板和外地客商交易互动的基本原则，而且它能使新关系发展成为嵌入性关系并维持客商交易网络的持续再生产。

在客商交易网络中，中间商老板和客商基于信用性信任的交易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论交易量大小、交易时限长短，双方以非正式的口头契约来订约和履约。大多数外地客商通过电话联系中间商老板确定货物规格、类型以及发货量、时间等订单信息，不需要亲自现场交易。第二，双方依据信用和关系熟稔程度选择相应的农产品交易付款方式。长期合作、高度信任的双方通常采用先支付20%的款项、收货后再分期支付余款的方式，尾款一般在农产品收购季结束后三个月内付清。第三，双方会及时沟通和传递农产品市场行情和价格变化信息，从而帮助对方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基于信用性信任的双方不仅减少了交易互动中重复谈判、价格欺诈与农产品质量监督等成本，而且更容易增地相互理解并建立市场风险分担的合作意识。因此，客商交易网络是一个建立在信用性信任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市场主体在外部市场的交易活动强烈依赖于这一网络特征。

(三)经纪行动的多重网络结构

许多对社会网络的研究通常关注“单模网络”，侧重于单独分析个体间的非正式网络或企业间的商业网络。布莱利(Brailly)认为重新建构一个可联合分析经济网络和非正式网络的多重框架，用以解释行动者的经济机会和行为表现是必要的。(20)Julien Brailly，Guillaume Favre，et al. “Embeddedness as a Multilevel Problem：A Case Study in Economic Sociology”，Social Networks， Vol.44，2016，p.320.(Elsevier)埃尔瑟韦尔多重网络界定为：在不同层次(如个体和群体)上定义的不同类型的节点联系，这些联系可能发生在层次内和跨层次的所有节点之间。(21)Elsevier，“Introduction to Multilevel Social Networks”，Social Networks， Vol.44，2016，p.266.在本文研究的个案中，当把经纪人群体网络和客商交易网络联合起来分析时，可以发现经纪网络确实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特点的市场交易网络。这个经纪网络具有多重结构特征，不仅在于它包含了不同类型的关系，比如经纪人之间的协作经营关系、经纪人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交易关系，还在于节点集包含了不同层次上定义的实体，比如经纪人和农产品交易市场。在多重经纪网络中，经纪人是具有多重成员身份的行动者，而群体节点之间的联系程度是从属于群体节点的个体节点之间联系聚集性的体现。

对多重经纪网络进行结构分析，实际上是讨论网络中的经纪人个体如何利用经纪人间关系和群体成员身份关联，管理和控制市场交易网络，以追求合理经济利益。在多重网络中，经纪人通过所从属的群体网络(A)不断调整和完善经纪人个体的客商交易网络(P)，并与经纪人群体和外地客商群体联合构成的农产品市场网络(G)形成交叉重叠，从而对这两个网络的信息交换和资源控制产生影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第一，经纪人隶属经纪人群体网络。在群体网络的同化机制作用下，经纪人个体通过经营学习和经验复制来消除相互间的差异，通过资源协作和信息交换来维持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感知并构建其网络成员身份的方式使该群体产生了一种经纪行动的集体效应，进一步影响经纪人以群体身份与外地客商交易互动的行为方式。第二，经纪人都有自己的客商伙伴，他可以从伙伴那里获得主要的经济利润和有限的市场信息。第三，客商交易网络和农产品市场网络部分重叠、相互嵌套。经纪人可以从个体层次与其他节点(客商)发生交易关系，同时也能够以从属于一个群体网络的群体层次与其他节点产生联系。(见图2)

