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照顾劳动中的情感工作研究
——以孤独症儿童母亲的育儿实践为例

刘 莹 李佳琳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社会中,老人、儿童、长期病患、残障人士等群体对于照顾(care)的需求不断增长,照顾的供给已经成为全球性议题,照顾者的体验和对照顾者的支持也逐渐得到学界与政策领域的重视[1]。受限于当前的社会福利资源与安排,非正式照顾者,尤其是家庭成员,往往承担了家庭中的主要照顾责任[2-3]。多项研究表明,这些家庭照顾者面临经济、精力以及工作家庭平衡等多重挑战,承受着沉重的照顾负担[4-8]。照顾是一种爱的劳动。但主流文献主要集中对家政工、护工、月嫂、保育员等公共领域照顾提供者情感劳动的探讨[9-12],非正式照顾者的情感体验未能受到足够关注。

本研究以孤独症儿童母亲为研究对象,基于半结构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在情感工作理论的指引下,探索母亲们在照顾实践中的情感卷入,分析她们的情感工作策略,并进一步探究母亲们针对情感工作的选择机制。基于此,本研究将情感议题带回对非正式照顾实践的研究中,以期在补充既有情感劳动文献不足的同时,促使社会政策与服务对非正式照顾者的情感体验进行关注和支持。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公共领域照顾劳动中的情感管理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情感社会学兴起,引发学者们对情感的研究[9]。1983年,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在其著作《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中提出了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概念,形容在资本的控制下,劳动者需要对自身的情感表达进行管理,展现出与内心并不相符的情绪,从而创造某种特定的与他人互动的情绪氛围或关系状态的劳动过程[10]。

霍克希尔德的发现启发学者们关注资本如何通过控制劳动者情感的方式加深对劳动者的剥削,将对情感议题的探讨从私人领域拓展至公共领域中[11]。此后,诸多学者针对情感劳动的定义、维度、测量、策略以及后果等展开了细致的研究[12,13]。其中,家政工、护工、保育员等照顾行业工作者的情感管理尤为受到关注[14-17]。既有文献主要沿以下几条路径展开研究:

第一类研究主要从劳动过程视角出发,关注组织对于劳动者进情感控制的机制,以及劳动者的反抗策略[14,18-20]。第二类研究主要从组织视角出发,聚焦情感劳动带来的后果,并分析组织如何通过不同的策略,对组织成员的情感进行管理[21-25]。第三类研究探寻性别、种族以及劳动性质对情感劳动的影响[19];其中,性别视角尤其受到关注,不少学者关注到情感劳动中不公平的性别分工,指出女性被塑造为主要的劳动者,并试图揭示情感劳动性别化分工的机制[26-28]。前三类研究中,情感劳动多被视为对劳动者真实情感的压抑和异化,而第四类研究则尝试突破这一假设,关注劳动者在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分析劳动者如何通过不同策略,在自己的情感投入和管理中获得劳动成就感乃至个人成长,并主动争取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16,17,29,30]。

(二)私人领域照顾劳动中的情感体验研究

相较于日趋成熟的公共领域情感劳动研究,私人领域中非正式照顾者的情感体验受到的关注较少。霍克希尔德将私人领域中照顾者的情感管理称为情感工作(emotion work),认为照顾者同样会在照顾家庭成员的过程中进行情绪管理[19,31]。

在私人领域的多种照顾劳动中,育儿,尤其是母亲的育儿实践一直是国外内研究的焦点。主流文献着力于探讨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母亲育儿实践的形塑作用,围绕密集型育儿理念、科学育儿论述、教育竞争加剧以及教育市场化趋势对“理想母职”的塑造以及母亲们的策略性回应展开了广泛讨论[32-36]。众多研究显示,母亲在抚育儿童的过程中,会投入大量情感,体验各种情绪的起伏[37-38];“理想母职”的意识形态为母亲们带来压力,甚至促使母亲们产生焦虑、愧疚等负面情绪[5,7,39]。

上述研究虽然对母亲们在育儿实践中的情感体验进行了描述,却未能深入探索作为照顾劳动者的母亲如何理解自己的情感体验并管理自己的情绪表达;而基于“组织—劳动者—客户”关系向度的公共领域情感劳动研究也难以解释私人领域照顾者们的情感管理。

