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视角下高校专利创新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尤 莉，王 瑞

一、研究背景

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确定了高校在国家科技创新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指出高校建设更应注重科技创新。[1]2022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高校科技创新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近十年，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特别是以专利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活力被不断激发。目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跃居全球第一，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10年前的第34位提升到现在的第11位，高校在科研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然而，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相比，我国高校专利还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实施”等问题。探寻全面提升高校专利创造质量、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的有效路径，从而在根本上激发高校科技创新活力，显得尤为迫切。为此，诸多学者分别从资源配置、管理体制、创新能力、社会服务等视角展开探讨。[3-7]然而，传统单要素的研究视角仅是把解释变量从组态中剔除，通过设置因果对称的前提来分析变量之间的边际净效应，未能全面反映各类变量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这是因为，高校专利成果水平是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是高校科技人员单一努力的结果，单从科技人员本身来研究不足以做出科学的评价。为此，一批学者引入组态方法以探讨高校专利创新活力和提升路径，探讨中国情境下多因素互动所形成的耦合问题。[8]相比传统的单因素分析，组态视角能更好综合分析影响高校专利产出的溯因逻辑，更好挖掘形成高质量专利创新的前因组合。故而，本文通过组态分析主要解决以下问题：（1）通过区分边缘条件和核心条件，识别影响高校专利成果的关键因素。（2）实证分析组态的中间解和时空演变差异，探究各前因条件组合，解释高水平专利创新与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的发展特征。（3）探讨多重条件间并发协同效应，指出它们如何影响高校专利创新质量的内在机理与提升路径。

二、理论基础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力军，专利申请和转化成果层出不穷，已然成为国家原创主力军之一，是我国专利创新的动力之源。[9,10]当前学术界大多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计量方法对高校专利水平展开研究，且多从创新主体、技术创新和创新资源等维度对高校专利授权和许可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究。[11-14]通过分析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影响高校专利发展水平的因素大致归纳为5个维度，即知识基础、研发投入、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国际科技交流。

知识基础。专利作为一项技术成果，需要从研发端创新技术产生到中间端技术创新扩散直至应用端技术转移。高校拥有的知识基础条件越好，其麾下不同创新主体之间越具备促进技术转移的能力资源，高校进行知识转移的可能性就越高。知识基础存量的提升意味着协同创新主体之间拥有良好技术支撑和研发空间。[15]就高校专利创新而言，知识基础的稳定对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网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16]

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对高校专利成果的重要性同样不可低估。实际上，高校专利成果产出很大程度上受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17,18]二者之间大致来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19]溯源高校专利成果不难发现，研发投入是高校专利成果的催化剂，高校专利成果的数量与资金投入形式、经费结构、预算指标、绩效评价密切相关。比如，适当改善政府科研经费分配结构有助于专利成果产出率的提升。

科研人员规模。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供给是提升专利成果质量的重要因素。科技成果的研发过程复杂，这需要科研人员组建高水平的课题团队，以产出专业性强、知识密度高的成果。高校专利成果的评价因而较多是从科研人员结构与规模等方面进行，[20]这是实现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是激发高校科技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手段。[21]科研人员对知识的创造和再利用是高校科技创新的孵化场，[22]他们的创新活力与组织形式、组织结构、组织氛围密切相关。

产学联系。影响高校专利成果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市场环境。市场环境指资源约束的水平，反映在高校科技成果转换方面，就是产学研联系的水平。增强产学研联系关键在于高校与企业是否形成了产学合作长效机制。[23]有学者指出，由于资源限制，目前我国部分高校产学合作教育相对滞后，且产学合作对高校和教师的吸引力不足。[24]提升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对创新水平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25,26]因此，加强产学联系也是提升高校专利创新水平的重要方面。

国际科技交流。高校间的国际科技交流可反映政府和高校对国际创新资源的布局和利用能力，以及影响高校科技成果的国际环境。2019年，“中国高校国际创新资源利用指数”的发布释放高校积极精准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信号。高校专利成果的发展离不开国际交流，二者是互相成就的关系。[27]

