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家:中国大学校长的必然选择
——李钟善教授专访

李钟善 张正峰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

李钟善教授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中颇有建树，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领域重要的研究者。 李钟善教授在1983 年撰写了一篇《关于“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的几个问题》的长篇论文。 这篇论文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影响，随后，李钟善教授选编出版了《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一书，极大推动了当时对社会主义教育家问题的深入探索。 今日，我国推行教育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步伐。 2023 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1]，在全社会掀起了“教育家精神”的研究热潮。 在此背景下，《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邀请陕西师范大学张正峰副教授(下文简称“张”)对李钟善教授(下文简称“李”)就“社会主义教育家”“教育家精神”等问题进行了专访，希望促进学界对“教育家精神”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全面理解。

一、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

张:李老师，您从事高等学校管理工作多年，对高等教育管理进行了很多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在“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这一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您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您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这个命题的?

李:我国历代教育家，从孔子到陶行知等，可以说各领风骚数百年。 他们既是“经师”，更是“人师”。史载详情可不必赘述。 这些教育家实践令人敬佩，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教育家精神”更是令人敬仰。 虽然从时间和空间而言，他们并不能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教育家，但是探究和深挖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有益方面，无疑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改造原有的高等学校，以适应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新中国续聘了一些老教育家担任高等院校校长。 同时，国家还委派了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到高等院校担任校长，一方面继承了历代大学校长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特征和实践路径。 经过多年工作实践，诸多大学校长深刻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熟悉了教育制度，了解知识分子政策，参与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真正从外行转变为内行，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早期的教育家。 例如，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复旦大学的陈望道，厦门大学的王亚南，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兰州大学的江隆基，陕西师范大学的刘泽如、郭琦、李绵，等等。

那么，这些大学校长具有什么样的群体特征或共性呢? 我个人认为，第一，学术功底非常深厚。 哪一个校长不是佼佼者? 第二，社会威望非常高。 第三，待人宽厚，人际关系和睦。 第四，具有全面的领导管理水平。 第五，为人品格高尚。 第六，国际视野相当广阔。 他们的思想、实践和管理措施对当时的大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少问题，教育家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赓续和传承。 高等教育事业和大学在发展中遭遇到了一些停滞或重大损失。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表明:不是真正的教育家，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家，就办不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管不好高等学校。 凡是高等教育失误的时期、受挫折的地方，基本上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个问题有关。 比如，有些老同志被党政部门派到高等院校担任领导管理的工作，开始不大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大了解高等院校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总是按照党政系统的工作方式方法进行工作。 结果，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相互间都不适应，从而产生了许多矛盾。 尽管这些高等教育领导者对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等宏观方面知道的多，但是对于高等学校微观方面了解的少。 当了书记、校长以后，他们并没有很快转变角色，深刻理解教育体系与党政系统之不同，因此有时候完全按照党政系统的办法管理学校，讲话、做报告也是党政系统的模式，常常会令学生和教师们很反感，结果也就出现了许多违背高等教育规律的现象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发展日新月异。 同时，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来，向高等学校提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这些对每一位大学领导者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面对现代高等学校的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外部制约因素越来越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越来越迅速，一般的领导者若不及时调整与转变观念，与时俱进，科学探索，就难以适应教育管理改革越来越深化的新形势。 此外，教育实践证明，纯学者型的专家、教授如果不能尽快地成为管理内行的教育家，那么就很难适应现代高等学校领导管理工作的要求。 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懂高等教育的内行、教育家；高等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高等学校的广大教职工都迫切要求和希望其领导人员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家。 这是时代和现实教育的迫切要求。 与此同时，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其本身也要求必须产生自己的教育家。 没有教育家，不可能做好思想教育、专业教育和学术引路等工作，这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和内外部需要。

