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比较和障碍度诊断分析

苏美蕊

（长治学院 法律与经济学系，山西 长治 046011）

1 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单方面向城市流动，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土地撂荒、村庄衰败等问题日益突出［1，2］。党中央切实关注“三农”工作，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5 个维度20 字方针。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 年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3］；2019 年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2020 年指出必须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的突出短板；2021 年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2022 年认为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需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解决好“三农”问题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自十九大报告以来，众多学者围绕乡村振兴，基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剖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背景、发展脉络、理论逻辑、主要内涵、实施原则、评价指标等，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4-6］。二是，依托5 个维度20 字方针，搭建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差异、趋势等，如芦风英和邓光耀（2021）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4—2019 年我国30 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动态发展水平，利用泰尔指数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2］；牛文浩等（2021）运用耦合协调模型、ArcGIS 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测度中国各地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指数，展现各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分析中国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指数空间分异性的主要影响因素［7］；王青和刘亚男（2022）运用熵权法、Dagum 基尼系数法、Kernel 核密度估计，系统探究了2009—2019 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特征等［8］。三是，乡村振兴专项议题的深入研究，产业兴旺下乡村旅游的优化［9，10］、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11，12］、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提升［13］、生态宜居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的解决［14］、乡风文明下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15］、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16］、乡村教育振兴的论述［17，18］、乡村文明［19，20］的发现与重构等；治理有效下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工作论述［21-23］、乡村社会治理的分析［24］等；生活富裕下脱贫攻坚的探讨等［25，26］；此外，还有城乡融合的发展［27］、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28，29］等。

综上，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采用不同方法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内容较为广泛，共性研究较多，特殊性研究较少，鲜少有学者研究中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情况，且尚未分析中部六省乡村振兴中的障碍因素。鉴于此，文章以20 字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界定乡中部六省村振兴发展水平，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状况，障碍度模型诊断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2016 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到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发布，都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体现了中央对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视。中部地区既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强劲的发展动力，又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完全能够肩负起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因此，确定研究区域为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研究时间为2016—2020 年。该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等，数据存在缺失的，采用统计公报数据、各省统计年鉴数据进行补缺。

2.2 指标体系构建

按照系统性、科学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参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 字方针”，借鉴前人研究［2，7，30-32］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

表1 乡村振兴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2.3 研究方法

2.3.1 熵权法

熵权法通过各要素指标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指标权重，避免了人为赋值的主观影响，权重更加客观，权重越大表示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第一步，极差标准化各要素指标，消除单位不同的影响。

其中，Xij是第i 年第j 项指标的标准值，xij是第i 年第j 项指标的原始值，i 介于0-m 之间，m表示年份，本文m=5。

第二步，为避免计算信息熵时出现计算错误，进行指标平移。

第三步，计算信息熵。

第四步，计算指标权重。

其中，n 为指标个数，1-ej是指信息熵冗余度。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第一步，计算各维度发展水平。

其中，k表示乡村振兴的5 个维度，k=1、2、3、4、5，依次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p表示各维度的指标个数；i 表示年份；λkp表示第k维度第p个指标的权重；Uki表示k维度的发展水平。

第二步，计算耦合度，耦合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系统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情况。耦合度C介于0 与1 之间，C值越大，维度之间的耦合性越强，反之亦然。

第三步，计算协调度，协调体现5 个维度的协调程度。协调度D介于0 与1 之间，D 值越大，维度之间的协调性越高，反之亦然。

其中，T表示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由各维度发展水平等权加总计算得到。文章认为5 各维度对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一致的，因此α=β=χ=δ=ε=1/5。

借鉴相关研究将协调度划分为10 个区间，如表2 所示［33］：

表2 协调度D 分级

2.3.3 障碍度模型

计算因子贡献度Fj，表示第j 个指标对总目标的影响；计算指标偏离度Iij；计算障碍度Dij，是指第i 年第j 个指标对总目标的影响程度［34-35］。

3 中部六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3.1 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

图1 显示了我国中部六省在2016 年至2020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变化。蛛网图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各省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外扩状态，表明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不断提升。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河南，由2016 年的0.119 发展为2020年的0.8408，位居六省第一。其余省份依次为湖南、安徽、江西、湖北和山西，可以看出山西的发展状况是最差的。

