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

许梦博，寇 依

（1.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一、引言

提高就业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1]以来，就业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已成为历年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①参见《就业成为改善民生压舱石》，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04/content_5688537.htm.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体现了党中央推进就业工作“量”“质”双提升的鲜明导向。近年来，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质量问题突出。如性别歧视问题严重，就业机会不均；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城乡分割状态，户籍制度壁垒等限制造成农民工就业机会匮乏，福利保障不完善；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工资增速慢于GDP 增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就业质量问题不可小觑。

就业质量是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让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协调起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曹前满，2021）[3]。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目标，需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促进高质量就业。作为我国财政体制顶层设计的具体体现，财政分权在要素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以及协调地区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独特优势。现有研究多集中在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及负向影响方面，大都忽视了就业质量。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高质量增长和高质量就业提出的原因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将经济和民生两方面结合起来，使得高质量增长成为一种能让社会全体成员同步受益的包容性增长（蔡跃洲和陈楠，2019）[4]。在新时代背景下，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仍是一个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探讨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机理，对于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以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就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拓宽了高质量就业影响因素的理论视角，将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就业质量三者置于同一个研究框架内，进一步明确财政分权和人力资本在高质量就业中的定位和实施重点，弥补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影响研究的不足；第二，进一步拓宽了高质量就业研究的路径，提出“财政分权—人力资本—高质量就业”的作用机制；第三，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财政分权与高质量就业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对更加科学地研判财政分权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把握二者的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财政分权作为一项调整资源配置的基础制度，反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尺度以及对财税资源的掌控和支配程度，对地区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影响。从分权演化的角度看，“中国式分权”对高质量就业具有两面性，在不同地区对就业质量会产生不同效果，其中具体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可以从“分权促进论”和“分权抑制论”两方面进行分析。

根据经典财政分权理论持“分权促进论”的学者认为，分权在满足公共物品的需求方面更具优势（Oates，1999）[5]。相较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更能确切掌握本地居民的异质性偏好。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辖区居民偏好，提供更多与本地居民需求相匹配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Tiebout，1956）[6]。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机会，并凭借信息优势扩大对社会公共物品的投资和支出，促进稳定就业和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增长（林春，2017）[7]。作为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公共就业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是运用公共资源帮助劳动者获得就业岗位、提升就业能力以及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的重要手段。改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匹配效率对于总就业、总产出和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都至关重要（罗楚亮和刘盼，2022）[8]。劳动就业创业服务存在的“供求不匹配”问题导致重就业数量、轻就业质量问题突出，促就业成效不佳（王阳，2019）[9]。多层级的政府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激励地方政府加快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政策，从而创造有利于就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有助于实现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均衡协调（陈建刚，2005）[10]，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同时，财政分权体制下自主权的增加可以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责任感，地方政府有效发挥信息优势，能更确切地根据劳动者需求制定劳动力市场政策，激励劳动者更加努力和高效地工作，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

持“分权抑制论”的学者认为，在财政分权的激励和约束下，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形成了“为增长而竞争”的局面。同时，晋升博弈导致经济目标短期化，政府官员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能在短期内带动经济迅速增长的生产性支出领域（Jia et al，2014）[11]，致使对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罗昌财和沈建祥，2022；储德银和邵娇，2018）[12][13]，从而降低了公共就业服务发展水平。分权体制下政府间的“标尺竞争”造成地方政府对规模扩张的偏好要高于质量提升偏好，持续投入且见效慢、难度大的民生领域，往往让位于经济增长和由此带来的就业数量的增加，最终抑制了就业质量的提升。另外，以GDP 作为垂直考核指标的地方政府对资本和劳动、本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的选择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为实现本地经济增长而做出的地方保护行为会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扭曲，从而进一步造成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持续走低（祁毓和李祥云，2011）[14]。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H1a：财政分权能够促进高质量就业。