图1 组态视角下高校专利创新的理论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察前因条件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对结果的影响。[28]作为一种案例导向研究，[29]组态视角致力于协助研究者获取结果产生与否的可能组合形态，而非局限于单个前因与结果间简单对称的线性关系。[30]该方法能够探查多个耦合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同结果产生的路径和因果条件之间的非对称性，[31]因此适用于本研究。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双一流”高校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为保证研究对象类型的一致性，本文最初以75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为研究对象，选取《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技术统计年鉴》等2016年至2017年数据，由于部分高校数据缺失较多，加之“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评价的更迭，因此从样本中剔除10所，最终确立为65所高校。其中，知识基础、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城市数据库》《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技术统计年鉴》，研发人员规模、产学联系、国际科技交流来自《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作为结果变量的高校专利创新同样来源于《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各数据库均由权威部门认定，具有较高权威性，本研究数据真实、可靠。

（三）变量测量与校准

1.结果变量测量

本文运用专利成果当年实际收入和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来衡量高校专利创新结果。这是因为，高质量专利需要激发后续开发、应用、推广等能够形成新的科技产业等活动，因而高校专利产出需要与企业等组织进行对接，而专利许可收入与技术转让收入能够直接衡量高校专利成果转化的水平。从国内外现有文献看，世界知名高校所拥有的专利等知识产权通常都是衡量高校专利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32]简而言之，借助专利许可收入与技术转让收入来衡量高校专利创新绩效，不仅能够直观地反映高校专利成果转化的现状，也是通过量化的模型，观测高校专利创新影响因素的普遍做法。因此，本文将结果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随后利用熵权法计算权重，进而通过加权平均获取高校专利创新的最终得分。

2.条件变量测量

知识基础（A）。在学者Furman等的研究中，将区域经济生产总值视为衡量知识存量的替代指标，强调区域的知识存量可以转化为已实现的经济价值。[33]同时，高质量平台也是高校专利产出的重要链条，其以政府、科技服务中介等专利使用的主体为中心，借助互联网+平台发布技术需求，寻找满足技术需求的科技成果，或借助平台寻找技术专家互动交流以推动专利产出。因此，本文将各地区生产总值、国家大学科技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作为衡量高校专利创新的基础条件。

研发投入（B）。政府科研投入对高校专利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运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来度量知识流量。（R＆D）经费投入强度是（R＆D）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是国际上用于衡量政府在科技创新努力程度方面的重要指标。[34]因此，本文选择政府资金拨入费用占总科技经费拨入费用的比例反映政府支持力度。

科研人员规模（C）。R＆D人员规模越大，表明高校人员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储备越丰富，越利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开发，也有利于引进、吸收和利用其他的前沿知识、技术，提高研发效率。[35]本研究以研发与发展全时人员数量与规模来衡量研发人员规模。

产学联系（D）。区域内企业与高校专利创新网络的建立是高校借助社会提升专利创新活跃度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学者李柏洲等的研究，将高校R＆D经费内部支出中企业资金所占比例作为反映产学联系强度的指标。[36]

国际科技交流（E）。在全球化时代，超越地域与学科的合作与交流是促进先进技术及前沿知识流动的攻坚力量，加快知识流动，有利于提高高校专利创新及国际学术影响力。本研究将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数与国际学术会议特邀报告数的总和作为衡量高校对外联系程度的指标。[37]

3.变量校准

本研究以直接法为校准依据，将结果变量与前因条件校准为模糊集。根据fcQCA研究，将3个维度变量的影响因素作为前因条件，分别取样本0.75、0.5和0.25分位的3个锚点作为门槛值，将样本数据转化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集合中，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至1之间的隶属度。将完全隶属的集合定义为高水平条件集合，则剩余条件集合为非高水平条件集合。

四、结果与发现

为全面了解高校专利创新水平，特别是不同地区高校专利创新的创新路径，本文分3个方面来阐述：首先，分析全样本下高校专利创新的组态，即达到高水平专利创新与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的不同要素之间的组态形式。其次，按照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具体标准，以经济为划分依据，将65所高校按照东部、中西部进行划分，依次校准建模，探究不同区位下高水平专利创新与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的组态差异。最后，按时间依次建模，观察组态随时间演变的趋势，总结发展路径和模式。

