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照片,一段将军情新四军部队走出来的开国将军

2024-01-19 07:52丁日旭
铁军·纵横 2023年12期
关键词:纵队八路军新四军

丁日旭

2023年9月26日,八路军新四军白驹狮子口会师旧址史料展示馆迎来了几位革命后代,他们在二楼展厅里的一张照片前,一一指认着照片中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刘晓文、刘晓陵的父亲——刘文学将军。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10月10日之后不久。陈毅决定派一个新四军代表团去射阳镇慰问八路军,刘文学任代表团团长,受到八路军南下部队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以及全体同志的热烈欢迎,增进了八路军、新四军兄弟部队的战斗友谊。

照片中的人物除了左三的刘文学将军是新四军代表,其余人物都是八路军第五纵队的领导们。他们分别是:

田维扬(左一),时任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副支队长;黄炜华(左二),时任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参谋长;刘文学(左三),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组织部长,慰问团长;吴法宪(左四),时任八路军五纵队政治部主任;朱涤新(后排站立者),时任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政治委员;黄克诚(右三),时任八路军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成柱(右二),时任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彭明治(右一),时任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司令员。

面对这张旧照片,刘晓文、刘晓陵姐弟俩向我们深情地讲述了自己父亲走过的革命道路。

走上革命道路,改名“文学”另有深意

刘文学将军,原名刘忠元,1909年农历7月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乡美田桥镇荣家塘杉木塘村一个农民家庭。兄妹8个排行老二。9岁时,进家族祠堂设立的私塾免费读了3年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终因家中贫困,被迫辍学回家劳动。所以,参加革命后,他把刘忠元的名字改为“刘文学”,表达要有文化,必须学习的愿望。

刘文学将军是烈士后代。父亲刘发斌参加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以后又被党组织派到萍乡县安源煤矿做地下工作,不幸于1928年冬被捕,在萍乡县城小东门土地庙旁英勇就义。父亲的被害,在刘文学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了替父亲报仇,1930年当刘文学听到红军到了萍乡,毅然决然地从家乡逃了出来,成为红一军团七师师部的传令兵,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一个战斗任务,自己牺牲事小

刘文学将军参加红军后执行的第一个战斗任务是送一份重要命令。红军打吉安时,七师的任务是消灭驼子山和天子山上的敌人。这两座山头是吉安城的制高点,对红军的攻二小部队威胁很大,必须迅速而坚决地消灭掉。师部参谋派刘文学去前沿部队送信,并命令必须在某点某分前一定要送到!这是刘文学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不免有些紧张。“自己牺牲事小,命令不能按时送到前沿指挥员手里,耽误了战机可事大啊!一定要完成任务!”深秋的夜晚,寒气袭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刘文学不顾一切地向前沿疾步而去。敌人的枪弹在头顶上、两耳旁乱飞。他心中只想着为战斗完成任务。他机智灵活地通过了几道封锁线,但在通过最后一道封锁线时,突然感觉脚上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由于当时精力高度集中在完成任务上,竟然一口气跑到前沿指挥所后才看到自己脚上浸透出鲜红的血,已经不能动弹了。同志们立即把他抬到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伤好后调到一军团一师师部当传令兵。后来转为电话兵,并担任了电话队副队长、特务连政治指导员。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刘文学还在……”,失去上级的领导真难

刘文学将军率领红军游击队坚持反“清剿”斗争,由于敌人封锁严密,反复搜山,面临巨大困难,曾一度使得中心区委和上级——闽北分区委失去了联系。1936年六七月间省委书记黄道同志派闽北独立师第二纵队西进资光贵,欲打通与刘文学部队的联系,和敌人接连打了几仗,终因敌众我寡,只好中途折回闽北。有一天,黄道在翻阅国民党报纸时,几个赫然大字跳到眼前:“刘文学率匪众从福建蹿入贵溪南部一带活动……”“啊!刘文学还在……”黄道同志拍案而起,万分兴奋。由于长时间联系不上,曾一度怀疑资光贵游击根据地是否还存在。于是,立即派吴先喜率领闽北独立师第四纵队再度西进资光贵地区。数月来的反“清剿”斗争,在山沟沟里同敌人兜圈子打游击,对山外的情况很闭塞。刘文学曾几次派人下山找闽北分区都未成功。失去上级的领导真难!刘文学盼星星盼月亮,想方设法找组织领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吴先喜率部突然从天而降,和刘文学在贵溪马斜村会合了!“你还在!……”吴先喜激动地握住刘文学的手。

