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本科教学能力评价政策研究

王红伟，杨 静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将教育、科技、人才摆在一起系统谋划，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校教师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第一资源，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保障，是铸造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是发挥好第一资源优势的重中之重。尽管目前高校普遍成立了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建立了教学质量监控中心以监测教师教学能力，但是，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要实现结构上的多维立体、趋势上的动态发展以及驱动上的多方协同，仅靠提升和监测还不够，加之长久以来高校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尚未完全扭转，因此，强化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需要教育评价牵引，需要评价政策推动。近年来，国家层面为加强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为打造新时代教师队伍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为研究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公共政策学中，政策工具是决策者推动、部署和贯彻政策的实际手段。[1]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将政策工具定义为“政府工具”，强调政策工具是一种明确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得以组织集体行动，解决公共问题。[2]国内学者陈振明认为政策工具是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3]实质上，政策本身是一系列政策工具的组合搭配，政策工具搭建了连接政策目标的“桥梁”，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的适切性、政策工具组合的科学性对政策执行效果至关重要。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教师政策展开了研究，如李廷洲等运用政策工具理论构建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师政策的评估框架，呈现了我国教师政策的发展特征，发现“教师质量”日益成为我国教师政策的核心议题；[4]朱志勇等对促进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工具的使用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教师专业发展的主题不同，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差异性，政策工具的采用类型大多表现为多元组合；[5]包水梅等对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学评价政策的使用偏好进行了研究，发现教学评价政策正逐步服务于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逻辑走向是依据评价要素特性配置政策工具。已有研究虽从政策工具视角关注到了教师质量、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评价等，聚焦“教师教学能力评价”这一主题的政策研究却凤毛麟角。实质上，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更需要评价政策来牵引，需要政策工具来推动，因此，运用政策工具这把“钥匙”研究分析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探究政策工具的使用偏好和评价要素的关注程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鉴于此，本研究从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国家层面出台的涉及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58份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分析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偏好，研究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的契合度，为政府更好地利用政策工具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能力、优化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提供参考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政策文本的选择

本研究的分析对象是国家层面公开发布的与“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相关的政策文件。资料来源于教育部官网中历年公开发布的公文，通过对“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等关键词的检索获取。2000年《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中提到“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评价体系”，是开始重视高等教育教学评价的标志，是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制度化建设的开端。为保障样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将样本的选取条件设定为必须是国家层面公开发布的正式政策文件且与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主题密切相关，经筛选和梳理共选取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文本58份。

（二）分析框架

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法有很多，在教育政策领域常用的有两类：一是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提出的命令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系统变革型工具和劝诫型工具，[6]二是施耐德和英格拉姆提出的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符号劝诫工具和学习工具。[7]本研究主要考察我国如何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开展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匹配度如何。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关于政策工具的“五分法”更加注重政策工具对问题解决的适切程度，对本研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8]因此，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政策工具分类标准更为适切，在此基础上构建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二维分析框架。

1.横轴：政策工具维度

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系统变革型工具和劝诫型工具。命令型工具是规范个人和机构行为的规则，常以“必须”“严禁”等表述形式呈现，预期行为是强制性服从行为规则；激励型工具是给予个体或机构正面鼓励或负面惩罚，常以“奖励”“取消资格”等表述形式呈现，预期行为是依靠奖惩起到激励或约束作用；能力建设型工具是促进个体或机构获得能力上的提升，常以“锻炼能力”“提升能力”等表述形式出现，预期行为是面向未来，提升能力；系统变革型工具是个人或机构正式权威的转移和再分配，常以“改革”“整改”等表述形式出现，预期行为是提高效率的政策工具；劝诫型工具是通过发布信息传递价值观，呼吁目标群体采取有效行动，常以“倡导”“弘扬”等表述形式呈现，预期行为是被目标群体认可并表现出与价值观一致的行为。[9]

2.纵轴：评价要素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的标准是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基本价值准则。详细研读我国58份涉及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政策文件后发现，评价内容除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外，还涵盖了教学技术、教学研究以及教学艺术等内容。因此，运用扎根理论，从政策文本分析中寻找和归纳评价要素，发现评价要素有教师道德评价、教学理念评价、教学方法评价、教学研究评价、教学技术评价和教学艺术评价等。教师道德评价是对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的评价，师德始终处于教师教学能力评价首位，是衡量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教学理念评价是对教师关于教学活动价值认识和教学工作基本态度和观念的评价。教学方法评价是对教师运用启发式、参与式、互动式、案例式和研究式等教学方法能力的评价。教学研究评价是对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评价。教学技术评价是对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能力的评价。教学艺术评价是对教师在教学中综合运用情感、形象、审美、表演等创造性能力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评价。

