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化”同步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
——来自中部地区的经验证据

任志安, 沈玲玲, 颜 柳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1955年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共同富裕”, 强调通过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 使农民摆脱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党要求“先富带动后富”消除两极分化, 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十四五”规划要求这一期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035年远景目标也明确提出, 到2035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纵观共同富裕发展历程, 其重点皆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与共享经济发展结果。 在具备充分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背景下, 当前必须从上述两个重点深入探究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十八大报告针对国情,提出加快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四化”同步发展来推进共同富裕。自此,各地政府针对该战略进行重大分析与科学决策,皖北地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江苏省加紧推进“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建设;云南省积极搭建相关发展平台,如“四化”互促产业平台、品牌平台和人力资源平台等。这些措施使我国在物质精神生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实现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首先,“四化”同步处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推动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充分流动并创新配置,促进地区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就业,提高全社会整体经济效率,使供给侧增长能力更强,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其次,“四化”同步推动三大产业发展,为政府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支出提供帮助,有效缩小了我国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有利于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共享。当前实践已证明“四化”同步是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深入探究“四化”同步推动共同富裕的影响机理与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 文献综述

十八大报告提出“四化”同步战略,引起学术界对“四化”的研究热潮。李二超等[1]将 “四化”协同机理归纳总结为工业化是发展动力、城镇化是引领、信息化是灵魂、农业现代化是发展基础,其核心在于全面协调可持续。丁慧媛[2]针对沿海地区对“新四化”各要素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以明确“四化”耦合发展水平;部分学者则采用层次分析法、GWR、热点分析法等方法对“四化”总体趋势和时空趋势展开分析[3-4]。李玉中[5]以河南省为例,深入“四化”影响因素分析,并针对薄弱环节从教育、科技、产业结构等方面统筹规划以全面提升竞争力。

共同富裕的研究集中于科学内涵、演进历程、实现路径及水平测度等。罗明忠[6]认为共同富裕是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郁建兴等[7]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定义共同富裕为:通过补偿和矫正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纵观共同富裕发展历程,我国在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上聚焦于两点:其一,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国内学者指出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决定着共同富裕的程度,经济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必须把经济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8]。其二,兼顾效率与公平。坚持以税收、政府转移支付和完善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实现我国财富合理分配[9]。其三,必须创新发展机制,加快通过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等实现第三次分配推进共同富裕[10]。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转向从共同富裕内涵和特征出发,以不同数量维度构建相应指标体系来量化共同富裕。刘培林等[11]提出二维构建方法,将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纳入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以此反映总体生产力水平和全体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水平。陈丽君等[12]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层面出发,使用三维构建方法构建81个指标测度共同富裕发展指数。同时与共同富裕有关的其他重要指标,如相对贫困线、基尼系数等也都被测算出来,而这些指标都为进一步研究共同富裕提供了便利。

综合已有文献来看,尚未有文献研究“四化”整体与共同富裕二者的关系。但许多研究都证实“四化”各子系统对经济增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等多方面会产生重要影响。城镇化充分发挥人口、要素的聚集效应,使乡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岗位,增加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能改善原有粗放式生产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为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13]。同时从内生增长视角进行分析,推进信息化的过程是加速传统工、农产业优化升级的催化剂,信息化发展将进一步助力全球产业经济的腾飞[14]。城乡通开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打开通道,能有利促进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即“四化”同步着眼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重大问题[15]。

本文主要论证了以下内容:将“四化”同步与共同富裕纳入到同一理论研究框架中,并对其展开机理分析;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总体回归检验、门槛效应检验,充分考虑其边际效益与演变趋势;针对中部地区开展空间溢出效应检验,进一步探索两者空间演变格局。

