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分析

黄 磊，黄思刚，杨承佳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言

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是党的二十大以及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未来经济工作重点。家庭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做好家庭经济风险的防范工作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然而，外部发展环境不稳定等问题对家庭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使家庭收入出现较大波动，这种不确定性因素极大地考验着我国居民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最终可能会影响家庭的经济稳定。在此背景下，探究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寻找防范化解家庭经济风险的方法，对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家庭经济陷入脆弱状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一是入不敷出，收支比例严重失衡，家庭债务负担过重[1]；二是遭受自然灾害、重大疾病和意外事故等风险冲击[2]，意外支出剧增，当家庭储蓄资金耗尽时则需通过变卖资产或借债来筹集流动资金，风险抵御能力直线下降。而收入波动不仅会直接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可能还会破坏家庭的储蓄和理财计划，最终致使家庭经济活动呈现脆弱性特征。那么面临收入波动的家庭如何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风险？如何减少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的不利影响？已有研究认为，保险能够通过经济补偿、风险保障以及财务管理等功能，有效分散和化解家庭经济风险，提高家庭的风险承担能力[3]。具体而言，社会保险能够保障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开支，具有基础性作用。当家庭成员由于年龄过大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遭遇健康风险时，社会保险能够发挥兜底作用，防止家庭经济的进一步崩塌。商业保险则是能够覆盖意外事故、财产安全以及基本医疗保险无法理赔的范围，且具有资产增值性，有效弥补了社会保险的不足之处，能够更加全面地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家庭经济风险。综上来看，保险参与可作为防范化解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一种有效手段。

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基于2015 年、2017 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验证保险参与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和分组回归进一步检验收入波动对不同特征的家庭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在于：

第一，目前关于收入波动影响家庭经济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微观视角，以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贫困线标准测算家庭经济脆弱性，探究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丰富收入波动和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相关研究；第二，基于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验证能够减轻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不利影响的有效防范举措，为防范化解家庭经济风险提供新思路；第三，使用分位数回归和分组回归的方法，探讨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家庭中，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异质性影响，为制定差异化的风险防范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收入波动是指个人收入因经济周期性波动或外生事件冲击所发生的不确定性变动。目前，收入波动的相关研究多是基于微观家庭视角，探究家庭收入出现波动后，其经济行为或社会观念发生的改变。在经济行为方面，有学者以中国农村居民为样本，研究发现收入波动会降低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但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消费平滑机制进行部分抵消[4]。有学者则是以房价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验证了收入波动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5]。另外，有研究发现，当面临收入波动时，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保意愿和参保金额均会显著提高[3]。在社会观念方面，一些研究发现，收入波动还会影响居民家庭的婚姻观念和生育意愿[6-7]。综上所述，收入波动会直接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而影响家庭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有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测度上，有学者使用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和风险暴露的脆弱性（VER）的方法对脆弱性进行测度[8]，但目前主流做法是使用期望贫困脆弱性的方法（VEP）来测算家庭经济脆弱性[9]。此外，已有文献认为，家庭负债[10]、家庭教育支出[11]、家庭金融素养[12]、医疗保险[13]以及数字金融[14]是影响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但少有文献将收入波动与家庭经济脆弱性联系起来，一些研究[15]基于流动性约束机制发现，收入的不确定性冲击会显著增加家庭发生经济脆弱问题的概率。从现实来看，收入波动不仅会给家庭收入带来不确定性，影响家庭的消费、存蓄、投资以及还款计划，从而不利于家庭的经济管理；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性收入假说，收入的暂时性波动还会迫使家庭通过借债来平滑当前消费和所受到的不利冲击，结果导致家庭杠杆率的升高，家庭经济脆弱性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收入波动显著提高了家庭经济脆弱性。