图1 中部六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

3.2 乡村振兴各维度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图2 可以看出，从2016 至2020 年，6 省乡村振兴各维度基本处于外扩状态，各维度发展较好的是生态宜居，发展较差的是治理有效。2020年生态宜居发展水平指数依次为河南（0.3014）、江西（0.2654）、湖南（0.2523）、安徽（0.2472）、湖北（0.2104）、山西（0.1837）。可以看出河南省在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改善较为明显。生活富裕发展水平指数依次为湖南（0.2144）、湖北（0.2009）、江西（0.1826）、安徽（0.1773）、河南（0.1703）、山西（0.1361），可以看出湖南省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产业兴旺发展水平指数依次为山西（0.1575）、湖北（0.1426）、河南（0.1147）、安徽（0.1031）、湖南（0.0990）、江西（0.0920），可以看出山西省产业兴旺水平在6 个城市中具有相对优势。乡风文明发展水平指数依次为安徽（0.1680）、江西（0.1444）、河南（0.1427）、湖南（0.1424）、山西（0.1044）、湖北（0.0667），可以看出安徽省在注重农村、农民文化素养过程中取得了明显优势。治理有效发展水平指数依次为河南（0.1118）、湖北（0.0921）、安徽（0.0817）、湖南（0.0780）、山西（0.0660）、江西（0.0603），可以看出河南省在农村治理有效的提升发展中较好，但是总体来看治理有效在每个城市都较为薄弱。

图2 中部六省2016—2020 年乡村振兴各维度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总之，各省份在乡村振兴5 维度的发展中具有相对优势，河南省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维度较好，湖南省生活富裕维度较好，山西省产业兴旺维度较好，安徽省乡风文明维度较好。为促进各省份内部和省份之间经济协调发展，可相互学习借鉴先进省份的经验发展继续提升综合经济发展实力。

4 乡村振兴发展五维度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为深入分析影响6 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的因素，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旨在明晰5 个维度间耦合协调度，确定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耦合度和协调度。

表3 可知，2016—2020 年6 省的协调度基本呈现上升趋势，都从2016 年的“失调”发展成为“协调”，说明各省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实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协调发展。经过5 年的发展，到2020 年，山西省成为了中级协调，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和湖南省为良好协调，河南省为优质协调。

表3 协调度D

综上，可以看出河南省不仅在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维度发展水平上领先其他省份，而且在5 个维度的协调发展中也实现优质协调发展。因此，其余省份可借鉴河南省的先进发展理念、方法、政策等，进一步促进各自省份综合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5 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度诊断

为了更好的明晰影响6 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引入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的障碍因素［34，36］。基于障碍度诊断，计算出各要素层的障碍度，针对性提出提升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的建议。以各要素层障碍度≥10%和所在年份靠近的原则（障碍度大小反映障碍因子的重要性，年份反映障碍因子的紧迫性）确定障碍因子［24］，如表4 所示。

表4 中部六省乡村振兴各要素层的障碍度

表4 可知，乡村振兴发展中，不同省份的障碍因子存在差异。山西的障碍因子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产出效率、人居环境宜居、公共文化水平、基层治理水平，农民物质水平、城乡协调发展。其中民主参与度在2016—2017 年障碍度大于10%，但2018—2020 均小于10%，因此认为其不再是障碍因子。安徽的障碍因子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产出效率、自然环境宜居、公共文化水平、农民消费水平、城乡协调发展。其中农民文化素养在2018—2020 年和农民物质水平在2017—2020 年障碍度均小于10%，因此认为它们不再是障碍因子。农民消费水平在2020年障碍度为0，但是2018—2019 年其障碍度都大于10%，因此为巩固农民消费水平较高的现状，仍将其作为障碍因子，继续加强对其的重视。江西的障碍因子有农业生产现代化、自然环境宜居、公共文化水平、基层治理水平、基层治理效果、城乡协调发展。其中农民文化素养在2018—2020年和农民物质水平在2017—2020 年障碍度均小于10%，因此认为它们不再是障碍因子。河南的障碍因子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自然环境宜居、公共文化水平、农民文化素养、基层治理水平、城乡协调发展。其中人居环境宜居和社会环境宜居再2018—2020 年障碍度均小于10%，因此认为它们不再是障碍因子。湖北的障碍因子有自然环境宜居、公共文化水平、民主参与度、城乡协调发展，其中人居环境宜居在2017—2020 年和农民物质水平在2018—2020 年、农业生产现代化在2019—2020 年障碍度均小于10%，因此认为它们不再是障碍因子。湖南的障碍因子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工业生产现代化、公共文化水平、基层治理能力、城乡协调发展。其中农业产出效率和农民文化素质在2017—2020 年、农民物质水平在2018—2020 年障碍度均小于10%，因此认为它们不再是障碍因子。

