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改革重要论述的四维透视

刘建涛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改革是中国释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法宝,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习近平对中国改革的依据、方向、重点、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观,这是当前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的理论指引。

一、依据维度:历史唯物主义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具备理论准备的。这个理论准备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不包括政治存在、宗教存在、哲学存在等观念性的存在,因而社会存在本质上是感性的。感性的就是实践的,因为马克思开创的新哲学“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社会存在本质上是感性的意味着社会存在本质上就是实践活动的,它是由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从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生活条件构成。而这些物质生活条件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它既规定了我们的改革活动,也就是我们的改革活动是从这些既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的,一定会受到它的束缚乃至羁绊,但同时我们的改革活动又要突破这些物质生活条件的束缚,使其朝着有利于社会持续发展的方向改革。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以此为出发点就会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和误判。习近平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部署和措施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的,即“从我国的社会存在出发的,即从我国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总和出发的”(2)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3页。。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改革的理论方针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第二,即习近平一直强调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习近平所指出的“社会物质条件总和”主要包括哪些内容,相互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是我们进行改革活动所必须要深入了解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物质条件总和”主要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它们本质上都是非观念的感性存在。生产力即生产的力量,也就是把人的物质生活本身再生产出来,而人的物质生活就是人的感性存在。没有吃喝住穿等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国的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但进行一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并非孤立地进行,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性的生产关系中展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指同一,都来源于物质生产实践,本质上是体用关系,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之体,生产关系是生产力之用,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革命或改革,而经济基础的革命或改革又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之间的革命或改革。这样就构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对根本性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从这两个矛盾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改革都必须以这两对矛盾和规律为根本依据,否则就会犯重大的失误。而中国的改革活动就是以此矛盾和规律展开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5年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和其它方面的巨大进步。但是它在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若不进行改革,就难以进一步的释放和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指出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为解决这个重大的问题,习近平要求改革活动一定要“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改革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和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法宝,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因为实践及其产生的矛盾是无止境的。

二、方向维度: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习近平不仅对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还深刻地指明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此“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2014年版,第14—15页。。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指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路子。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被动封闭的,即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闭、围堵,而不是中国主动进行的封闭,中国想开放但外界环境不允许。此外,改革开放前国内各地区和各部门之间也是相对封闭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不是僵化的,不是只有苏联模式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是多样的,不能定于一尊。这就要求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物质条件等基本的国情来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乃至整个世界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的资金流、产业链、人员流、价值链等深度融合和广泛交流。

旗帜就是道路和方向,“改旗易帜”就是改掉原先的道路和方向,也就意味着改掉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向和制度,这种改革是我们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因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的改革,不能改弦易张,把社会主义给否定掉,否则就会犯无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对于改革的这一原则性遵循,习近平指出:“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2014年版,第15页。中国的改革不是为了迎合西方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不顾实际地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改革上,不能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方向,否则就会陷入习近平所反复强调的“西化分化陷阱”(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2014年版,第22页。。因而对于这些混淆视听的言论、舆论、乃至思潮及其制造者,要敢于揭露、批判,敢于斗争,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立场上的坚定。譬如有些人极力鼓吹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中要推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这是极其错误的,这些人要么对历史唯物主义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8)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求是》2020第14期,第4页。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特色,在中国还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它什么别的力量,动摇党的领导就会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错误。

总之,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的,对于改革的方向必须头脑清醒,容不得半点动摇和模糊。为了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行稳致远,必须坚持党从中国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立国之本即“四项基本原则”,以排除各种干扰,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对此,习近平指出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2014年版,第15页。。我们要以此政治优势积极地引领和推进改革事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坚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事关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当然随着新时代改革的全面深化和推进,也一定会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涵,因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