（一）产生高/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的组态

1.必要条件分析

必要条件是由结果推出条件的因果逻辑关系。对高水平专利创新的必要条件分析发现，各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临界值0.9，说明没有单一条件是解释高水平专利创新的必要条件，见表1。在对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的必要条件分析中，各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0.9，不构成必要条件。

表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N=65）

在必要条件分析基础上，本文将前因条件纳入fsQCA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产生高/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的组态。杜运周等（2017）指出，案例共属同一结果的一致性应高于可接受的经验临界值0.85 或0.8。[38]故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PRI 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6，案例数阈值设定为1。以中间解为主体，结合简单解来确定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

如表2所示，产生高/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的组态分别有5种和4种，9种路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9，总体一致性与解的一致性也均高于0.85，是对应结果的充分条件。高或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组态解的覆盖度分别为0.77和0.72，这意味着两种结果分别解释了约77%的高水平专利创新原因和72%的非高水平专利创新原因。

表2 产生高/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的组态（N=65）

2.高水平专利创新组态

如表2，产生高水平专利创新的组态对应5个简约解：高产学联系（组态H1），高科研人员规模、高国际科技交流（组态H2a），高知识基础、高科研人员规模、高国际科技交流（H2b），高研发投入、高科研人员规模与高产学联系（组态H3），高知识基础、高产学联系与高国际科技交流（H4）。从5个简约解来看，高产学联系和高国际科技交流都是重要条件，而外部利益主体的支持同样必不可少。依据组态命名规则，首先要确定能区分每个组态的关键因素。通过其他核心条件来区分组态，将其他核心条件确定为关键因素。

（1）H1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型。当科研人员充足且产学联系紧密时，无需辅之以较高的技术创新和组织能力就能达到高水平专利创新水平。组态H1 的关键因素为知识基础和研发投入，两类因素都不是所属案例取得高水平专利创新的有利条件。该组态路径覆盖高校依靠友好的外部环境，加快创新产学联系的建设，发挥产业的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当高校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加之稳定的政产学合作生态，能够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这样的高校往往具有良好的专利成果转化平台、产学联系紧密且与区域经济发展契合。高效的产学联系能够作为一个“桥梁”，带来更迅速的知识迭代和升级，再结合人才培养，为高校专利产出和转化提供高质量人才，以此形成正向反馈。

（2）H2科研人员规模—国际科技交流型。当科研人员主动组织时，高水平的国际科技交流能加速全球创新的知识转移，激发高校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分工合作。与组态H1不同的是，组态H2更注重科研人员的作用。同时，这些覆盖高校的另一优势是国际科技交流。这表明，当科研人员主动组织且人员充足时，结合高效的国际交流加速了关键核心技术与共性技术突破，进一步形成优秀的科研人才，加快高校专利成果向企业转移转化；辅以良好的知识基础，更能将不同要素紧密联合，同时能够弥补研发投入、产学联系的缺失和不足，最终产生高水平专利创新。

（3）H3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研发投入型。对于研发投入较高的区域，通过较高的外部环境投入，使知识存量和知识流量处于较高水平，再加上较高的科研人员规模和产学联系，有效缩小了知识基础和国际科技交流的缺口。一方面，良好的研发投入水平为高校专利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紧密的产学联系也为提高高校专利产出指明公众需求的导向，大大提升高校专利创新与应用的成功率。

（4） H4产学联系—国际科技交流型。组态H4的外部环境都处于高水平，说明在知识基础的辅助下，拥有较高水平的产学联系和国际科技交流可以提升专利创新。因为高校专利不仅是高校科研人员单一努力的结果，还是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高校拥有基础科学、前沿理论、应用科学等学科基础，却由于缺乏专业人才，不懂市场，导致专利成果只能“沉睡”。这时，部分高校借助技术转移转化机构，通过专业机构和人才，成功搭建了高质量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厘清了校企合作、产学合作难点和利益分配问题，并与市场主体间形成积极正向的合作机制，也达到了高水平专利创新。