基于上述多方面原因，我于1982 年在国家教委西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培训校长时就提出了此命题。 1983 年，我写出了关于“大学校长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文章，在社会上反应很强烈。 此文后来发表在《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88 年第2 期)上，随即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为此，陕西省还专门召开大学校长座谈会讨论这一命题，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干部局还为此专门发来贺电。 1985 年秋，教育部有位副部长也专门在柳州召开全国讨论会，命题虽然不是我这个命题，而是高等学校书记、校长的素质问题，但实际问题是针对我谈的这个社会主义教育家问题。 我当时讲“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还没有限定“必须”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 到了1987 年，中共中央18 号文件《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高等院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2]根据不少高校朋友建议，我主编出版了一套《高等教育管理丛书》，其中一本还专门以《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为书名，曾任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党委书记的于北辰还专门为此书作序。 此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9 年2 月出版。 之所以该书出版得迟了一些，是因为当时召开校长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该命题，好多人为此写了文章，完善补充了我这个观点，他们的文章也要收入此书。 在此影响之下，上海市高教学会学长余立同志紧接着出版了《校长——教育家》这样一本书。

张:您能详细谈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家吗? 他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素质? 或者说，社会主义教育家与一般教育家的关系、不同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在分析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家之前，我们需要先分析一般教育家的内涵和外延。 这里所说的教育家，是指那些既具有专业特长，并创造新知识，教好学生，又善于创造性地管理好学校，取得丰硕成果的专门家。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有非常多影响较大较深远的教育家，例如中国古代的孔子，近现代的蔡元培、陶行知，外国的夸美纽斯、洪堡、苏霍姆林斯基，等等。 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教育家，并享有世界声誉，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个人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不仅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在教育家的概念弄清楚以后，紧接着我们再来谈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家。 社会主义教育家是在继承一般教育家的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国情、校情创造性地管理学校，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教育家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处理一切事情都必须从人民的角度来考虑，“人民”既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教师办学，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懂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方针、政策，熟悉现有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善于结合本单位实际，创造性地发挥优势，办出自己的学校教育特色；必须热爱高等学校管理工作，具有对高等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同时具有宏观上的战略眼光和扎扎实实的教育管理实践精神，随时注意总结经验，创造自己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并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必须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和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学习、吸收、消化和改造国外学校管理的先进经验和科研成果，不断寻求改革和开拓创新；必须以自己独特的教育观念和信念，认识和掌握教育发展规律，始终按照高等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领导和管理高等学校，办出自己学校的风格；必须具有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对真理执着追求的坚强毅力、自知之明的品德和不断创新的进取心。 此外，还必须具有把自己融入领导班子当中去，充分发挥群体优势和互补互促的整体结构功能，从而使领导班子在动态中得到建设和发展的能力。

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教育家是被国家和社会所认同的高等院校领导管理人员中的佼佼者，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言行体现着相对认识一致的标准和条件。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说条条都具备了才能当校长，不是教育家就不能当校长。 但是，大学校长应该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教育家，或者说，应该努力向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方向奋斗、发展。 我期望当代的大学校长们“六亿神州皆舜尧”，都能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

张:您刚才讲了社会主义教育家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和要求。 那么，一名校长怎样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呢?

李:要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教育家，必须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考虑:一是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教育家成长的环境和条件，包括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崇尚知识和尊重知识的社会心理环境、改革创新的发展环境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是要制定一整套相辅相成的相对稳定的政策，确保教育家的健康成长。 现代的大学校长在工作中所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遇到的情况千变万化，对象又千差万别，既不能用一个模式去硬套，又不可能超脱现实不食人间烟火，不管具体事务。 因此，需要制定一整套相对稳定而又有效的政策，使他既能尽职尽责地行使职责，又能心态持久稳定。 三是要提供英雄用武的阵地。 要有使他们发挥自己才能和智慧的空间和机遇，社会主义教育家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他们需要在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还需要党组织时刻引导他们总结经验，升华理论，逐步从不自由到自由，从被动到主动，生动活泼地驾驭工作。 四是大学校长必须人格伟大，能自觉、自知、自立、自强、自我完善。 所谓自觉，就是自觉地认识任期管理目标、遵纪守法，并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所谓自知，就是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缺点、弱点和错误不掩饰并注意主动克服，虚心向一切比自己强的人学习，永远把自己置身于干部与群众监督之下；所谓自立，就是对上级不等、不靠、不伸手要，对同行不服输、敢于竞争，并具有必胜的信念；所谓自强，就是勇于进取，敢于用自己坚定的教育信念和丰硕的管理成果跻身于强林，而且要永远自强不息；所谓自我完善，就是指在知识结构上要不断更新、补充和调整，在素养上不断提高，以弥补不足，同时在领导班子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五是大学校长必须自觉地努力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脱离目标的事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3]

