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价值认知与展示过程中对社区主体的关注
—基于福州鼓岭的案例研究

2024-01-16 05:28商晨雯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23年6期
关键词:加德纳万国遗产

商晨雯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2.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北京 100871;3.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1 鼓岭的遗产化过程

1.1 由乡野成为国际社区

鼓岭历史建筑群位于福州市晋安区的闽江北岸,距离市区约12 km,是鼓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料记载来看,应是先有“古岭”之名,再有“鼓岭”之称。鼓岭佛舍岭现存一段宋代大观戊子年(1108年)的摩崖石刻,记录了铺砌石磴路的经过,当时称其为“古岭”。根据民国时人记载,鼓岭原为山野农村,清朝始有农民迁来,以务农为本业,“本荒山穷僻之地,初无人烟,二百余年前农人或由长乐,或由闽县乡村,迁来建草楼,开荒莽种番薯,后渐蕃殖,迄于今约计一千五百余人。居民之散处各乡,约如下,螃蟹岭五十九户,下歪乡八户,双髻顶乡六户……南洋乡十四户。居民系杂姓,若王、梁、郭、刘皆是。而以郭、刘为最多”[1]15-16。

“鼓岭” 之名首见于1895年出版的美国传教士毕腓力(P. W. Pitcher)所作《鼓岭及其四周概况》[2],以 福州话 读音“Kuliang”解 释为“drum pass”,直译为“鼓岭”。而后,毕腓力绘于1895年、修订于1907年的《鼓岭手绘图》亦以“鼓岭”称呼。鼓岭如何成为外国侨民喜爱的避暑胜地?目前最被认可的说法同样来自毕腓力所作《鼓岭及其四周概况》,他提出传教士伍丁(S.F.Woodin)是最早在鼓岭拥有房屋的外国人,在1885年租下了几间当地人的房子,1年后帮助时任美国驻福州领事荣日德(Wingate)在距鼓岭2英里(1英里≈1 609.34 m)之外的嘉湖租下一片土地,租约为12年,这位领事同样居住在中国人的民居中,并未自行修建建筑。1886年,英国领事馆的馆医任尼(Thomas Rennie)在鼓岭上盖起第一座外国人的房子。早期,鼓岭当地村民亦有排外思想,谣传外人建筑炮台于山巅,之后政府“令乡民不得以土地卖与外人,几经商议,姑准外人租地建屋,注明期限”[3]22,外国侨民在鼓岭修建避暑社区才具备合法性。

逐渐地,鼓岭的避暑美誉传至福州当地甚至附近城市,外国侨民纷纷来此修建避暑别墅,根据1933—1934年版《鼓岭手册》,当时鼓岭避暑别墅及各类公共建筑约有120座,别墅主人有医生、教师、商人、传教士等,许多人士在医疗、教育、商业等方面为福州的近代化作出过突出贡献;公共机构则有商行、邮局、教会机构等。他们在鼓岭修建的避暑别墅具有强烈的文化交融色彩,就地取材利用本地山石,并在台风方向修建高墙,以抵御剧烈的袭击,而别墅空间上则设置有壁炉、百叶窗、弧形墙、外廊等西式元素(表1)。

表1 鼓岭避暑别墅建筑特征

表1(续)

外国居民在鼓岭不仅追求生理上的清凉,还有机会通过社交接触新的思想以振奋心情[4]119,鼓岭成为他们远渡重洋后的精神家园。他们引入较为先进的社区治理理念,修建各类公共设施,成立社区组织机构,举办各类文化、休闲活动,并与当地本土居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建设出井然有序的避暑地。