综合来看，高水平专利创新的核心条件离不开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和国际科技交流。这是因为，紧密的产学联系和国际科技交流会驱动高校科研人员规模化的技术创新行为，加强了政府、产业集群和高校更主动发展资源互补、分工协作、协同联动的组织能力，从而产出更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高质量科技成果，形成需求与供给良性循环。这点与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开端的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的分析结论较为类似，他指出，“历史证明只有当市场刺激充分时，广泛的创新行为和随之的经济增长才会发生”。 因此，加强国内外产业界对高校专利创新的参与和创新环境的驱动力，搭建持续稳定、规律化的嵌入关系，优化连接形式和组合形态，减少结构性障碍和制度性约束，对高质量的高校专利创新至关重要。

3.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组态

本文同样对非高水平专利创新数据进行了组态分析，概括出3组核心条件。“非高知识基础、非高产学联系、非高国际科技交流”为N1的核心条件，说明没有充足的知识基础和外部环境，难以带来较好的专利创新产出。知识基础薄弱加之欠缺外部支持，导致高校非高水平专利创新。“非高科研人员规模、非高产学联系”为N2a和N2b的核心条件，说明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的缺失是高校专利创新活力不高的原因之一，科研人员规模是高校创新的主体，主体能力不强，会影响高校创新活力。“非高科研人员规模、非高国际科技交流、高知识基础和高研发投入”为N3的核心条件，说明缺乏组织能力和外部环境支撑，降低了高水平专利创新的基础。总之，科研人员规模等要素间无效率的相互依赖加剧了非高水平专利创新。

（二）组态解的空间情境差异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资源禀赋、创新环境、创新资源、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将65所高校以地区划分分别校准建模，发现东部和中西部组态的核心条件存在差异，组态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区位下的高水平专利创新组态（N=65）

东部区域的高水平核心条件为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和国际科技交流。东部地区开放的创新环境为高校专利创新奠定基础，加上研发人员规模带来较高的知识流量，促进了高水平专利创新的提升。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开放的外部创新环境为高校科研人员专利创新成果转化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产学联系在外部环境维度中的核心功能，说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产学联系有效激发了高校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东部地区拥有规模化研发人员数量，也带来了较高的知识流量，促进了高校专利创新活力的提升。当然，E1和E2的不同点在于，E1的优势是创新环境，典型区域是江苏、辽宁；E2的优势则是科研人员主导下的创新环境，典型区域是上海、北京。E3的优势是在知识基础不佳的情境下，通过高研发人员规模和高产学联系之间耦合作用来缩小知识基础和研发投入不足的困境，典型区域是天津、广东。E4的优势在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借助边缘条件科研人员规模的辅助来达到高水平专利创新，典型地区是浙江、福建。

中西部区域的高水平核心条件为科研人员规模和国际科技交流。W1a、W1b和W1c显示，在科研人员规模结构和国际科技交流主导下，知识基础、研发投入和产学联系协同联动，巩固了高校专利创新的有利条件，从而达到高水平专利创新，典型区域是武汉。这说明，高校专利创新活力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而产学联系作为外部环境起到将高校专利创新成果进行实验、推广的重要作用，是高校专利创新必不可少的环节，极大地提升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水平。W1d说明，在科研人员和国际科技交流主导下，二者对高校专利创新的支持弥补了知识基础的不足，典型区域是西安。同理，在研发投入和产学联系的主导下，就能巩固高校专利创新的有利条件（W2），如吉林。