图2 经纪网络的多重结构和关系联接模式

从图2可以看出，经纪人A1不仅与客商B1和B2发生直接的农产品交易互动，而且通过所属群体网络中的成员A2和客商B3、B4相识并形成潜在的交易互动机会，通过成员A3和客商C3、C4相识并生成潜在的交易互动机会。在这个多重网络中，任何一个经纪人都可以借助这种群体网络关系快速找到潜在的交易对象，资源获取和信息交换的路径大大缩短了。一旦交易需求被提出，潜在的机会可以很快转化为实际的交易行动。经纪人通过网络A建构形成了农产品市场网络G，同时经纪人的网络P又受到市场网络G的促动和制约。经纪多重网络的结构依赖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社会网络一样，在每个层次上都存在水平结构依赖，即每个层次的行动者都在一定的社会(网络)结构中行动。其根源在于，每个层次的网络都构成了一个不同资源、信息之间的交换系统，行动者必须依赖于这些交换系统才能实现其资源交换目的。而行动者对水平结构的依赖程度与多重网络中的关系性质有关。如果网络中的关系表现出积极性联接而非消极性联接的性质，那么行动者对水平结构的依赖性较高。积极性联接意味着一个交换关系促进了另一个交换关系，而消极性联接意味着与一个伙伴的交换排除了与其他伙伴的交换。(22)[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与社会：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67页。其次，层次之间存在垂直结构依赖，即个体网络部分地依赖其所在群体网络，反之亦然。而且，个体网络的集合过程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群体网络的结构。垂直结构依赖使经纪人个体的客商交易网络与经纪人群体的市场交易网络之间形成交叉嵌套结构。一个经纪人的客商网成员可能是另一个网络的关系人，经纪人各自的客商网被嵌套性地联系起来。由于嵌入多重网络中的行动者既受到水平结构也受到垂直结构的影响，因而在农产品交易市场中可以观察到经纪人个体和经纪人群体、客商群体的相互作用，尤其是群体层次对个体层次的资源供给和经营决策影响。

四、多重经纪网络嵌入的势能

(一)多重经纪网络嵌入改善农产品市场网络

由于农产品交易行动嵌入多重经纪网络，一个经纪人可以很容易在个体与群体相互关联的网络结构中，通过积极性连带和借用其他经纪人的社会资本来帮助自己完成在外部市场的交易。这一过程对农产品经营活动具有提升效应，它意味着经纪人能借助同属网络的其他成员的多向联系和资源来提高自己的交易活动效率。拉扎加(Lazega)将这种效应称之为“网络提升”，这一概念使我们能衡量个体层面的行动绩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所属群体和群体间环境的多层次组合特征。(23)Emmanuel Lazega，Marie Jourda，Lise Mounier，“Network Lift from Dual Alters：Extended Opportunity Structures from a Multilevel and Structural Perspective”，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9，No.6，2013，p.1227.

经纪人的网络提升与多重网络中的关系联接性质以及个体对群体网络的从属结构有关。其一，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对经纪人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促进性影响。一般情况下，从桥接分离行动者或居间分离交易中获益的企业家有较强的动机维持这种分离状态以保持结构洞优势。但是在多重网络中，群体从属性和亲密关系使经纪人能认识和发现结构洞利益，并愿意共享这种潜在利益。比如，W镇经纪人群体有一种不成文惯例，一个经纪人的大客户来五街，其他关系亲密的经纪人会受邀陪同一起吃饭。从这种意义上，经纪人充当了其他经纪人与外地客商接触和取得联系的“桥梁”。其二，经纪人与外部市场的关系联接有助于其他经纪人与外部市场关系的发展。当经纪人把外部市场的新信息、新资源、新技术、新设备带回内部市场时，这些新信息和资源很快在经纪人群体内得到传播和交流，新技术、新设备很快被网络成员学习和采用。比如，一个经纪人引入一套先进的核桃加工设备，其他经纪人向其打听后很快跟上。经纪人与外部市场之间的发展型关系没有阻隔、而是增进了其他经纪人与外部市场之间的关系。因此，嵌入在多重网络中的经纪人能够快速建构大量与外部市场的积极性连带关系，使整体的农产品市场网络得到改善和发展。