因此,本研究以孤独症儿童母亲这一典型非正式照顾者为研究对象,对其在育儿实践中的情感工作进行研究。孤独症(Autism),又称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21世纪以来,孤独症发病率不断攀升,当前我国孤独症人群超过1000万,0～14岁孤独症儿童的数量超过200万。由于孤独症的不可治愈性和患者的特殊病症,孤独症儿童的家庭照顾者承受了更大压力,也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失落、愧疚等等负面情绪[40-41];其中,孤独症儿童母亲作为主要的家庭照顾者,时常被震惊、绝望、挫败、痛苦等情绪反复折磨[42-43]。换言之,这些母亲在照顾孤独症儿童的过程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情感体验。通过对这一群体情感工作内容与机制的探索,本研究希望能够拓展既有文献对照顾劳动者情感管理探讨的研究范畴,并为照顾劳动者社会福祉的提升提供指引。

(三)研究方法

研究者在2013至2019年期间,通过目的性抽样方法,招募了21名孤独症儿童母亲,对其进行深入访谈。受访母亲所抚育的孤独症儿童年龄分布在6至17岁之间,其中有11位母亲为全职妈妈。绝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接受了两轮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同时,为了丰富研究资料,研究者还在一间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机构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观察孤独症儿童家庭的日常生活,参与各类孤独症儿童康复知识讲座、公益宣传活动、家庭社会服务,对孤独症儿童抚育的情境进行深描,以丰富研究资料,深入理解母亲们在抚育孤独症儿童过程中的情感工作。

三、育儿劳动中的情感工作类型

在抚育孤独症儿童的日常实践中,母亲们不仅需要对孤独症儿童的生活起居进行安排,还需维持家庭氛围,并为儿童的康复成长争取各类社会资源,因而她们在不同层面承担着多重情感工作。既有研究对公共领域情感管理的类型探讨多围绕“组织—劳动者—客户”的劳动关系展开,基于多样客户类型[13]、劳动类型[44]、组织规则[30]等要素对情感劳动进行分类,相应成果难以应用于剖析母亲育儿实践中的情感管理,亟需新的解释框架。有学者在对情感管理进行测量时指出,劳动者管理情感的方向有正面与负面之分[12],研究者在田野中也发现了母亲们不同方向的情感表演;此外,过往情感劳动文献多将劳动者情感管理的动机默认为满足客户或组织期待的利他目的,但研究者在对母亲们的调研中同样观察到了以利己为目的的情感管理行动。因此,研究者尝试根据情感工作的获益者(利他,利己)和情感表演的方向(正向情感表演,负向情感表演)两个维度,构建新的情感管理分类体系,将孤独症儿童母亲的情感工作分为四类。

(一)利他的正向情感表演——工具型情感工作

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劳动者最常见的情感劳动之一[11]。孤独症儿童母亲的育儿实践中也展现出类似的情感工作。抚育孤独症儿童并非易事,母亲们时常面对多种负面情绪的冲击;为了实现加快孤独症儿童康复、协助孤独症儿童获得社会资源等目标,母亲们努力对自己的负面情绪进行管理,表现出积极向上的育儿态度。在本文中,研究者将一类以利他为目的正向情感表演称为工具型情感工作。

例如,母亲们首要的情感工作,就是处理孤独症诊断带来的冲击。孤独症的难以治愈,以及孤独症儿童可能面临的社会排斥,使得绝望成为母亲们此时最突出的感受;有超过一半的受访母亲坦诚,自己当时有带着孩子一起自杀的念头。然而母亲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在孤独症儿童康复圈内,6岁之前被视为孤独症儿童的黄金康复期。因此,当儿童被诊断为孤独症后,医生、康复专家以及训练机构都在催促母亲们尽快接受孩子患有孤独症的事实,理智地投入孩子的康复中。压抑自己的情绪、专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成为了受访者们的一致选择。

“我当时就是,晴天霹雳,真的就是晴天霹雳,太绝望了…但是(自己)最后还是没死,没死就得振作起来,时间不等人。说实在的那段时间就是根本顾不上自己的这些想法啊情绪什么的,再崩溃也要忍着,不能说让自己的这种情绪耽误孩子。”(17号受访者)