H1b：财政分权能够抑制高质量就业。

人力资本是影响我国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前提。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高质量就业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观点。在中国式财政分权条件下，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地方可支配财力引发区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进而提升区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杨志安和李梦涵，2019）[15]。教育和健康作为形成人力资本的两大途径（Schultz,1961）[16]，教育和医疗投入有助于构建全面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成为重要的分析视角。财政分权体制相对于集权体制更能够满足区域内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可以通过加大教育人力资本及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马浚锋和刘晖，2022；张宏翔等，2014；刘文玉，2018）[17][18][19]。但是，财政分权的程度需要设定合理界限，不同程度的财政分权对不同类型地方公共服务的配置具有不同方向的影响（龚锋和卢洪友，2013）[20]。例如，财政分权体制下的竞争机制、官员晋升机制与政绩考核机制等可能导致财政决策偏向生产性支出。在硬性预算约束下，为扩大地方税收和预算收入，地方政府往往会忽视居民福利最大化问题，导致民生福祉相对下降（陈黎明等，2023）[21]，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重基本设施、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现象（傅勇和张晏，2007）[22]。另外，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看，地方政府财政自主程度的提升会加剧地区劳动力的流动（肖挺，2014）[23]。劳动力的流向不仅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有关，还涉及对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的选择。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公共服务数量、质量和便捷性更好的城市（藏媛和范博凯，2022）[24]。“用脚投票”机制改变了本地人力资本积累及外部人力资本流入情况，进而引起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为特定地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了助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财政分权能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进而影响高质量就业。

H2b：财政分权会抑制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进而影响高质量就业。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作用，本文建立面板基准回归模型，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下标i代表中国30①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严重，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予以剔除。个省（自治区、直辖市）、t代表时间；Emp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高质量就业指数；Fdit为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controlit表示方程中所用到的控制变量集合；α0为常数项；μi为省份固定效应，λ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假设，为了检验财政分权是否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间接影响高质量就业，本文借鉴Baron 和Kenny（1986）[25]、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26]的做法，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Humit为中介变量，指人力资本。

最后，为进一步揭示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作用效果，本文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参考Hansen（1999）[27]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构建如下门槛回归模型：

其中，T为门槛变量；δ为门槛值，且δ1＜δ2；I(·)为指示函数，如果满足括号内条件，I(·)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二）指标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照赖德胜等（2011）[28]、戚聿东等（2020）[29]的研究，基于高质量就业的内涵，同时在严格遵循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以及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从就业环境、工作报酬、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就业质量进行评价。本文以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单元，构建了一个包括4个一级指标和17个二级指标的高质量就业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高质量就业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选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来计算指标权重。因为熵值法最初是由信息熵的概念发展而来的，在确定权重系数的过程中可以解决主观赋权法无法避免的随机性、臆断性等问题，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本文首先对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差异带来的影响，而后利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在此基础上利用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高质量就业的综合指标水平，从而得到稳健的各省份就业质量得分。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Fd）指标。学术界关于财政分权具体衡量方式的讨论较多，但目前尚未有统一、公认的结论。现有文献主要将度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分为三类，分别为“收入指标”“支出指标”“财政自主度指标”。本文借鉴贾俊雪等（2011）[30]、陈硕和高琳（2012）[31]的研究，沿用当前学术界较为主流的分析思路，从财政收入分权维度刻画财政分权水平，并将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在进行稳健性分析时引入。为了削弱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和人口规模对分权指标的影响，采用地方和中央财政收支人均化的方法以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表示方法如下：