二、大学校长应遵循教育规律、坚守教育初心

张:李老师，您提出“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这一命题是在20 世纪80 年代。 当时，大学校长、大学所处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正发生着巨大变化。 1984 年10 月12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变了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下，高等教育实践领域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高等学校的计划外招生、学生缴纳学费以及毕业生自主择业等，以应对市场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需要。由此，人们也对教育的商品性、市场性问题有一些争论。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关于教育的商品性、市场性的问题，有人把它归纳为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 20 世纪80 年代，陕西省委与陕西省教委的负责同志曾在西安交通大学组织了关于教育的商品性、市场性问题的小型座谈会，教委负责同志是主张教育有商品性的，可以市场化。 当时陕西省社科院的院长也极力主张教育市场化、教育商品化。 他认为:教育市场化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教育市场化有利于刺激社会生产，教育商品化充分体现了价值规律，教育商品化能够刺激生产积极性。 西安交大的一位教授也从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谈了教育市场化、教育商品化的必然性、规律性。 他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证明。 我当时很客气地说:听了上述发言，恕我直言，我不敢苟同，请允许我谈一点个人不同看法。 我认为，教育有教育的规律，市场有市场的规律，两者有联系，但也有根本不同的特点，各有各的规律性和特殊性，不能完全等同看待。 第一，市场经济是以价值规律为导向，以竞争为机制，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经济形式，追求的是现实的经济利益，它往往具有时效性、速效性和局部性；而教育是培养人的过程，它具有长期性，它的社会效益是滞后的，不是立竿见影的。 第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往往是起伏震荡的，时而高，时而低，有时快，有时慢；而教育发展一般是平稳行进的，所培养的人才具有较强的社会需要的计划性。 第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往往难以控制，而教育发展的过程相对比较稳定，可控程度比较高。

因此，教育教学如果商品化、市场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必然要进行等价交换，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教师不是商人，不是卖货的人，学生也不是买货的人。 如果教师卖知识商品给学生，等价交换给学生这个买货的人，这样就毁掉了教育。 教育过程不是市场化的过程。 并且，教育中的市场经济行为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的真谛。 如果教育转化为市场经济行为，那么，教师卖知识，学生买知识，学生拿多少钱买多少知识，教师的知识不能多给，这有损于教师的教育行为、教育品格，破坏了教育的真谛。 教育的实质是育人，是培养人的全过程，不是一时，而是有始有终的全过程。 小学教师培养了小学的学生，学生毕业考到中学，中学也有中学的育人过程，大学有大学的育人过程，小学、中学、大学是培养人的全过程。 所以我认为教育是个有始有终的全过程，不是一个短期行为，更不会一蹴而就。 即使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也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需要不断补充完善知识，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从而逐步提高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

基于上述多种原因，我认为，教育绝对不能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因为它更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全面性的特点。 并且，教育的效益往往是滞后性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往往不受社会的震荡而震荡，起伏而起伏，有较强的稳定性。 比如，中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国家社会震动很大。 当时有名的大学，有名的教授专家，仍然能在局部的一定的范围之内进行人才的培养。 西南联大出了那么多人才，出了那么多优秀的院士，出了那么多国际有名的专家学者，说明在那个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仍然以培养人才为基础，稳定地持续地发展。 西北联大也是如此。