当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产生不利的冲击后，如何减轻收入波动的这种不利影响便是每个家庭所关注的重点。有研究证明，保险是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有效手段，并且能够弥补家庭因资产积累不足所导致的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16]。当家庭遭受外部冲击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凭借其所获得的养老金和转移支付补助，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家庭收入波动引致的经济脆弱问题，从而成为分担家庭风险、提高家庭经济恢复能力的重要保障[17]。商业保险也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风险承担水平[18]，且相较于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的理赔金额更高、保障范围更广、保障作用更加全面，能够更进一步地减轻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的不利影响。另外，据研究数据统计，随着家庭经济脆弱程度的加深，家庭的保险参与率也在不断提高[19]。这说明保险参与作为促进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形式，可能有助于调节收入波动的不利影响，改善家庭经济脆弱状况。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保险参与特别是商业保险参与在收入波动提高家庭经济脆弱性的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能够缓解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的不利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收入波动提高了家庭陷入经济风险的可能。但这种效应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中是否存在差异？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差异，城镇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普遍高于乡村家庭[20]，并且家庭存蓄和投资理财意识较为超前，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手段也更为丰富，因此，城镇家庭受收入波动的不利影响可能小于农村家庭。另一方面，资产水平较高的家庭在面对收入波动时可以选择变卖资产等方式来提高家庭经济流动性，避免家庭因入不敷出而出现经济脆弱问题。故在高资产水平家庭中，收入波动提高家庭经济脆弱性的边际效应要小于低资产水平家庭。综上来看，收入波动会对经济条件差的家庭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更易使其返贫。故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对于乡村地区或低资产水平的家庭，收入波动提高家庭经济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该样本主要包含居民家庭收入、消费和保险参与行为等可用于研究收入波动、家庭保险参与和家庭经济状况的详细信息，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根据研究内容，本文选取2015 年、2017 年和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对各个年份的数据进行横向合并、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最终合成面板数据，共含有32145 个有效样本。

（二）模型构建

豪斯曼检验显著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收入波动与家庭经济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具体如式（1）所示：

其中，被解释变量Vuli,t代表第i个家庭在第t年的经济脆弱性，根据国内2020 年最新的贫困标准——每人4000 元/年测算①资料来源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的发言：“贫困户脱贫，要做到2020年时收入达4000元左右”。，同时，按2022 年年末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全球贫困线2.15 美元/天（根据汇率和购买力平价准则换算为每人5188.61 元/年）测算生成第二个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Fluctuationi,t代表第i个家庭在第t年的收入波动；Xi,t代表涵盖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层面和地区特征的控制变量；μi表示家庭个体固定效应，由于省份固定效应会被家庭个体固定效应吸收，因此实质上本文也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θ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本文主要关注核心解释变量Fluctuationi,t的回归系数β1的大小、方向和显著性。

在机制分析中，为检验保险参与是否能够缓解收入波动给家庭经济脆弱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构建三种类型的保险参与变量（养老保险参与、医疗保险参与以及商业保险参与）与收入波动的交乘项，并将这三类保险参与变量及其与收入波动的交乘项代入回归方程中，所得模型如式（2）所示：

其中，Insurancei,t代表第i个家庭在第t年的保险参与情况，分别有养老保险参与、医疗保险参与以及商业保险参与三种；Fluctuationi,t×Insurancei,t则代表这三类保险参与和收入波动的交乘项；其余变量均与式（1）的描述一致。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经济脆弱性，表示一个家庭在下一个时期的消费水平低于贫困线的概率。参照现有文献对于脆弱性的研究[21-22]，本文采用三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测度家庭经济脆弱性，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建立家庭消费模型，预测家庭人均消费对数，再对回归的残差平方做回归估计，具体如式（3）和式（4）所示：

其中，LnCi,t表示第i个家庭在第t年的人均消费对数；Xi,t代表能够影响家庭消费水平的户主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如户主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有无工作、户口类型、家庭规模、家庭少儿占比、家庭老年占比、家庭住房和家庭车辆等变量；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为第i个家庭的消费方差，反映家庭的消费波动；β 和γ 为回归系数。

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构建异方差结构权重，并重新对式（3）和式（4）进行加权回归，用于估计下一期家庭人均对数消费的期望值和方差，具体如式（5）和式（6）所示：

第三步，假设下一期的家庭人均消费对数服从正态分布，选定贫困线标准，测算家庭经济脆弱性，具体如式（7）所示：

其中，LnPoor 表示所选贫困线的对数值。为更加全面和精确地测度家庭经济脆弱性，本文分别使用国内贫困线——每人4000元/年和国际贫困线——每人5188.61元/年进行测度[23]。