3.中介变量

人力资本（Hum）常见的度量方法主要有劳动者报酬法、学历指数法、受教育年限法、技术或职称等级法、教育经费法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参考白雪梅（2004）[32]、黄海刚等（2023）[33]学者的研究，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按照受教育层次与受教育年限的对应关系，以相应受教育层次的人数占人口的比例为权重，加权计算得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而反映出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4.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对实证结果稳健性的潜在影响，本文借鉴以往研究文献（王文，2020；丛屹等，2022）[34][35]，将如下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1）政府干预程度，采用省级层面政府财政支出额占GDP 的比重表示。（2）社会和就业财政支出，以其占GDP 的比重表示。（3）贸易开放度（Ope），本文选取对外贸易依存度作为贸易开放的衡量指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 的比重表示。（4）人口老龄化，采用老年抚养比来衡量。（5）交通通达度（Trc），本文采用人均邮电业务量作为衡量指标。（6）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 的比重表示，并根据当年汇率将外资金额核算为人民币单位。（7）产业结构（Stru），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备性，本文最终收集和整理了2005—2021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平衡面板数据。所选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中经网数据库以及各省统计年鉴。为了确保变量的平稳性和减少异方差所带来的干扰，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对于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一）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需要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使用随机效应方法还是固定效应方法。结果显示，基准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Hausman检验，说明固定效应方法在本文中更加适用，考虑到模型存在时间效应，因此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处理方法，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模型（1）仅控制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财政分权能够有效促进高质量就业。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形成模型（2）～（7），可以看出，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渐加入，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指标的系数依旧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研究结果证明了假设H1a成立。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从控制变量来看，各控制变量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方向和效果有所不同。其中，社会和就业财政支出、贸易开放度和交通通达度显著地促进了高质量就业，符合本文的预期。社会和就业财政支出丰富和完善了各种积极的就业政策，是实现高质量就业以及维护高质量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从整体上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增长并缩小了收入差距。交通运输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交通通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政府干预程度、人口老龄化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且估计系数为负，说明需要适度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调整优化人口政策，才能为高质量就业提供推动力。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能与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及产业结构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有关，需要充分利用外资带动本地产业发展，并注重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效性，从而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

为了得到更稳健的回归结果，本文采取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式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依据上文，考虑以财政支出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稳健性指标重新进行回归（见表4）。估计结果显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相关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系数符号方向一致，财政支出分权系数数值略有增大，这意味着在支出指标下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有利影响相对更强。两种情况下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健，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4 稳健性检验

2.改变回归样本

考虑到北京、天津、重庆以及上海在财税、立法、社会等方面的独特性，与其他省份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别。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将直辖市属性样本剔除后重新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2）列所示。同时，考虑到我国2012 年开始实行“营改增”试点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改变。为排除“营改增”对财政分权的影响，截取“营改增”之前的时间样本（2005—2012年），然后以此为基础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3）列所示。从回归结果看，无论是剔除直辖市，还是改变样本时间，财政分权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再次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双侧缩尾处理

为避免异常值的不良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处于1%至99%以外的极值样本进行缩尾处理，并对处理后的数据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如表4（4）列结果所示，财政分权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高质量就业表现出正向作用，说明本文的核心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4.内生性处理

由于静态面板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而使模型结论偏误，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参考甘行琼等（2020）[36]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上的方法，本文以滞后一期的财政分权程度作为工具变量。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方面，使用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做法（吕冰洋和陈志刚，2021）[37]。财政分权是一种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因此，上一期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本期的财政分权程度具有很强的联系，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就业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地方政府当期的行为策略，前一期的财政分权程度很可能不会对就业质量产生影响，即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表4（5）列显示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这一结果显示，在考虑财政分权与高质量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财政分权指标的系数依然为正，表明财政分权能够显著促进高质量就业，实证分析结果依然稳健。

（三）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为了深入分析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假说（1）进行进一步验证，本文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在财政分权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中介效应，具体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由表5 第（1）列可知，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总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财政分权程度每增加1%，就业质量水平相应提高1.179%。第（2）列考察了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影响系数为0.212，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第（3）列中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高质量就业；而财政分权的系数在控制人力资本后仍然显著为正，但回归系数相较模型（1）中略有下滑，表明在财政分权影响高质量就业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在其中充当中介角色，且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续表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另外，通过分析中介效应的具体数值可知，该中介效应的数值为0.169[将第（2）列财政分权的系数与第（3）列人力资本的系数相乘得到]，可以解释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总影响的14.30%[将上述中介效应除以第（1）列财政分权的系数得到]。上述结论证实了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提升的作用渠道：财政分权→人力资本→高质量就业，结论支持研究假设H2a。

