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归化城税关与北疆贸易

许 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归化城作为清代蒙古草原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是漠北、漠西地区与中原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其腹地范围包括漠南蒙古西部各旗及漠北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新疆。 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在归化城设关榷税,于咸丰四年(1854 年)又将包头、萨拉齐和托克托城三处增为归化城税关的分税口。 随着汉蒙贸易、边疆贸易的发展,该关税额有较大增长。 经由归化城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布匹和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牲畜、皮毛等为主。

一、归化城税关及其税收变化

清前期,大量移民开始迁入归化城,雍正时归化城土默特一带已是村落密布,贸易也随之发展。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杀虎口监督期成额奏言,蒙古地方种植烟叶、杂粮,制造油酒烟等项货物,“在归化城一带售卖,渐成行市”,应予征税。[1]经部议覆准,“归化城为蒙古商民辐辏之处,所有烟、油、酒三项及皮张、杂货等物皆应归入落地税内,照例征收。 其驼马牛羊除进口外,若绕道赶往他省售卖者亦应一体征税,以防偷漏”[2](卷743,理藩院·归化城等处税银),并规定,在“归化城适中之地设立总局收税,于东西南北四处各设栅栏一座,派役稽查”[2](卷189,户部·关税)。 其所设四处栅栏,“南栅系杀虎口孔道,北栅通后山部落喀尔喀各扎萨克等处,东栅通察哈尔蒙古八旗,西栅通乌拉忒、鄂尔多斯地方”[1]。

归化城税关主要征收货税和牲畜税。 该关设立之初由杀虎口监督兼管,后改由归绥道兼理,并由山西巡抚随时稽查。[3](物部·税课)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政府将“移入绥远城之面铺各行”纳入征税范围,并于和林格尔、东白塔二处增设稽查税口,以防绕越偷漏。[4](50-52)经过十多年的调整,归化城税关征管制度逐步规范,税收额也比设关之初有所增加。 归化城设关之初,“每岁征银七千两至八千两不等”,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以杂税银15000两、牲畜税钱9000 串定为归化城税关之正额。[2](卷190,户部·关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至四十九年(1784 年),归化城税关每年征税为两万数千两(见表1)。

表1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归化城税关征收税银统计①单位:两

清中叶以降,包头、萨拉齐、托克托因濒临黄河而逐渐成为商业重镇。 但这三处城镇原本只征牲畜税,咸丰四年(1854 年),山西巡抚恒春奏请于此三处就近征收货税。 经部议获准,将包头、萨拉齐、托克托三处增定为归化城的分税口,“从口内贩来一切货物,并从口外贩入土产等货”,可“就近在西包头等处税厅照例完纳,赴归化城入栅时即验明放行,毋庸再征”[5](卷238,户部·关税)。 光绪年间,归化城税关所征税银较清中叶有较大增长,如光绪十三年(1887 年)征银65279 两、十四年(1888 年)征银60181 两。[6](贸易)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山西巡抚胡聘之“添派委员”,协助归化城整顿税务,使该关税收在定额之外“增出额外盈余银五万两”。[7](188)

二、经由归化城转运的主要商品

清前期归化城商人赴新疆贸易须经北路赴乌里雅苏台将军衙门领取执照,乾隆时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设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各地,为鼓励商人前往,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准许归化城、张家口等处商民可在本地领照。 归化城与新疆贸易快速发展,乾隆末年《乌鲁木齐杂记》记言:“大贾皆自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8]光绪中叶,归化城成为“一个聚集着不少巨贾富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做着百万巨额的生意,总共卖出十万多箱茶叶,将近一百万匹布及其他物品”。 归化城最大的商号都是经营北疆贸易,主要往来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古城、伊犁等地。 其中最大一家为大盛魁,该商号自备有骆驼1500 峰,经常往来于归化城和乌里雅苏台之间,单是同蒙古各部的贸易每年即达900 万—1000 万两。 元盛德,有骆驼900峰,年贸易额800 万两。 天义德,有骆驼900 峰,年贸易额700 万两。 义和敦,有骆驼700 峰,年贸易额五六百万两。[9](103,97-98)清末新疆每年从内地输入货物“值逾二三百万”,其中“自归绥输入者什之六七”。[10](新疆实业志·商务)

经由归化城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布匹和杂货为大宗,输入的商品以牲畜、皮毛、粮食为主。 茶叶是从归化城输往西北各地的最大宗商品,主要由晋商经营。 古城是新疆各地的交通枢纽,“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11]。 道光三年(1823 年),乌里雅苏台将军奏称:“该处各项商贾及蒙古人等所食口粮,向系商民等驮载茶货前赴古城兑换;其古城商民亦常川贩运米面来营兑换砖茶,赴西路一带售卖。 此项砖茶系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交纳官税,贩运来营贸易,迄今六十余年。”[12](道光三年十月丁巳)光绪初年归化城每年茶叶的输出量为10 余万箱,主要是砖茶。 其中24块一箱者供土默特地区,每年销售4 万箱;39 块一箱者运往乌里雅苏台,每年约3 万箱;运往古城的主要是72 块或110 块一箱的砖茶;木墩茶和白毫茶则销往伊犁和东土耳其斯坦及俄国的维尔年斯克、塔什干等地,每年销量3 万—3. 5 万箱。[9](92-94)

