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准则
——基于政策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

钱小龙，梁明珠

（南通大学 未来教育研究所，江苏 南通 226019）

一、问题提出

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世界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各领域数字化深入发展。教育数字化成为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新热点，也为未来教育改革实践指明方向。尤其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各国为实现“停课不停学”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教学，利用数字技术与传统教育的深度融合，在线教育成为常态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推动着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依托互联网等技术支持，在线教育强有力打破时空限制以及智能化推荐学习资源，更好促进学习的全民化、灵活化及个性化发展[1]。2021 年3 月，我国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强调“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2]。

其中，基础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的主体，是各级各类教育的重要基础[3]，其重要性不容小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在《2015年后教育议程》中指明应将基础教育的发展摆在优先位置，以实现全民基础教育[4]。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共识和趋势，全球各国与各国际组织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的特点和现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颁布《回到教育的未来：经合组织关于学校教育的四种图景》（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其中描绘了在经济、政治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未来20 年教育发展趋势，构建了学校教育扩展、教育外包、学校作为学习中心、技术支持的无边界学习四种图景[5]。此外，我国也出台相关教育数字化发展政策，将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策作为规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准则，对教育领域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为具体开展实践奠定基础。因此，以相关政策文件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究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中行动准则，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基础教育的深度融合，持续推进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

二、文献回顾

（一）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

当前，学界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不同视角展开探讨。一是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有学者从内涵本质、逻辑关系、内驱动力等维度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研究上，祝智庭、胡姣在分析数字化和转型的内涵基础上，指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划时代的系统性教育创变过程，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6]。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关系和内驱动力的研究上，李峰、顾小清[7]等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政策文件进行梳理和分析，挖掘转型逻辑关系和内驱动力，并描绘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径。二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径。部分学者认为推动教育数字化全面落地涉及多个层次工作的整体推进。如吴砥、李环等[8]以完善的保障机制为基本条件支撑，从物、人、数三方面着手，并瞄准教学和管理两大业务领域，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部分学者从影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入手寻求突破口。如胡姣、彭红超等[9]通过分析影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发现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从数字技术、教育组织、环境空间与行为实践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提升路径。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应坚持生态化的发展战略来促进数字教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如祝智庭、郑浩等[10]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演变逻辑和数字达尔文主义两个维度阐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生态化战略。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从教育学、生态学等多个视角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和实践领域予以探讨。

（二）关于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已进入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呈现了新的内涵和特征。已有的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从发展动因、特征分析、实施路径等多方面进行探讨。在发展动因和特征分析上，邢西深、胡佳怡等[11]认为在数字技术赋能和加持下，新时代的基础教育数字化具有数据化、智能化、个性化和泛在化的特征。在实施路径上，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路径。梁林梅、丁思杰[12]在分析数字化转型内涵演进的基础上，总结区域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系统特征，并从价值体系和系统重构、多方统筹、关键资源共享三方面提出相关的实施建议；周全[13]通过对国家级信息化教学试验区探索实践的成效分析，以教育组织为主体，阐述以持续迭代为核心理念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以及为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具体建议。总体而言，关于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相对较少，多数以相关的特征、理论和实施路径为主，基础教育作为民生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字化转型也亟需进一步的研究。

（三）总体述评

首先，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的热点，也是全球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其次，已有研究多集中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研究视角相对较为宏观，而有关的政策文件研究和相关成果较少。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多以内容分析、问题挖掘以及路径探究等为主。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其重要性不容小觑。要想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明确行动准则是开展实践的先决条件。因此，本研究从我国近年来所颁布的有关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入手，以小见大，运用扎根方法来构建理论，全方位探析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准则，为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添砖加瓦。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选取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最初是由巴尼·格拉斯（Barney Glaser）和安塞姆·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于1967 年在专著《扎根理论之发现：质化研究的策略》中提出，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编码、分类，并将其各部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逻辑图或模型进行测试和验证[14]。研究样本选自2019 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等颁布有关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见表1）。具体而言，首先对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接着对政策文本进行逐句编码，对观点进行抽象化概括，形成范畴，最后对所有的范畴进行分析和推演，形成理论。研究所选择的政策文本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只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国家层面的政策，各地方政府都是基于国家政策的理解而制定的执行性政策文件，因此处于提取概念的目的，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才更具有权威性和意义。另一方面，只选择有关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文件。有些政策文本只是提及了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但并未做进一步的阐述，进行相应的排除。