（四）异质性分析

上文证实了财政分权能够显著促进高质量就业，但是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呈现多样化特征，财政分权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检验这种可能性，参照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地区分类方法，将所选的30 个省级行政区归类为东、中、西部三类地区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 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 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本文未包含西藏数据），进一步考察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影响的地区异质性特征，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地区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表6 的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就中部地区而言，财政分权指标系数虽然为正，但其统计意义并不显著，即财政分权对中部地区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中部地区样本量相对较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回归结果；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处于经济快速崛起阶段，“中部崛起”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得到高度重视。在竞争机制与政绩考核机制、官员晋升偏好的共同影响下，中部省份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发展具有经济增长效应的产业，并且倾向于依靠投资等方式在短期内拉动经济。经济增长需要增加劳动投入，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就业总量，但并未加快就业类型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变，导致财政分权对于就业质量没有起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作用。此外，相比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财政分权的回归估计系数更大。这表明，相较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体量较大，在产业结构、生产效率以及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均要优于西部地区，提升空间相对有限，因此，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而西部地区的此类影响仍处于边际效应递增阶段，财政分权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更为明显，助力高质量就业的效果更为显著。

五、进一步拓展研究

前文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可以促进高质量就业，也证实了财政分权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就业质量提升的传导途径。结合理论分析和现实条件，这种促进作用并不一定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有可能会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而呈现非线性关系。基于此，本文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展开检验。首先，在门槛回归之前需要对门槛数量和门槛值进行考察。本文运用Bootstrap 方法获得F 值的渐近分布，进而构造相应的P值，结果见表7。检验结果表明，单一门槛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三重门槛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结合表7，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2.000 和2.093，且均在95%的置信区间内，说明门槛估计值是可接受的。

表8为以人力资本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显示，各区间对应变量的影响系数在数值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不同程度的财政分权都对高质量就业存在门槛作用。具体而言，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于2.000时，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系数为0.932；当人力资本水平介于2.000—2.093区间时，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其影响系数为1.639，意味着财政分权程度每提升1 单位，会使高质量就业水平提升1.639单位；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2.093时，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增强，回归系数变为2.065。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从全国范围来看，当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提高时，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提升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特征。即财政分权促进高质量就业的作用受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省域内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

表8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5—2021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在构建了高质量就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样本省份和时间、双侧缩尾以及工具变量估计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存在；（2）人力资本在财政分权正向影响高质量就业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份额为14.30%；（3）分区域看，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强化作用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增强作用大于东部地区，但对中部地区的作用不如东部、西部地区显著；（4）人力资本在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中具有门槛效应，第一和第二道门槛值分别为2.000 和2.093，在跨越两道门槛的过程中，即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提高财政自主度。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可以促进地区的高质量就业，因此适当加大财政分权程度，有利于地方政府发挥信息优势，减少信息不对称成本，从而营造有利于高质量就业的制度环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进一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解决促进高质量就业的财税政策所存在的体制性问题，发挥现代化财政分权体制对各地区就业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作用。并且，应该改变以区域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作为垂直考核指标的评价标准，明确把就业质量纳入评价体系。地方政府需要采用多元化政绩考核机制，将民生工程等纳入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之中，制定符合本地高质量就业的政策。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可以有效地减少财政分权体制所引起的地方政府片面追逐经济增长而对就业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避免个别地方出现只追求就业总量而不注重就业质量的现象。

第二，重视人力资本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多渠道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与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财政分权提高了就业质量，而且更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的高质量就业。地方政府应该调整过去重视物质资本积累而忽视人力资本积累的财政支出结构，充分认识人力资本在就业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将人力资本视为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核心。各级政府应当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力度，引导高素质人力资本向发展潜力更大的产业或行业流动，激发高素质人才的创新活力。其中，教育是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地方政府应该从规模和质量同时加大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区域内教育事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并助推高质量就业。

第三，因地制宜调整财政分权程度，加强跨区域的合作机制。我国不同地区之间高质量就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财政分权对东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有所不同。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表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地方政府应着力增加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出，保障民生性支出、科学技术类支出等服务性支出的充足性，以财政为基础培育人力资本增长新潜力。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建设水平特点，政府可以继续发挥地理以及技术创新资源等竞争性优势，加速区域间劳动力流动，从而产生促进就业质量提升的辐射效应。政府要做到因地制宜完善地方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制定区域差异化就业质量改善策略，促进财政分权与就业质量的“同频共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