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关问题再探讨

2024-01-19 12:58姚群民
红色文化学刊 2023年4期
关键词:西征斯诺长征

姚群民

20世纪30年代有关红军长征的著作中,《二万五千里长征》(1)署名史诺(即埃德加·斯诺)著、汪衡译,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1月版。一书不仅出版时间较早,且“比较系统概要地介绍了长征过程”(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4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堪称长征早期传播的重要文献。但因缺乏对文本构成与内容的细致考察,人们对该文献仍存在不少误读之处。如80年代起有关研究均视该书为《西行漫记》的众多版本之一(3)张小鼎:《〈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红星照耀中国〉重要中译本50年书话》,《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第3期;张注洪:《论〈西行漫记〉的历史影响——代前言》,美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意即斯诺的个人著作。近年来又有论者提出,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公开以‘长征’作为书名的图书”(4)丁晓平:《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页。。上述结论与事实不尽相符。经对文本构成与内容进行梳理分析,并结合同时期长征文献的考察,可以确定,《二万五千里长征》系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汪衡以其所译斯诺有关长征、毛泽东生平等报道内容为基础,兼采署名施平著《英勇的西征》等文献而成,并非完整的斯诺个人著作,也非第一部以长征为题名的图书,而是30年代国统区出版的以斯诺或史诺署名的“长征内容主题”著作。笔者就此进行探讨,以期丰富对长征早期文献及其传播的认识。

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成书与内容简介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形成与埃德加·斯诺有关苏区采访报道有密切的关联。1936年夏,斯诺到达陕北苏区,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与红军领导人、红军将士及苏区群众进行了近4个月的采访,由此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红军长征的真实历程。回到北平后,除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会,展示有关苏区图片,公开陕北之行的真相外,斯诺还向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北平《民主》杂志等英美报刊,美国的《亚细亚》《新共和》《太平洋事务》等期刊积极投稿,发表了有关毛泽东生平、红军长征及陕北苏区情形的多篇特写报道。这些报道既是斯诺其后完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时国统区有关出版机构翻译出版斯诺著述的主要材料依据。

上海的复旦大学文摘社正是在了解到斯诺的有关报道内容后,先是根据美国《亚细亚》杂志1937年7-10号斯诺有关毛泽东生平的文章,由编辑汪衡翻译成《毛泽东自传》,在《文摘》(后改名为《文摘战时旬刊》)杂志上分七次连续刊登。(5)首次刊发标题为“《毛泽东自传》(特译稿)”,著者“Edgar Snow笔录”,译者“吴光”,由《文摘》1937年第2卷第2期(1937年8月1日)刊出;其后连载标题标为《毛泽东自传》,著者“史诺笔录”,译者汪衡,在《文摘战时旬刊》1937年第1—6号(1937年9月28日—11月18日)连续刊登。1937年11月,连载尚未结束时,文摘社即把有关内容编印成《毛泽东自传》单行本,由上海黎明书局予以出版。随后,文摘社又据《亚细亚》杂志1937年10—11期斯诺发表的The Long March(以下简称“长征记”),亦经由汪衡翻译后,以《两万五千里长征》为题名(作者“史诺著、长风译”)于《文摘战时旬刊》第5—9号(1937年11月8日—1938年1月18日)分5期进行连载。1938年1月,黎明书局以文摘小丛书的名义出版了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单行本图书。图书题名与《两万五千里长征》连载题名仅一字之差,即把“两”改为“二”,但两者内涵是一致的,且其内容确也有很多的关联。

《二万五千里长征》目录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写在前面”“在长征以前”“长征的第一阶段:从江西到贵州边境”“长征的第二阶段:从黔边到遵义”“长征的第三阶段:从遵义到扬子江”“长征的第四阶段:从会理到四川”“到达了新的根据地”及附录“红军第一军团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6)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1月版。

据对各部分内容进行考察,“写在前面”系该书前言,主要说明写作背景与材料来源情况;“在长征以前”内容包含比较丰富,既有对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兴起的历程、工农红军的建立与发展、中央苏区红军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情形的描述,又有对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及红军长征的有关准备工作的叙述,实质上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背景介绍;长征的“四个阶段”是全书的主体内容,对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转战赣、湘、粤、桂、黔、滇、川、甘、陕等地经过及主要战斗情形作了比较忠实的记述。“到达了新的根据地”是关于苏区工业状况的介绍。附录“红军第一军团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详细记录了红一军团自1934年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铜锣湾出发,到1935年10月21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期间,每天行军的出发、经过、宿营地点及行军里程的统计。

