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双向开放是否促进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
——基于85家商业银行的盈利分析

沙文兵,王昳茗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而金融开放是建设开放型大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5年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水平以来,我国金融业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所谓金融业双向开放,一方面要“引进来”,有序开放我国的金融行业和部门,为外来投资者或机构进入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引入国际一流资本;另一方面要“走出去”,鼓励国内资本对外投资并开设分支机构。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双向开放步伐加快,2014年“沪港通”、2016年“深港通”推进了股票市场的双向开放;2017年债券“北向通”和2021年“南向通”的推出实现了境内外债券市场的双向互通;2019年QFII制度的修订和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的推出进一步提高了金融双向开放水平,不仅丰富了我国和国外资本市场的投资渠道,同时也给国内金融业带来重大机遇与挑战,对国内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过去那种通过不断扩大资产规模赚取存贷利差的粗放式盈利模式已难以为继。如何抓住金融双向开放机遇应对开放竞争,减少开放冲击,规避开放风险,提高技术和创新管理,完善盈利模式并提升盈利能力,是我国银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金融双向开放是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后的又一崭新概念,实质是金融市场更高水平的开放。在双循环新格局下,金融“引进来”可以助力内循环配置,“走出去”才能推动外循环变革。

(一)金融双向开放的影响

金融双向开放是顺应世界经济大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在金融领域中,国内资金与国外资金相互流通进行投资并开展金融业务。目前,关于金融双向开放的相关文献较少,因此本文从金融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的影响研究进行文献梳理。

关于金融开放“引进来”,张礼卿认为金融开放是对“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增加了中国金融机构的数量,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1]。Wang等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在长期内对金融发展有积极影响,但短期内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引进来”导致更高程度的竞争是金融开放促进金融发展的先决条件[2]。Zhang等则认为,金融开放能够促进国内金融竞争,提升金融效率,但对金融发展规模有负面影响[3]。同时,金融市场“引进来”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赵越强等研究发现,金融开放能够推动国内区域经济增长且与产业结构具有协同效应[4]。因此在协调不同政策时应注重金融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协同效应和门槛效应[4]。而陈邦强等则认为中国金融开放在短期内未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中介市场化和政府改革[5]。因此,“引进来”对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作用相对复杂。

关于金融开放“走出去”,杨继梅等发现金融市场规模越大,金融开放越容易带来经济增长的正效应,通过“走出去”可以扩大金融业市场范围,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效应[6]。同样董骥和李增刚也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对自身经济的直接与间接效应都是显著的,对促进本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都有强烈的促进作用[7]。总之,“走出去”可以加强我国金融市场与国外经济发展的联系。

张小波等认为,我国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为正,但由于我国现实金融开放水平落后于官方承诺开放水平,阻碍了现实经济增长效应的预期发展,因此要加快金融发展改革的步伐[8]。金融双向开放程度的提升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提高社会总产出的同时,国际资金流动也改善了企业的投融资环境和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有积极作用[9]。但是双向开放使得国际游资和他国金融波动对我国造成影响,加大了经济对资本市场的依赖,加剧系统性金融动荡[10],因此金融双向开放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二)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

从现有文献来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主要受资本充足度、范围规模、流动性状况、成本收入比、资产风险水平等银行内部因素以及外部政策环境等的影响。满媛媛认为银行发展改革的过程中应注意金融稳定性,通过金融创新规避金融风险,使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适应金融改革发展过程,推动商业银行持续性发展。因此要注重银行自身盈利模式的创新,提高盈利能力[11]。

在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王祺等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且对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影响更为显著[12]。安丛梅等研究发现,资产证券化可以显著提升银行的盈利能力;在实施利率市场化政策条件下,资产证券化将明显提升银行盈利能力,这种正面影响在创新能力强的银行中更为显著[13]。

此外,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也具有较大程度的促进作用。Gopalan研究发现,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可以产生多种好处,包括提高国内银行效率、促进金融部门发展,以及在危机时期由于其财力雄厚而带来的贷款稳定因素[14]。Hassan等也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加大开放程度,对国内银行体系的运营效率以及经济和金融发展都有积极影响,外国银行的存在会导致更好的资本配置[15]。同样叶欣和冯宗宪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外资银行数量的增加可以降低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提高系统整体的稳定性,保持其稳定的盈利业务和规模[16]。

