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气资源城市转型中经济规模-结构-质量的耦合度评估*

王咏剑 杨晓光

内容提要：中国油气资源城市为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等境况，纷纷选择转型发展的道路，但在转型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产业规划雷同、项目无序竞争等现象，造成经济发展在规模-结构-质量三方面的耦合度不高，影响了油气资源城市转型的经济可持续。文章从经济发展规模、经济发展结构和经济发展质量三个维度构建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指标进行熵权重测定，建立了耦合度测度模型。利用2011—2020年国内16个油气资源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耦合度评估，进而分析其转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油气资源城市经济规模-结构-质量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引言

资源型城市受自身自然资源存量的限制，无一例外都要经历转型过程，需要将资源红利转化成发展红利，从而保障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之中，核心环节是如何保障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的协同发展。依托油气的开发，我国成长了一批油气资源城市，其不仅是我国油气产业的基地，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镇。长期以来，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油气资源城市转型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现实艰巨性。这是因为，其一，从国内油气资源城市油气产业发展阶段看，目前多数城市已经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普遍面临开发难度日益增大、后备资源接替不足等油气开采产业本身的问题；(1)王咏剑、杨晓光：《基于产业关联度和聚类分析的中国油气资源城市分类研究》，《科技促进发展》2019年第2期。其二，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油气资源城市普遍存在企业办社会、“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经济发展质量偏低；其三，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油气资源城市往往过度关注做大接续产业，而忽略整体性经济结构，进而影响转型的效果。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侧重于从油气资源城市转型发展视角，分析研究转型发展的协同性情况，从经济发展规模、经济发展结构和经济发展质量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油气资源城市转型发展的经济规模-结构-质量的耦合度进行评估，并针对不同的经济规模-结构-质量耦合情况，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二、文献综述

(一)油气资源城市转型发展路径及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中国，油气资源城市作为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发展具有特殊意义。李静静对后化石能源时代的油气资源开发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油气资源城市应致力油气资源结构更替、建立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2)李静静：《后化石能源时代油气资源开发的系统思考》，《系统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张在旭等从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3)张在旭、薛雅伟、郝增亮、马颖：《中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实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0期。王艳秋等以油气城市生态企业之间构成的产业耦合共生网络系统为研究对象，指出通过经济、环境及物质减量循环和网络结构关联度分析可反映产业耦合共生网络生态效率总体水平。(4)王艳秋、姜冰玉、赵天明、尹志红：《油气资源型城市生态工业园产业耦合共生网络生态效率评价》，《科技管理研究》2019年第5期。

然而，经济转型并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薛雅伟等的研究基于要素演化分类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发现资源型城市用于发展新产业的要素投入抑制“资源诅咒”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导致资源诅咒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错配，只有完善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业结构，才能有效破解挤出效应。(5)薛雅伟、张剑：《基于双标分类与要素演化的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情景模拟》，《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9期。

(二)城市经济协同发展方面的研究

龚新蜀等的研究分析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对新疆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6)龚新蜀、靳亚珍：《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2018年第2期。陈丹宇等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建立协同剩余几何模型，研究了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协同效应，提出化解信息障碍的途径。(7)陈丹宇：《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协同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73页。刘莹等以2003—2017年285个地级市构成的“城市对”为样本，运用效率增值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区域经济协同网络的演变过程。(8)刘莹、李琳、张喜艳：《中国区域经济协同网络演变及成因分析——以2003—2017年中国40470组两两城市对为样本》，《地理研究》2020年第12期。汤长安等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例，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能力、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9)汤长安、邱佳炜、张丽家、李红燕：《要素流动、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经济地理》2021年第7期。孟望生等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要素层面的协同集聚，采用差分GMM方法分析其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寻求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10)孟望生、邵芳琴：《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要素层面协同集聚的实证分析》，《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刘明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测度2007—2019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索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11)刘明：《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分析》，《中国流通经济》2021年第9期。章润兰等从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出发，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得出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倒“U”型关系。(12)章润兰、刘明慧：《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商业研究》2022年第6期。

通过梳理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学界在中国油气资源城市的转型发展与针对城市经济中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均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前者涉及经济转型路径选择、生态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后者涉及产业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经济协同与创新能力、产业的协同集聚与产业耦合协调等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等，但以油气资源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协同分析，专门探讨其转型发展结果耦合度评估的研究并不多见。