二、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影响机制

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生产力发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城镇化、工业化带动发展;第二阶段是要求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发力来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四化”同步作为一个互动系统,有效破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解决了地区间劳动力、资金、管理等资源要素在内的供需矛盾、经济活动空间限制及效率与公平未能兼顾等问题,对我国共同富裕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①就业、创业推动机制。首先,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带来行业、市场规模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得到就业岗位,实现扩中、提低的社会效应[16]。其次,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替代掉简单的劳动力需求,创造出更多更高技能水平的知识密集型岗位,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结构得以改善。最后,广阔的市场前景为创业开展活动奠定基础,信息获取与资金支持可得性会极大发挥知识扩散效应、创业示范带动效应及企业投资溢出效应,足以让潜在创业者在良好外部环境下完成创业、获取收益,提高了居民整体创富能力。②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四化”同步优化要素的空间配置结构使生产要素不断创新组合。尤其是信息化,其贯穿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全过程,强硬的技术支撑带来工、农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提高,商品的技术结构和市场结构得到优化升级[17]。③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四化”同步推动本地区特定区域围绕主导产业和具有潜在优势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进一步引导当地创新要素向相对密集的产业园区、数智平台等创新载体集聚,培育壮大了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及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构筑的区域创新集群。这些集群通过扩散效应吸纳大量中小企业、广大农民参与、合作,极大地带动了后发地区的发展。尤其东西部合作推动了新成果更快捷、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国地区的人民,缩短了城乡、国际之间的发展差距[18]。④社会结构完善机制。一方面,弥补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城乡居民身份界限和制度壁垒被打破,三大产业为政府税收提供充裕资本支持,对低收入群体、边缘化群体等重点人群的医疗、住房和教育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加大,精准对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9]。另一方面,推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推进“四化”同步,需协调社会各环节、各层次、各要素间的利益关系,由此为城市格局规划、农民再就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社会治安管理等社会管理中的诸多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法,为共同富裕营造了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结合以上机制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四化”同步产生多重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推动作用。

2. 空间溢出效应

不论是产业结构效应、人口集聚效应,还是地区协同创新效应,都与跨区域的人口迁移、要素资源的转运等密切相关,它们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向外扩散至邻近区域。因此“四化”同步与地区共同富裕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空间上的关联,尤其伴随着交通技术、信息数据等渠道的日趋发达,这种空间上的关联性愈发强烈。一方面,相对于实施“四化”同步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地区,邻近地区会出于压力和政策激励,采取相似的措施方法来实现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本地“四化”同步的“示范引导作用”,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四化”同步战略本身带动了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共享,在维系原有社会体系的基础上更能通过信息技术渠道拓宽社会边界。地区之间生产联系与发展交流增加,无形中拓宽了“四化”同步的空间影响范围。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四化”同步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

3. 门槛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按照“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原则发展。在实现部分地区富裕后,我国步入共同富裕的路途中。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可能实施“四化”同步建设的阻力较少,而经济欠发达地区阻力较大,因而推进“四化”同步过程中可能引起共同富裕驱动效应的动态演变。随着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在先富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已有经济发展基础差异不仅会显著影响本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还有可能反过来制约先富地区的发展[20]。“四化”同步推进共同富裕的体系中必须纳入包括原有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差异性[11]120。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四化”同步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

三、 实证分析与检验

1. 研究设计

(1) 模型构建。以共同富裕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四化同步指数为解释变量,设定计量模型

lnCit=β0+β1lnFi,t+β2lnOi,t+β3lnIi,t+β4lnLi,t+β5lnTi,t+ui+δt+εi,t

(1)

式中:i为N个个体,i=1,2,…,N;t为已知的T个时间点,t=1,2,…,T;Ci,t表示共同富裕指数;Fi,t表示四化同步指数;Oi,t、Ii,t、Li,t、Ti,t分别表示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就业市场、产业结构。β1～β5为各变量回归系数,β0为常数项,u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δ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2) 变量选取。

① 被解释变量。从共同富裕含义出发,出于省级层面数据可得性的考虑,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个维度出发构建10个指标[7]15。为避免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多指标数据重叠问题,在此使用熵值法,其中由于三大维度重要性相当,因而对三大维度均赋权1/3,计算得到的共同富裕指数记为C[12]8。

② 解释变量。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四化”4个子系统包含25个指标。首先采用熵值法按照各个层面权重赋值相等计算单极化发展水平指数。效益理论与平衡理论强调,只有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同步发展时才能获得最大的综合利益时;各子系统效益的乘积表示复合效益,各子系统效益的集成加权和表示综合效益,根据式(2)、(3)计算指数,

式中:F′为“四化”同步指数,表示“四化”耦合水平;U、N、G、I分别表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k为调节系统,k=4。F为“四化”同步发展度,反映“四化”系统的发展与均衡程度[21]。