三、政策文本分析

（一）政策文本编码

政策工具视角下政策分析的内容多是政策条款，因此，本研究所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对筛选出的58份有效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借助Nvivo12软件，首先是以命令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系统变革型工具和劝诫型工具五类政策工具为主题编码；其次是以教师道德评价、教学理念评价、教学方法评价、教学研究评价、教学技术评价和教学艺术评价等六个评价要素为主题编码，为保证编码的准确性，由两人分别独立进行编码，开展编码的前测、后测，编码一致则通过，不一致需协商一致，以提高政策内容分析的信度和效度，客观呈现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参考点（见表1）。

表1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工具、评价要素各自编码参考点

分析发现，政策工具的使用特征：命令型工具使用最多，占比达29.30%；劝诫型工具和能力建设型工具使用较多，占比分别为26.48%和21.13%；激励型工具和系统变革型工具较少使用，占比分别为13.24%和9.86%。其呈现出的特征与国家层面教师政策中命令型工具、劝诫型工具和能力建设型工具使用频繁，激励型工具和系统变革型工具使用较少的特征相一致。评价要素的关注程度：教学方法通常能够直观展示教师教学能力，因此教学方法评价最受关注，占比30.30%；教师道德评价次之，占比27.27%；教学理念评价和教学技术评价比较受关注，占比分别是17.17%和16.67%；很少受关注的是教学研究评价和教学艺术评价，占比分别是6.06%和2.53%。

（二）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二维分析框架

基于横轴政策工具与纵轴评价要素的二维分析框架，为进一步探索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在交叉使用上的偏好，运用Nvivo12软件的矩阵编码功能，得到了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的二维交叉分布表（见表2），可以看出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共有139个交叉参考点。

表2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二维交叉分布表

1.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命令型工具使用频次最高，为40，占整个政策工具的28.78%。命令性工具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统一性特点，便于自上而下推动和执行。2005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把教师承担教学工作的业绩和成果作为聘任（晋升）教师职务、确定津贴的必要条件”[10]，强调教师承担教学任务是必须具备的条件。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规定“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11]，强调师德是底线。2018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强调“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中施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12]。“必要条件”“一票否决”具有明显的命令性特征，正是在命令型政策工具的推动下，从制度上强化了教学的重要性。

能力建设型工具使用频次为39，仅次于命令型工具，占整个政策工具的28.06%。2016年，《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多维度考评教学规范、教学运行、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改革与研究、教学获奖等教学工作实绩”[13]，明确教师除提升课堂教学能力外，还要提升教学改革、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等相关辅助性和延展性教学能力。同时，此文件中也提到要“加强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从表2看，能力建设型工具与教学方法、教学技术维度的交叉使用频次较多，与教师道德、教学理念、教学研究和教学艺术维度虽交叉点少，但均存在交叉使用。可见，国家运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一方面是不断提高高校教师课堂教学能力，另一方面是通过不断提升教师教学学术能力、信息技术能力、教学艺术能力等课堂外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劝诫型工具使用频次是33，占整个政策工具的23.74%，居第三位。劝诫型政策工具主要是通过价值引领达成政策目的，通过“呼吁”“倡导”等引导能够看出国家政策层面对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导向。如2012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运用了劝诫型政策工具，提出“大力宣传高校师德楷模的先进事迹，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为鼓励教师从事教学的积极性，也使用了劝诫型政策工具，指出“鼓励高校探索以教学工作量和教学效果为导向的分配办法；分配政策向教学一线教师倾斜”。从表2看，劝诫型政策工具与教师道德评价交叉使用频次最多，在6个评价要素里占比33.33%，可见，国家政策层面对师德建设的重视程度。其他交叉频次从高到低依次是教学技术评价、教学方法评价、教学理念评价、教学研究评价和教学艺术评价。

系统变革型工具使用频次是23，占整个政策工具的16.55%，居第四位。系统变革型工具是靠现有激励机制无法达到政策期待的效果时，通过变革调整权威分配权，改变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关系来提高效率，[14]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政策目标实现。如2005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指出本科教学要“加强专业、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的综合配套改革”[15]，强调教学能力是系统性工程。2005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以更多的精力、更大的财力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调协同推进。从表2看，系统变革型工具与教学方法评价、教学理念评价、教学技术评价交叉使用频次较多，可见，系统变革型工具主要用于改革教学方法、革新教学理念和改进教学技术。