在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当行动者所属的群体具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在群体之外存在较多的经纪机会时，他们往往会进行更多的资源协作、社会资本借用，并由此形成较高程度的集体性社会资本依赖。从访谈中可以了解到，经纪人在多重网络中进行资源协作、社会资本借用的经济行为包括相互调货、帮忙代发货、攒货、搭桥介绍外地客商等。比如，经纪人的现有农产品库存量不能满足其客户需求，他可以从同行那里调货以解决这一危机；经纪人的农产品库存积压严重，他可以请求其他经纪人利用其客户资源帮助消化库存；经济实力不够强的几个经纪人把货集中起来形成一定数量规模，然后和有大宗货物需求的客商进行交易。虽然借用社会资本是经纪人个体行为并使个体直接受益，但是“借用”的经济活动不以赚取利润为目的，而是以协作互助、互惠往来作为实质性特征，客观上促进了集体性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因此，多重网络嵌入提供了社会资本扩展的机会结构，使经纪人能及时获得有用的间接联系和资源，这有助于促进经纪人群体在外部市场的农产品经营效益。

(二)多重经纪网络嵌入塑造信任交易环境

由于农产品交易行动嵌入多重经纪网络，经纪人作为网络节点，既是以个体经营者身份和外地客商进行交易，同时也是以从属于经纪人群体网络的成员身份和外地客商群体打交道。经纪人在不同层次上的节点联系在确保交易主体的信用、缩短对陌生人信任所需时间、扩展大范围内的交易信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塑造一种值得信赖的市场交易环境。

特殊主义的关系网络能增强成员信任程度，(24)陈立旭：《信任模式、关系网络与当代经济行为——基于浙江区域文化传统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在商业活动中对传统人际网络的利用能支撑起广泛的信用网络的发展。(25)田絮崖：《商业网络、人际交往与信用体系的构建——以中大布匹市场为个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而信任交易环境的形成不仅与网络的关系属性有关，更是受到多重网络中层级性结构的影响。多重网络产生市场主体遵守市场交易信用和规则的结构性压力，这种结构性压力来自于群体层次上的信息获取和“信用奖惩”。农产品交易、经营行业等市场信息的非正式交换并非仅仅发生在个体关系之中，相反，众多信息交换、甄选和获取发生在群体层次上。因此，嵌入多重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和获取路径优于单模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远远优于匿名性的交易市场。在此意义上，嵌入多重网络中的交易关系对市场经营主体产生的约束力远远大于匿名市场。因为失信和违约行为不仅仅造成个人关系的中断，而且意味着群体性的共同“惩罚”，其成本和代价过于高昂。如果经纪人没有按约定交付农产品或者交付农产品出现较大质量问题，那么他有可能失去由客商群体构成的外部市场；如果外地客商出现过分拖欠货款的重大违约现象，那么他可能失去经纪人的群体信任，从而失去这个农产品原材料市场。

多重网络具有一种使陌生人信任基于群体身份进行扩散的结构，这种结构也具有缩短对陌生人形成信任所需时间的功能。网络成员通过观察和了解嵌入多重网络的经纪交易行动来识别和评估潜在客户的信用状况，从而判断该客户是否可以成为值得信任的交易对象。因为，“如果人们能够信任那些给出‘间接’允诺的人，那么信任就可以扩展到比只有直接纽带才能带来信任大得多的结构之中”。(26)[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与社会：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36页。比如，外地客商B和经纪人A2进行交易，经纪人A2信任客商B，则与A2同属于一个群体的经纪人A1也会信任客商B，并愿意与B进行交易，尽管A1和B以前没有打过任何交道。在多重经纪网络中，个体层次上个别交易关系产生的交易信任通过该节点在群体层次上的身份和连带关系在群体内进行扩展。这种从“个人信任”转向“群体信任”的交易信任扩散方式在经纪人群体和客商群体之间形成“扩大信任”，从而有助于塑造一种可靠的外部市场交易环境。