母亲们的另一项情感工作,是在抚育孤独症儿童的过程中保持温柔平和的状态。母亲们相信,情绪稳定的抚育者能够给予孤独症儿童安全感,有助于儿童的康复;因此,无论自己有多么伤心、痛苦和愤怒,母亲们都努力在孤独症儿童面前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为孩子创造安全、稳定和温馨的家庭氛围。11号受访者在谈及这些年抚育孩子的艰难时,失声痛哭;经济的压力、生活的负担、康复训练不顺的焦躁和对孩子未来的担忧,让她不堪重负。然而当她的孩子出现在访谈室门口时,11号受访者立刻停止哭泣,擦干眼泪,露出笑容,温柔地和孩子交谈,仿佛刚刚的崩溃从未发生。类似的情绪转换,时常发生于孤独症儿童母亲们日常生活中,甚至成为母亲们习以为常的育儿职责。

当孤独症儿童进入学龄期后,学校成为了母亲们开展工具型情感工作的又一重要场域。在“零拒绝”政策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孤独症儿童进入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然而在孤独症知识普及度偏低、特教老师及社工配备不足、教育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孤独症儿童在普通学校中的融入困难重重,多数受访者的孩子在普通学校中都面临环境适应不良、学习进度落后、集体融入艰难等挑战,母亲们还会不时地接到来自老师的投诉,直指孤独症儿童干扰了教学秩序和其他同学的学习。不少受访者坦诚,虽然她们并不完全认同这些对于孤独症儿童的指控,但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被学校接纳,道歉与妥协是她们最为常见的回应;母亲们压抑着自己的委屈和不满,安抚老师的情绪,并表达对老师辛苦工作的理解和感谢。

“有一次那个老师就打电话来说,说我女儿又怎么了,说她不配合有个集体表演的要求,怕影响表演的效果,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这个表演你(女儿)就不要参加了…我就觉得有点生气,我知道我女儿,她不是那种特别不听话的,而且之前她表现其实挺好的,那我也没办法,说实话,人家都这么说了,你要非要坚持,后面就很不愉快了搞得,所以我态度也很好,就说那行吧,我们不参加了,老师你辛苦了。”(20号受访者)

(二)利己的正向情感表演——保护型情感工作

在协助孤独症儿童康复与成长过程中,母亲们也可能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隐藏自己的负面情绪;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刻意隐瞒孩子的病症,或是在他人面前塑造积极正面的母亲形象,以维护自己的尊严。研究者将这种利己的正向情感表演称为保护型情感工作。

参与本研究的21位孤独症母亲,多数都来自中产家庭,曾经的她们学历优秀、工作光鲜、家庭美满,是他人艳羡的对象;然而孩子的孤独症改变了这一切。4号受访者总结道:“咱们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孩子实际上是你最亮的一个名片”。母亲们发现,无论她们多么努力,多数孤独症儿童都难以获得主流定义中的成功,甚至连独立生存的能力都不具备,他人眼中“无用”的孤独症儿童摧毁了母亲们的骄傲,甚至使得母亲们落入了“可怜”的境地:

“一直以来都很顺,学习、工作、家庭都很好,人家都是很羡慕我的。但是孩子确诊以后,一下子就都变了,没有那个光环了,我估计人家觉得我们挺可怜的吧。”(10号受访者)

类似的想法在母亲们中并不罕见,而她们的猜测并非毫无理由,事实上,在与孤独症康复领域从业人员聊天的过程中,“悲惨”、“值得同情”确是这些从业者时常用来形容母亲们的词语,例如一位康复师就曾对研究者说:

“这些家长,真的很可怜的......我认得好多家长,(他们)其实很有钱,工作也很好,但是有这样的小孩在,你就等于没有希望嘛。”(3号康复师)

在受访者们看来,这些怜悯虽带有善意,却隐含着对孤独症儿童价值的否定,让她们感觉作为孤独症儿童母亲的自己也低人一等。因此,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选择了隐瞒孩子的孤独症。

“同事都不知道(孩子有孤独症)。有时候聊天他们问起来,我都说小孩挺好啊,或者就是讲一点普通小孩的那种事情。我现在确实迈不过去这一个槛,就是说不想让周围这么多熟悉我的人,看到你的时候都是那种心照不宣的同情的目光看到你的,我不想这样,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那么悲催那么苦的一个人。”(7号受访者)

遗憾的是,对于多数受访者们而言,即便在知情的亲友面前,她们也难以袒露自己的真实情感。不止一位受访者提到,她们会在亲友面前刻意表现得坚强、乐观和豁达,塑造自己面对逆境依然积极向上的母亲形象,期望获得他人的尊敬和钦佩,以弥补自己因孩子的孤独症而受损的尊严。

