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人员对医疗腐败行为容忍度及影响因素认知的调查分析

刘瑛,兰青,王梦溪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江苏 南京 210008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转型和发展,腐败与反腐败问题已成为影响国家治理、政权建设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议题[1]。近十年来,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一直是反腐败斗争的重点领域之一,形势严峻,要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持续保持专项、深度的医疗腐败整治行动,才能在医疗反腐上取得成效[2]。2023年,中央开展了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医疗腐败发生于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各个环节,主要表现为收受患者红包,接受设备、高值耗材与药品回扣,实施过度医疗与大处方提成,工作人员利用身份便利从事优先就诊、检查、选择手术者等营利性中介活动,公立医院管理人员在选人用人、医院基建、后勤服务方面接受贿赂等[3]。全社会对医疗行业反腐行为关注较多,很少关注医务人员的腐败容忍度。而降低医务人员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是解决医疗腐败的首要任务,只有在社会上形成自下而上对腐败零容忍的风气,从内心排斥腐败、抵制腐败,才能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清廉行医氛围。

人类的价值观念纷繁复杂、多种多样,都可能影响民众腐败容忍度,而腐败容忍度在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概念。Hendenheimer[4]将腐败分为黑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其中黑色腐败是社会公众都想要予以惩处的腐败行为;灰色腐败是社会公众都一致认为的腐败行为,但只有部分人认为当事人应该受到惩罚;而白色腐败是被视为腐败行为,但没有人认为当事人应该受到惩罚。可见对于不同的腐败行为,公众的容忍度是具有差异性的。岳磊[5]认为腐败容忍度是指多大程度上人们可以理解腐败行为、接受腐败行为并对腐败行为做出反应。倪星[6]提出腐败容忍度是个体对腐败行为所能宽容或者接受的范围,如果超出了这一阈值,腐败行为将不会被接受。而腐败容忍度又划分为心理维度和行为维度,前一维度是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腐败行为,后一维度是指当人们面对腐败现象时,有多少可能性采取行动予以制止[7]。围绕医务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结合国内外文献,本文对医务人员腐败容忍度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定义为经过考核和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和承认,取得相应资格及执业证书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对医疗卫生行业腐败行为的理解、接受程度和对腐败行为偏差作出反应的大小。2022年6月,利用问卷星软件,采用自行设计问卷,对某市三甲公立医院2 051名医务人员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利用问卷星软件,采用自行设计问卷,对我市4家综合性三甲医院医务工作者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 051份,回收问卷2 000份,剔除数据缺失、无效样本后,有效样本1 964份,有效率95.76%。

1.2 方法

1.2.1 对医疗腐败行为容忍度调查 医疗腐败行为形式多样,不同医务人员对不同医疗腐败行为的看法也不一样。本调查采用“您对下列腐败行为可以容忍么?”进行询问,包括收受红包、收受回扣、参与推销、人事财务等重点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利益、行贿、买卖公职和私自套现科研经费共7项具有代表性的医疗腐败行为。采用Likert5级量表评分:“完全不接受”赋值1分,“比较不接受”赋值2分,“一般”赋值3分,“比较接受”赋值4分,“完全接受”赋值5分。总得分7～35分,得分越高表明对腐败容忍度越高。

1.2.2 对医务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影响因素调查 采用主观陈述调查的方式,探究医务人员认为不同因素在腐败容忍度方面的影响,包括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受贿史、行政级别、医院领导重视程度、医院反腐行为的监察举报到位情况、对人事权和行政权监督到位情况、医院廉洁教育形式多样性等8个方面。

1.3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 2016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整理,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定性资料用[n(%)]表示,组间差异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特征 调查1 964人中,男性614人(31.26%),女性1 350人(68.74%);≤30岁518人(26.37%),31～40岁836人(42.57%),41～50岁393人(20.01%),>50岁217人(11.05%);最高学历为大专以下21人(1.07%),大专160人(8.15%),本科791人(40.27%),硕士746人(37.98%),博士246人(12.53%);工作年限及部门分布较为平均,≤5年443人(22.56%),6～10年424人(21.59%),11～20年581人(29.58%),21～30年347人(17.67%),>30年169人(8.60%);岗位为管理人员210人(10.69%),医生457人(23.27%),护士730人(37.17%),医技人员313人(15.94%),其他254人(12.93%)。

2.2 自述抵制医疗腐败行为 有1 952人表示会抵制医疗腐败行为,占99.39%。不同性别(99.11%～100%)、年龄组(98.16%～99.76%)、学历(95.24%～100%)、工作年限(98.82%～99.83%)、岗位(98.90%～100%)的人员表示会抵制医疗腐败行为,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值为<0.01～2.68,P值均>0.05)。

2.3 对医疗腐败行为的容忍度 调查1 964人,平均容忍度得分为10.52分。其中,73.57%的总得分在7～10分,超过85%的在15分以下,仅5.55%在30分以上。可见医务人员腐败容忍度总得分整体较低,且中间分值人数较少,容忍度较高的是极少数人群,见表1。医务人员对所调查的医疗腐败行为容忍度普遍较低,“完全不接受”均>65%,见表2。医务人员腐败行为容忍度最高的是收红包,最低的是买卖公职和行贿。

表1 1 964名医务人员腐败容忍度得分分布

表2 医务人员对不同医疗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分布

2.4 医疗腐败容忍度的影响因素 调查表明,医务人员认为对医疗腐败容忍度影响非常大的因素主要是领导重视程度(60.85%)、监察举报监督到位情况(59.27%)、对人事权和行政权监督到位情况(58.10%)、廉洁教育形式的多样性(59.42%);而认为教育程度对医疗腐败容忍度影响非常大和较大的仅占53.16%。见表3。

表3 医务人员对腐败容忍度影响因素的评价

3 讨论

降低腐败容忍度是治理腐败的基本条件[8]。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医务人员对腐败的容忍度较低,能够抵制身边的医疗腐败行为,但对不同医疗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存在差异性,容忍度最高的是收红包,最低的是买卖公职和行贿。而对腐败容忍度影响因素的认知方面,医务人员认为,相比个人特征,医院监督检查的落实力度和反腐败宣传力度等外部环境条件影响更大。医疗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对腐败容忍度影响巨大,现存法律法规尚不能完全覆盖和管制现实中形式各样的医疗腐败行为,加之医疗腐败形式隐蔽性强,如果机构内部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容易导致医务人员腐败容忍度提高。

综上,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腐败容忍度:一是加强廉洁教育和职业培训,建立高素质医疗模式。高素质医务人员的培养与发展是高素质医疗模式公立医院建设的重要环节。医务人员个人的道德观念、职业操守和自律能力也会影响他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二是重视廉洁反腐制度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和风险管理制度,明确医疗从业人员的职责和权益,规范医疗行为,加强对医疗领域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营造良好的医疗环境,增强公共服务满意度[9]。三是健全激励机制,加大监督和问责力度,加强对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的监督和评估,确保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的有效落实,营造清廉的医疗环境。四是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及时发现腐败苗头,提高反腐效果,探索医疗廉洁风险防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