对比来看，东部和中西部样本高校组态的核心条件存在差异。这说明，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提升高校专利创新的要素并不是越高就越好，而是要搭建符合区域禀赋优势和资源条件的要素组合系统，共同构建适合本区域的驱动路径，提升“场效应”。正如著名管理学家和社会、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说，人们进行决策时不可能穷举一切方案，而是要从已知方案中寻找满足要求的方案，这是一种“已知最优”。在实现高水平专利创新过程中，政府等相关决策主体除了保障区域中高产业基础和学术能力外，也应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地统筹协调其他要素，致力于加强其他辅助要素与核心要素间的协同。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说，充分发挥政府合理规制与有效引导的组织优势，增强产业集群、学术能力和社会主动参与和持续嵌入关系网络，从源头上改善科技供给和市场需求，这明显是一条更符合中国高校专利创新的管理模式。

（三）组态解的时间节点演变

为反映高校专利创新水平的时间序列，先对2016至2017年的数据依次校准并建模，最后对组态进行分类命名。如表4所示，样本高校在2016至2017年之间，高科技创新活力有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型、科研人员规模—国际科技交流型、产学联系—国际科技交流型。进而言之，科研人员规模要素在高水平专利创新的驱动模式中至关重要。知识基础和研发投入在两种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组态分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产学联系和国际科技交流在高水平专利创新与非高水平专利创新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表4 2016年至2017年高水平专利创新典型案例

科研人员规模要素具有主导作用，激发了高水平专利创新结果的出现。如表4所示，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河海大学等高校，均不存在缺失条件，通过知识基础、科研人员规模和国际科技交流综合作用带动高校专利创新，包括科研人员规模—国际科技交流型、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型、产学联系—国际科技交流型等发展路径。2016年由科研人员规模、国际科技交流两个核心条件，到2017年逐步发展为科研人员规模、国际科技交流、产学联系三个维度，且基本不存在缺失条件。这说明，通过科研人员规模、国际科技交流、产学联系关键因素，一方面提升创新的条件设施，逐步扩充高校“大项目”“大平台”建设，以科研人员规模的强力主导作用带领高校专利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国际科技交流和产学联系连接外部利益相关群体，激发产业界、学术界对科技创新成果的浓厚兴趣，支持高校科技研发需求，引导科研人员的科技研发方向，并提供充足的技术设施，极大地提升了高校专利创新水平。

知识基础和研发投入的缺失，加剧了非高水平专利创新活力结果的出现。部分高校虽然突出了产学联系的作用，但缺失了知识基础和研发投入这两个核心条件，这两个关键因素的软化导致了非高水平专利创新。由技术创新条件的可有可无转向核心条件缺失，说明知识基础和研发投入已成为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产学联系水平相对更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知识基础和研发投入的不足，但仅靠产学联系这一个条件来支撑其专利创新的提升仍显吃力。因此，不同区域应根据自身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地统筹协调各要素。当然，这一选择过程可能由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差异化动机，会导致出现政策主体、使用主体、选择主体和受益主体之间的决策分歧，甚至利益冲突。此时，政府应加大对高校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帮助高校审视专利创新的效率和整体效能，引导高校摒弃以往“数量至上”的成果评价方式，改变那种认为只要成果数量多就会直接带动专利创新绩效的陈旧观念。

对组态解的时间分析发现，触发高水平专利创新的发展路径随着复杂实践环境有所变化。高水平专利创新的形成没有固定的条件组合公式，知识基础、研发投入、科研人员结构与规模、产学联系、国际科技交流的合理组合即可触发高水平专利创新。优化单一的专利创新要素并不能提高专利创新水平，高校专利创新是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尽可能保持分析结果解释力度的稳定，即分析结果能否保持较为一致，关键在于稳健性检验后数据是否发生变化。本文以提升一致性阈值水平为依据来进行稳健性检验。[39]将一致性阈值提升到0.85，发现组态结果未发生变化，说明组态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选取高校专利案例进行组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通过对高校专利创新的必要条件分析发现，各个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说明没有单一条件是解释高水平专利创新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触发高水平专利创新需要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的综合作用。（2）对组态解的空间区域研究发现，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国际科技交流、知识基础与研发投入对东中西部区域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专利创新的关键因素是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和国际科技交流，中西部专利创新的关键因素主要是科研人员规模和国际科技交流。不同区域的高水平专利创新的形成没有固定的条件组合公式，符合区域要素和禀赋条件的要素组合即可触发高影响力。（3）对组态解的时间节点分析发现，触发高水平专利创新的发展路径随着复杂环境有所变化。其中，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型、科研人员规模—国际科技交流型、科研人员规模—产学联系—研发投入型、产学联系—国际科技交流型是高水平专利创新的主要路径。