由此观之,《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与发展、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与长征的开展、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及胜利到达陕北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革命的基本图景与红军长征艰难真实的历程,因此具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堪称红军长征早期传播的重要文献。

二、《二万五千里长征》并非斯诺个人著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既然是以斯诺有关苏区采访报道尤其是“长征记”为基础完成的,加之汪衡据此先翻译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连载,又随即以史诺著为署名编译出版,所以该书无疑是斯诺的“个人著述”,这是当时人们以及目前有关研究中的普遍看法。如该书出版后不久的有关读后感称“最近读了……红色记者斯诺所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7)尹耕南:《从〈二万五千里长征〉看中共》,《抗战与文化》1938年第2卷第11期。。即是当时读者对此书的第一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研究或进一步明确了其与《西行漫记》的内在联系,如认为在《西行漫记》众多节译本、抽印本中,“直接译自英美报刊的,如汪衡《二万五千里长征》……系译自《亚细亚》(Asia,美国纽约出版)月刊”(8)张小鼎:《〈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红星照耀中国〉重要中译本50年书话》,《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第3期。。该书是“以长征为书名出版”的《西行漫记》的多种印本之一(9)张注洪:《论〈西行漫记〉的历史影响——代前言》,美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或冠以“斯诺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题名节录(或摘录)于有关长征的资料汇编中。(10)参见《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红军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资料),1983年版,第315—329页;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军在黔东南》(内部资料),1985年版,第232—233页。上述有关看法(或材料处理)的表达方式虽不同,但视《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斯诺个人著作的认识则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不能称之为斯诺个人著述,当然更谈不上是《西行漫记》的多种版本之一,因该文本不仅包括斯诺个人关于长征的记述,也“移植”了相当篇幅的其他著者内容。对此,汪衡在译序中曾有说明:“本书的材料是以美国名记者史诺氏(E.Snow)在亚细亚杂志(Asia)上分四期发表的《长征记》(Long March)为主体”及在“美国新共和周刊(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的《中国苏维埃》一文”,此外“有许多细节而原文所无的则都是编者三数好友供给的材料”(11)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写在前面”,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1页。。可见其文本来源不只是斯诺个人的采访报道,而经“补充许多细节”(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或“进行了充实”(13)张国柱等:《早期长征著述版本图录》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补充或充实的材料是斯诺原著中“所无”而由其他人提供。但“补充”或“充实”的内容是什么?来自于哪些文本?文本作者又是谁?汪衡在序言及书中没有明说,上述有关研究也仅作了提示,未予展开,迄今也未见有人具体探讨过,以至于该书即是斯诺著作的印象延续至今。

经对文本进行考察,同时结合同时期长征文献进行比对发现,《二万五千里长征》文本构成除了汪衡在序中提到的《长征记》《中国苏维埃》这两个文献外,还有汪衡所翻译的《毛泽东自传》的部分内容,如“长征以前”部分关于中央苏区红军开展的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经过、战略战术的运用与斗争胜利的描写共计有3页篇幅内容(14)参见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写在前面”,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7—9页。,与汪衡译《毛泽东自传》第四章“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有关内容几乎一致,(15)参见史诺著、汪衡译:《毛泽东自传》,上海文摘社1937年版,第69—72页。而不见于“长征记”及汪衡所译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可见这部分内容来自于《毛泽东自传》一书。当然,这些内容也系斯诺个人著述,不能作为否定该书为斯诺著的依据。但下述两个文献明显不是来自于斯诺个人著述:

其一,该书附录“红军第一军团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是根据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童小鹏《军中日记》编写而成(16)刘统:《〈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评价》,《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这个“行程记录”在斯诺《长征记》、汪衡翻译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连载及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中等均未出现过。汪衡成书时从何处获得这个材料虽不清楚,但“行程记录”在国统区最早公开见之于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17)幽谷:《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续上期)》,《逸经》1937年第34期。其后黄峰编《长征时代》一书中亦公布了这个材料。(18)黄峰:《第八路军行军记Ⅰ长征时代》,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版,第23—48页。这两处文献发表或出版时间均较《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版时间早,汪衡编译成书前完全有可能见到,且有机会收录于《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