上级来了三个人,一时无所适从

刘文学将军在吴先喜同志牺牲后,被省委任命为抚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7年上半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资光贵游击根据地再一次发动大规模“清剿”,而又一次与省委失去了联系。10月的一天,来了三个人,说是从省委来的。他们拿出黄道同志写给刘文学的亲笔信,其大意是:“省委已经派出代表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到光泽县谈判,基本达成了协议,双方实行停战合作,进行抗日。接到信后,即停止打土豪,不要再打国民党区公所和民团。但要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向我军发动进攻,则坚决实行武装反击自卫。还要抓紧时间,集中部队进行整训,尽力扩大部队。然后率部到省委集中。”刘文学看了信,既高兴又惊疑。高兴的是恢复了同省委的联系,惊疑的是对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没有思想准备,将信将疑,一时转不过弯来。

“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由于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国民党被迫宣布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在实行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反动派耍两面手法,玩弄“北和南剿”阴谋,一方面与我党中央进行谈判合作抗日,一方面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加紧“清剿”,妄图在3个月到半年内消灭南方各省红軍游击队。

当时,刘文学所面临的现实是,国民党军队对红军游击队空前残酷的“清剿”。游击根据地里碉堡林立,大路小径山顶山脚,到处都是敌人,红军游击队简直是到了寸步难行的困境。特别是1937年的5、6、7这3个月的“清剿”之残酷,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极其艰苦,损失最大。柴家、白蛇岭、白沙坑、昌坪、祝家村、马斜村、峰上村、闽坑等地的破坏尤其严重。各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革命同志被杀害,真是惨不忍睹。由于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采取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后还是粉碎了敌人的这次“清剿”。关于这个时期国民党对资光贵游击根据地为什么这样疯狂“清剿”,当时刘文学和部队对这些情况并不理解。他们心中只有对敌人的仇和恨,誓死与敌人斗争到底,整日整夜钻山沟,打游击,对山外情况一无所知,对国共合作抗日一点也不知道。

所以,面对出现在面前的这三个人,刘文学立刻警惕起来,“千万不能上敌人的当,万一中了敌人的圈套不堪设想!”但看他们的言谈举止,尤其是对所谈黄道同志的情况的熟悉,那封信也确实是黄道同志的亲笔信。再联系到近来群众中流传的一些消息,从而证实形势确实是发生了变化,黄道同志派人来联系,要我们下山合作抗日,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又想:国民党和红军打了十年内战,天天要消灭红军,我们天天喊活捉蒋介石,怎么又同他合作了呢?十年内战中,蒋介石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群众,牺牲了那么多红军干部战士,还杀害了吴先喜同志,把他的头颅挂在光泽城头上示众,怎么会同他合作?刘文学看着这三个人,一时无所适从。

虽然对国共合作一时无法理解,但对省委和黄道同志的指示,还是完全相信的。看看周围的情况,形势一天比一天缓和了,“清剿”资光贵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亦相继退去,老百姓也纷纷传说“好多国民党军队从铁路上开走了,打小日本去了”等等。根据以上情况,刘文学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立即带领资光贵游击队前往光泽大洲省委所在地集中。不久,开走江西铅山县石塘镇,和闽北其他地区红军游击队一起,整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刘文学任政治处主任。“是不是为了抗日?”下马圩惊心动魄的一晚

刘文学将军在1940年6月28日郭村保卫战最危急的千钧一发之际,奉叶飞同志命令立即率领挺进纵队第四团前去泰兴下马圩策应陈玉生部队起义。

陈玉生原是上海工人,1 939年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妻子杨桂芳来到家乡——泰兴、靖江、如皋一带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挂在国民党“二李”的名下,编为苏鲁皖边游击军第三纵队八支队,陈玉生为八支队司令官,这支部队是倾向于新四军心向抗日的队伍。