激励型工具使用频次是4，仅占整个政策工具的2.88%，处于最低位。在未建立二维矩阵前，激励型工具占比是13.24%，建立“政策工具—评价要素”二维矩阵后，仅占2.88%，说明激励型政策工具精准运用在评价要素“靶点”上较少。激励型工具是依托正向的激励或负向的惩戒以促进人们做出政策期待的行为，实质上包含激励和约束。如2018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强化师德考评，体现奖优罚劣”，是激励型政策工具与教师道德评价的交叉运用。分析发现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到“激励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重点奖励贡献突出的教学一线教师”“以教学贡献为核心内容制定激励政策”“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向扎根教学一线、业绩突出的教师倾斜”等等，可见，激励型政策工具往往是应用于鼓励高校教师潜心教学，但是将激励型政策工具与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具体的评价要素相关联的很少。

2.评价要素维度分析

教师道德评价最受重视，总使用频次是43，占比30.94%。教师道德评价事关教育事业兴衰成败，教师评价的重中之重。如2016年，教育部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强化师德考核力度，“将师德考核摆在教师考核的首位”“实行师德‘一票否决’”。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16]。2018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指出“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从“首位”“一票否决”“第一标准”的重要程度可见师德是教师评价的首要“门槛”。从表2看，教师道德评价与命令型政策工具交叉使用频次最多，在6个评价要素里占比67.50%，印证了教师道德评价具有强制性、首要性特点。

教学方法评价较受重视，总使用频次是38，占比27.34%，居第二位。教学方法是激发学生潜能、有效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关注点。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是教学方法与能力建设型工具的交叉使用。2022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到“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17]，是教学方法与劝诫型工具的交叉使用。从表2看，教学方法与能力建设型工具交叉使用频率最高，在6个评价要素里占比51.28%，可见，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中重视教学方法评价，以此引导教师提升该项能力。

教学理念评价总使用频次是27，占比19.42%，居第三位。教学理念好比是教学实践的引擎，会对教学实践产生重要影响。2022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引导教师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做大先生、研究真问题，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等教学理念，鼓励倡导教师将自身教育教学能力以及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热爱转化为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教育实践。从表2看，教学理念与命令型工具、系统变革型工具和劝诫型工具交叉使用较多。

教学技术评价总使用频次是23，占比16.55%，居第四位。在教学与技术深度融合的“智慧教学”时代，催生了在教学领域的技术变革，为教学改进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18]也开启了教育数字化新形态。2019年，《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强化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19]；2020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提升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的能力”[20]。从表2看，教学技术评价与能力建设型工具和劝诫型工具交叉使用最多，可见，伴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积极引导教师在教学中使用新技术、新手段是国家层面对教师素养的新要求。

教学研究评价总使用频次是5，占比3.60%，居第五位。教学与研究是高校教师的重要职能，在教学中推进研究、在研究中升华教学是教学与研究的反哺规律，教师具备教学研究能力源自于教学研究能力的实践性、融合性、发展性三大本质属性。[21]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科研对教学的重要作用，强调要“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开展教学研究与指导”[22]。从表2看，教学研究评价与能力建设型工具交叉使用最多，可见国家政策在引导和促进提升教师教学研究能力。

教学艺术评价总使用频次是3，占比2.16%，使用最少。教学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教学艺术的本质仍是“教学”，只是教学是特殊的，是借助语言、表情、体态、图像、声音、板书等来表达或解释知识，具有形象性（表演性）、审美性、情感性、双边性、创造性、个体性等特征。[23]国家层面关于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中提到“提高教学艺术和教学能力”，但是使用次数很少。教学艺术是建立在“炉火纯青”的教学技术之上的“运筹帷幄”，当下，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建设与评价仍处于攻坚阶段，因此，更高阶的教学艺术被使用频次很少。

四、研究结论

（一）以命令型工具为主导，明确“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的评价导向

命令型工具在独立编码与交叉矩阵中使用频次都是最高，占据主导地位。一是以命令型工具为主的教师道德评价交叉使用最高，如“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师德考核摆在教师考核的首位”等语句频繁在政策文本中出现，这是因为师德是教师职业“入门券”，始终是评价教师的第一标准，这明确了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师德为先”导向。二是以命令型政策工具为主强调教学能力是教师首要工作。如“把教授、副教授为本科学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等，明确教学才是大学的主旋律，只有给本科生授课的教授才算是合格教授，体现了“教学为要”导向。“师德为先”与“教学为要”的强制性与权威性，使得命令型工具成为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工具的首选。