③ 控制变量。借鉴有关文献,控制变量选取: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会产生就业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及技术溢出效应,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正向作用,本文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值进行表示[22];就业市场,就业为最大的民生问题,稳住就业,居民就有了收入和消费,经济社会才能发展,选用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值;基础设施状况,尤其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完善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促进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与支撑条件,以中部地区六省的公路密度(km/万人)来反映中部地区基础设施状况;产业结构,郑万吉等[23]对产业结构优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成正向关系,但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会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就业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采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衡量。

(3) 数据来源。数据范围:2010—2020年中部六省数据。数据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等。对于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2. 实证分析

(1) 基准模型回归分析。由豪斯曼检验确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第2—6列为固定效应下各模型的回归结果,第2列未添加控制变量,第3—6列分别是逐级添加控制变量时“四化”同步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结果。

表2 “四化”同步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基准分析

由回归结果可知, “四化”同步回归系数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说明“四化”同步总体处于推动共同富裕的有利范围内, 与已有研究结论相符, 从而验证了假设H1。 “四化”同步打破了原有城乡经济活动限制, 解决了地区间资源要素供需矛盾以及效率与公平未能兼顾等问题。 “四化”同步为城乡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扩大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数字化信息化赋能,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大产业发展为共同富裕积累了雄厚资金, 政府税收增加, 城乡区域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逐步向共同富裕迈进。

对外开放对共同富裕存在促进作用。在国际国内经济大循环良性互动中,中部地区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入持久的双向开放,能有效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增加社会财力,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强大坚实的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一方面, 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入建设, 可满足居民基础性需求, 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 基础设施及其服务的完善有利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 提高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交易、分配效率, 从而为产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支撑。

就业市场总体上对共同富裕起正向作用,就业率提高能为国民创造更多的经济产值;同时,居民通过就业获取收入,日益增加消费需求,能进一步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产业结构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当前我国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并没有完全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应积极促进相关行业的调整,进一步适应我国社会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

(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借鉴以往相关研究,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的倒数为矩阵元素建立经济距离矩阵,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莫兰指数皆为负值,说明各省间共同富裕变量并非完全随机的状态,共同富裕水平在地区间呈高低交叉分布。

表3 共同富裕全局莫兰指数

依次通过Hausman检验、拉格朗日(LM)检验, 结果表明LM-Lag和LM-Error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且Robust LM-Lag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Robust LM-Error不显著,确定使用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SEM)。结合个体固定、时间固定和双固定模型分析,选取拟合优度最高的时间固定效应SEM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

表4 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整体拟合优度R2为0.612,空间自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四化”同步建设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距,在空间上形成了对共同富裕强烈的冲击,产生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验证了假设H2。“四化”同步一方面会通过就业创业、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社会管理等多重效应推动本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会通过示范引导作用,为邻近地区提供优质、专业化的服务从而逐渐缩小两区域间差距,提高整体共同富裕水平。

(3) 门槛效应。借鉴已有文献,引入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四化”同步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借助Stata软件,通过Bootstrap(自举法)进行300次反复抽样,得到F值和P值,确定模型中存在的变量门槛值和门槛个数,结果如表5。

表5 门槛变量效果检验

门槛变量为各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值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单门槛效应检验拒绝了原假设;双门槛效应检验未通过至少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说明“四化”同步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9.449 8。进一步分析门槛变量的作用,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6。

表6 门槛回归结果

“四化”同步与共同富裕并不呈现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多阶段的线性关系。当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小于9.449 8时,“四化”同步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0.29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大于9.449 8时,“四化”同步系数降至0.121,“四化”同步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0.121个百分点。说明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四化”同步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富裕推动作用更加显著,存在益贫效应。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各地都在谋求发展出路,“四化”同步战略则给这些地区释放出积极信号,客观上要求不断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加速渗透产业间的融合,驱使三大产业结构朝合理化、高级化迈进;在此过程伴随着就业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人力资本结构会加速完善,在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提升,在以初次分配为重点的前期阶段,“四化”同步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极强。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共同富裕推进的着重点由原来的“做大蛋糕”转移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保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上,发展更多关注经济质量,但兼顾经济数量与经济质量的均衡并不是一朝一夕轻易做到的。发展难度系数增加,“四化”同步推动共同富裕的速度会放缓。上述结论验证了假设H3。

(4) 时序异质性分析。党在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此后,政府出台多项支持政策,我国建设共同富裕的紧迫性加强。基于此,本文以2017年为分界线,将数据年份分为2010—2016年及2017—2020年两个阶段进行对比分析。回归结果如表7。