其二,《二万五千里长征》存在多处整段引用署名施平《英勇的西征》(刊于《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以下简称“西征”)一文的内容(下文详述)。由此说明《二万五千里长征》文本是由斯诺著述及其他人员著述共同构成的。

总之,《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书时因为汪衡“移植”了《英勇的西征》等数个文献内容,故其关于长征的记述不仅与“长征记”及《两万五千里长征》连载大有区别,与斯诺其后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有关“长征”部分的描述也有很多差别。该文本实际上是以斯诺著述为基础兼采多个文献综合而成,不宜称之为斯诺的个人著作。

三、《二万五千里长征》文本对《英勇的西征》的“移植”

《英勇的西征》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引述内容最多的斯诺之外的其他著者文献,据笔者初步统计,所引内容占全书篇幅近五分之一,且其不仅仅是汪衡所称的“细节”,还有具体的内容和详细的描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红军长征进程的概括

《二万五千里长征》以长征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来概括中央红军长征的历程。经查20世纪30年代有关长征文献,“四个阶段”概念的提出与阐述仅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海外介绍长征时使用,即主要在陈云于1935年10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出现。(19)参见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西征”因根据“陈云报告”整理而成,所以也沿用了这个概念和表述。对《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征”有关内容进行比对可以发现,两者关于“四个阶段”的概括几乎相同(其中长征的“第四阶段”在“西征”中未标明起至地点,汪衡根据文章内容标明了“从会理到四川”),而斯诺《长征记》及汪衡据此翻译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均未出现过这一表述,斯诺后来完成的《西行漫记》有关“长征”部分叙述中也无此说法。故《二万五千里长征》关于长征“四个阶段”的概括系引用“西征”当无疑义。

因“陈云报告”系共产国际内部会议文件,在当时不可能传播出去,而“西征”刊于共产国际主办,在莫斯科编辑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上,此后经国统区的有关媒介披露,有过一定范围的流传。如共青团江苏省委在上海创办的《少年真理报》于1936年春的第111—116期连载署名西屏的《中国红军的“铁流”》,其内容即来自于“西征”一文。同年5月和9月,少年真理报社先后两次编印《中国红军的“铁流”》小册子,收入西屏的《中国红军的“铁流”》和李璜的《红军西征是怎样胜利的呢?》两篇文章,其中前者即《少年真理报》连载内容的汇编,亦即“西征”一文的内容。(20)姚群民:《〈英勇的西征〉早期版本探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3年第4期。汪衡编译成书时应该看到了“西征”的有关内容,所以把这一概念运用于《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了。需要说明的是“四个阶段”原本用于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间的长征历程,《二万五千里长征》则将其运用于整个长征阶段了,显然属于汪衡编译时的自行设计,其实是不十分确切的。

(二)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介绍

中央红军长征是在十分仓促情况下进行的,但长征前在中央苏区也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对此,《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以前”中有专门介绍说:“当主要部队还没有从中央苏区向西开拔以前,党已派了一部分红军到苏区境外,深入对方后方,特别是组织了第七军北上,就是所谓抗日先遣队,向福建方面及闽赣边界进发,如此,红军的军力在东北方面抄到了对方的后方。接着从湘东派兵深入湖南境内。这便是萧克底第六军,该军已同贺龙底第六军会合,如此,在西北方面红军的兵力也抄到了对方的后方。”(21)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10—11页。上述内容除个别用词稍有差别外,整体上引自“西征”一文(22)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第46页。。此外,《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提到其他一些准备工作,如:“吸收了广大的青年壮丁,扩大红军的实力”“对红军基本干部实行加速训练”“采买了六十万石粮食,军装火药等制造增加到六倍到三十倍。还采办了大批特别军衣给士兵穿。”(23)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11—12页。除个别用词不同外,整体内容也系引自“西征”一文(24)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第46—47页。。斯诺采访报道及汪衡所译《两万五千里长征》未有长征准备工作的内容介绍。