（二）以能力建设型和劝诫型工具为引导，强调教学复合型能力评价

能力建设型工具和劝诫型工具被频繁使用，说明国家很注重引导和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能力。一是扭转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现象。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是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但是，由于高校教师多为学术型博士，更愿意投入可量化且显示度高的科研工作，在他们看来科研能力才是真正的硬实力，因此，需政策工具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二是提升高校教师教学复合型能力。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是超越单纯教学、科研等能力的一项复合型能力，如国家政策文本中提出“支持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大力提高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提升教师教学学术发展能力”“提升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的能力”等，要让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强起来”，要不断提升其科研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实践能力以及社会服务能力。

（三）现有政策专门针对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很少，评价功能被弱化

2000年，教育部《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中提到“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评价体系”，标志着国家层面开始重视高等教育的教学评价，是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制度化建设的开端。至今20多年间国家层面出台的涉及“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政策文件有58份，专门针对“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政策文件为0；包含“评价”两字的政策文件仅有3份，分别是2016年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0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内容通常是在加强本科教育教学、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教师教育改革、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等政策文件的内容中被捎带提及，“评价”关键一环薄弱，致使以教育评价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功能作用被弱化。

（四）现有政策多侧重培训教学能力，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契合不够

对现有“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政策文件进行分析发现：（1）培训是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主渠道。政策文本中多次出现“开展现代教育思想与观念、教育理论与实践、现代教学内容、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培训”“创新教师教学技能培训模式”“改进教师培训教学组织方式”“开展高等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以培养培训为关键点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等，说明国家层面重视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培训，以培训作为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主要渠道。（2）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契合不够。国家层面涉及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58份政策文件中，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建立二维交叉矩阵后仅有139处交叉点，尤其是激励型工具与评价要素交叉点很少，仅占2.88%，说明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匹配度差，契合的精准“靶点”少。（3）评价要素在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中被忽略。政策文本中会出现“考评”“考核”“评价”等，但是，除“师德”这一要素外，很少紧跟具体的评价要素，因此，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要素模糊，不够清晰明确。本研究中教师道德、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研究、教学技术和教学艺术主要来源于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的侧重点，而非评价的侧重点。

（五）政策数量增多、协同增强等突显教师教学能力战略地位

分析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政策特征趋势发现：一是政策数量逐年增多。2000年《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中提到“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评价体系”，是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制度化建设的开端。2000年至2023年间，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建设与评价政策呈现出数量越来越多、系统性越来越强等特征。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在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全面实施驱动下，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建设与评价政策共出台7份文件，政策数量达到23年间最高峰值。二是政策发文机构升级，协同度不断强化。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兴国必先强师，要大幅提升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2020年国务院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革教师评价，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等。国务院直接发文反映出政策发文机构层级提高、内涵升级。在国家层面出台的涉及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58份政策文本中，联合发文有17份，占政策总量的29.31%，联合发文机构有教育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等。教育政策数量增多、颁布密集、层级升级、协同增强等特征反映出国家把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摆在突出位置，未来政策治理能力和评价体系会更加完善健全。

五、政策优化建议

（一）以问题为导向，优化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顶层设计

高校教师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教育变革的中坚力量与关键一环，[24]教学能力是教师能力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国家层面对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自2000年教育部首次在《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中提出“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评价体系”至今，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主要经历了恢复教学胜任力、规范提升教学能力[25]、强化教学能力培训、关注教学能力评价四个阶段。现阶段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欠缺独立政策、奖励政策、卓越标准，因此政策制定要立足现实问题，优化评价政策的顶层设计，将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与教师发展政策体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紧密关联，进一步明确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重点任务和未来走向。一是要“动起来”。组织规划并出台专门针对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政策文件，以权威政策文件传达国家层面对加强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评价不再是高校内部行动而是国家举措，让高校教师为迎接教学能力评价“动起来”。二是要“热起来”。优化以教学能力贡献为评价核心内容的激励政策。加大对教学一线教师、教学优秀教师的奖励力度，加大教学业绩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的权重，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让高校教师为投入教学能力评价“热起来”。三是要“强起来”。出台权威性的高校卓越教师教学能力标准，以清晰的框架勾勒高校教师的卓越教学能力构成，以评促建，以评促强，回答“什么样的高校教师才是好教师”。