三、重点维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而改革的重点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特别是新时代改革的复杂性、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必须以系统性的思维和辩证的方法予以统筹兼顾、协调推进。但是改革系统中的每一个子系统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抓重点和主要矛盾,以重点领域的改革影响和传导其它领域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轴和重点仍是处于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10)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的决定力量和衡量标准,因而它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结底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点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否则就会陷入倒退的泥潭,而社会主义改革的重点就是要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障碍,从而影响其它方面的改革,为其它方面的改革提供强劲的推动力。对此,习近平指出:“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应。”(1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这就要求以更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发展生产力,脱离这一点,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无从谈起。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千头万绪,如何入手?习近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1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次大的理论突破和创新。第一次是突破了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解决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二次突破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3)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从市场为辅到市场起基础作用再到市场起决定作用,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市场是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这是搞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中国也必须遵循,否则就难以使资本、技术、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最大限度的激活和发挥。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资源配置虽是由市场决定,但市场并不是起全部的作用,市场有其自身的弊端和失灵的领域。这就需要更充分地运用政府的政策、规划、法治等杠杆,以更好地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调控和服务的职能,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破解二者对立不相融的世界性经济学难题,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佳合力。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使政府的有为和市场的有效形成协同效应和综合效应?政府掌握着政治权力和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市场主体在市场上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的资本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增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治权力的笼子扎得不紧,就有可能出现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导致资本和政治权力联手。这样就会减弱市场活力,乃至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或利益输送链条,政治权力成为资本无序无度发展的“保护伞”,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不再对微观经济及其市场主体进行过多过细的干预,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政治权力在制度的刚性约束下合理运行,受到人民的有效监督。对此,习近平指出,政府要转变自己的职能,就一定“既积极主动放掉该放的权,又认真负责管好该管的事,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2014年版,第55页。。另一方面,要强化市场制度建设,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形成规范的市场秩序,使市场上的资本运行在合理的制度范围内,使市场主体成为中国经济活动、就业机会、技术进步的主要参与者、提供者和推动者,从而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和淘汰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形成的大市场优势,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政府失灵和制度失灵所产生的诸多弊端,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15)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特别是平台经济和金融创新领域不是法外之地,必须在政府审慎监管的基础上运行与发展,因为法治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本质性特征,只有依法依规才能保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同时改革,同时发力,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服务作用,这应该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习近平指出:“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第66页。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17)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亲”是指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同企业或市场主体交往要无私心杂念、光明磊落,深入企业,花费更多的时间了解与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制定和企业有关的政策要充分听取他们的反映和诉求、心声和意见,而不是拍脑袋决策或简单地下行政命令。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困难、问题或巨大冲击的时期更应该这样做,这样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积蓄力量。“清”是指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在同企业交往的过程中要有分寸,守住底线,坚决不能搞不利于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的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的损害行为。“亲”是政商关系所具有的温度,“清”是政商关系所具有的尺度,通过构建新型的有温度有尺度的亲清政商关系,积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效用,使“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激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活力,促进企业一心扎根并深耕于中国市场。

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重点领域,除了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要高度关注农业、农村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领域的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和趋势,即土地经营权主体和承包权主体发生了分离。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主体是合一的,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土地的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创新,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置,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现在,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主体又发生了分离,这种新动向要求我们进一步探索农村集体土地体制改革。对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习近平指出,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要在此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1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土地经营权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坚持适度规模,防止公司或企业等市场主体运用流转的土地经营权搞农家乐等非农产业和过渡集中土地,否则就会导致农村出现新的贫富分化。

四、改革的方式:进行民主和法治轨道上的伟大斗争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19)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版,第34页。而在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一头连着生产力,另一头又连着上层建筑,既要调整生产关系以激发生产力发展的新活力,又要促使上层建筑发生变革,以适应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因而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生产关系本质上又不是观念性的存在,而是感性的存在,通俗地说,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并且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中生产关系不止一种,而是多种生产关系并存,其中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而这些生产关系总和构成了所谓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本质上就是物质利益结构。因而对生产关系的调整靠单纯的观念批判是不行的,物质利益的问题不是观念的问题,而是斗争的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全面推进,外围的、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新时代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和新的重要关头,即下一步的改革将会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矛盾,突破既有利益和既得利益的藩篱和格局,这些都是难啃的骨头。“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20)《聚集改革资源激发创新活力更加富有成效抓好改革工作》,《人民日报》 2016年6月28日。因而对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要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但先导作用并不是决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伟大的斗争来实现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改革发展稳定……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21)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3日。。“伟大斗争”的根据之一就在于生产关系是一种非理性的利益存在,并且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生产关系发展中,其自身也产生了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诸多问题,形成了固化的不利于经济良性发展利益格局。

突破改革的重大阻力,进行改革领域的“伟大斗争”需要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担当,对此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习近平强调,根据改革的形式和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22)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3日。。在斗争中破解改革的僵局、困局,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完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以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同时,对斗争也不要狭隘的理解,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就是奔着矛盾、挑战、风险去的,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领域中的“伟大斗争”已不再是革命时代的暴风骤雨式的斗争,而是在宪法、民主和法治的范围和轨道上的斗争。于法有据,依法治国,讲究斗争策略、艺术与原则,敢于和善于同阻挠乃至破坏改革的势力、言论斗争。这种新时代的“伟大斗争”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因为人民是推动改革的主体,改革只有依靠人民才会有动力、有作为。因此,在改革中遇到难以权衡且关系复杂的利益问题时,要多深入人民的生活实践之中,听取人民的意见,体悟人民创造的鲜活经验,从而把人民在改革中迸发出来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上升为关于改革的规律性认识,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推进改革有规律性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