1.2 鼓岭的官方遗产化

自20世纪30年代末抗日战争以来,福州战火不断。1938年2月24日,福州首次遭轰炸,鼓岭也遭遇敌机扫射,因此当年避暑人数突降[5]。由于接连不断的战争,外国居民陆续撤退,到1948年7月时,已约有60间房屋被损毁或拆除,避暑的外国民众远少于鼎盛时期。至1949年7月,福州官方因治安问题劝外侨迁离鼓岭[6],鼓岭的建筑逐渐被外国用户弃用。根据2022年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人员与鼓岭当地居民的访谈交流获知,绝大部分废弃的屋子或荒废或被村民占用,亦有建筑(如柏龄威别墅)在外国居民离开之际被村民买下,供自家使用,至此鼓岭建筑群的使用主体完成更替,鼓岭国际社区实际已不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鼓岭历史建筑群恢复了部分功能,为公众提供避暑休闲场地,但其影响力仍局限于辐射福州周边社区,并未有较大知名度,仅有古堡别墅、宜夏别墅2处遗产点纳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直到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在美国友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讲述了鼓岭故事①领导人的重视源自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啊,鼓岭!》一文,了解了这段感人的鼓岭情缘,特邀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密尔顿·加德纳的遗孀访问鼓岭。引自文献[7]。[7]。由此特定契机,这处见证中外民间友好往来的历史建筑群被官方重点支持,纳入官方遗产(official heritage)抑或是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ty heritage discursive)结构体系中,其遗产价值被提升至国家话语层面,成为改善国际关系的一条灵活纽带。由此,官方面向鼓岭建筑群的操作也进行专业化的分类、排序和编目[8]6。该年起,福州市着重开发鼓岭旅游,并修缮、重建部分重要人物的旧居。2018年,鼓岭升级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鼓岭历史建筑群中,多处遗产点被文物部门列入市级及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或被建设部门列入历史建筑名录,至此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与保护(表2)。

表2 鼓岭建筑群部分遗产点保护级别

2 鼓岭社区的遗产价值

在场所遗产化的过程中,该对象除了被纳入权威遗产话语体系,并按照专业实践分类、登记、保护和利用,也经由不同的叙述方式如多棱镜般折射出不同的价值诉求。这种表征作用以往被认为是博物馆的职责,“意义可通过分类和展出而被创造出来……一个博物馆将会赋予各物品以重要性和意义,因为这些涉及对各特定类型的文化价值的表征”[9]。社区在遗产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价值表征呈现诸多视角,除了权威遗产话语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社区层面的文化认同、历史记忆。而时至今日,权威遗产话语体系也在丰富自身的内涵,以克服其单一的、精英的价值认知,融入更多元的价值取向。尤其在社区遗产这一领域,会更加关注传统历史、艺术等经典价值之外的方面,共同展示鼓岭的整体性地方意象并建立认同。

如今,鼓岭突出的遗产价值便是被官方大为宣扬的“国际友好社区”。当时的外国居民组织修缮道路、管理房屋、保障新鲜卫生的牛奶、组建社团及文娱活动、有序治理商贩和轿夫,种种措施力图为在地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现代生活。其遗产特征由沿海山地景观与文化遗迹共同构建,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历史道路体系,以万国公益社为代表的公共管理机构;以万兴洋行等为代表的金融商贸机构;以鼓岭教堂、聚会处等为代表的宗教场所;以鼓岭疗养院为代表的医疗设施;以游泳池、网球场为代表的文娱设施;以水井、邮局等为代表的社区基础设施,当地传统居住建筑及外国人因地制宜、利用当地石材修建的西式住宅。自然景观有鼓岭高耸的山峰,还有与建筑群共同构成如画景观的薄雾、清风和柳杉。鼓岭的遗产要素丰富,亦可见证这里是具有较高品质和早期现代性特征的国际社区。

在这里,我们将同样以“历史国际社区”名号美誉远扬,并于201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厦门鼓浪屿与鼓岭进行对比。鼓浪屿的城市历史景观,以整个岛屿作为历史背景,在整体上保持了海岛自然景观特征和不同片区的城市肌理特征。多元文化融合,在鼓浪屿诞生了新的厦门装饰风格建筑,之后影响到东南亚乃至更广泛的区域[10]。反观鼓岭,由于其暑期避暑社区的定位,在功能上无法与鼓浪屿等同视之。由于缺少官方的行政管理机构、司法机构、领事馆代表的外交领事机构与风格形式多样的住宅建筑和园林等,由此鼓岭在遗产核心要素的体量、类别与质量上都远逊于鼓浪屿,在传统的遗产价值层面并不突出。

但当我们将目光扩大至烟台山上的领事馆、洋行,闽江两岸的学校与医院,将鼓岭社区与住客所工作效力的领域相关联,如裨益知(Willard Livingstone Beard)曾任榕城格致书院校长及福建协和大学董事会主席,华惠成(Harry Wescott Worley)曾任福州扶轮社和福州红十字会主席,富克理(Kate Woodhull)创立富克理医院(圣教妇幼医院),专为妇女儿童提供医疗服务,福益华(Edward Bliss)为邵武当地民众提供数十年的医疗救治服务。凡此一众在鼓岭国际社区活跃的居民,都推动了以福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在社会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经济商贸、文化教育层面的社会进步。再与同时代三坊七巷走出的士人改革创举、上下杭的商业发展和马尾船政的近代工业相关联,亦可清晰地观察到福州在多个层面经历的近代化变革。