此外，为了后续的稳健性检验，本文还需分别选定50%和29%的脆弱线，将通过三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测算出来的家庭下一期陷入贫困的概率与脆弱线进行比较。若该值大于脆弱线，则认为家庭属于经济脆弱状态，被解释变量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收入波动。根据永久收入假说，家庭现期收入分别由永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两部分构成。永久性收入是指家庭在长期、平均的预期内能够得到的确定性收入，而暂时性收入则是指在短期内偶然得到的不确定性收入。参照相关研究[24]，选用家庭总收入中暂时性收入平方的对数来衡量收入波动大小，并取暂时性收入的符号。其中，暂时性收入是在依照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外部环境对家庭进行分组的基础上，计算家庭总收入相应的组内方差，并以残差项（模型不能解释的部分）求得[25]。

3.控制变量

本文从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三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少儿占比、家庭老年占比、家庭住房、家庭车辆和家庭幸福感；地区特征变量则是包括家庭所在省份的人均GDP 以及控制家庭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以上变量的定义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4.机制变量

本文选用养老保险参与、医疗保险参与以及商业保险参与三种类型的保险参与变量作为机制变量，探究保险参与在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具体借鉴以往研究的做法[3]，将居民家庭参加任意种类的养老保险都视作养老保险参与，变量赋值为1，反之，则为0；医疗保险参与和商业保险参与的变量定义也同上述做法一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第（2）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收入波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980和0.2055，且均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收入波动提高了家庭经济发生脆弱的可能性。第（3）列—第（4）列汇报了加入户主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收入波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637 和0.1668，仍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有力地支持了前面的结论。第（5）列—第（6）列则是在控制户主个体特征的基础上，加入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收入波动回归系数的方向、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说明收入波动的确提高了家庭经济脆弱性。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变量中，家庭规模、家庭少儿占比、家庭住房和家庭车辆均会提高家庭经济脆弱性。原因在于，在人口规模大、小孩多的家庭，家庭日常开销、子女赡养费用均高于普通家庭，致使家庭经济更容易出现脆弱状况。在拥有住房和车辆的家庭中，其大部分收入会用于偿还房贷和车贷，导致了家庭经济流动性不足、经济脆弱性等潜在问题。而受教育程度高、已婚、身体健康、家庭老人占比高和家庭幸福均会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其中，老人占比高能够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与直觉相悖，可能的解释是，城镇老人通常拥有养老保险和退休金，能够分担家庭经济压力，而在农村，大多老人到了退休年龄后仍在工作，具有一定的收入能力，会对家庭经济产生有利影响。其余控制变量均与预期相符，此处便不再赘述。

（二）内生性问题

由于家庭经济脆弱性与收入波动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关系，再加上模型估计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变量测量偏差，从而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模型估计结果有偏。因此，本文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条件混合过程法（CMP）两种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以提高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参照现有研究的方法[15]，本文选取“家庭成员是否从事不稳定性工作”作为收入波动的工具变量，记作“不稳定性工作”，符号为Ivfluctuationi,t。不稳定性工作是指从事打零工、家庭帮工以及自由职业者等具有临时性或是收入不确定的工作。该变量满足工具变量选用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首先，不稳定性工作与自身家庭的收入波动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来说，居民从事不稳定性的工作便意味着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周期性波动，因而满足工具变量选用的相关性条件。其次，不稳定性工作并不会直接影响该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家庭经济脆弱性仍取决于家庭的收支和财务管理，因此，选用的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条件。

本文首先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进行工具变量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 第（1）列—第（3）列所示。K-P rk LM 值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设。K-P rk Wald F 值为92.53，大于Stock-Yogo 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16.3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文选用的工具变量合理有效。表3 第（1）列汇报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工具变量“不稳定性工作”与核心解释变量收入波动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表3 第（2）列—第（3）列汇报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收入波动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收入波动仍然提高了家庭经济脆弱性，证实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3 工具变量法（2SLS和CMP）处理内生性的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使用条件混合过程法（CMP）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 第（4）列—第（6）列所示。第（5）列—第（6）列的Athrho_12 值分别为-0.5179 和-0.6669，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条件混合过程（CMP）的估计方法有效。基于CMP 估计方法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所得的结论一致，再次证实了前文结论的可靠性。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经济脆弱性的定义方式