“在亲友面前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有一些不恰当的举动啊,或者是什么的,这种情况是最难堪的,就觉得反正特别没面子。实际上孩子的行为,说实话,就是拿一把刀在你的心里挖,然后你还得强装笑脸。你不能在朋友面前太脆弱了。”(14号受访者)

而在面对医生、康复训练教师等专业人士时,受访者们虽可吐露孤独症儿童为自己带来的挑战和挫败,却仍需强调自己继续投入孤独症儿童康复的决心,展现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孤独症儿童母亲的毅力。13号受访者在带领女儿进行康复训练的过程中,曾一度十分受挫,焦急之中脱口而出“不想做了,要不放弃算了”这样的话语,立刻被康复训练老师批评,教导她“妈妈不能说这样的话,不能放弃,要为孩子负责”。在这样的氛围中,受访者们学会了在专业人士面前进行正向的情感管理,那些可能招致质疑乃至批评的负面情绪,则被隐藏在积极向上的母亲形象背后。

(三)利他的负向情感表演——关怀型情感工作

与情感劳动文献中常见的正向情感表演所不同的是,笔者发现孤独症儿童母亲在育儿过程中可能采用负向情感表演策略,即隐藏自己的积极感受,表现出悲伤、痛苦等负面情绪。这一策略常见于母亲们在孤独症儿童家长群体间的交流中,母亲们进行情感工作的目的,多出于对其他家长的关怀,因而研究者将此类利他的负向情感表演称为关怀型情感工作。

孤独症儿童家长圈是受访者们日常社交的重要场域。在带领孩子进行康复训练的过程中,母亲们结识了其他孤独症儿童家长,他们相互分享最新康复训练信息,交换优质机构与学校名单,交流孤独症儿童抚育经验,并为彼此提供安慰与支持。因为有着相似的身份和处境,家长们同病相怜,相互理解。此外,在家长圈中,母亲们可以诉说自己的焦虑、担忧,展露自己的崩溃、失控,分享自己跌宕起伏的情感经历,并获得其他母亲们的共鸣与宽慰;这一基于共同体的情感宣泄交流,也是母亲们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45]。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温暖、开放和包容的孤独症儿童家长圈内,母亲们有些时候仍然会掩饰自己的实际感受,进行情感工作。有8位受访者提及,她们都曾经刻意表演出较为负面的情绪。例如,当其他家长倾诉自己育儿过程中经历的某一困难时,即便自己没有相似的遭遇,受访者们也鲜少坦言“我没有这个烦恼”“我家孩子在这件事情上挺顺利的”;相反地,在安慰诉苦家长、为对方提供建议的同时,受访者们有时会刻意抱怨孤独症儿童为自己带来的其他挑战,着力描绘自己抚育孤独症儿童的不易。受访者们将自己的这一情感工作解释为“顾虑其他家长的感受”(14号母亲),在她们看来,孤独症儿童家长的心理十分微妙,家长们固然倚赖圈内人的鼓励和支持,渴望学习其他家长的成功经验,但同时他们也需要确认自己并不孤独,自己的处境并非最糟糕。可见,关怀型的情感工作是母亲们情感交流的一种策略,由她们视乎家长圈内情感表达的需要而主动采用,以抚慰其他家长的心情,维护家长圈内的氛围。

“我们(孤独症儿童)家长的心理是很复杂的,如果周围都是凄凄惨惨的,那整体氛围肯定是不好的,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感觉;但是如果家长讲自己怎么困难的时候,周围人反应都是“我没有啊”“我很好啊”这样的,那人家心里也不会舒服的,他(她)会想怎么只有我这样呢,好像我是最惨的,这种感觉更糟糕。所以如果我觉得人家诉苦的时候是需要找一点共鸣的,就算我自己当下没有觉得他讲的事情很有怎么样,我也还是会表现得自己也有类似的困难啊之类的,就是也是给别人一种安慰么,这个很正常。”(15号受访者)

(四)利己的负向情感表演——应急型情感工作

除了关怀他人,母亲们有时也会为了帮助自己临时应对一些场合而进行负向的情感表演,笔者将这一策略归类为应急型情感工作。最典型的案例,是当孤独症儿童打扰到他人时,受访者们为了尽快地安抚他人,解决这一麻烦,常常故意表现出对孩子的不满,对孩子进行严厉的批评。