鼓岭社区虽未与近代社会革新有直接的强关联度,但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除了对鼓岭当地民众在教育、医疗、体育、宗教等方面的启迪,更因中外居民的互动留下了外国传教士及其后代对鼓岭的热爱,民间友好交流延续至今。“鼓岭”由一个广为传颂的故事成为中外民间友好交流的象征,带动史料数据库的搭建、研究、论坛交流及互动往来。

在这个层面上,鼓岭既得力于权威遗产话语体系主导性的支持,又以其在地性和情感属性赋予了鼓岭国际社区的遗产价值更丰富的社会性和当代意义。

3 鼓岭3处展馆对遗产价值的不同表征

自“权威遗产话语”这一概念提出后,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指涉的意涵已做了进一步的讨论,认同其并非仅刻板表现为由上而下的精英化与权威性,同时也在积极纳入多种视角,打破官方与非官方的二元性。下文将选取鼓岭社区的3个展示案例,呈现官方对社区的整体价值理解。

3.1 万国公益社—从社区枢纽到官方遗产的转型

在鼓岭的展示场所中,表述官方遗产价值最为鲜明的一处便是万国公益社,其功能的演变则代表着鼓岭从民间社区到官方遗产性质的迁移。万国公益社,即鼓岭俱乐部,是鼓岭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可理解为昔日鼓岭国际社区的文化治理枢纽与信息中心。当下万国公益社的展馆用作鼓岭对外讲述鼓岭故事的官方平台,以所处的鼓岭国际社区为切入点,讲述以加德纳为代表的外国侨民及后代在鼓岭与当地民众友好互动、追忆鼓岭的故事(图1)。第一部分的“鼓岭故事”以老照片文献为关键素材,聚焦于外国人如何来到鼓岭、建设鼓岭、与当地村民融洽共处,并突出介绍了多位在华期间作出巨大贡献的外国居民。其后,展览叙事重心逐渐偏离鼓岭,按照宏观叙事展开,由“鼓岭故事”延伸至“友好福州”“开放福建”“命运与共”的新时代外交思想及实践,叙事主题关注的视野逐级上升与泛化,表述倾向于官方表述,在展厅中多见新闻报道、政策标语等素材。此外,当地政府以万国公益社为中心,打造以外交思想为主题的游览路线。由于万国公益社位于鼓岭社区的核心位置,历史作用突出、政治属性鲜明,游客到访鼓岭会将万国公益社作为一个参观点位,从此出发来了解权威话语中的鼓岭。

图1 “鼓岭故事”的展示(来源:作者自摄)

万国公益社之所以会被官方选取为讲述鼓岭故事的平台,在于这处场所最突出凝练地表征了国际友好社区的文化与交流,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外居民的关系递进。根据工作坊的实地调查与文献梳理,万国公益社坐落于鼓岭较为中心区域的三保埕,根据1919年版《鼓岭手册》,该建筑于1914年成为俱乐部大厦(建成年代应当更早),由鼓岭理事会(Kuliang Council)拥有和管理。1933—1934年版《鼓岭手册》详列了中文版信息,声明万国公益社“无性别国籍之界限”“以维持鼓岭避暑人之物质、交际、文艺、公益与利便为宗旨”,致力于为鼓岭避暑居民的公共利益服务,成年居民需缴纳特定会费。万国公益社履行多项职责,包括:与鼓岭的轿夫签订协议,制订公开的收费明细;修建新道路和维修旧道路;俱乐部大厦的使用;游泳池的使用;居民的卫生,包括收集垃圾和牛奶检测;汇集房屋出租或出售的信息;出版相应印刷物,免费提供给居民;与当地公安机关合作,登记山上的商贩,以维护秩序和安全;设立外国人汉语学校及促进各种文艺、音乐、研究事务。万国公益社是当时公众集会和理事会的中心,并安排有理事会办公室。