表1 选取的教育政策文件一览表

（二）编码过程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又称“一级编码”，是将所获得的文本数据资料进行分解，并对其逐条分析从语言层面和语境层面进行概念化，剔除与本研究无关的概念，将表达相似的概念进行合并[15]101-121。具体而言，将10个政策文本导入MAXQDA20.4中，以句为单位对材料阅读提取，形成初始的概念感知。根据概念类别对文本资料进行比较，将其归到相应的概念类属下面，为每一个概念类属找到属性。与此同时，将有关的概念类属和它们的属性进行整合，对这些概念类属进行比较分析，思考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最终形成了588个标签，进行分类比较形成了70个概念，并基于此形成了59个类属（见表2）。

表2 开放式编码（示例）

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又称“二级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对其所形成的概念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各概念之间潜在的联结关系，通过将相似编码归类和提升从而形成对应的主类属[15]123-142。本研究在开放式编码形成59 个类属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凝聚为13 个主类属，其中每个主范畴由一条逻辑轴线构成（见表3）。例如，儿童身心发展具有顺序性、不平衡性和差异性等特点，要求教育要遵循个人身心发展规律（现象发生的情景），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学生特点，坚持德育发展，同时为特殊学生群体实施教育关爱（对具体情景实施的管理行动），增进师生间的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行动的结果），这一组范畴间的关系通过整合归纳，就进入了同一主范畴——“人文关怀”。

表3 主轴式编码

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又称“三级编码”，在主轴式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已形成的主类属进行系统性分析，确定核心类属，并围绕核心类属将其他类属进行系统地联系起来，最终形成理论模型[15]143-161。在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的基础上，对主类属之间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形成3 个核心类属，如表4所示。“人文关怀”“学生培育”“教师培育”“教学质量”反映数字化时代我国重视培养师生信息素养，对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将其归纳为核心类属一：“培育机制”。“数字教育资源”“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多元主体合作”反映我国在硬件设备、数字资源等物质层面的支持，推动中小学学校各种设施数字化及资源共享的实现，因而将其归纳为核心类属二：“支持条件”。“协调管理机制”“评价机制”“网络安全保障”“标准规范体系”“教育公平”等反映我国从国家层面制定数字化相关标准规范和评价机制，为中小学数字化教学网络安全提供保障，同时为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落实提供方向和保障，因而将其归纳为核心类属三：“保障机制”。基于提炼出的三个核心范畴，围绕研究主题归纳出各核心要素之间的关系，构建出扎根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核心范畴关系回路图

4.理论饱和度检验

由于三级编码均由笔者独自完成，因此在编码过程中很有可能融入主观因素，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为了最大程度避免这种偏差发生，笔者预先选取八份政策研究材料进行理论建构和分析，预留两份研究材料留作后期逐一检验，结果现实符合前述建立的典型关系结构，没有出现新的概念和类属，类属之间也没有产生新的联结，说明前述研究所得编码已达到理论饱和。

四、结果分析：模型阐释

基础教育，作为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在世界各国面向21 世纪的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行动准则的指导下，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层次工作的整体推进。具体而言，数字化时代为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培育机制作为基础数字化转型的前期投入，提高教师和学生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为建设智能社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技术和资源的加持，各类数字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是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支持条件作为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助推器，为建设智能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各类标准规范、网络安全保障以及多元评价等保障机制作为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运行方向和规范，为智能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动力。培育机制、支持条件和保障机制作为中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准则，三者相互影响和支撑，共同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下面基于编码结果对模型进行阐述。

（一）培育机制：师生信息素养的培育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和教育的融合创新，教育数字化得到了长足发展。数字化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提升师生信息素养与数字技能已成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1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注重人才培养，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中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7]。因此，在遵循成长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应加强培养师生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

1.保障教育高质量发展，以人文关怀贯穿教育始终

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对教育质量发展提出新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把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中之重。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缩小区域、城乡教育差距。如黑龙江全面推行“零择班行动”“四零承诺”，切实解决政风、行风、师风等教育生态“大问题”；重庆分学科精细化指导作业设计与实施等。同时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发展素质教育，加强人才培养教学资源储备。如支持国家电视空中课堂、网络思政课程建设等。另一方面，为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要求，需遵循学生和教师的成长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学科性质和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创建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学习环境。同时，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对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教育关爱，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健全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定期筛查识别、评估与干预的机制。