三、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指标权重确定

通过主观和客观权重综合选取的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一方面既可以减少主观赋权的人为因素，同时也可以避免完全按指标数据信息熵值引起个别指标权重过大。(13)姚建建、门金来：《中国区域经济-科技创新-科技人才耦合协调发展及时空演化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5期。基于此，主观上通过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权重，客观上通过熵值法确定权重，最终指标权重取以上二者的平均值。层次分析法是把较为复杂问题分解成单个构成因素，再将各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构成递阶层次结构。(14)谢晓芳：《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度研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工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2期。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具体步骤是将实际指标按比重法转换成评价指标，计算式为：

(1)

则第j项指标的熵值Ej为：

(2)

式中，K>0，K=1/ln(n)，0≤Ej<1，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

(3)

式中，dj=1-Ej为指标xj的差异系数。

(二)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结合所选取的指标及相关研究成果，先用极值法对原始指标数据予以无量纲化，再与熵权重结合，构建2011—2020年16个油气资源城市的经济发展规模、经济发展结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函数模型：

(4)

式中，T、S、Q分别代表经济发展规模、结构、质量子系统评价函数指数；αj、βj、δj分别代表各指标权重；tj、sj、qj分别表示经济发展规模、结构、质量系统各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值。

在数据标准无量纲化时，采用极值法，为避免某些年份变量极差标准化得分为0的数据结果(耦合无意义)，将标准化数值进行平移处理，见公式(5)。

(5)

耦合度，也称耦合性，是量度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实体或体系的相互依赖性，反映其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程度。(15)卢瑜、向平安：《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同耦合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1期。借鉴耦合度系数模型，可测算经济发展规模、结构、质量系统的耦合程度，耦合度公式为：

(6)

耦合度仅反映经济发展规模、结构、质量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大小，但难以反映相互作用的协调程度。需引进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更好评价各子系统交互耦合协调水平的高低，其公式为：

(7)

式中，Dθ为耦合协调度；Rθ为耦合度；Tθ为经济发展规模、结构、质量系统综合评价指数；a、b、c为各耦合系统的待定系数，在三个系统交互耦合协调时，结合油气资源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具体情况，认为经济发展结构是现阶段首要的经济体现特征，对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发展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取b=0.4，a=c=0.3。

(三)耦合度、协调度评价标准

为更好地解析经济发展规模、结构、质量之间耦合程度、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以及所处的阶段，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16)梁亚楠：《耕地数量变化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性研究——以芜湖市为例》，《中国集体经济》2020年第3期。并结合本研究测度结果的基础上，将耦合、协调度评价等级划成四等，(17)田泽、景晓栋、肖钦文：《长江经济带碳排放—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耦合度及时空演化》，《华东经济管理》，https：//doi.org/10.19629/j.cnki.34—1014/f.190904013。其得分值域及评价结果见表1。

表1 耦合度、协调度评价等级标准

(四)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经济发展规模、结构、质量系统之间有着相互作用和影响，单一指标难以真实反映其内在作用机理和时空变化。(18)赵永峰、郑慧：《内蒙古城市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关系》，《江苏农业科学》，https：//doi.org/10.15889/j.issn.1002—1302.2020.02.050。遵循可比性、科学性、数据可获得性、独立性诸原则，从经济发展规模、发展结构、发展质量等3个层级的15个指标建构耦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评价指标体系

四、结果分析

选取2011—2020年16个油气资源城市国民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人民生活与就业等方面的数据，数据主要来自2012—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采用熵权法确定各系统的客观权重值作为耦合权重，依据上文公式测算(结果见表3)。从权重结果整体上看，在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和质量中，进出口贸易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旅游消费总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电力消费量、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所得熵权重较大，说明这些指标在反映所处指标层的信息和意义突出。

表3 16个油气资源城市评价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一)耦合度测算结果

从耦合度上看，2011—2020年16个城市中得分在(0，0.3]的是玉门市(2011—2014年)，属于相排斥低水平阶段；得分在(0.3，0.5]的是玉门(2015—2020年)、潜江(2012年)、大庆(2011—2012年)、松原(2012—2015年)、盘锦(2011—2012年)、南阳(2012—2013年、2015—2018年、2020年)、濮阳(2012—2015年)、任丘(2012年)，属于颉顽阶段；得分在(0.5，0.8]的是克拉玛依市(2011年、2013—2015年、2018—2020年)、潜江(2013—2018年、2020年)、大庆(2013—2017年、2020年)、松原(2011年、2016—2020年)、东营(2011—2013年)、庆阳(2011—2013年)、盘锦(2013—2014年、2016年)、南阳(2011年、2014年、2019年)、濮阳(2011年、2016—2020年)、任丘(2011年、2013—2020年)、库尔勒(2011—2014年、2020年)、鄯善(2011—2016年、2019—2020年)、延安(2012—2013年、2020年)、鄂尔多斯(2011—2012年)、榆林(2011年、2013年)，属于磨合优化阶段；其余年份得分均高于0.8，属于融合高水平阶段。16个城市中，2011—2020年仅有东营全部得分在0.8以上，表现突出。整体上，2011—2020年，16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和质量的耦合度在向好发展，彼此之间的依赖性逐步增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日益紧密(见表4)。