(三)关于长征初期错误的分析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和军事指挥,长征行动遭受很大的挫折。对此,《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第一阶段”记述中进行了客观分析并指出:“第一个错误,就是当西征出发之前,在党内在红军内以及普通群众中没有做应有的解释工作。结果使西征的准备工作感受很大的困难。其次是使一部分不明了西征目的和前途的青年兵士以及某些个别分子,在行军时不十分坚忍……第二个错误,是他们带的行装太多,粗重机器装载太多。他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项机器,通通都拖走了。……第三个错误,则是纯粹军事上的错误,因为红军选择了一条西北向的平直大道,照纸上画好的直线前进。”(25)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15—17页。这部分内容涉及了长征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是亲身经历过长征并经过深入思考后中共党人形成的深刻认识,这些描述与“西征”第一阶段有关内容表述一致,其中第一、二个错误原因的分析系整段落引用(26)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第48—49页。。当然,汪衡所译《两万五千里长征》连载也提到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很大的原因:“一是因为受了大量运输的牵制……使国军有许多次能在红军进军路线上从容地准备坚固的障碍物。第二是因为红军从江西退出时选择了一条西北向的平直大道,使国军可以预测红军大部分动作。”(27)史诺著、长风译:《两万五千里长征》(二),《文摘战时旬刊》1937年第6号,第133页。这与“西征”第二、三个错误原因分析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相比较而言,“西征”的有关分析更全面具体深刻。故《二万五千里长征》关于长征初期存在错误的较为全面的分析内容不是简单引自《两万五千里长征》或斯诺其他著述,而是来自于“西征”。

(四)关于长征重要战斗场景介绍

1934年12月,红军占领贵州黎平,此后至1935年5月,中央红军驰骋于黔、滇、川三省,经历了渡乌江、占遵义、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渡金沙江等战斗及胜利。《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关描述内容或简或详,都与“西征”密切相关。如关于强渡乌江,在长征“第二阶段”部分,《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述道:“(红军)占领了长江(此处应为乌江——引者注,下同)以南的九县,并渡过此江。长江在军事上原来号称天险之一。指挥渡江者就是名震四川的‘刘瞎子’刘伯承。他统率第一师第一团,不断前进,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领对方扼守桥边的要地,乘对方来不及炸桥,即命部队火速过江。渡江后,即占了遵义,同时占了湄潭。”(28)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20—21页。这与“西征”有关记述仅在刘伯承后面多了“同志”两字外,其他内容一致。(29)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第50页。

关于娄山关战斗,在长征“第三阶段”部分,《二万五千里长征》写道:“红军在离桐梓三十启罗米特的地方占领了黔省有最大战略意义的娄山关。王家烈底两师向关口来进攻,可是被红军包围起来,全部解决。当晚红军又占领了遵义。第二天,吴奇伟统兵从另一面又向遵义进攻。上午八点钟战斗开始,正午十二时,吴军已被包围,兵士大多都被缴械,其余小部分乘汽车退往贵阳。”(30)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22—23页。“西征”有关描写仅在王家烈、吴奇伟部进攻之后分别多了“可是我们特别加强两翼的守备,守住了关口”“我们的侧翼军已埋伏好了,只等敌人来进攻”(31)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第51页。等语外,其他地方基本一致。而《两万五千里长征》关于红军在黔北军事行动仅有“(红军)在贵州的军事行动整整忙了四个月,在这个期间,他们消灭了对方五师,捕获了王省长(指王家烈——引者注)的总司令部,并占据了在遵义的王的洋房……”(32)史诺著、长风译:《两万五千里长征》(二),《文摘战时旬刊》1937年第6号,第133页。等表述,并无具体的渡乌江及娄山关战斗经过的记述。

关于巧渡金沙江,在长征“第三阶段”部分,《二万五千里长征》说道:“金沙江水面虽不甚宽,但是水势之奔腾,远非其他江河可比,两岸都是绝壁,高达三百余米,沿岸数十里,草木不生。”(33)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28页。这与“西征”有关描写几乎一致。(34)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第55页。为确保部队安全有序渡过金沙江,《二万五千里长征》称:红军总司令部和党中央委员会特组织了“渡河司令部”,专门负责渡河工作的组织协调,“一切渡河部队都得听命于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35)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29页。。“渡河司令部”即“西征”所称的“渡江委员会”。《二万五千里长征》对这一临时组织机构的组成及其协调作用发挥的记载与“西征”高度吻合(36)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第55—56页。,而在《两万五千里长征》及斯诺其他著述中没见任何有关记录,说明《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根据“西征”有关内容编入书中的。