综上，公共文水平和城乡协调发展在6 省均是障碍因子，反映出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覆盖面不足、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等问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障碍度除湖北和江西外均呈现上升趋势，可能受到自然灾害、全球疫情等因素影响。农业产出效率障碍度在山西和安徽较大。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障碍度都为0，农业生产现代化也间断性出现在江西和湖南，说明乡村振兴下农村农业生产设施基本完善，但是效果存在波动性变化，因此未来应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稳定性自然环境宜居障碍因子的高频出现，要求未来要注重自然生态环境。基层治理水平的反映了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力不够强，未来需注重基层党组织的高水平高质量的构建。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基于乡村振兴“20 字方针”构建综合发展指标体系，选择2016—2020年的数据，测算了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中部6省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评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 个维度的耦合协调度；诊断了影响6 省乡村振兴发展的障碍因子。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2016—2020 年，6 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呈增长趋势。到2020 年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河南、湖南、安徽、江西、湖北和山西，河南是发展最好的，山西是发展最差的。5 个维度发展指数，可以看出各省份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具有相对优势，河南省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维度较好；湖南省生活富裕维度较好；山西省产业兴旺维度较好；安徽省乡风文明维度较好。

（2）2016—2020 年，6 省乡村振兴5 维度发展的协调度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均从2016 年的“失调”发展成为“协调”。到2020 年山西省成为了中级协调；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和湖南省为良好协调；河南省为优质协调。综上可知，河南省既在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各维度发展水平上领先其他省份，也在5 个维度的协调发展中实现了优质协调发展。

（3）不同省份的障碍因子存在差异，但基本集中在以下个要素层。6 省都表现出“公共文水平”和“城乡协调发展”为障碍因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障碍度在4个省份中呈现上升趋势；“自然环境宜居”障碍因子也在4 个省份出现，且到2020 年其障碍度都较高；“基层治理水平”障碍因子也在4 个省份出现，反映了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力不足；其余障碍因子都只在1 个省份出现，需针对性的进行改善，降低制约程度。

6.2 建议

为全力提升乡村振兴5 维度的发展水平，推动5 维度耦合协调度向优质协调发展，消除各省乡村振兴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的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有针对性的补齐五维度的短板。一是借助各省自然、文化、旅游资源禀赋等，做强做优现有特色优势农业产业［11-13］；建立现代农业理念，采用现代化农业机械等，完善农业灌溉等基础设施，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培育新农民，提倡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经营，实现区域规模经济，进而促进产业兴旺［16］。二是转变生产生活发展理念，融入“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发展战略，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等；完善当地生态系统，加强山、水、林、田等的修复与保护；提高供水、电、燃气等的普及率，增强垃圾、污水等的处理能力等，进而提高农村生态宜居性［14］。三是扩大农村教育资源的供给量，增强农村中小学生的师资力量，配备基完善的教育设施，降低城乡教育差距［18］；因地制宜建立农村文化机构，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注重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完善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设施，进而推动乡风文明的进步［15］。四是建立多元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医疗、救助等制度；注重基层党组织成员的架构和能力，提高农村治理水平［23-24］；五是密切关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因地制宜的实施城镇化建设，切勿“一刀切”以牺牲乡村发展为代价，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富裕［28-29］。

（2）制定区域内、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战略，加快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一是各省要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相互合作，经验相互分享。如，中部六省共同研讨或学习农村公共文化水平的提升的对策，互相学习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特色，消除薄弱环节，促进维度间耦合协调度向优质协调的转变，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促进中部六省的高质量协调发展。二是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智力、经济和社会优势，带动社会各阶层，发挥其专业优势，搭建各种综合平台，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