(二)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从耦合协调度上看，2011年16个城市中除东营外，其余15个城市得分均在(0，0.3]范围，属于失调衰退型；得分在(0.3，0.5]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出现在两个年度，分别是大庆、东营、庆阳、鄂尔多斯、榆林；第二种是出现在三个年度，分别是克拉玛依、盘锦、任丘、库尔勒、鄯善、延安；第三种是出现在三个以上年度，分别是玉门、潜江、松原、南阳、濮阳，属于勉强协调型；得分在(0.5，0.8]的是克拉玛依(2013年、2016—2018年、2020年)、潜江(2016—2017年、2020年)、大庆(2014年、2017—2018年、2020年)、松原(2016—2020年)、东营(2013—2015年)、庆阳(2014—2016年)、盘锦(2015—2016年、2020年)、南阳(2014年、2017—2020年)、濮阳(2015年、2017—2020年)、任丘(2014年、2016—2020年)、库尔勒(2015年、2017—2018年、2020年)、鄯善(2015—2018年、2020年)、延安(2015—2018年)、鄂尔多斯(2014—2015年、2017年、2020年)、榆林(2014—2015年、2017年)，属于中度协调型；其余均高于0.8，而且均出现在2015年及以后，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16个城市经济发展规模、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经过不断调整优化，内部诸要素彼此间协调统一程度逐年增强，经济系统从无序弱关联向有序强关联作用发展，产业间、要素间、系统间的发展协同性不断提升(见表5)。

表5 2011—2020年16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三)油气资源城市转型发展耦合度变化评述

为直观反映各油气资源城市转型过程中经济规模-结构-质量的耦合情况，通过对比16个城市10年来转型发展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两项指标的提升幅度(考虑到可能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各城市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指标均比2019年有明显下降，不具有代表性，故取用2019年数据与基准年度2011年进行对比分析)，将两项指标提升幅度得分划分为3个区间，其中前25%为优，中间50%为中，后25%为差，按各城市每项指标得分高低依次置于对应区间，并据此对各城市转型协同情况进行评估(见表6)。

表6 16个油气资源城市2011—2019年转型发展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指标位置

表6反映出，从转型发展耦合度指标增幅来看，大庆、盘锦、延安、东营等城市得分居于前列。其中，大庆在依托既有资源优势的同时，加快发展资源关联产业，城市新兴产业得以快速增长。东营、盘锦作为我国北部区域少有的拥有出海口的城市，围绕港口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加强投入，城市承载能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延安的油气资源仍处于成长期，当地政府在财力快速增长阶段着力加强非油气产业的发展，较好地实现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移。而松原、濮阳、南阳、玉门等地，均已处于资源开发的衰退期或再生期，其转型发展错过了最佳时机，加之新兴产业发展定位不明晰、比较优势欠突出，与固有优势产业关联度低，得分位次相对靠后。其余城市转型中经济规模-结构-质量的耦合程度一般。

从转型发展耦合协调度来看，东营、鄂尔多斯、榆林、庆阳等城市得分位于第一梯队。东营作为传统油气资源强市，及早布局转型战略，以构建现代工业体系为目标，围绕资源优势，重点培育石油化工及盐化工、橡胶、石油装备、有色金属四大产业集群；服务业方面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主，推动重点产业由生产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转型；在发展定位上，以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为重点，积极融入京津冀经济圈，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相互协作、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生态环境共建共享。鄂尔多斯依托资源开发积累的强大经济实力，转型能力在快速攀升。榆林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的核心区，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良好势头，工业增加值已经赶超省会城市西安。在省域范围内，榆林、鄂尔多斯两市均呈现出与省会城市共同构成经济增长“双极结构”之势。庆阳同样在资源产业上升期就确立多元化发展战略，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呈现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而松原、濮阳、南阳、玉门等城市，由于早期用于转型发展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产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其他城市转型发展协同程度一般。

综合以上结果表明，油气资源城市转型过程中的经济规模、结构、质量三者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同时关注、同步发力、协调推进。上述转型协同情况较好的城市，其转型策略呈现出许多共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管理者怀有远见、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善于从战略层面整体谋划转型道路；二是善于因“城”制宜，通过恰当的机制设计，保障对资源接续产业的投入力度，实现对城市的优势重塑；三是善于创造促进产业融合与协同发展的平台与制度环境，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和支持城市转型发展；四是高度重视产业生态建设，为新兴产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条件，为产业协调发展和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打牢基础。