2.培养学生信息素养，以智能引导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一方面，我国积极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将信息素养培育有机融入学科教育教学中，注重培育学生信息意识、检索、鉴别和选择能力，注重提高中小学生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以及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各地中小学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并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信息素养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促进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有机结合。如基于大数据的智能诊断、资源推送和学习辅导等应用开发，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上海市闵行区打造以一个垂直服务的教育云平台，依托智能教学和智能学伴应用开展个性化教学，全面深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大数据技术的充分利用，可以帮助教育对学生学习过程信息收集，精准分析学习情况，促进差异化和个别化指导。

3.提高教师信息素养和法治素质，以培训基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质量教师是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信息技术能力成为新时代高素质教师的核心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着力推动教师教育振兴发展，努力造就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创新型小学教师队伍，为加快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2]。首先，我国把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全面加强中小学教师思想政治建设和法治素质。教师是教育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需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其次，教师需在上岗前持有教师资格证和相应的普通话证书，严把教师入关口。同时依法保障教师待遇权益，促进教师潜心教书育人。最后，我国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提高教师数字化意识和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引导教师将其应用于教学。同时建设一批国家师范教育基地、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开发各类教师培训应用等，促进教师专业和信息素养的提升。

（二）支持条件：投入资源、资金和基础设施等多方支持

作为一项复杂工程，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涉及多个方面工作的整体推进，同时也离不开国家对其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三者缺一不可。多元主体参与作为“人力”，合力提高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能力；数字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物力”，为资源共享和教育质量提升予以支持；资金投入作为“财力”，为数字化转型运行和发展予以保障。

1.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合力

首先，建立健全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部级、部省联动和区域协调，提高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能力。如与网络、发展改革、财政、通信、金融等部门协同合作，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其次，教育部积极同多个部门完善相关政策，研究制定吸引有关机构、社会团队、企业支持参与等多元投入机制，为学校开展线上教育教学提供优质资源保障。如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公益机构、支援团队等社会力量参与促进构建“三个课堂”平台应用。最后，增强与各部门机构合作，共同提高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如鼓励支持地方政府统筹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高校、教师发展机构、中小学等协同开展区域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建立部署师范大学和地方院校师范人才培养协同机制等。

2.数字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

2022 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有序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升级[18]。数字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物力”，以数字技术与教育资源融合来提高共享共建机制，以“数字基建”为内核的新基建为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数字教育资源是实现我国教学模式创新、个性化服务供给的关键要素之一，同时数字教育资源的优质共享可以推动我国教育的均衡发展[19]。在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方面，建立健全优质课程资源遴选更新机制，不断丰富平台资源内容。同时重点关注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使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更好服务于数字经济转型发展，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强学校教学、管理、服务等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努力实现学校无线网全覆盖。如推动智能实验室、学科专用教室建设等打造生动直观形象的新课堂；山东青岛市崂山区充分利用原有基础设施统筹建设“课堂教学云平台”等。

3.资金投入予以保障

一方面，加大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经费保障力度，切实解决教师工资待遇问题及教育新基建。地方各级教育、发展改革、财政、通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加强统筹协调，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另一方面，重点关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设备购置等经费问题。如引导地方加强对农村贫困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三个课堂”建设与应用的经费投入，制定“三个课堂”输出端学校和教师激励政策，为设备采购、资源配置、教师培训等方面提供经费支持，保障经费的合理使用。总而言之，加大对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不断整合资源，疏通要素，为学生学习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促使学生全面和个性化发展。

（三）保障机制：强调标准规范、网络安全等多元保障

教育数字化是国际上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我国破解教育质量和公平等重难点问题提供方向。因此，完善的“保障机制”支撑，包括协调管理机制、评价机制、网络安全保障、标准规范体系等多个方面，更好为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1.加强协调管理，形成综合保障体系

管理维度是通过实施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等职能来协调教育系统的活动，从而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6]。一方面，完善管理体系，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予以指导。如建设师范生管理信息系统；完善交流轮岗激励机制、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工作协调制度等措施为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各个市也采取相应措施，如重庆市充分发挥教研机构的研究、指导和服务作用，研制印发相关指导意见；山东省潍坊市建立作业管理长效工作机制；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则深化教学改革，统筹各年级和各学段的知识体系等。另一方面，制定明确具体的标准规范，促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规范性。如我国制定新时代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以及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严肃查处师德失范行为。同时，在遴选程序、质量保障、资源动态更新机制等方面制定标准规范，严格把关，形成综合保障体系。