(五)关于长征中有关“细节”的描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中有许多细节来自于“西征”。如在贵州某地,红军因“穿得漂亮”被当地县长误为“南京军队”,红军在云南截获龙云安排汽车运送的“军用地图”,并通过这些地图了解了渡江地点。(37)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25—26页。这与“西征”有关记载完全相同。(38)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第54—55页。而在《两万五千里长征》连载及斯诺其他著述中没见这些细节的记述。此外,《二万五千里长征》关于长征初期四道封锁线的具体方位、红军占领宜章标志了第四道封锁线的突破、红军占领黎平后开始了军事路线的改变等明确的叙述均不见《两万五千里长征》,而在“西征”中皆是清楚记载的内容。

总之,《二万五千里长征》关于长征“四个阶段”的提法与具体阐述,长征第一、二、三阶段有关内容表述甚至段落层次与“西征”有关内容几乎一致,反映出《二万五千里长征》文本与“西征”的关联度很高,显见前者对后者内容的“移植”。当然,在这些阶段的内容叙述中,汪衡把《两万五千里长征》连载内容有机地融入其中。长征的“第四阶段”,即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军与作战经过,包括强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一四方面军会师、过雪山草地、进入甘肃,到达陕北,与《两万五千里长征》连载内容相同,即是斯诺个人著述内容。

四、《二万五千里长征》并非第一部以长征为题名的著作

前述提到有关研究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单行本的出版了标志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开以“长征”作为书名的图书诞生。这一判断依据何在?目前尚未见有更多且具体的论述。笔者以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理由如下:

其一,从“第一部”说形成过程看,主要来自于文摘社的出版宣传,依据并不充分。查阅有关史料,《两万五千里长征》连载时的《文摘战时旬刊》中提到过“史氏这本书是‘长征’的第一本正确而有系统的记述”(39)《文摘战时旬刊》1938年第8号,封底有关介绍文字。。“这本书”指即将面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第一部”说的起源和最初表达。但这段话究其实质属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版发行的宣传广告性质文字,严格来说,不宜作为该书性质和价值的判断依据。编译者也深谙其中的道理,故《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版时序言即“写在前面”中有关写作背景、内容、价值等方面介绍中并未继续使用这个说法,而改以比较客观的表达,如称该书对中共领导的军队有“比较正确的记述”,该书的印行“可以给(读者)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40)史诺著、汪衡译:《二万五千里长征》“写在前面”,上海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3页。。此后,《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有关书评或研究中均未见到使用过“第一部”或类似的评价用语,故以此认定该书是“第一部”之说依据不足。

其二,从出版时间看,《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版前已有较多的长征题名的著作。经查1937-1938年间有关长征著述,在1938年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版前,已有不少以长征为题名的图书。如黄峰编《第八路军行军记Ⅰ长征时代》(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版)、救亡研究室编《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救亡出版社1937年12月版)、朱笠夫编《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抗战出版社1937年11月版,汉口抗战出版社1938年1月再版)、赵文华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上海大众出版社1937年12月版)、大华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上海复兴出版社1937年12月版,1938年1月再版)。

上述著作皆以“长征”为题名,且均在1937年11-12月间面世,其中并有1938年初再版。从时间上看,这些著述均比《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版还略早些。其中除黄峰所编一书外,其他著述的著者署名、出版机构不同,但书名、内容相同,出版时间相近,其间关联虽尚不清楚,但至少说明以“长征”为题名的著作最早在1937年11月即已出现,故《二万五千里长征》并非最早。