表7 时序异质性检验结果

由表7可知,“四化”同步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各阶段系数大小不同。第一阶段(2010—2016年),“四化”同步回归系数较小。原因在于:一方面,中部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经济基础、资源要素等处于劣势地位,发展速度缓慢;另一方面,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矛盾下,中部地区推行“四化”同步中,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互动机制不够健全,“四化”未真正实现协调发展,难以合力推动共同富裕。第二阶段(2017—2020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进并加快实现新“四化”同步,由此各省市政府积极建立新“四化”同步进程与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互动关系,为推动共同富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部各省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加紧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经验总结与战略决策。在良好的社会背景下,“四化”同步发展内涵和综合收益有效提升,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也明显加强。

3. 稳健性分析

(1) 稳健性检验。从检验基准结果出发,本文开展稳健性检验,具体包括:

① 替换被解释变量测量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算共同富裕指数并重新估计。

② 缩尾处理。在1%和99%分位上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用缩尾后的样本数据重新估计。

③ 缩短时间长度至2012—2018年进行回归。2012年正式提出“四化”同步,2019年年底爆发新冠疫情的这一突发事件使得“四化”同步的驱动效果可能受到影响,本文在此选择将数据时间范围缩短为2012—2018年进行回归。

表8报告了三种方法的检验结果。“四化”同步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验证了“四化”同步会推动共同富裕的结论。控制变量方面,其相关系数正负、大小都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从而证实前文的研究结论是相对稳健的。

表8 稳健型检验结果

(2) 内生性处理。“四化”同步与共同富裕在线性回归上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选取“四化”同步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Wu-Hausman值对应P值均小于0.05,表明该模型的解释变量与扰动项相关。进一步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验证“四化”同步滞后一期是否为有效的工具变量。

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优度均大于0.7,F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000 0。结构方程中对内生解释变量的显著性进行名义显著性水平为5%的wald检验,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37.098,大于对应临界值16.38,接受“真实显著性水平”不超过10%,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因而工具变量选取“四化”同步的滞后一期是合适的,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和较高的相关系数。在两阶段回归结果中,“四化”同步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四化”同步对共同富裕起正向推动作用。“四化”同步滞后一期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641,即表明“四化”同步滞后一期指数每变动1个百分点,会带动共同富裕水平指数变动约0.641个百分点。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得到的模型回归系数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在正负、显著性上基本保持一致,故内生性问题并不影响实证结果。

四、 研究结论及实现路径

1. 研究结论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检验“四化”同步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四化”同步总体上促进了我国中部地区共同富裕,空间计量结果表明两者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次,门槛模型实证表明,“四化”同步对共同富裕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其中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共同富裕具有更明显的驱动作用。最后,时序异质性检验得出,党的十九大后“四化”同步对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推动力度显著加强。

2. 实现路径

中部地区是中国共同富裕的重点观察地区,当下必须抓住中部崛起重要契机,明确共同富裕目标,用好用活相关政策,走出一条契合时代特征和彰显区域特色的共同富裕发展路子。

(1) 建立健全“四化”同步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首先,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农业道路, 持续优化工农业结构, 提高发展质量,实现工、农现代化和工、农信息化,聚焦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产方式转变。其次,将信息化应用贯穿于各化发展中,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实现区域间科技交流与创新,形成区域创新集群。再次,以推进城镇化为基础落实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完善劳动力市场、要素资源市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做到“分好蛋糕”,使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最后,加快完善“四化”同步数字平台,让更多公民参与到、观察到共同富裕的建设进程,增强人民的参与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2) 强化政府保障功能。中部地区各省市政府要加强共同富裕精神解读,摸清当前“四化”同步现状,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充足保障。尤其要强化制度保障,在制定“四化”相关政策时,要注意把握中部崛起战略、东向发展战略和皖北振兴等战略带来的机遇,以“四化”同步独有优势化解发展矛盾。

(3) 差别化战略路线。由于“四化”同步针对中部地区不同区域赋能共同富裕作用程度不同,各省份应根据比较优势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四化”统筹发展差异化战略。首先,完善“四化”建设政策和税收政策倾斜,引导要素资源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山西省、安徽省等省份流动,支持其产业发展和低收入群体的创业就业,增加当地收入。其次,通过完善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可及性,为经济落后地区打下发展基础,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鸿沟。再者,着力发挥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省份如湖南省的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