2.加强评价体系建设，实现标准化建设

建立和完善统一规范的评价体系是提高数字化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充分考虑不同地域、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特点和要求，进一步完善教师职称评价标准，实行分类评价。同时制定出台当地教师激励支持政策，推进中小学教师减负，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另一方面，注重学业评价的多元化，增加学业评价的主体，包括对老师的评价、学生的自评及学生间的互评。如推动学生数字档案在评价中的应用，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学生评价模式；创新信息化评价工具；建立动态监测和第三方评估机制等。无论是教师评价还是学生评价，都要更为注重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

3.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保障网络安全

疫情的爆发使得在线教育成为常态化，但网络上大量用户信息泄露严重，盗版猖行等问题都在严重影响在线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此，我们应构建完善的教育资源保护和监管的长效机制，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化数字技术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实施人机结合的动态监管体系。如建立教育系统应急指挥网络；在教育专网主干网和校园网互联网出口建设网络访问防火墙；支持开发中小学适用的安全浏览器软件和教育学习平台；公安部门开展人工智能算法备案、检查和评估等。另一方面，处理好网络信息监管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如利用区块链等新技术保护知识产权，探索个性化自愿购买使用和后付费机制。同时，加强学生网络安全教育，中小学学生也需感知网络安全威胁，自动过滤网络不良供应链水平。

4.信息化精准帮扶，促进教育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共享优质教育。”[20]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21]，可见推动优质公平的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促进学生机会公平和个体潜能发展。一方面，通过相关措施为农村等偏远薄弱地区的教育倾斜支持，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如加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学校对平台资源的使用力度；改善边远地区学校的网络接入条件；为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输送优质资源等。另一方面，加强乡村师资培训，鼓励校际合作。因地制宜开展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示范培训、建设一批能力提升工程创新培训平台等措施，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同时鼓励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校际合作，共同合作提高教学质量。总体而言，传统教育无法满足个体对学习机会、个人潜能发展需求，而教育数字化转型则是解决这一需求，促进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

五、结论与讨论

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向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等各个领域渗透，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正逐渐成为现代人类生存和实践的主导方式[22]。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也会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社会数字化浪潮裹引导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的颁布，也指导着教育数字化发展与转型稳步推进。基于10份有关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运用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发现中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准则涉及培育机制、支持条件和保障机制三个方面。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以下几点建议。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培养目标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以技术赋能教育改革，推动教育从学校阶段学习向适应社会发展的终身学习转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我国颁布的许多有关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都将其指向人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未来教育应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经济与发展组织提出学校应加强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的持续专业发展，教师的信息素养也是数字化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历来坚持育人为本，促进学生利用信息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来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学生评价模式。因此，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应只是利用新技术为传统教育“打补丁”，更不是把“纸质题海”战术转变为“电子题海”战术，而是秉持着“以人为本”的教育规律，遵循学生的发展和教育规律，促进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同时坚持育人为本，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来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总而言之，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更加关注教育中的人，把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并发挥其优势，促进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获得更好的成长体验。

（二）坚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保障

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等特征，其有赖于基础设施的支撑，形成面向共享开放的教育环境，满足全民数字化学习需求。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偏远地区的学生由于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而无法进行在线学习，因此，应加强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偏远地区的硬件和软件等设备的供应。一方面，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嵌入新一代数字技术，构建打破时空界限的学习空间新架构，为智慧教育生态系统提供支撑。与此同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基础设施配置现状，综合考虑基础设施空间布局，通过卫星电视、宽带网络等为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输送优质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另一方面，推动多元协同合作，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其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是由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即加强学校、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协同，充分发挥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汇集众智，共同推进数字化建设。除此之外，国际组织强调重点加快学校在教学、实验、科研、服务等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努力实现各级各类学校无线网络全覆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总而言之，坚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保障，发挥其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支撑性作用，通过政策倾斜弥补城乡学校间、东西部学校间的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

（三）坚持以教育公平为发展方向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由于受到教育管理体制的限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区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国和各地区教育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差距较大。尤其是在目前的数字时代，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依旧较大。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树立性别平等的理念[2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意识到特殊需求的学生的学习需求[24]，进而推动全纳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我国应加快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利用技术的潜力来促进教育和性别的平等，重点关注边缘化群体，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借助数字技术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提高边远地区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维护边缘化群体、弱势群体的教育权利和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利用数字化手段来扩大教育资源覆盖面，通过推进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打破时空限制，使得不同时空内的学习者和教学者共享教学资源，提高资源共享的实现效率。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借助数字化技术为不同地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态，有利于解决地区之间教育不平衡的问题。总而言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重塑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满足城乡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获取和个性化发展需求，使得城乡教育朝着公平化步伐迈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