张: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学校已经由过去的“象牙塔”成为社会的“发动机”。 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职能的确立，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西方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模式。 我国政府也强调要构建产学研协作新模式，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激发各创新主体的动力和活力。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教育有没有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行为呢? 我认为是有这个行为的。 以高等学校为例，高等学校的非机密性的科研成果是可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进行等价交换。 比如说农业院校，它培养的新品种，可以进入市场进行等价交换。 但是像西北工业大学这类学校的国家机密的科研成果，是不能进入市场的，只能贡献给国家。 国家按国际需要或者国内需要给你拨款，让你研究飞机、大炮、汽车等。 所以说，教育的市场化、商品化也只适用于大学的一部分科研产品，而小学、中学则也不需要，也不能被允许进入市场。再进一步说，教育是不是个产业? 我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产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前瞻性、稳定性和国家民族性的特点。 因此，它总是受国家、民族发展需要的制约。 比如说国家为了发展航海事业，它就要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来研究，这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国家的安全，航空事业也是如此，不然你赶不上发达国家。 所以，教育培养适应这种产业需要的人才，这是必要的。

然而，现在学校的发展好像在某些方面脱离了正确的轨道。 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它应该有自己正确的发展轨道。 大中小学就应该按照自己的轨道来走，教育工作者是应该遵循教育价值规律，而不是商品的市场化价格逻辑。 有的专家问我:“你在陕西师大工作71 年了，教育现在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回答说，有成功，也有失败。 成功的是育人的行为，育人的机构还在育人；失败的就是现在把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渗透到教育行业当中，这是教育的失败，教育的悲哀，不是教育的成果。 教育者也在分化，有的人通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有的人严守教育的规律，仍然保守着教育教学、教育工作者的本质特点。 但是，在教育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有些人不把教育作为一个教育的本质行当去做，向“钱”看，追求利益利润最大化。 显然这种现象需要及时纠正过来。 因为，我自己认为这一类现象只能行之于一时，不能行之于持久。 如果行之于持久，教育就失败了，我们国家民族就危险了。

张:那么，面对市场化、经济化大潮的冲击，您认为大学校长们应该如何应对?

李:为了能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促进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高等院校在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可以把目光瞄准市场，选准课题，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和自己的可能性，开展一些必要的应用研究，特别是开发研究，为学校换取一定补偿，用以改善办学条件和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 二是市场经济可以引导企业，但不能完全引导人才，因而也不能左右学校教育事业。 学校教育只能在培养人才上、科研成果和技术转让上进行有偿服务，而不能以营利为最终目的。 三是高等学校的书记、校长们既要树立主动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增强预测能力，又要以不变应万变，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全面掌握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四是既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引进竞争机制，又要鼓励合作意识，提倡识大体、顾全局的一盘棋思想，在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关键时刻，即使牺牲小我，也要成全大我，协作为全社会、为国家努力做贡献。 五是不管客观环境再变化、世界潮流再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能丢，且要不断强化。 同时要经常注意培养师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道德行为规范，努力去抵制一些不健康、消极颓废的东西。[4]

三、民办高校的举办者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尤其是陕西民办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规模从小到大，综合实力从弱逐渐变强，在全国也很有名气和影响力，被誉为“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现象”。 您全程参与、支持和见证了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那么，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下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

李:陕西省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首先得益于20 世纪50 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为了解决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把以交通大学为首的一批东部高校陆续搬迁到西安，到1956 年，陕西高等学校就由3 所发展到了13 所。 又得益于地方政府支持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才有了20 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大量公办大学聚集在古都西安的盛况。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旺盛的高等教育需求与短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愈来愈严重，广大的青年学生要上学，家长希望学校多招生，但是，当时的公办学校条件有限，只能招有限的学生，比如说学校只能容纳一万人，而有两三万名学生上不了学。 当时，陕西省又是穷省办教育，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与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之间矛盾更为激烈，于是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就应运而生。 1984 年，陕西省第一所民办高校——西安培华女子大学宣告成立，此后相继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经过近40 年的探索与发展，截至2022 年，陕西民办高等学校达到了33 所(含独立学院10 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民办高等教育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缓解了公办高等教育的压力，为广大受教育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选择，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适用性人才和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

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一是20 世纪80 年代初到80 年代末为初级创业的“三无”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举办各种培训班为主要形式，规模很小，无固定教室，无专任教师，基本无前期教育投入，社会认同程度低。 二是20 世纪90 年代初到90 年代末为民办高等教育大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多数民办高校有独立的校舍，拥有一定的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学科专业设置逐渐多种多样，规模也越来越大，社会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入。 三是21 世纪初以来为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高峰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注重学校的高层次发展，注重学校原创品牌转化发展，注重学校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注重个性特色化发展。

张:李老师，您曾先后亲自到西安培华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西京学院等民办院校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它们的发展进行了咨询和指导工作，对它们的情况非常熟悉。 那么，您能不能分析一下陕西民办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今天成绩的原因?