可以看到,万国公益社作为民间非营利团体,所提供的职责与组织机构基本能够涵盖外国民众在鼓岭避暑的日常及文化生活所需,轿夫收费、商贩登记等举措不仅是在维护外国居民权益,同时也在特定层面关注到当地民众的利益,为双方的和谐相处提供制度性的保障。根据20世纪30年代时人的介绍,似乎万国公益社早先对华人限制入会,因此华人自行创立中华公益社,但无奈停办,之后万国公益社为增加收入开放华人入会名额[1]17。关于万国公益社与中华公益社的管理,曾引起当时文人对公共事业的思考,“到鼓岭后,与吾人最深印象者,即外人组织能力之表现,与对于公共事业之努力……华人在万国公益社不少中坚分子,在外人指挥之下办事,似乎更有兴趣,更能负责。一旦到了自己独办之中华公益社,则又弄成一团糟糕,原因何在?我们不妨反躬自问”。 根据工作坊对鼓岭居民后代的访谈,万国公益社对鼓岭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对当地人影响很大,“鼓岭形成一个社区,大家生活在这个地方要有一定的规矩”②采自2022年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马尾-鼓岭”组访谈摘录。。不可否认,万国公益社的设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华人公共事业的进步,还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多营生手段及西医技术、教育资源,客观上提升了鼓岭在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将近代化的文明成果惠及于此,“本由一片荒野,而今成为一完善秀丽之避暑胜地”[3]22。

万国公益社后续仍保留其公共属性,根据工作坊对鼓岭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访谈,万国公益社曾作为宜夏村委会办公场所,直到2019年,其仍是当地村民的活动中心,“被当地村民拆改为郭氏宗祠和宜夏老人活动中心”[11],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第三部门”的力量,主要用以强化宗族认同、服务在地居民。到2022年,万国公益社被地方改为建设展示馆[12]。万国公益社从最开始成立时作为社区的文化枢纽和信息中心,功能逐渐变迁,演化为民族国家治理地方的文化工具,而其面向内部的社区服务属性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可以理解为权威遗产叙事体系的导向结果。

3.2 加德纳展示馆—官方遗产对关键人物的书写

在权威遗产叙事体系中,树立典型、标榜典范是重要的价值阐释手段。鼓岭社区曾居住诸多影响福州乃至福建各地的重要人士,展现了时代璀璨的人物群像,官方遴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加以突出展示,选择了密尔顿·加德纳(Milton Eugene Gardner)教授。加德纳在1901—1911年随父母在鼓岭避暑度过童年时光,返回美国后对鼓岭的景色与居民念念不忘,直到他弥留之际,仍深情呼唤“Kuliang”。正是这个感人故事被赴美留学生记载,刊登在《人民日报》,并被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所了解,才有了后续官方弘扬的鼓岭故事[13]。由此,可以理解为加德纳教授的个人生命史承载着鼓岭从民间叙事向官方叙事的关键转折,亦成为民众深刻记忆鼓岭文化特殊性的典型案例。

加德纳展示馆以时间线为叙事线索,分设“缘”“桥”“情”3个大区域主题,以加德纳故事为主线,“缘”讲述了加德纳来到鼓岭的背景、在鼓岭度过的童年与离开鼓岭后的怀念;“桥”则展示了加德纳思恋鼓岭的故事如何经过留学生记载、领导人关注并支持、学者提供联络线索、中美政府积极推动等情节串联递进,变得愈加婉转动人;“情”则承接加德纳等居民的后代重回鼓岭,讲述鼓岭这片热土何以承载万国深情,融合鼓岭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故事[13]。展馆在展示手段上运用了增强现实(AR)、电子翻书互动屏、场景复原(图2)等深度体验方式,由此观众在参观时可更深刻地感知加德纳的生活与情感,从而加深对国际友好社区的理解。

加德纳展示馆成功地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鼓岭故事主人公,官方对这一建筑的改造利用效果不俗。实际上,该建筑在历史上与加德纳本人并无关系,而这处建筑从原功能改为用作加德纳展示馆,体现了鲜明的权威遗产叙事,选择关键人物进行书写,传达特定的价值倾向。该建筑在历史上曾为福建协和大学校长庄才伟(E.C.Jones)和教务长徐光荣(R.Scott)居住,得名“庄才伟、徐光荣别墅”,当地俗称“徐家”。20世纪40年代为传教士倪柝声购入,作为“鼓岭执事之家”使用,倪柝声本人也曾在此居住,因此也有名称“倪柝声故居”。该故居在2013年建筑修复后,举办接待加德纳太太回访鼓岭活动[14],后改为“加德纳展示馆”。官方介绍中强调加德纳这一代表性人物,可理解为对社区主体关键人物的重点书写,作为遗产整体阐释的切入点,借助生动的人物故事来突出遗产的核心价值,丰富了权威遗产叙事的表达维度。