当时,驻江苏省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在顽固派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唆使和压力下,由李长江出面指挥,纠集了13个团的兵力,向驻防在郭村的挺进纵队发起进攻。而驻守郭村的挺进纵队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形势十分严峻。

刘文学的驻地吴家桥离陈玉生部驻地泰兴下马圩有60多里,要过运河,过日寇的封锁线,还要通过“二李”防区的封锁线。刘文学带领四团急如星火一夜就赶到了下马圩。当刘文学部队突然出现在陈玉生、杨桂芳夫妇面前时,他们毫无思想准备,惊愕不已。刘文学简要介绍了形势和叶飞的指示,杨桂芳心疼他们苦心经营的“资本”,犹豫不决。

通过刘文学苦口婆心的做工作,“你们还要不要这支部队?”“如若不走,李长江能让你们存在吗?”“你是工人,从上海来苏北拉起队伍,是不是为了抗日?……”刘文学的一席话深深刺痛了杨桂芳的心。她的部队虽说吃的是苏鲁皖边游击军的饷,但心里想的是抗日,他们在日常接触中深知新四军是一支名不虚传的抗日仁义之师。万没料到韩德勤、李长江不抗日,而去打新四军。

陈玉生没听从杨桂芳的唠叨,一见到刘文学,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在刘文学的策应下,陈玉生率领八支队全体官兵举行了战场起义,迅速开走到大桥镇、吴家桥地区,参加了保卫郭村挺进纵队的战斗,

奉命慰问,兄弟共举红旗飞

从新兴集的胜利,到郭村保卫战的胜利,再到黄桥战役大捷,新四军一路北上,“人人横刀跃马,处处凯歌荡漾。”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新四军在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实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华北华中一体,苏北苏南相连。天时地利兼得,军心民心相映。陈毅元帅欣然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张爱萍将军也和诗:“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江淮旧属归。新四军与八路军,兄弟共举红旗飞。”

于是,刘文学将军奉陈毅元帅之命,担任慰问团团长,慰问八路军五纵部队,并与第五纵队部分领导合影留念,便留下了前文的那张见证历史的珍贵照片。

大女儿的“三次生死关”

刘文学将军的大女儿刘晓文大姐,在接受作者采访时,还向我们讲述了她小时候“三次生死”的经历。

她的右小腿上近二十几公分长的疤痕。那时刚出生不久,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部队老是转移,孩子们也只得跟着受罪。

一次行军途中,襁褓中的刘晓文老是哭声不住,也没办法照顾。后来刘将军让护士揭开襁褓一看,原来是为了给孩子保暖,热水袋贴到小腿上,肉都被烫烂了!

又一次过封锁线时,怕她的哭声引起敌人的注意,影响到大部队的行动,不得不捂住小孩子的嘴,后来听不到哭声了,到安全地带一看,孩子浑身都成“紫茄子”颜色了。这样的惨烈事情在当时常有发生,有的孩子甚至被活活捂死了。

“再一次随着妈妈的仓库转移,妈妈是指导员,部队在前面开路,中间是副官推着一辆独轮车,我和妹妹在独轮车的两侧的货架上睡着了。后面是民工帮忙运物资。走到一处青纱帐,遭遇了还乡团的伏击。一下蹿出几个敌人,挨着副官的身体就是一枪,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牺牲了。敌人将独轮车掀翻在一边,没发现什么东西,就走了。幸亏当时我们姐妹俩都睡着了没有哭出声来,才得以死里逃生……”

魚水情深,人家拿咱新四军的后代真当亲骨肉

刘晓文大姐回忆,“妈妈当时在担架上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的,爸妈当时都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更没来得及起名字,立马就让当地的老乡村长抱走了。解放以后我妈想找回孩子。寻到当年领养的那户老乡,老乡领着我妈看一座荒坟,说孩子早就死了。我妈难过地哭了一场,给了老乡一些钱。那时配给制钱也不多,毕竟人家对孩子有抚养之恩。后来当地知情人告诉我妈说,孩子没有死,是个男孩子,他们没有亲生的,舍不得给你。后来我妈也没有再找老乡要孩子。人家拿咱新四军的后代当亲生的骨肉来养大的啊。”

作者单位:八路军新四军白驹狮子口会师旧址纪念馆

责任编辑:宋慧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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