在带孤独症儿童外出时,母亲们时常遭遇各种误解。孤独症儿童的刻板行为、低社会交往技能以及相对较弱的情境适应能力,使得他们的行为常常被误解为对他人的故意干扰或是对公共规则的破坏,即缺乏家庭教养的表现。因此,孤独症儿童家长时常被视为“熊孩子”的直接制造者,承受他人的指责。几乎所有参与研究的家长都曾因为孩子的这些行为和举动而遭受过别人惊诧、异样乃至责备的目光和话语:

“太常见了,人家觉得这小孩不懂事,而且还觉得你家长怎么回事,也不管一管。”(3号受访者)。

不少受访者都曾试图说明孩子患有孤独症,对别人的打扰或是冒犯并非故意,请对方包涵,然而在孤独症知识普及不足的社会背景下,受访者们的这一解释效果并不理想,一些人甚至将孤独症误解为母亲们的借口。10号受访者告诉研究者,她的孩子在幼儿园时,曾不小心和另一个孩子有了肢体冲突;受访者试图向孩子奶奶解释,自己的儿子患有孤独症,不擅长于表达,并非存心伤害对方,但孩子奶奶拒绝接受这一解释,坚持认为10号受访者溺爱和包庇孩子。

类似的经验积累多了后,受访者们逐渐开发出一种更加简便并且高效的处理方式:扮演“懂事的问题儿童家长”(16号受访者),不再解释,不再说明,向对方道歉,并立即表现出非常生气的模样,对孩子进行严肃的批评。有受访者将此戏称为“演戏”:

“有时候就像演戏一样,你演给他看,人家看到你在责备小孩了,知道你这个家长不是不负责的,就算了,他们心里就觉得好些了。”(18号受访者)

综上所述,在抚育孤独症儿童的过程中,母亲们可能采用工具型情感工作、保护型情感工作、关怀型情感工作和应急型情感工作等策略,进行正向或是负向的情感表演,以达到利己或是利他的目的。在这四种情感工作中,工具型情感工作和保护型情感工作贯穿孤独症儿童母亲们的育儿全过程,是她们日常实践中最为常用的情感工作类型;关怀型情感工作和应急型情感工作的使用则受限于母亲们的交往对象与所处场景,因而具有较高的情境性和偶然性。在接下来的第四部分中,笔者将针对母亲们情感工作的选择机制展开详细讨论。

四、育儿劳动中的情感工作选择机制

由上述分析可见,孤独症儿童母亲在日常的育儿实践中,有多种情感工作策略,覆盖了不同的情感工作对象、场景和卷入程度。母亲们的情感表演经过审慎的思考,她们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机制,从关系重要性、情境安全性和情感规则合理性三个要素出发,对自己的情感工作进行选择。

(一)情感工作对象的选择——基于关系重要性的判断

在公共领域的照顾劳动中,劳动关系是情感劳动的起点和依据,照顾者最主要的情感管理对象即是其的照顾对象。而在抚育孤独症儿童的过程中,母亲们情感工作的对象更加多元,她们对情感工作的对象的选择不再局限于照顾关系,而是基于自己对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对母亲们越重要的人物,越可能成为她们情感工作的对象。

例如,孤独症儿童所在学校的领导、教师乃至班级同学家长,是孤独症儿童在学校进行社会融入的重要助力,对母亲们来说极为重要,因而成为了几乎所有受访者情感工作的对象。入读普通学校被母亲们视为孤独症儿童走向主流社会的第一道关卡,多位受访者认为,在普通学校中就读能够帮助孤独症儿童学习和适应与普通人的交往,奠定儿童社会融入的基础。然而,现实中孤独症儿童的入学困难重重,不少学校并不愿意接收孤独症儿童的入学申请;即便成功地进入学校,孤独症儿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状况并不罕见。在制度性支持匮乏的情况下,母亲们只能倚赖校方的宽容和关照来帮助孤独症儿童适应校园生活,请他们忍耐孤独症儿童带来的不便,对孤独症儿童进行特殊关照。因此,尽管经历了诸多委屈,时常感到无奈和疲惫,母亲们仍然努力建立和维护与校方的关系,进行“感情投资”(10号受访者)。

“孩子进了学校已经很不容易,在学校里面过得怎么样,都不好说的,遇到什么人,都是凭运气。那作为家长怎么办,我们只能自己努力一点,你自己要去精心维护这个关系,你对老师好,人家多关照小孩一下,有来有往就是,这也是人之常情对吧。”(2号受访者)

