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恋》之邓中夏（连载2）

孙月红

在莫斯科的快乐时光

1928年5月上旬，邓中夏告别怀孕的妻子，趁着黑夜，与几个同志从上海乘小舢板出吴淞口，上了一艘苏联货船“基辅号”，他们躲在船舱底下，经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到达莫斯科后，寓居特维尔斯卡娅大街团结旅馆。6月9日，邓中夏与周恩来、张国焘、瞿秋白等部分中共领导人赴莫斯科民房大楼，受到斯大林的接见。6月18日，他们出席了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邓中夏留驻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8月中旬，李惠馨在上海生下了儿子。这是邓中夏与李惠馨的第二个儿子。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

在莫斯科的邓中夏盼着妻子早点前往莫斯科。听说1929年1月底2月初，李惠馨将要带着他们的儿子前往莫斯科，邓中夏是多么的高兴啊，天天数着日子等待着妻儿的到来。

1929年1月，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李惠馨带着5个多月大的儿子，秘密越过满洲里封锁线，进入苏联境内。对于李惠馨来说，这趟行程太辛苦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她抱着儿子，一路舟车劳顿才到达莫斯科。

1929年的除夕前一天，也就是2月8日，李惠馨乘坐的火车终于抵达了莫斯科。邓中夏早早地就等在了火车站，火车一停门一开，邓中夏就冲上火车，看到李惠馨抱着儿子，跑过去从妻子手中抱过儿子。5个月大的儿子被吓得往妈妈怀里躲，邓中夏不管儿子愿不愿意，抱过来一个劲地亲着儿子的小脸蛋，吓得儿子都哭了。邓中夏对李惠馨说：“天天盼着这一天，你们终于到了。”

一家三口重逢，邓中夏高兴得忙前忙后。他们人住莫斯科高尔基大街陆克斯大厦的二层小楼内。邓中夏给孩子取名邓钢，希望儿子长大如钢铁一般坚强。邓中夏的秘书兼英语翻译冀朝鼎管孩子叫斯提尔·邓（Steel Deng）。邓中夏抱着儿子，带着妻子串门，他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常驻莫斯科。

李惠馨来到莫斯科的第三天（2月10日）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在这个祥和的日子里，邓中夏想留下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于是，他带着妻儿来到莫斯科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团圆照。邓中夏坐着抱着儿子，李惠馨站在丈夫的后面。这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全家照，邓中夏特别喜欢，洗了许多张，分送给中共代表团的很多人，也送给了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

说起这张照片，有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邓中夏与李惠馨先后回国，不久又先后被捕。邓中夏牺牲，李惠馨大难不死，出了监狱，但丢失了所有的东西，包括这张照片。1937年，李惠馨到了延安，见到久别的战友们，她也去看望了周恩来夫妇，邓颖超大姐看到李惠馨非常高兴，就从箱子底下找出当年邓中夏送给他们的这张全家照，对李惠馨说：“小妹，这是中夏同志在苏联送给我们的，我们带着这张照片一起经过了长征。你们经历了牢狱之灾，想来这张照片也丢了。”李惠馨接过照片，看着已经牺牲的丈夫邓中夏，还有下落不明的儿子，再也控制不住，泪如雨下。一家三口，就剩下她一个人了，李惠馨怎能不哭呢。从此，李惠馨视这张照片如无价之宝，想丈夫和儿子时，就拿出来看看，后来，她带着这张照片到太行前线，日军大扫荡时，她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随身携带的所有资料全部丢失了，但这张照片没有丢，她把这张照片放在内衣口袋里，贴在自己的胸口上，方保存了下来。在这张照片的背面，李惠馨写下的一行俄文：“只给无所畏惧的男人”。在李惠馨的心中，邓中夏是个无所畏惧的男人。这张特别珍贵的照片一直保留至今，陈列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

我们再继续讲述邓中夏夫妇在莫斯科的故事。

春节后，组织上安排李惠馨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儿子上了幼儿园。邓中夏很爱孩子，只要有时间他就自己去幼儿园接孩子，有时夫妇俩一起去接孩子。这段时间是邓中夏夫妇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几十年后，李惠馨回忆：“在苏联，他忙得很，但每天我从学校回来，他都来学校的大门口等着我，我们一起穿过公园，肩并肩，手拉手地走回家。那时，他穿一双长筒皮靴，走起路来帅得很，神着呢。如果是我在家，只要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会跑过去迎接他。那种快乐，无法形容。”