参照部分学者对于脆弱性的另一种定义[26]，本文不再以家庭在下一期消费水平低于贫困线的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而是通过构建经济脆弱性哑变量来衡量家庭经济脆弱性。具体做法为，分别设定29%和50%的脆弱线，当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概率高于脆弱线时，则认为家庭具有经济脆弱性，赋值为1；反之，则不具有经济脆弱性，赋值为0。更换经济脆弱性的定义方式后，回归结果如表4 第（1）列—第（4）列所示，可以看到，收入波动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家庭经济脆弱性。因此，通过更换经济脆弱性的定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的结论与基准回归一致。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2.更换贫困线标准

按照目前研究中普遍的做法[27]，通过更换贫困线重新测度家庭经济脆弱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上文采用每人4000 元/年和每人5188.61 元/年（每人2.15 美元/天）的国内外贫困线标准来计算家庭经济脆弱性，为避免贫困线标准选取不同从而造成估计结果出现偏差，本文使用世界银行2022 年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线标准每人3.65 美元/天，即每人8808.57 元/年，重新测算家庭经济脆弱性。回归结果如表4 第（5）列—第（7）列所示，收入波动对不同衡量方法下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皆具有提升作用，故有力支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得出的结论。

3.剔除四个直辖市和65岁以上老人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可能会对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并且，样本65 岁以上老人不确定的收入能力也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故剔除四个直辖市和65 岁以上老人样本后对模型重新做回归。结果如表4 第（8）列—第（9）列所示，收入波动仍然提高了家庭经济出现脆弱状态的概率，再次证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可靠。

五、进一步分析

（一）分位数回归：收入波动对不同经济脆弱程度家庭的差异性影响

在不同经济脆弱程度的家庭中，收入波动对其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在现实中，经济情况较差的家庭往往更容易受到收入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探究收入波动在不同经济脆弱程度的家庭中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本文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验证。考虑到脆弱线通常以0.29和0.5 的概率为基准，因此，本文共选取0.1、0.29、0.5、0.71和0.9五个分位点，具体如式（8）所示：

其中，τ 为分位数值；Qτ(Vuli,t|Fluctuationi,t)表示在给定收入波动Fluctuationi,t的情况下，家庭经济脆弱性Vuli,t在第τ 分位数上的值；βτ,1为收入波动Fluctuationi,t在第τ 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向量，是本文的关注重点。

面板分位数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5和表6所示，可以看到，不论是按4000 元/年贫困线标准还是按5188.61 元/年贫困线标准测算的经济脆弱性，收入波动的回归系数都随着家庭经济脆弱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且均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这说明，经济脆弱程度越高的家庭越容易受到收入波动的不利冲击，发生返贫风险的概率也越高。

表5 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4000元/年贫困线）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表6 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5188.61元/年贫困线）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二）调节效应检验：保险参与的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可知，收入波动提高了家庭经济出现脆弱状态的可能。那么，要如何预防并缓解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呢？早期的国内外研究均表明，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的升高会使得家庭对于经济保障的需求增加[28-29]。此时，鉴于保险对未来家庭经济的预防性储蓄和风险保障作用，参与保险很可能成为家庭应对经济脆弱问题的有效途径。