孤独症儿童家长圈对于母亲们来说也有非凡的意义。“不被理解”是家长们在谈起自己与周围人相处时最突出的感受。虽然一些母亲得到了身边亲友的帮助,但是多数亲友对于孤独症的了解极为有限,对于照顾孤独症儿童的艰辛缺乏切身体会,这使母亲与亲友们的交往难以深入;此外,伴随孤独症儿童的成长,母亲们亦逐渐感受到自己和周围亲友失去了共同话题。有相当数量的受访者认为,孤独症儿童家长圈是少数能够让她们找到理解与轻松的地方,甚至有受访者称其为“世外桃源”。有意无意中,母亲们渐渐减少了和亲友们等人的来往,她们的社交重心转向孤独症儿童家长圈。正是因此,维持与其他孤独症儿童家长的友好关系,创造一种温暖的群体氛围,对于母亲们来说尤为重要,也成为她们在这些家长面前进行情感工作的动力。

“我现在基本上来往多的还是圈子里面的家长,就是大家在一起同病相怜吧,就觉得能够比较轻松,这个氛围是好的,还是得彼此支持是吧。”(19号受访者)

(二)情感工作场景的选择——基于情境安全性的认知

在情感工作的对象之外,孤独症儿童母亲们对于情感工作的场景也有所选择,情境的安全性是母亲们选择的核心标准:在较为包容和开放的情境中,母亲们认为自己不会因为袒露心声而招致批评,因此愿意放下戒心,表露真实的情感;而当母亲们感受到自己可能要面临他人评判的压力时,她们会趋向于进行情感表演,以保护自己免于伤害。

对于坚强乐观母亲形象的推崇,在孤独症儿童康复界内尤为明显。各式家长讲座、专家倡导以及媒体报道对理想孤独症儿童母亲的描绘,不断强调其面对挑战的坚强,永不放弃的决心,以及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坚强”“积极”“收获”“成长”等词语在这类故事中十分常见。受访者们发现,她们的艰难处境或许可以得到专业人士的同情、惋惜和理解,但她们面对这些处境时经历的负面情绪却未必能够被接纳。5号受访者提到,自己在被医生告知儿子患有孤独症时,情绪崩溃,表示自己难以接受这一结果,向医生反复确认是否可能诊断错误,医生严厉地批评了她,警告她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耽误孩子的康复。

“那医生态度就不太好,她就说你不要不接受,有的小孩就是给家长耽误了,家长抱有幻想,不用心做康复训练,结果把小孩的时间都浪费了,后悔都来不及。”(5号受访者)

在这样的氛围中,母亲们感觉袒露自己脆弱、悲观的情绪并不安全,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不是个好母亲”的质疑,因此,她们选择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努力扮演坚强乐观的母亲形象。

“我知道,表面上我必须说,没事,坚持就有希望,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不想被人家觉得我不负责,是个不合格的家长。”(21号受访者)

而在一些更加安全的情境中,例如当母亲们和理解与支持自己的亲友在一起时,她们并不担忧自己会因为暴露消极的情绪而受到指责,因此也能够袒露自己的各种情绪体验。11号受访者谈到,在孩子确诊后的一两年内,自己的情绪十分不稳定,不时陷入焦虑和绝望中;在此期间,孩子父亲从未责怪她的脆弱和失控,而是一直包容她的情绪起伏,耐心地给予她鼓励。孩子父亲的表现给予11号受访者极大的安慰和支持,甚至也让她逐渐减少了因情绪失控而产生的愧疚和自责。

“就是觉得能做自己吧,想哭就哭,发了脾气也不那么怕,不担心他会觉得我不好,觉得我怎么这么脆弱什么的。他能理解我,接受我,我在他面前是能够有一个情绪的出口的。”(11号受访者)

多数受访者和11号受访者一样,得到了来自伴侣的强力支持。5号受访者则是一个特例,她的伴侣一直拒绝接受孩子有孤独症的事实,对她的付出不以为然。在外经常遭受挫折和打击的她,也难以获得伴侣的理解,甚至还会招致“是你太焦虑了”“你这样子会让孩子也更焦虑”等批评。觉察到伴侣的抗拒后,5号受访者在家中也学会了抑制自己的情绪。

“家庭也不会给我肯定,他们会觉得孩子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社会支持系统就完全崩溃…所以后面我也不谈这些了,讲了他也没有好的反应,所以我就干脆不讲,就跟他讲好的事情,报喜不报忧了等于是。”(5号受访者)