每次邓中夏接到妻子，两人十指相扣穿过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一路上各自讲述这天的工作与学习。来到幼儿园，接上孩子，邓中夏抱着孩子，李惠馨挽着中夏的胳膊再穿过那竖有巨大A字的城市花园，从城市花园里传出的悠扬琴声，让这对中国夫妇陶醉其中。妻子说：“莫斯科的傍晚好美丽好宁静啊！”丈夫說：“这也许是我们生命中最祥和快乐的一段时光。”丈夫接着说，“我写的文章得了好多好多的稿费，或许是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的照顾吧，比苏联本地人的稿费高出许多。”妻子调侃地说：“难怪你今天这么高兴呢，那怎么用这些钱呢？”丈夫说：“我们把这笔钱捐给苏联红军吧，支助他们买飞机，支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建设，你说好吗？”“好呀，我同意，我双手赞成。苏联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照顾得很好。”

夫妇二人说着说着就到家了。

这段时间，邓中夏在莫斯科出版的《赤色职工国际》月刊上先后发表了《上海新兴的黄色工会》《组织中国农村工会问题》《一九二八年之中国职工运动》等多篇文章，因此，得到不少稿费。

此时，他们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乡下，邓中夏正在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每天写得很晚，写累了，第二天他们会带着孩子爬山，也去大森林里捉迷藏。正如邓中夏所说，这段时间是他们夫妇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

告别妻儿，独自回国

1930年6月25日，国内的向忠发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让邓中夏、瞿秋白等人尽快回国。

7月初的一天，邓中夏回到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妻子，并说因为孩子，不便一起行动，李惠馨暂时留在苏联。李惠馨听后，非常难过，她很想与丈夫一起回国。关于把妻子留在苏联的决定，邓中夏也感到遗憾。虽然不情愿，但他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邓中夏告别妻儿，告别莫斯科，与陆定一、余飞、陈修良等人一同离开了苏联。

他们四人从莫斯科乘火车到海参崴，因为没有护照，被安排在中苏边界苏方一侧的一座小房子里，一直等到对面的火车启动前半小时，他们分成两组，邓中夏与陆定一，余飞与陈修良，前后走出小房子。好在边境上没遇上巡逻哨，他们安然过境，到绥芬河车站后，立即买票上车。经哈尔滨、长春到达大连。在大连，两组人又会合在一个旅馆里，因为没有去上海的客轮，他们上了一条货船，四个人挤在货船中的大舱里。

一路上，邓中夏除了思考即将面对的国内工作，就是思念着留在莫斯科的妻儿，期盼着妻子早日回国。在回国前，夫妇二人商量着儿子的去留问题。此时，李惠馨正怀着孩子，为了孩子们的安全，也为了革命，邓中夏建议把他们的孩子留在苏联。可是李惠馨哪舍得把儿子留在异国他乡呢，邓中夏劝说妻子：“带孩子回国不行，我们回国后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把孩子留在苏联可以过着安静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安心地革命。”李惠馨觉得丈夫说得有道理，遂决定回国时把孩子留在苏联。

他们一路安全地到了上海，邓中夏与同行人挥手告别，各自踏上了征程。

回到上海后的邓中夏，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部长。8月底，周恩来代表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与邓中夏谈话，委派他担任中央代表，去湘鄂西苏区担任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对邓中夏说，湘鄂西地处中原咽喉，凭临长江天险，扼九省水陆交通枢纽，在军事上，可以控制长江中游，直接威胁武汉三镇，是一块重要的根据地，希望他到湘鄂西能充分发挥作用。邓中夏听后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

遭到王明等人的残酷打击

9月1日，邓中夏化装成生意人离开了上海，水陆兼程，于9月3日到达武汉，9月10日又离开武汉前往洪湖苏区。

此时，正是党中央推行“立三路线”时期，中央命令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南下，援助中央红军攻打长沙。

红二军团进攻监利未能攻克，后转至普济观。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红二军团连遭挫败，士气低落。邓中夏通过调查研究，认为红二军团进攻监利和沙市受挫后，再向武汉进军，显然是冒险行动。因此，他“当即派人飞至传达，每日一函”，在几天内连续给红二军团负责同志写了4封信，“嘱其将军队调回，先集中洪湖附近，俟开军事会议后”再确定军队的下一步行动。同时，他如实地向长江局和中共中央报告说，红二军团奉命进攻武汉，“惟据我观察，第二军团是否能担此重任，尚是问题，因其战斗能力实属有限，从上次进攻监利失败、此次进攻沙市无功可证”。

邓中夏因在莫斯科反对过王明，因而遭到王明等人的残酷打击，指责邓中夏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又说他在莫斯科曾“反对过国际路线”，将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所担任的一切领导职务全部撤销，并令其赴上海做检查。

1931年12月下旬，在一个余姓交通员的护送下，邓中夏从周老嘴南头的小河边登船，抱病离开战斗一年多的洪湖苏区，赴上海听候中央对他的处理。1932年1月中旬，邓中夏经武汉、芜湖、南京等地辗转到达上海。