李: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指的是中央到地方出台的政策，陕西总是走在前面的。 陕西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确保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出了“先发展、后规范”的指导思想，被群众形象地称为“只给牌子，不给钱”“只戴帽子，不放权”。 “地利”指的是陕西本地有几十所公办的高等院校，还有数以万计的退休教师可以充分利用。 而且这些教师分属不同门类，理、工、农、医等都有，这是支撑民办高校持续、健康发展极为重要的支柱体系。 实际上，据我了解，一些民办大学之所以难以为继，办学困难，质量不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大学优秀师资的支持和支援。 “人和”指的是宽松的办学政策使富余的教师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 当然还涌现了一批具有开拓创新、锐意改革、执着于民办教育事业的办学领军人物。 所以，我认为在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缺一不可。

张:我记得您之前讲过，在陕西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潘懋元先生曾问过您:“陕西民办高等教育这个红旗能扛多久?”今天，随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进程深入，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着诸多困难。 潘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峻。 那么，您认为当前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李:我认为，当前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一是全局性的教育政策问题。 包括:自1999 年以来，公办普通高等院校的扩招影响了民办高等院校的生源；2004 年教育部取消了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各试点民办学校于2005 年起停止招生，制约了民办高等教育的生存空间；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极大地限制了民办高等教育规模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政策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对民办高等教育产生“亏损”性影响。 二是民办教育政策问题。 民办高等教育要发展，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要看中央的民办教育政策是如何逐步完善，如何支持民办高校的发展。 三是民办院校自身存在的问题。 民办院校大多数办学层次偏低，仅限于大专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对民办高等教育来说，规模、环境、质量将是影响其发展的相当重要的衡量指标，省际竞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能会受制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院校内部领导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够协调，缺乏系统科学运筹，亟须进一步理顺；部分院校办学者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没有坚持性，没有办学的毅力和魄力，没有严格地按照高等教育规律办学；有些院校缺乏正确的学校建设与发展定位，攀高求大，一心“克隆”个人心目中的公办大学；普遍不大重视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学科专业与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和校园建设规划。[5]

张: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这些困难和问题，有些是因为教育政策引起的，有些是民办高校自身原因引起的。 为了实现民办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各级政府应该制定鼓励、推动民办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明晰产权，确保民办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建立有利于民办高校积极发展的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民办高等教育的举办者也应该努力解决自身的问题。 那么，您认为他们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李:为了实现民办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举办者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民办高校的办学宗旨与国家的教育方针相一致，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二是要不以营利为目的。 教育事业是公益性事业，任何时候都应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掌握这个原则，办学的目的就会明确，学校也能得以长远发展。 三是要注重质量、提高效益。 质量是学校的生命。 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增强大学生对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使他们勤奋学习，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技能本领。 民办高校要提高自己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要努力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在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经济效益，即一方面从新增投入中追求绩效，另一方面从现有资源中充分挖潜，练好内功。[6]四是要准确定位和确立办学特色。 五是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六是要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例如，民办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投资者和办学者的关系，等等。 七是既要有当年创办人的精神和毅力，更要有能够使民办高校更好发展的后继力量和优秀人才。也就是说，民办高校要有好的接任者。 这个接任者很重要。 如果接任者培养不好，容易制造学校内部和创办者家庭的矛盾，给学校制造不安定的发展环境，影响学校的发展。 如果靠外聘公办退休的大学校长，实事求是地讲，有些人担任校领导，不是在那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把它当作自己事业来干，或者说像一个教育家去干的，这是很大的问题。 最后强调一点，如果民办高校发展苗头不好，还是及早地交给政府为好。

张: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的专访。 通过您详尽的分享，我对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有了更深的体会，也对教育属性及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李:谢谢! 也祝《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