(三)情感工作卷入程度的选择——基于情感规则合理性的认可

母亲抚育孤独症儿童的情感实践受到多重情感规则的约束,这对母亲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感提出了细致的要求:在处理孤独症儿童相关事宜时,母亲们需要保持温柔平和的状态,努力为孤独症儿童争取各种资源,并坚强乐观地继续生活,助力孤独症儿童的康复与成长;在与其他孤独症儿童家长相处时,母亲们应当体贴彼此的情感需求,相互支持,创造温馨的群体氛围;在与陌生人交往互动时,母亲们则应扮演懂事的“熊孩子”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符合社会期待的管教。

而影响母亲们在情感工作中卷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她们对于该项情感工作背后情感规则合理性的认可。以关怀型情感工作为例,母亲们珍视自己与其他孤独症儿童家长的友谊,并受益于孤独症儿童家长圈内相互支持的氛围,赞同家长们之间应当彼此关怀的情感规则,因而愿意投入于关怀型情感工作,甚至从中获得积极的自我概念和成就感:

“就是大家互相关心支持么,我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就是我也是能够关心别人、支持别人的人,我能够为这个圈子里面的朋友做一些什么。”(2号受访者)

而在工具型情感工作中,母亲们对情感规则的认可和情感卷入程度则呈现一种变化的态势。而在工具型情感工作中,母亲们的情感卷入程度则呈现一种变化的态势。母亲们对于这一情感规则的认可,突出地集中在孤独症儿童6岁以前。在当前孤独症儿童的治疗与康复中,“家长应当面对现实”“6岁之前是孤独症儿童康复黄金期”“家长是孩子最好的(康复训练)老师”等话语在家长中广为人知并且深受推崇。这些主流话语通过日常康复训练、相关培训讲座等途径的教导与渗透促使母亲们将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的康复与成长视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并将儿童的康复成效与社会融入进程与母亲的“及时”“理智”“坚强”紧密相连,使之成为孤独症母亲们社会评价乃至自我评价的标准。那些被自己情绪“干扰”而未能抓紧黄金康复期的母亲,则被视为孤独症儿童康复的阻碍,成为专业人士教导母亲们时的反面教材。自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开始,母亲们开始密集地学习和内化这一情感规则,自发地对自己的情感表现进行监控,当自己不小心情绪“失控”时,愧疚和自责立刻涌现,甚至动摇她们对自己作为母亲的信心。

“每次跟他(孩子)控制不住发完脾气吧,发完脾气之后我就完了,我就长时间的自责啊,我说我怎么就没控制住呢?就孩子也很可怜...特别恶性循环,我对孩子发完脾气之后我对我自己的这种自伤特别大,这不是一般的大……”(1号受访者)

更有甚者,一些受访者还会将自己与其他孤独症儿童母亲比较,为自己未能达到情感规则的要求而感到自卑、难过甚至痛苦。

“人家做的真的很好,所以孩子进步也快,我家孩子这样是不是被我耽误了,如果他(自己孩子)妈妈能做的更好一点,是不是孩子就能比现在更好。”(14号受访者)

在孤独症儿童6岁以前,被“黄金康复期”的论述与入读普通学校的目标所驱赶的母亲们多处于高度的紧张和焦虑中,对孤独症儿童社会融入的制度性支持的缺乏,让母亲们失望和愤怒的同时,也将她们的育儿实践笼罩于强烈的不安全感之下,鞭策着她们不断评估和反思自己的育儿投入和成效,主动压抑自己的情绪,为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让步。

不过伴随孤独症儿童的成长,尤其是当儿童进入学校就读后,时间紧迫感的降低、抚育经验的积累、以及与其他孤独症儿童及家庭的接触,促使一些母亲们对开始觉察到情感规则对于自己的束缚,并反思这种情感规则的合理性。这些受访者发现,即便她们未能完全达到情感规则的期待,孤独症儿童仍然能够在她们的努力下成长进步,并日益展现出对母亲的爱与信任。从多年育儿实践中积累的自信,给予了母亲们将自我从情感规则的要求中解放的信心,她们开始越来越勇敢地袒露自己的真实情绪,接纳“不够温柔”“不够坚强”的自己。

“我呀,要在前些年,就不及格……这道理都懂了,就是但脾气不好,真不好……能力差点儿,不过至少我是很努力的......起码他现在能够做到这种程度,我们也尽心了。就他以后怎么样的话,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做到最大的努力了,不会去后悔。”(19号受访者)