患难与共，携手向前

此时的李惠馨也在上海。

李惠馨于1930年11月离开莫斯科回国。她按照邓中夏的意见，将刚刚出生的儿子和两岁多的邓钢留在了莫斯科。将儿子们留在国外，李惠馨的心里是不好受的，但即将与丈夫团聚给了她巨大的安慰。

李惠馨回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备用的最机密、最隐蔽的无线电台工作。邓中夏一回上海就病倒了，按党组织规定，邓中夏与李惠馨是分开住的。看著病中的丈夫，李惠馨要求和邓中夏住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组织上的一个同志不同意，对她说：“不行，邓中夏犯了路线错误。”李惠馨并没有因为组织不同意而放弃，继续向组织申诉：“只要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他就是我的丈夫，我就要和他一起生活。”

李惠馨的要求组织最终答应了，但她也被调离党的情报机关，到一家日本纱厂做学徒工，月工钱7块钱。再穷再苦没有关系，与丈夫生活在一起，李惠馨的心里得到些安慰。

1932年，邓中夏在上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王明等人既不及时对他做审查结论，又不分配他工作，连生活费也不发。恰逢此时，他又患疟疾，贫病交织，只能依靠李惠馨的一点微薄工资维持着他们的最基本的生活。他们住在上海的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里，每月房租3块钱，剩下的4块钱是他们一个月的全部开销。大多时候，他们以几把米一锅粥维持着两人的生计。

邓中夏不忍心让李惠馨一个人承担生活的开支，身体稍好一点，他就去码头、车站等地做搬运工。大多时候，他主动承担起家里的全部家务，每天天不亮起床，生火做饭，然后上街买些最便宜的菜，回家洗衣，做好饭等着妻子回来。而李惠馨呢，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完全黑了下来才回到家。12小时的做工，走出厂门，趁着天黑，她还要为党组织送信。回家的路上，她常常昏昏沉沉，直想睡觉。

邓中夏不会做家务，每件事情都要做好长时间，还做不好，常常累得满头大汗，精疲力竭，等他做好了饭，天也黑了。妻子回来看着丈夫做好了饭，她什么也不想吃，连丈夫倒好的水也不想喝一口，就想上床睡个好觉。而邓中夏，一定要妻子吃些饭再睡觉，难得有些小荤，自己是不下筷子的。

李惠馨看着这一切，心里说不出的悲凉，但更多的是感动。自己的丈夫，一个举人的公子，一个北大的学子，为了自己，竟然学会了做饭。

有一天，上海街头已是灯红酒绿，李惠馨转进了一条幽暗的巷子，推开破旧的家门，看见丈夫面色紫红，咬着牙，扶着一张凳子正在小炉子边做饭，屋子里还晾着几件刚洗过的衣服。李惠馨的泪水顺着她那疲劳憔悴的脸流了下来，她晓得，丈夫的疟疾又犯了，她用衣袖擦干泪水，急走几步来到丈夫身边，让丈夫趴在她那瘦弱的肩上，一步一步地把丈夫挪到床边，让他坐下，又扶着他轻轻躺下。转过身，她那忍着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丈夫看到了，强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意说：“妹妹，你这次到工厂的最下层工作，可以接近群众了，可以得到更大的锻炼和考验，虽然艰苦一些，但我还是很高兴的。”

李惠馨在日本人的工厂做学徒工很勤快，没日没夜地干活，很快，她的技术熟练了，也由学徒工转正，薪水涨到了每月15元。

第一次拿回来15元，夫妇俩笑得像两个孩子，苦难中难得露出笑容。李惠馨说：“我们快有孩子了，正需要这份工钱，现在也可以吃点晕菜了。”邓中夏觉得对不起李惠馨，好在薪水多了一倍，也可以给妻子做些好吃的补充些营养。李惠馨的肚子越来越大，快要让人看出来了。工厂有个规定，女工不得怀孩子，不然就要被开除。李惠馨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所以，她整天担惊受怕，加上每天从早到晚地干活，又没有营养，导致早产了。生孩子时，她昏迷了三天三夜。

邓中夏守着李惠馨三天三夜。这天，李惠馨终于睁开了眼睛，看着邓中夏瘦削的脸，知道丈夫受苦了。她拉着丈夫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孩子，我们的孩子，男孩，还是女孩？我想看看孩子。”

邓中夏的眼光立即暗淡了下来，随后移向了别处。李惠馨感觉到了不祥，紧紧抓住丈夫的手，带着颤抖的声音说：“我想看看孩子。”邓中夏把眼睛移向了李惠馨，看着她的眼睛低声说：“妹妹，你，你不要难受，孩子，孩子……没了。”