其三,从记述内容看,《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当时唯一反映长征过程的著作。1938年前后出版的上述关于长征题名著述均对红军长征的历程作了程度不同的记录。如《长征时代》一书既有红军建立与发展历程的介绍如《记红军》篇,反映长征全景式的描写如《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篇,也有反映长征重要片断的特写如《抢桥》《雪山行军的插话》等篇,还有苏区经济状况和生产劳动的生活描写如《解放了的劳动》《陕北之行》《陕北生活拾谈》《从陕北归来》等篇,由此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和长征的经过。(41)姚群民:《一部珍贵的关于红军长征和苏区革命的早期报道文集》,《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朱笠夫编《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一书分设六章,分别对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与发展、红军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央红军长征全过程及长征中的重要战斗如“渡金沙江”“过大渡河”“抢桥(夺取泸定桥)”等作了较详细的描写。其他署名著者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在目录设置、内容安排与朱笠夫所编一书相似度很高,也均是长征过程的较详细记录。相比较下,《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所反映的长征过程反倒稍显简单,故该书出版不久即有评论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朱笠夫编著……这书很凌乱,主要的一篇是‘长征纪程’,在正式文献未出来前,这是最详细的了。”而“《二万五千里长征》,史诺著、汪衡译,黎明版,虽较整齐,但反不甚详细”,当然“如尚有余力,亦可一读”(42)之东:《买书顾问》,《全民周刊》1938年第1卷第8期。。

综上分析,《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版时间既非最早,内容也非当时唯一的以“长征”为题材的著述,故称其为“第一部以长征为题名著作”不准确。那么,如何准确表达该书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呢?

笔者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是30年代在国统区出版的“以斯诺或史诺著署名的以长征为内容主题的著作”。查阅1937-1939年间以斯诺(史诺)为署名的其他著作,据笔者所见如《中国的新西北》一书主体部分“中国的新西北”分设“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等章节,关于长征有以下评价:“这段历史是太伟大了,我不能用几句话语来叙述它”,“长征无疑的是一个战略上的退却,这次不是乌合之众的溃散。他们到西北的最后目标完成了在这征程之中。他们的核心始终没有遭到攻击,他们的精神并未受打击,他们的政治信仰更一直是坚强的”(43)美国史诺著、思三译:《中国的新西北》,上海平凡书店1937年版,第6页。等语,但关于长征经过描述仅见于该书第5-6页,总计1页篇幅,缺乏详细介绍。《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史诺原著,佚名译,新生出版社1938年版)一书从目录设置“神秘中国是什么”“红色中国在哪里”“只有亲身走一趟”等表述特点看,是《西行漫记》的改编本,但观其内容却几无长征过程记载。《红军四杰》(斯诺著,郭文彬编译,上海一心书店1938年版)是关于中共与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四人的生平经历介绍,其有关长征描述主要见于毛泽东生平记录之“从围剿到长征”一节(该书第49-52页),内容也极简单,仅1页篇幅。《西北散记》(斯诺著,邱瑾译,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版)重在介绍陕北苏区的红军生活状况,没有关于长征的篇章内容。《毛泽东印象记》(A·斯诺著,白华编译,上海进步图书馆1937年版)收入“毛泽东印象记”“抗日问题”“联合战线问题”“关于红军”“关于特区工业”等篇,其中“关于红军”篇有“他们不辞艰苦,兼程进军……终于遍历十省之境,跋涉八千英里,在1935年10月间到达了陕北……红军苦斗的精神,实在是历史上唯一所见的事实”(44)A·斯诺著、白华编译:《毛泽东印象记》,上海进步图书馆1937年版,第49页。等关于长征经过的描述与评论文字,也十分简短。《毛泽东奋斗史》(史诺笔录,鲁凯译,上海前锋出版社1937年版)一书是《毛泽东自传》的不同题名著作,其中第四章“我的战争奋斗”中较详细记录了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历程,而关于长征描写有“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历过许多困难……沿途和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1935年10月,红军到达了陕西”(45)史诺笔录、鲁凯译:《毛泽东奋斗史》,上海前锋出版社1937年版,第65—66页。等近2页左右文字,也并不具体。《中国的红区》(史诺著,上海救亡出版社1938年版)一书系苏区经济、土地政策、民众动员、红色剧社、苏维埃工业等情况介绍,没有长征过程的描述。

而与这些著作相比,《二万五千里长征》关于长征的过程介绍毕竟详细得多,故称之为以斯诺著署名的“长征内容主题的著作”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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