此外,这一阶段的母亲们也开始正视自己情绪表达需要,并且呼吁对于孤独症儿童家长情感的尊重和接纳。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期望政府和社会能够为孤独症儿童家长提供持续性的情绪疏导和心理支持服务。3号受访者在访谈中强烈地批判了上述情感规则为母亲们带来的压力,她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地打破不少情感规则的束缚,还和4号受访者通过组织和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呼吁主流社会和孤独症儿童康复界对儿童家长多样情感体验的理解和支持。

“我觉得就是理解,然后接纳,还有包容,我希望有这么一个环境,让我们家长不用整天假装这个假装那个,大家都是人,都有各种情绪的,不能说只允许看到正面的正能量的,应该社会,包括这个孤独症圈子,都要能够接受家长是有情绪的,需要理解和支持的。”(3号受访者)

四、讨论与结论

在情感工作理论的指引下,本文勾勒出作为非正式照顾者的孤独症儿童母亲在育儿实践中复杂而充满张力的情感管理经验。母亲们出于利他或利己的考量,对自己的情绪进行不同方向的管理,形成了多重情感工作策略;通过构建情感工作的选择机制,母亲们展现出她们对自己情感体验的关注和反思。

本研究发现,非正式照顾实践中的情感工作,其内涵比公共领域中的情感劳动更加丰富。公共领域中,照顾工作者的情感劳动在“组织—劳动者—被照顾者”三方的互动中产生,通过管理自己的情绪以满足组织或是被照顾者的期望[19, 33];而本文中母亲们情感工作的范畴,则从被她们照顾的孤独症儿童扩大至了家庭、学校、社区乃至社会层面,她们进行情感表演的方向和目的也更加多元。

此外,公共领域中约束劳动者的情感规则多来自于组织的要求、被照顾者的期待或是职业道德规范,情感控制的主体和路径都较为明确[14, 20,27,30,44];而医学模式主导的残障人士康复模式、以被照顾者为中心的福利理念、理想母职的意识形态、基于成就的社会评价体系等话语,共同建构了针对孤独症儿童母亲的多重情感规则,通过主流论述、日常互动、福利制度和社会文化来规范母亲们的情感表达,其规训主体相对模糊,控制机制也更为隐蔽,揭示出一种更加隐形的情感治理术。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数量的文献指出,公共领域中的情感劳动为照顾者的自我带来了挑战,劳动者可能会通过各种策略捍卫自我的边界,最为彻底的一种反抗方式即是结束雇佣关系,从而终止自己的情感卷入[20];也有研究发现劳动者通过对自己和被照顾者之间边界的策略性构建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16]。但是对于非正式照顾者来说,被照顾者通常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以孤独症儿童母亲为例,她们的照顾对象是自己的孩子;而母亲们情感工作的对象,也囊括了孤独症儿童之外的亲人朋友、学校教师、专业人士以及其他孤独症儿童家长等,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多样,边界也更加模糊。基于雇佣关系的自我边界分析视角难以解释非正式照顾者在情感工作中的主观体验和行动逻辑。本文则从情感工作的对象、场景以及卷入程度三个层面入手,展现母亲们选择情感工作的机制,为理解照顾者在情感管理实践中的主体性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研究发现也提示研究者,劳动者与情感工作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母亲与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儿童家长之间所形成的亲密、持久且难以终止的关系,可能使劳动者在情感管理的实践中更加容易获得积极体验,也使他们更有内在的动力对情感控制进行反抗,甚至呼吁和推动对主流情感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本文结论显示,主流社会福利制度和照顾文化多聚焦于被照顾者的康复与生活质量提升,照顾者,尤其是非正式照顾者的权益未能受到足够关注。为了促进照顾在社会中的良性传递,既有社会政策和文化应从支持照顾者个体转向支持照顾者家庭;此外,一套着眼于尊重和接纳非正式照顾者情感体验的话语和服务体系也亟待建立。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鼓励政府与社区、企业、社会组织进一步参与老人、儿童、病患与残障人士的照顾供给,推动多元主体责任共担,减轻家庭成员照顾负担;其次,扩大孤独症知识的普及范围,提升多元融合、无障碍理念等新残障观的宣传力度,缓解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污名化困境;再次,构建家庭支持体系,关注家庭中非正式照顾者的情感体验与身心健康,为困境家庭进一步提供个税减免、照顾津贴等优惠政策;最后,加快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引导专业力量加入家庭服务系统,赋权家庭照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