本文选取实际生活中最常见的三种保险类型，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使用上文构建的回归模型进行估计，验证保险参与是否在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即家庭参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或商业保险是否能够缓解收入波动给家庭经济脆弱性带来的不利影响。表7显示了将各种类型的保险参与及其与收入波动交乘项带入模型的回归结果。第（1）列—第（6）列为将三种类型的保险参与分别单独带入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第（1）列—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收入波动与养老保险参与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家庭参与养老保险有助于缓解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不利影响。通过表7 第（3）列—第（4）列的结果可以看到，收入波动与医疗保险参与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家庭参与医疗保险同样有助于缓解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不利影响。表7第（5）列—第（6）列的结果表明，收入波动与商业保险参与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家庭参与商业保险会显著降低收入波动造成家庭经济脆弱状态的概率。为进一步证实养老保险参与、医疗保险参与和商业保险参与对收入波动提高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本文将三种类型的保险参与同时加入回归方程，得到表7 第（7）列—第（8）列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三种类型的保险参与与收入波动的交乘项仍然显著为负，证明保险参与在收入波动提高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表7 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参与商业保险降低收入波动影响的边际效应在大小和显著性上均高于家庭参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边际效应。原因在于，在本文样本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分别达到82.31%和94.33%，与现实相符合，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保障居民家庭基本经济的基础性保险。而本次样本的商业保险覆盖率仅为7.67%，说明大多家庭普遍缺乏商业保险参保意识，我国的商业保险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商业保险作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补充，能够有效覆盖家庭人员发生意外、出现重大疾病以及理财投资损失等社会保险无法保障的保险理赔范围，这些情况同时也是导致家庭收入波动的原因，故商业保险能够更加有效地预防并缓解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的不利影响。综上来看，商业保险参与可以成为未来居民家庭用来抵消收入波动负面影响的有效手段。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三）异质性分析：收入波动对不同地区、不同资产水平家庭的异质性影响

由于城镇家庭和乡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经济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它们对收入波动的反应程度也会有所差异。相较于乡村家庭，城镇家庭收入高、储蓄多，可选择的保险和理财产品多样，应对收入波动的手段较多，家庭经济受到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正如表8 第（1）列—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乡村家庭中，收入波动对经济脆弱性的回归系数明显高于城镇家庭，这也证实了乡村家庭在面对收入波动时更容易出现经济脆弱问题。

表8 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而家庭资产水平同样会影响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以及收入波动负面作用的大小。本文以家庭总资产的平均值为基准，将家庭总资产水平高于平均值的家庭定义为高资产水平家庭，变量赋值为1，将家庭总资产水平低于平均值的家庭定义为低资产水平家庭，变量赋值为0，探究收入波动对不同资产水平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如表8 第（5）列—第（8）列所示，低资产水平家庭收入波动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高资产水平家庭的回归系数，说明收入波动更容易使低资产水平家庭陷入经济风险。总的来看，收入波动会对乡村地区或低资产水平的家庭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更易使其返贫。由此，假设3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相关建议

本文基于2015 年、2017 年和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三期的面板数据，探究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收入波动显著提高了家庭经济脆弱性，且对于经济越脆弱的家庭，收入波动的这种不利影响越大。第二，保险参与能够负向调节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边际提升效应，可作为居民家庭应对收入波动的有效举措。第三，乡村地区或低资产水平家庭受收入波动提高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不利影响更大。总的来说，收入波动会对家庭经济造成不利冲击，提高家庭陷入经济脆弱的概率，且这种冲击会对原本经济条件就差的家庭产生更大的负面作用。但是，保险参与可以作为防范化解收入波动引致家庭经济风险的一种有效应对措施。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应加强培养家庭对经济风险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一方面，应通过开展知识讲座、社区专题活动以及网络宣传教育等方式加强家庭经济风险相关知识的普及，提高居民家庭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意识；另一方面，在家庭收入发生不确定性波动的情况下，应鼓励个人和家庭积极学习金融和财务管理知识，通过提高对家庭收支和资产配置分配的合理性来增强家庭抗风险韧性，降低家庭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其次，应加强家庭的保险参与特别是商业保险参与。保险作为能够有效预防和分散风险的一种金融工具，可以成为居民家庭应对收入波动不利影响的有效良方。截至2022 年年末，我国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平均已接近90%，但是家庭商业保险的覆盖率不足20%①社会保险数据来源于《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2022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商业保险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风险保障体系白皮书（2023）》。，商业保险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且相较于社会保险的基础性保障，商业保险理赔金额更高、保障范围更广、保障作用更加全面，若想要有效地防范化解家庭未来可能遭遇的经济风险，则需要政、企、银三方合作，打通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机构之间的信息交互通道，推动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数据共享，吸引更多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努力实现社会保险的“全覆盖”与商业保险的“高参保”。再次，应加强和完善乡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建立和完善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致使家庭陷入经济困难的定向帮扶制度，建立和完善重大疾病的医疗救助制度，让村民老有所依、病有所养；同时，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整补报模式，提高补偿比例，增强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努力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存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