(三)金融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大部分学者主要研究金融开放或对外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较少研究金融双向开放和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关系。

宋琴等发现,金融开放程度越高,越激励银行重视风险控制,提高银行风险承受能力,提升银行经营绩效水平[17]。Wang和Luo利用2000—2014年间中国169家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规模更大、经营期更长的国有制银行因其稳定性更强,更能够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提升盈利能力[18]。刘峻峰等发现发达经济体金融开放会推动银行绩效先提升后下降;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不利于银行盈利能力的提高[19]。程小庆则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对银行盈利能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国有银行和上市银行相较于非该两种性质的银行在盈利能力方面受到的影响更小[20]。Burdekin和Ran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虽然已开始让银行利率设定更具灵活性,但这可能会威胁银行的盈利能力率[21]。同样,Luo等以1999—2011年140个国家的2 007家商业银行为样本,评估了金融开放度、银行风险和银行盈利能力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金融开放直接降低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并进一步增加了银行的风险[22]。可见,不同学者对金融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说法不一。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关注金融开放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银行绩效与宏观政策、外资银行进入等之间的关系;对金融开放与商业银行的研究则集中在银行竞争度和银行风险方面,对金融双向开放和银行盈利能力两者关系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从“引进来”与“走出去”角度,探讨金融双向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为:第一,利用熵值法构建金融事实双向开放度,对我国2013—2020年的金融双向开放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85家银行进行系统矩估计和定量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二,评估金融双向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深入分析银行规模的调节作用和不同类型银行的异质性影响,以期为在金融开放视角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与开放进程相协调,提高银行整体盈利能力提供建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金融双向开放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引进来”对国内银行体系的运营效率、资本化、风险管理、长期稳健、金融绩效都有积极影响,外国银行的存在会导致更好的资本配置[15]。因此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可以通过一定的竞争效应降低管理成本,改善银行管理;同时,外资银行进入也对东道国本土银行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提升中资银行效率,促进其金融产品的创新,有利于新金融工具的开发[23]。高质量的管理技能和现代化的银行经营实践能够对国内银行产生有效的示范和牵动作用,有利于提升国内银行服务质量,丰富银行类型,降低垄断势力的影响,刺激国内银行业监管框架的改进,拓展资金来源范围,改善经营。同时“引进来”也使我国境内外资流入明显增多,百余家外资机构密集落地,优化了银行的金融服务供给和产品创新。

而“走出去”推动了我国商业银行全球化经营模式的发展与成熟,扩大了对跨境金融服务相关产品的需求和经营范围,能够寻求更多的投资机遇和更低的资金成本,提高对外投资的数量与质量,还能够学习国外先进经营模式和技术,更好地参与国际金融合作,提升金融实力,降低金融壁垒。同时银行业对外与国际金融机构广泛配合,为建设诸如“一带一路”等各国共同参与的重大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这有助于加快中资银行的境外布局,打造专业化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境外投资者的多样化跨境金融需求,逐步发展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金融机构,从而提高商业银行本身的盈利能力。在金融双向开放过程中,这种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和适度的竞争效应最终使得银行盈利能力提高。基于此,提出假说1。

假说1:金融双向开放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非国有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由于其较低的市场占有率和业务范围,相较于国有银行和上市银行会在盈利能力方面受到更大的不利影响和更严重的金融开放冲击[20]。国有银行的特殊性和政策性可以使其在金融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优势。它们可以利用成本优势获得竞争优势,并自觉重新调整收益结构,混业经营也推动其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实现交叉业务的优势互补和财务上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扩大盈利能力来源的多样化。同时银行稳定性随着金融双向开放的发展而增强,规模更大、经营期更长、国有制银行的盈利能力就更突出[18,24]。正因为国有银行的性质、规模等优势,导致金融双向开放对其盈利能力产生相对有利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相应的假说2。

假说2:金融双向开放会正面促进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

在金融双向开放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也受自身条件(如规模等)的影响。银行业本身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在一定的规模区间内可以减少运营成本增加收益,并且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规模经济和银行业的绩效呈正相关关系[25,26]。因此,相较于小银行,大规模银行会有自身的规模优势和范围经济,在资信实力和人才集聚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大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多元化经营来增加盈利能力,但小规模尤其是地区性银行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则面临着发展的瓶颈[10,27]。资产规模小则开展业务时间晚、客户资源少、员工素质不高、市场范围小,所以资产规模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正向调节效应[28]。因此资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银行盈利能力的提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相应的假说3。