3.3 富家别墅—在地视角的鼓岭社区故事

如果说以上2处展馆还是绝对经典的“权威遗产”案例,那么鼓岭对富家别墅的改造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型的探索,是官方、专家学者与民间的共谋合作。富家别墅位于鼓岭柱岗顶,与加德纳展示馆相邻,原为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富品德(Rev. E. P. Hayes)的度假别墅。据称,这座别墅被发现时左半部已遭到改建,面目全非,仅留存保持原貌的右半部分。2020年,为促进古厝活化利用,鼓岭管委会将修缮后的富家别墅的使用权移交给曾居住于鼓岭的美国穆蔼仁的家族后人穆言灵(Elyn MacInnis)[15],官方隐退到幕后不做具体的展示设计。该处展馆的主题为“百年山居生活博物馆”(图3),展出穆言灵女士收集的曾生活在鼓岭的外国侨民使用过的玩具、瓷器、漆器、厨房用品、书籍等数百件物品。尽管同样是官方主导修缮和运作的展馆,但与以上2座官方深度参与的展馆不同,这一处博物馆更去权威化,具有社区博物馆由下而上的赋权思维,带给观众更为亲切的参观体验。一方面,展览叙事由与社区密切相关的人物所书写,展品贴近日常,具体而微地搭建历史中的实际生活场景。穆言灵女士亲自为展出的外国居民使用过的大量生活物件录制了语音说明,讲述父辈人如何利用它们在遥远的东方追忆熟悉的生活方式,赋予其与在地社区的可及性和关联性,满足了当代观众对百年前国际社区真实生活场景的想象。另一方面,富家别墅的活化利用对场所外当代鼓岭的现实指涉更为明显,展现了外国居民后代、高校研究团队、当地政府、管理部门等相关主体对鼓岭发展的关注、对鼓岭历史文化信息的持续挖掘及创造性转化的集体发声。以穆言灵女士为代表的外国居民后代,受先辈对鼓岭的情绪感染,对鼓岭产生精神故乡般的依恋,收集家族与鼓岭生活有关的实物、图片及文字,为鼓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信息。展馆应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通过3D建模实现线上虚拟博物馆的展示,而其技术支持和展示系统搭建即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的专业团队[16]。在多方的合作下,这处展馆将“国际友好社区”的历史展现得更为生动、真实而贴近生活。但仔细思考后我们又会发现,尽管官方通过引入外国友人及学者团队的研究,增加价值阐释的视角,仍有一点需要在遗产实践中加强,便是对社区主体的认知与关注。

图3 外国居民使用过的物件(配有穆言灵女士的语音讲解)(来源:作者自摄)

4 对社区主体的关注—历史与今天

在20世纪后半叶,遗产专业化与遗产官僚化的进程使遗产与当下日常生活的关联削弱,并被当作一种由专业人员负责的特殊领域,被纳入官方的规划过程中,并非普通公众所能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遗产被从当地人手中拿走,而成了一种国家的、政府控制的专业化实践[8]56;而另一方面,批判遗产研究的学者更强调话语权的下放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17]。由于遗产化和博物馆化区隔的模糊,以社区博物馆为代表的新博物馆学运动也强调在遗产实践中注入更日常及整体性的视角。对于鼓岭社区而言,官方的重点关注已经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与开发资源。根据前文案例,万国公益社、加德纳展示馆、富家别墅的改造与利用,说明官方在表述遗产价值时的取向,对国家意志的宣扬、对社区关键人物的书写,以及尝试引入外国居民的视角,试图弥补权威遗产话语体系的片面不足,使遗产价值表征更为整体。