（二）以评价为牵引，加强政策供给促进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要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评价政策是调动高校教师教学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的“助推器”，以评价为牵引是新时期促进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新突破口，对高校推进教学质量革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作用。但是，目前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一要科学界定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构成。教学能力是复合型能力，如“在多样化教学情境中，有效教学需要个人特点、知识、技能以及态度相融合”[26]。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也未出现主流研究范式，因此，科学界定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构成是评价的前提基础。二要多维度构建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体系。科学、精准和高效的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体系能够诊断与评价各项能力，能够促进各项能力相互作用形成强大合力，能够为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提供标准依据。评价主体上，以学校、教师、学生为评价主体，坚持政府评估、高校自评、第三方评估等多元参与；评价内容上，评价教师对教育教学的贡献度；评价方法上，在传统学生评教、督导评教、同行评教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数字化技术为教师教学能力“量身画像”。三要实地调研，做好评价政策供给的“基本功”。在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实地调研，从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式以及评价效果等方面调研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现状，倾听高校教师、专家学者对提升教学能力的心声，“应扭转重教师自身成长、轻教师对教育教学贡献的评价现状”[27]等，做好政策精准供给，切实以评价促进能力提升。

（三）选择与优化政策工具间的组合，多维协同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能力

教育政策工具是为解决某一教育问题在政策中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每种政策工具有各自独特优势，单一的教育政策工具无法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因此需要运用政策工具组合。[28]第一，教师道德是高校教师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定位是“第一标准”，具有强制性、首要性、引领性特征。因此，教师道德评价宜采用命令型工具、激励型工具与劝诫型工具组合，凸显“第一标准”的强制性，明确触碰道德底线会受到“一票否决”惩戒，弘扬师德不设上限，倡导教师作师德典范，发挥榜样力量。第二，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技术是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核心内容，定位是“中心工作”，具有关键性、系统性和示范性特征。因此，教学理念评价、教学方法评价和教学技术评价宜采用以能力建设型工具为主，辅助激励型工具和系统变革型工具组合，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师教学能力培训，设置“教学名师”等奖项表彰在教学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另外，通过协调教学经费投入、先进教学设备使用等，多方协同促进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实质性提升。第三，教学研究和教学艺术能丰富延伸内容，定位是“深化工作”，具有发展性、创造性特征。教学研究和教学艺术宜采用劝诫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和激励型工具组合，引导教师以教学研究反哺教学，以教学艺术升华教学，鼓励支持创造性教学。

（四）用好系统变革型工具和用足激励型工具，发挥靶向撬动作用

基于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的二维分析发现，系统变革型工具使用频次是23，占整个政策工具的16.55%；激励型工具使用频次是4，仅占整个政策工具的2.88%，这两个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低。系统变革型工具侧重点在改革调整，是聚焦改革靶向；激励型工具侧重点在于鼓励促进，是聚焦杠杆撬动，需用好用足用活系统型改革工具和激励型工具。一是用好系统变革型工具。系统变革型工具是通过变革调整权威分配权，改变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关系来提高效率推动政策目标实现，可以透视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改革方向标。从表2看，系统变革型工具与教学方法评价、教学理念评价、教学技术评价交叉使用较多，但是与教师道德评价、教学研究评价、教学艺术评价交叉使用很少，系统变革型工具对政策目标实现有靶向作用，要深化教师道德评价、教学研究评价、教学艺术评价改革，便要在政策中用好相应的系统变革型工具。二是用足激励型工具。激励型工具是依托正向的激励或负向的惩戒以促进人们做出政策期待的行为，实质上包含激励和约束，可以透视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激励导向。从表2看，激励型工具与评价要素交叉使用普遍较低，激励型工具会引导教师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教学能力的增值发展，对政策目标实现有杠杆撬动作用，因此，要用足激励型工具。政策工具如五指弹钢琴，各有侧重，协调发力才能弹出美妙琴音。

（五）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的契合度，保障执行效果

依据政策工具和评价要素对国家层面涉及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政策文件进行编码，共获取553个编码，但是将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建立二维交叉矩阵后仅有139处交叉点，可见，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的匹配契合仍是薄弱环节。政策工具与评价要素如钥匙与锁的关系，越匹配适切，越能够灵活运用政策工具这把“钥匙”推进政策执行，达成政策目标。一是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契合度。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选择运用的影响因素，政策目标越复杂，越需要多重政策工具加持；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越适配、越趋近，越能避免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错位和冲突。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有教师道德评价、教学理念评价、教学方法评价、教学研究评价、教学技术评价和教学艺术评价等六要素，这六个要素明确了“为何评价”的政策目标。因此，政策工具的特性、功能要与评价诉求充分匹配。二是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的契合度。政策的执行效力与政策工具和政策内容的契合度呈正相关，政策工具越契合政策内容要素，政策执行效力越强。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六要素也明确了“评价什么”的政策内容，即评价高校教师道德、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研究、教学技术和教学艺术，因此，政策工具的功能要与评价要素的特点相匹配。另外，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政策还要与政策环境相适应，每个阶段遇到的问题不同，政策重点也会发生相应偏移，[29]要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变更政策工具，提升政策匹配契合度，保障政策的高效率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