假说3:在金融双向开放的过程中资产规模越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金融双向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考虑到银行的盈利具有较强的滞后性和延续性,因此并不适合采用静态面板对其进行估计,基于本文为短面板,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相对来说将会更加有效。估计模型如下:

ROAi,t=β0+β1ROAi,t-1+β2FOFi,t+β3NPLi,t+β4PCi,t+β5CARi,t+β6DTCi,t+β7CTIi,t+β8NNIi,t+β9NIMi,t+β10RGDPi,t+β11CPIi,t

其中,i表示银行个体,t表示观测年份,ROA为被解释变量银行盈利能力率,FOF为核心解释变量金融双向开放度,其余为该模型的控制变量。

该模型中可能有两种内生性需要解决,其一,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其二,可能存在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内生性。关于第一种情形,金融双向开放与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金融市场不断扩大开放能够为商业银行提供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作为金融机构之一的银行本身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模式也会影响开放速度。金融业开放度可能会受到银行盈利能力率的影响,比如银行盈利能力率较低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热情也会下降[19]。为此,我们把核心解释变量金融双向开放度设定为内生变量。本文内生性的第二个来源即遗漏重要变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且众多。由于数据可得性,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影响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都纳入模型之中,由此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偏误问题。因此,本文纳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以获知遗漏变量的综合影响。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13—2020年我国85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大型国有商业银行6家,股份制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34家,农村商业银行33家。所有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BankScope数据库、EPS全球数据平台以及部分银行披露的年报。

(三)指标衡量

1.银行盈利的衡量指标。在对商业银行的研究中,学者大多以资产回报率作为衡量银行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借鉴以往的研究做法,本文需选取净盈利能力与总资产的比值即资产回报率来体现银行的资产盈利水平。一般来说,ROA越高则盈利能力越强。同时采用净盈利能力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即净资产收益率ROE来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另一指标,用于稳健性检验。

2.金融双向开放度的衡量。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解释力以及对银行的实际影响程度,本文以事实双向开放度为主要分析对象,考量金融双向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首先,借鉴姜波克[29]、张小波[8]等文献,并基于现实因素考虑,在资本账户开放中加入金融衍生工具,服务开放中加入保险业外资占比,并且增加了融资开放度,最终将金融双向开放度分为货币开放度、资本开放度、服务开放度和融资开放度四个方面。具体测算方法和指标如表1。

金融双向开放体现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向。在双向开放度测算指标的选取中,货币当局的国外资产、外商直接投资体现了国外资金在国内的流动,同时非居民和企业持有我国的证券和金融衍生工具以及其他投资也使国外金融资金大量流入。外资银行和保险业外资的进入有利于国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开展相应的业务。同时社会融资资产全面反应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机构通过资金的综合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全部的资金支持,因此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资产的比重体现国外资金的参与度。“走出去”则体现在货币当局国外负债、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我国居民持有国外证券、其他投资和金融衍生工具资产上。

表1 指标说明

图1 金融双向开放水平

表2 权重所得

为了保证测算结果的可信性,计算与权威指标的相关度。本文采用瑞士经济研究所发布的KOF全球化指数进行对比分析。其中KOF全球化指数是一项综合指数,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衡量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开放程度[31]。2007年后,新的KOF全球化指数引入了一个单独的指数来衡量金融全球化程(1)数据来源于KOF官方网站且数据更新至2019年,而本文选取的测度年份至2020年,因此作者采用移动平均法计算2020年的结果。。图1中虚线为KOF指标,实线为本文测算的事实开放度,可以发现两者的走势大体一致,同时计算得出KOF指标与所测得的事实开放度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07 9,相关系数高,印证了本文测算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从测算结果来看,2013至2014年我国金融双向开放程度有攀升的趋势,原因在于此时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同时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尤其在2014年沪港通正式启动,中国人民银行降息,新三板兴起推动了开放水平的提高。但2015年股灾严重,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GDP总量增幅放缓,社会整体对未来经济增长信心不足带来的资金流动性不足等对我国的金融开放造成一定的冲击,之后一直呈现波动状态。直到2020年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开始全面推进,虽然疫情出现但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节奏,接连发布了11条金融改革的措施,同时吸引民营机构进入市场,深化利率市场改革和市场基础建设从而推动金融双向开放水平的又一新高。