前文已经说明,鼓岭国际社区的遗产价值若以权威遗产的体系评判,则与鼓浪屿相差甚远。但鼓岭故事之所以独特在于:历史上的鼓岭中外居民对于鼓岭的共同建设以及国际社区生活带给当地居民的美好体验、加德纳先生对鼓岭的念念不忘,才如此打动人心。如罗德尼·哈里森所强调:遗产是从人、物品、场所与实践相互关系中诞生的,涉及的是如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人与非人因素透过关联性联结起来,让历史在今天乃至未来仍具生命力[8]4。因此,社区遗产的价值,终究要落脚于人,其遗产价值的认知与阐释,也应基于社区主体的视角,核心在于昔日社区的创造者与今日社区遗产的保护者和使用者。具体于鼓岭而言,便是历史上的中外居民及鼓岭的当代居民。

4.1 社区遗产的创造者

正如斐迪南·滕尼斯所提出的:共同体(社区)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基于本质意志和生命关系建构基础之上的原始或天然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18]。历史上的鼓岭为外国传教士们提供一种长期的非正式场合的互动与关系强化,使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共同使命者成为亲密的友邻,从而增强了对在地的归属感及认同感。传教士医生福益华猜测:“鼓岭之所以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交。那里,人们可以举行茶会和宗教集会,更重要的是,结识新人。”[4]119曾居于鼓岭避暑的外国居民中,有许多卓越的专业人士对福州甚至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鼓岭尚存的别墅遗存或修复后的别墅建筑或公共设施对原使用者及使用方式的介绍还可细化,挖掘鼓岭人物奉献博爱的情怀事迹、在福州烟台山或关联地点的工作经历,于相关建筑及场所展示,为遗产赋予故事性及地方感,从而表征鼓岭国际社区从建设至今的特殊意义。此外,国际友好社区终究是本土居民与外来居民共同缔造的结果,共同打虎灭害、聚会同乐等故事被广为传颂,在关注国际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外国居民作用的同时,亦应加强对当地人地关系、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嬗变的梳理。

4.2 社区遗产的传承者

鼓岭中外民间友好国际社区的遗产价值自然关涉国家意志,也因此被纳入官方主导的权威遗产话语体系。除此之外,其在地的、情感的属性亦应被强调,将遗产放置在当下整体性的人与社会当中,并在多元视角的价值框架下,反映人与地方、场所及实践的独特联结。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曾多次邀请外国居民后代返回鼓岭,重游故地、找寻旧友,对照老照片识别鼓岭景致现状、与鼓岭居民分享鼓岭最新研究成果。官方还应关注对于鼓岭现今社区的建设与文脉的传承。不少鼓岭本地老居民仍对富家别墅中展出的物品具备独特的儿时记忆,亦可借由家族的口述或实物传承将这段各人不一的微观历史进行传递。在调查中,工作坊得知购买柏龄威别墅的郭家后人,将历史建筑功能设计为精品民宿,并有意在室内陈设中增加历史信息,展现自家长辈与外国居民的互动影像。管理部门主持、村民参与或自组织,提供便民互助服务,改善基础设施;记录在地民众口述史、广泛采集鼓岭相关可移动文物信息,并在社区公开展示及传播,可活用万国公益社,增强其社区服务属性;在遗产地组织具有当地特色的节庆及日常文化活动,如历史上鼓岭居民喜爱的徒步、周四“文学之夜”、体育赛事等;创办社区型差异化精品民宿,根据地方特色提供多样性的参观旅游服务,打造国际友好型休闲度假社区,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以上思路或许可为鼓岭这类社区的遗产保护与展示利用提供一些借鉴。

5 结束语

昔日的国际社区是在地社区民众与外国避暑居民友好互动的产物,作为见证特定时期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的文化遗产,具备重要的历史、文化及社会价值。当下的鼓岭建筑群获得了高度的关注与保护,再次成为国际民间友好交流的典范案例,除了表征官方的权威话语外,亦关乎社区主体在地叙事的情感联结与社群认同。在其保护与展示的过程中,可利用更日常和整体性的视角,理解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与更广泛的学科建立联系,共同书写及促进社区和整体社会的持续变化。

(致谢:本次调研由2022年“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支持,组内郭子健老师及成员陆禾、鹿田语、李强、Sarah Brooker参与全程的调研和报告整理工作,曹吉阳同学参与了前期资料收集与后期报告整理工作,鼓岭管委会郭庆先生在工作坊调研过程中提供了极大帮助;张剑葳、王思渝、张继州等老师亦提供论文思路或细节的指导,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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