五、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协同发展对策建议

当前各油气资源城市在推进转型过程中，产业规划雷同、项目无序竞争等现象屡见不鲜。推动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协同发展的思路和方式，与过去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明显不同，更需要强调经济的一体化布局和整体最优化，政策制定的基点要从促进单一产业的发展转向基于产业系统性优化的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产业重建、环境重塑、社会重构，实现经济规模、结构、质量协同发展，最终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一)加快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

油气资源城市经济规模、结构、质量协调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高位推动与政策引导，同时也离不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油气资源城市政府应视油气资源产业发展阶段、发展状况以及新兴产业的发育程度，通过政府指导与市场主导相互作用，逐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形成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局面。

具体而言，一是应从战略层面制定油气资源城市发展规划，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征、油气产业发展阶段、环境承载能力等确定发展目标及产业布局，从制度设计、人才培养等方面涵养推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逐步摆脱对单一资源的依赖，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应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将促进经济协同的工作绩效纳入对职能部门的考核体系之中，以确保政府制定的协同发展规划不走样变形。三是应完善运行与协调机制。各油气资源城市应确定约束性指标，优化经济协同发展手段，以保证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探索建立保障与补偿机制

一是在税收征管方面，针对不同产业，尝试实行梯度优惠政策，变税收地区优惠为主为税收产业优惠为主，对特定扶持发展的产业和领域实行税收优惠。二是科学合理选择财政支出重点，优化经济结构。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第二产业中的非资源产业。以财政奖励、补助等方式，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大数据、现代物流、生态环境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 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升资源地农副产业自给率，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推动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三是建立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落实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通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等形式，对能够带来环境正外部性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及专项资金补助，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三)加强平台搭建与制度建设

油气资源城市产业良性发展离不开制度保障。在平台搭建方面，一是建立面向服务边远地区、油气资源富集的西部及东北地区的云计算中心，尤其是服务于资源型地区的大数据服务平台，推动油气资源城市在构筑开放经济合作平台、拓展发展空间上实现新进展。鼓励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二是构建统计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公布油气资源城市资源禀赋、人文风俗、社会服务保障、辖区内企业进驻信息，为国内国际资源双循环提供对口渠道。在企业层面，通过及时公布经营状况、未来发展规划等，以便于政府协调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与精准扶持。

在制度建设层面，一是构建新型区域内交易制度。以责权利相统一为原则，培育发展各类产权交易平台。大力推行新型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与交易制度，条件较好的油气资源城市可建设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进能源与资源市场化交易。二是落实优化市场准入制度。结合油气资源城市实际，严格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力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清除区域市场壁垒，破除行政性垄断。三是完善区域利益补偿制度。资源地政府可围绕区域一体化、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等领域，完善发展评估与风险预警长效监控制度，切实解决发展失衡问题。

(四)高度重视产业生态环境的培育

如果说制度环境是经济协同发展的土壤，那么企业就是从中收获的果实。对于油气资源城市，尤其对于尚未完全脱离对油气开采业依赖的城市而言，更应基于产业成长基础的培育以及产业持续协调发展的视角展开。城市转型应发挥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第一推动力”的关键作用，加强对经济发展的规划、引导和调控，提升产业调控以及推动新兴产业发育和促使老产业分化的能力，不断提高产业绩效。当前，最为基础的工作是改善产业生态环境，构建新兴产业正常发育和壮大的机制，夯实产业持续成长的根基，逐步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群落、一个有序的产业要素流动机制和一个各环节相互协调的产业生态链，从而形成具有连续稳定发展能力的产业结构。只有如此，才能不断强化油气资源城市的综合价值，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需要注意的是，小企业能否健康成长，往往是产业生态环境优劣的试金石。受石油大开发的思维惯性影响，油气资源城市往往倾向于沿用“大”的思维模式来发展新兴产业，盲目上规模，一味追求大产业、大企业，而忽视其结构和质量。实际上，任何产业和企业都是从“小”开始成长起来的，只要是健康和高收益的，就是好的产业，而无关其大小。因此，政府在引导企业进入新兴产业领域的过程中，要摒除“大生产运动”的快速推进模式，而应谨慎使用有限的财力和宝贵的资源，善于从小处着手进行产业培育和结构调整，尽量把财力和资源配置到产业生态环境的改良上，想方设法提高小企业的“存活率”。只要这些小企业生存并发展起来，油气资源城市就能继续维持较强的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