布匹、绸缎和杂货也是归化城销往西北地区的重要商品。 如乾隆年间山西右玉县商人贾有库在归化城开设三义号绸缎杂货铺。 该商铺在乌鲁木齐的新、旧二城和阿克苏均设有分号,在伊犁设有“发货寓所一处”,“各有伙计在彼管事”;仅阿克苏的分店就有“一万多两本银的货物”。[4](95)从归化城运至乌里雅苏台的商品,除茶叶外,还有搭连布、大布、粗布、面粉、大米、猪肉和鱼。[13](276)科布多的商品“以砖茶、洋布为大宗,其他绸缎、铜铁、瓷、木各器及日用所需一切杂货、食物无不备”[14](2339)。 光绪中叶归化城布匹年销量近100万匹,其中有不少系进口洋货,品种有花旗人头粗洋布、花旗飞龙斜纹布、斜纹布、细洋布、粗洋布、洋标布、太和羽绫、虎牌哔叽等,国产纺织品则有搭连布、大布、土布、曲绸、宁绸等。[9](95,104)归化城税则分衣物、用物、食物、杂货四大类。 《衣物税则》所列有皮衣皮裤、毡褂绒褂、油雨衣、故衣、帽子、乌绫包头、带绦、靴鞋、袜子;《用物税则》除绸缎布匹之外,还列有氆氇、褐子、绒、棉花、丝线、皮张、铜铁器、竹木器、瓷器、油漆器、皮革器、象牙器、荆条器、杂草器;《食物税则》列有烟、酒、糖、蜜、荤味、作料、果品、蔬菜;《杂货税则》列有药材、颜料、香料、纸札、珍玩、铜铅钢铁杂货、烧料杂货、绒毛杂货、零星杂货等,共计三四十类数百种商品。[15](归化城税则)

从归化城输入内地的商品主要是驼、马、牛、羊等牲畜和各种皮毛。 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康熙帝驻跸之时,看到“归化城马、驼甚多,其价亦贱”[16](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丙申)。 道光年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记述称:“蒙古人把大群的牛、马、羊和骆驼赶到那里(归化城),同样也用车子把皮货、蘑菇和盐巴运往那里。”作为交换,他们在回程时运走的是砖茶、布帛、马鞍、莜麦面、小米、炊具,以及供佛用的香。 归化城“特别以其大宗的骆驼交易而著名,城中主要街道都通向的一个辽阔场地是要出售的所有骆驼的汇集地”[17](150-151)。 光绪年间俄国人记载,蒙古各部全年都有牲畜赶到归化城出售,“大批的牲畜主要是来自土谢图汗部的戈壁土谢公旗和墨尔根王旗,其次是由四子王旗和阿拉善王旗的所谓内蒙古人赶来的”[9](102)。

除蒙古人将牲畜赶来出售外,还有大量牲畜和皮毛是归化城商人从各部落收购来的。 归化城商人运往蒙古各部的货物大多以赊销方式出售,到期以牲畜、牛皮、马皮、羊皮、马尾、驼毛、羊毛、蘑菇等来偿还。 羊的收购办法通常是在阳历六月把商品赊给牧民,来年五月再来收羊;六月羊只收齐后,每一千只为一群,由两个人负责,赶往归化城出售。 大盛魁每年从科布多向归化城输送的羊有8 万—10 万只。 元盛德在科布多还有自己经营的畜牧业,1892 年仅从自己的畜群向归化城输送的牲畜就有羊45000 只、骆驼500 峰。 归化城商人从乌梁海地区收购的主要是灰鼠皮,每年3万张左右。[13](277,284,341,285)

粮食也是归化城输入内地的重要商品。 雍正年间归化城土默特“五谷丰登,米价甚贱”。 雍正皇帝曾下令在归化城和黄河岸口建仓,买米存贮,并修造船只, 由黄河运往陕西潼关。[18](雍正三年七月癸亥)乾隆八年(1743 年),归化城、托克托城一带“连岁丰收”,而太原、汾州、平阳等府米价昂贵,“自一两七八钱,以至二两余不等”。 山西巡抚刘于义在归化城一带购粮,由黄河水运,从托克托城之河口镇至永宁州之碛口,再由碛口“陆运至汾州,每石较市价可减银四钱,陆运至太原,每石较市价可减银二钱”[19](30)。 光绪年间,萨拉齐一带粮价“常贱于内地什之五”,大量汇集包头镇,由黄河“浮河而下千一百里达于碛口”[20](189),再转运晋中等地。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附表5“乾隆朝各关税收情况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