(三)多重网络嵌入平衡交易双方市场地位

由于农产品交易行动嵌入多重经纪网络，经纪人个体的经营活动与群体性的市场活动存在关联，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结构等位和非垄断性的网络利益，也提升了经纪人整体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力代表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行动者能够通过提供金钱使其他行动者自愿地集中他们的精力去完成某一任务。”(27)[美]斯威德伯格：《市场与社会》，载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经济社会学手册》，罗教讲，张永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传统观点认为，不论是小农还是经纪人，在面对大市场时总是处于经济权力弱势地位。而嵌入多重网络中的经济行动改变了经纪人的市场交易地位，使经纪人在面对客商时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经济权力关系。

市场交易地位的平衡与多重网络中关系人的结构等位、个体网络和群体网络的共同进化有关。多重网络中，经纪人一端形成的是密集网络，另一端联接的是松散网络，这种结构特点为经纪人群体和客商群体的市场地位平衡提供了基础。具体来说，一方面提升了经纪人的经济交换地位，另一方面则消减了客商的垄断权力。在信息分布不足的市场环境中，当经纪人是离散的行动者时，客商在与经纪人的经济权力关系上往往处于支配性地位，然而在多重网络中，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经纪人之间为亲缘性信任的强关系联接，作为一种具有内聚力的群体，他们能以一致行动抵消外地客商的经济支配优势。伯特(Burt)指出，“两个人如果拥有一样的关系人，他们在结构上就处于同等位置”。(28)[美]罗纳德·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任敏，李璐，林虹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19页。处于结构等位的关系人因为导向同样的信息和资源而产生冗余，拥有冗余性关系网络的行动者很难获得垄断性的网络利益。多重网络中，一个客商的经纪人交易对象也是另一个客商的交易对象；同样的，一个经纪人的客商网成员可能是另一个网络的关系人，这使得网络中存在大量的结构等位和冗余性关系。因此，多重经纪网络整体具有一种结构对称性，经纪人能通过对称的非直接联系获得替代性的信息和资源，客商很难对经纪人形成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

多重网络中，客商交易网络和农产品市场网络是相互建构、共同进化的关系，这促使经纪人在与外部市场的经济关系中拥有更强大的谈判底气和市场话语权。中间商老板每年都会在农产品收购淡季“跑市场”，以向外发展可以合作的新客商，这种新的客户关系一旦被引入，会很快嵌入到多重网络结构中，成为“簇”中的一个节点关系。“簇”是指由若干具有强关系的经纪人围绕同类农产品交易所建构的市场网络。新客商增加了新的关系到现在的客商交易网络中，而“簇”内成员凭借类属网成员身份和强关系以对称交换方式共享“簇”内信息和资源。因此，经纪人对内保持密切的交往互动和积极的经济联系，对外一致扩大客商交易网络，吸引和聚集更多的外地客商，个体交易网络和市场网络表现出同步化发展的趋势。农产品交易行动嵌入多重网络不仅有助于增强经纪人的市场主体性，而且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在行业市场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使他们能够以平等的地位与客商群体进行农产品贸易。

结 语

W镇的个案研究表明，不仅山区农产品交易活动嵌入经纪网络中，而且经纪交易活动具有多重网络嵌入的结构性特点，存在着水平和垂直的结构依赖。这种结构性嵌入通过对资源依赖、信息传递、信任关系、经济权力平衡等中介性因素产生影响，促动和制约了地方经纪人的市场经营行为，在农产品市场网络、交易环境和市场地位等方面为经纪交易活动提供了势能。在传统社会文化影响较强的山区农村，多重经纪网络具有较高的农产品交易行动绩效，能代替一些正式组织和制度框架发挥农产品市场经营和流通的重要功能。乡村振兴要求“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经纪交易活动的多重网络嵌入不仅成为地方经济体系中具有创新性的产销衔接模式，而且对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提升产地和集散地批发市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