（二）政策建议

综合来看，我国高校专利创新总体上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校专利创新应适应变化，因地制宜地增加各地高校专利产出和增强知识创新活力。

1.发挥系统集成，贯通政产学研用联合创新体

2020年2月，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在《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 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通过创新主体资源整合，强化高价值专利创造、运用和管理。近期，科技部等相关部门出台《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目的就是通过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激发政产学研用等各类主体活力，促进专利成果的高质量产出、高效益运用和高水平管理。展望未来，政府和高校要主动适应创新主体多元、活动多样、路径多变的新趋势，持续完善多要素协同、全流程管理和激发科研人员活力的高校专利创新系统。强化企业需求牵引和市场化导向的专利转化布局，协调好计划性和探索性科研任务的合理布局，整合优势资源，形成高效的组织体系和架构，避免各自为政、盲目内卷、无序发展。严格把控专利创新成果的各个程序，从专利项目的选题、立项、实施、结题、成果转移转化等，实现专利创新高效率、高质量发展。

2.突破思维框架，加快科研范式和组织变革

瞄准国际前沿选取重大科技问题，科学布局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集成攻关研究，深化“大项目、大团队、大平台、大成果”专利创新模式改革。政府等行政主体要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把行政主导的科学研究和市场主导的实验开发紧密结合起来，推动高校“沉睡”的专利向社会和产业转化。对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的科研任务，实行“揭榜挂帅”“里程碑式考核”等；对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专利成果，探索完善“赛马制”“悬赏制”等任务管理方式，厘清专利成果归属权和国有资产处置问题。通过落实《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方案》等政策制度，加快高校专利转化，实现由权利到收益的转变。探索高校—服务机构知识产权联合运营商业化模型，为高校提供产权维护、成果评价、项目融资等专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平台，提升高校贷款、地方财政拨款及奖励等各种途径筹集的知识产权基金额度，实现转化收益，促进转化良好循环。

3.立足区域特色，构建符合区域禀赋条件的发展模式

东部区域应以制度先行先试为契机，依托体制机制灵活优势，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以点带面、共建共享”的方式，搭建全链条共性技术平台，加大对概念验证中心、小试平台、中试平台、量产平台等的科研投入，提升专利运营转化平台的开放性，促进高校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战略，占据产业创新策源新高地。中西部地区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充分发挥东西部交流、开放合作的门户功能，发挥关键省份和节点城市作用，加强高校与城市群之间协同创新的合作互助机制，打造兼具区域特色的专利协同创新模式。鼓励城市群之间和内部高校通过资金补偿、项目共建、对口支援、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等方式加强专利创新，以此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高校共同高质量发展。

4.深化高校改革，形成“战略导向明确、原创特征明显、科研人员规模完备、产学联系基础厚实、国际交流顺畅”的高校内部专利创新格局

在重大战略目的引领下，高校应重点加强科研人员、产学联系和国际科技交流方面改革。在科研人员规模层面，细分为基础研究型、关键技术研究型、前沿技术应用型，不断壮大科技创新主体力量，重点考察储备一批不同研究类型且基础积累深、创造能力强、创新后劲足的科研创新团队，推动科研人员自发的创新和持续创造，为高价值专利成果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前瞻性人力资源布局。在产学联系层面，对接市场需求、服务需求，丰富财政金融支持模式，减免专利申请费用；组建高校课题组研究员同产业技术人员相结合的灵活小组；制定产学研转化制度，加速推进专利成果从高校“实验室”走向企业“生产车间”，实现供应链、产业链、技术链的无缝对接，缩短成果转化周期。在国际科技交流层面，主动打破壁垒，积极引进国际战略科学家，加大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育，推动我国高校走进全球专利创新体系，成就“世界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