憋了好久的李惠馨一下子崩溃了，大哭起来。邓中夏抚着妻子凌乱的头发说：“妹妹，孩子没了，我也很难过。但我们是革命者，为了革命成功，就是要吃尽这世间的苦啊，我们不能被这暂时的痛苦打倒。”李惠馨把头埋进了被子。邓中夏看着妻子痛苦不已，又说：“我们都是党的战士，不能为了个人的小爱而放弃大爱啊，如果党需要，我们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出去，因此，我们要立即恢复往日的生活投入革命工作。”李惠馨不想让丈夫难受，止住了泪，说：“我知道，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个人的感情而影响革命工作。”

其实，他们的这个小儿子并没有死，邓中夏趁着妻子昏迷中送给别人了，他们实在没有精力与经济来养活孩子。等李惠馨从痛苦中走出来时，邓中夏把实情告诉了她。

李惠馨没想到儿子还活着，急切地问中夏：“送给谁了？现在哪里？“邓中夏怕节外生枝，也怕妻子想念，就说：“妹妹，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些钱，要先救济没饭吃的同志们，顾不了孩子。我们要割爱，要为革命割骨肉之爱，也为了孩子好，我才把他送给能养活孩子的人去养他。”

李惠馨懂丈夫，知道丈夫用心良苦，自己难受还在安慰她。本想吵一架的李惠馨看着中夏那心事重重的脸，叹了口气，不再问孩子的事了。

遭遇不公，仍坚守理想

几个月后，邓中夏接到党组织通知，去谈他的工作问题。邓中夏很高兴，李惠馨也替丈夫高兴，这么多天，邓中夏无工作可做，像个失群的大雁，孤独而痛苦。他多么渴望组织分配他工作啊。

李惠馨下班回到家，等着丈夫，她为丈夫高兴，想立即知道组织分配什么工作给丈夫。

等来的消息是，让他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刻蜡版，办油印小报《前锋》。

李惠馨沉默了。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6月26日上午，以陈延年为书记的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3名省委委员被捕，陈延年与郭伯和牺牲，代理省委书记赵世炎很快也被捕牺牲。危难时刻，邓中夏出任江苏省委书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使江苏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恢复最快、工作成绩最大的地方。1927年8月，邓中夏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1月，邓中夏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当时，广州起义失败的阴霾还笼罩在党内外，邓中夏力挽狂澜，迅速扭转了局面。5月，他到达苏联，在莫斯科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留在莫斯科两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为加强中国工会与国际工会的联系作出了贡献。现在却沦為一个油印小报的人。

邓中夏却没有意见，他安慰着妻子。

第二天清晨，他走进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的办公室，趴在桌上，拿着一支铁笔，在蜡纸上吃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刻着，一坐就是一天。天黑了，他才离开办公室走回家。

邓中夏的具体工作是与匡亚明办油印小报《前锋》。区委书记陈伯明是个“左”倾教条主义者，处处以“百分之百的革命派”自居，他把邓中夏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对邓中夏极不尊重。几十年后，匡亚明回忆：“中夏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很早就是党的中央委员，一直担负党的重要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我就认识了他。1932年在上海再次见到他时，是他遭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打击、在苏区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被当作机会主义者来对待的时候，但他依旧忠诚党的事业，没有一点消极悲观的影子”“没有丝毫动摇他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总的目标的信念”“在区委编油印小报，仍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真正做到了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这种无产阶级的高贵品质和坚强的党性，是极其可贵的”。

即使这样，邓中夏还是把《前锋》小报办得很出色。上海党组织内的许多人都知道沪东区委宣传部有一个很会写文章的干部，纷纷到这里来求援。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帅孟奇在上海开展妇女工作，写出《“三八”妇女节宣言》，感觉宣传力度不够，她听说沪东区委宣传部有位干部很善于写这类文章，就去了沪东区委找那位干部帮助修改。按事先约好的联络暗号，她上门与“那位干部”见面。相见之下，帅孟奇惊讶得张大嘴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位会写文章的干部怎么会是邓中夏呢！帅孟奇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认识邓中夏，知道邓中夏是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怎么会在沪东区委宣传部办小报呢？帅孟奇顾不上纪律规定，问道：“中夏，你怎么到这里来了？”邓中夏看出帅孟奇吃惊的样子，笑着说：“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帅孟奇不再问了，她说明来意，邓中夏一边帮助她修改文章，一边对她说：“宣传品要适合宣传的对象，要有鼓动性，内容要生动活泼。女工中有许多童工，她们对长篇大论的文章不感兴趣，也看不懂，应该针对童工爱唱歌谣的特点，编写一些好背、好听、好懂的歌谣。”说着，他顺手编了一首：

三八节，三八节，

劳动妇女大团结.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铁军》杂志社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