3.控制变量。银行盈利能力受多方面的影响,因此为控制银行本身的个体特征、银行业的整体发展和外界宏观因素,选取了若干个个体和宏观层面的变量对其进行控制(见表3)。

表3 控制变量

其中,不良贷款率越高则说明银行风险越大,对于银行本身的盈利能力获得有不良影响;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越高,说明当银行受到外来冲击时可以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是商业银行盈利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保障;贷存比越高则说明贷款越多,存款相对较少,不利于银行资本的周转;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则说明银行的创新能力越强,银行业务种类越多,不仅仅依靠贷款利息产生盈利,还有其他的盈利模式,因此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对更强;净利差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表现。一般来说,净利差越小说明利率市场化程度越高,对于银行盈利能力有较好的推动作用。而作为宏观因素,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越快则说明其盈利环境相对较宽松。

(四)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银行资产回报率的均值为0.938,最小值为0.043,最大值为2.214,这表明不同银行之间的盈利水平差异相对较大。双向金融开放度的均值为0.368,最小值为0.242,最大值为0.605,可以看出近年来金融开放度的波动大,呈现出不稳定的态势,金融环境相对复杂。其中,存贷比、成本收入比和拨备覆盖率等变量的取值与其他变量的取值差异过大,可能会出现部分变量系数估计值看起来不具有经济显著性,为此在实证检验时对这三个变量取对数处理,以使得所有变量的取值范围大体相当。

表4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全样本分析

根据上述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如表5所示,其中第3栏为系统GMM估计结果,一般来说系统GMM的使用需要工具变量有效,并且随机扰动项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表5回归结果中AR(1)显著,AR(2)不显著,且Hansen检验不显著,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下表中的第1栏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第2栏为ols回归结果,一般来说滞后项的系数应位于固定效应和ols回归之间具有稳健性和可信性,可知用系统GMM估计是合理的,并且为了避免异方差问题带来的干扰,本文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系数估计。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双向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在开放过程中可以扩大金融机构数量,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促进金融产品的创新,从而拓宽银行获得资本和投资资本的渠道,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其次,信贷资源配置产生的再配置效应和外资银行进入产生的技术外溢帮助国内银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刺激国有银行业监管框架的发展,促使商业银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假说1得到验证,即金融双向开放促进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非利息收入占比反映了收入的多元化水平和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银行开展业务越多,利息收入所得占比越少,金融服务和业务多元化水平越高,可以进一步改善银行盈利结构,分散金融风险。同时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的正负说明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遇到金融冲击和开放提高竞争程度后,风险倾向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盈利水平越稳定,为盈利能力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宏观层面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越快,说明整体经济形势向好,在经济活跃的大环境下有助于提升盈利水平。净利差一般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表现,回归结果表示该净利差为正,说明净利差的提高有助于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提高银行自身的盈利能力。

表5 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我们进行三方面的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代替资产回报率ROA进行检验;二是采用上述的KOF综合金融开放度指标代替核心解释变量,结果如表6第3栏所示;三是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综合替换。三种稳健性检验结果分别列示于表6的第1、2、3栏。可见,与前述基本回归结果相比,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符号、大小与显著程度均无明显差异,说明本文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表6 全样本稳健性检验

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检验和调节机制分析

(一)异质性检验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各自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方向以及现有基础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需要进行异质性检验。通常异质性检验是针对分样本进行的,但本文不同类型银行的样本数量差异较大,譬如国有银行只有6家。分样本会导致自由度损失严重,并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我们借鉴于波等的做法[32],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如下四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第一个样本剔除了国有银行,第二个样本剔除了城商行,第三个样本剔除了股份制银行,第四个样本剔除了农商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金融开放与不同类型银行盈利能力

将表7中各栏金融双向开放程度的系数与表5第3栏相比,可以发现:当剔除城商行或股份制银行时,核心变量系数较原来相对提高,金融双向开放水平对银行的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提升,这说明,相对于国有银行和农商行来说,金融双向开放对其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且剔除股份制银行后,开放水平的系数有了明显的上升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股份制银行在金融开放初期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一直处于银行业金融开放的前列,因此在现阶段金融开放对其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剔除国有银行后,虽然显著性水平不变但核心变量系数估计值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反向说明了当六大国有银行存在时可以较显著提升金融双向开放对银行总体盈利能力的影响程度,金融双向开放对国有银行的促进效果比较明显。当剔除农商行时发现开放水平对银行盈利的作用明显下降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商行在之前的开放过程中由于其业务、地域和面向人群的不同使得其相对传统,而自2013年以来利率市场化等因素使得农商行受金融双向开放的影响冲击相对较多,在之后的开放过程中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如果对开放造成的冲击应对得当将会有利于其盈利水平的快速提升。总之,金融开放对国有银行和农商行的促进作用大于对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促进作用。由此验证了假说2的正确性。

(二)调节效应分析

不同银行的资产规模不同,所占市场份额也不同。为进一步考虑银行规模大小和金融开放水平的交互作用,并考虑到国有六大银行在我国的特殊性(政策性和规模过大的情况),为了防止数据偏差对该六大行予以剔除。在原有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银行规模以及银行规模与金融开放度的交互项,以研究银行规模对金融开放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关系的调节效应。首先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减少交互项与原有变量的共线性问题。表5第5栏给出了加入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加入交互项之后,金融开放水平对商业银行盈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两者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为负。

结果表明,银行资产规模会抑制金融双向开放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该结果与假说3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小规模银行在资信实力、人才优势以及本身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等方面的确不如大规模银行,因此在面对金融开放时有更大的经营压力,倒逼其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大幅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激发发展潜力,更好更快完成转型;其次,在传统利差仍是银行主要营业收入的当下,大规模银行由于掌握了更多的客户资源,通过存贷款就能获得可观收入,因此在金融开放冲击过程中盈利模式转型和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动力不足;最后,银行规模越大在转型的过程中越容易出现更多的制约条件,比如内在管理机制以及各部门分配协调等,从而产生一定的掣肘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加快。中国商业银行过去十余年间盈利持续性状况所依赖的“旧常态”已经发生重大改变[33]。本文利用2013—2020年中国85家代表性商业银行的数据,通过构建中国金融双向开放指标,利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金融双向开放水平和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金融双向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正向推动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其次,在不考虑具有规模特殊和政策特殊的国有银行时,银行的资产规模会抑制金融开放水平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小银行比大银行受金融业双向开放的影响更大。最后,金融业双向开放对于国有银行和农商行的影响程度大于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尤其需要重视农商行在近年来金融双向开放中的地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四点建议:第一,发挥好金融双向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金融双向开放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因此银行业应该重视自身“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加快与全球市场接轨,通过熟悉全球市场规则利用全球资源配置获得多元化资金来源,集中境内外优势为客户提供一体化金融服务并反哺境内的业务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银行,积极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走出去”进行本土化整合。开展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海外业务,培养核心国际化人才,灵活确定适合自身的国际化业务发展模式。同时学习“引进来”外资银行的金融科技和管理经验,提升金融产品和业务的创新能力,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另外可以积极在国内实现与外资银行的合作,打通银行相对封闭的渠道服务体系,实现自身稳健发展的同时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话语权。同时银行自身应注重分散经营风险,尽量熨平经济波动对银行盈利的影响,通过风险管理提高抵御经济周期的能力。第二,在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时应重点关注中小银行的经营,提高对中小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视程度,营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完善小微金融模式。这些银行在金融双向开放背景下有更大的绩效提升空间,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引导可以减少市场化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竞争过度风险,使其树立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积极配合并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完善自身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对经营风险的重视程度,利用当代金融科技等辅助工具以促使其更顺利地转型并提高自身盈利能力。第三,银行业开放过程中注重国有银行和农商行的发展,通过提高这两类银行机构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将规模竞争、价格竞争转移到银行之间的差异化和多样化发展,多层次细分金融市场领域,深入研究调整银行收入范围和结构,通过结构多元化维持金融市场双向开放过程中银行业的相对稳定,规避金融风险,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最后,为了使金融双向开放对银行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政府应该在总体上加快我国的制度顶层设计以便为“引进来”和“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完善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有关规则,引导金融资源更好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积极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金融国际性合作,把握事实开放节奏,降低银行业的竞争壁垒,提升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另外,注重双向开放安全,有关部门需做好充分形势预判,综合权衡国际关系、金融合作、业务融通、经营能力和风险合规等因素,建立健全完整的金融开放安全关系网,完善监管框架和制度体系,以此来持续改善金融监管的透明性和有效性,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推动金融有序双向开放的同时规范银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