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当代中国科技文化话语权建构

齐承水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82)

引言

随着全球科技文化的深入发展，科技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 概括起来看，中国科技文化话语权是指我国基于自身科技文化实力的基础，在国内外舞台上充分进行科技文化议题设置，科技文化话语解释、传播与批判，是推动我国科技文化事业发展和维护自身科技文化发展利益的权力和权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这说明，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话语权以维护和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对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作出重要部署的具体实践。 面对全球科技和交往的不断发展，科技文化的竞争已经成为各国文化较量的重点，基于此的科技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各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问题域。 当前，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强自身的科技文化传播能力，通过隐性或显性的手段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进而在提升科技文化话语权中扩张自身的意识形态版图。 有鉴于此，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话语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增强自身的科技文化软实力，提升科技文化话语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进而才能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中占据优势。

一、科技文化话语权的意识形态属性

科技文化话语权本身是一种价值规范，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的集中体现。 随着科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科技文化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权力在社会控制方面与军队和警察一样具有决定性作用”[2]31。 不论是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成为政治理性，还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科技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实科技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意识。这种精神意识或者价值共识本身就表明科技已经具有了文化话语权的形式，并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断展现自身的力量。 当科学技术的文化话语霸权地位形成之时，进而再转变为意识形态也是势所必然[3]。 因此，我们不能将科技文化话语权看作是一个孤立抽象的概念，而是同意识形态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科技政治学的视角看，科技文化话语权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权力和权利，对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走向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概言之，深入阐释和厘清科技文化话语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对分析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我国科技文化话语权做好了理论铺垫和学理性的阐释。

(一)科技文化话语权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科技文化话语权并非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它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中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在阶级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中，由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科技文化话语权具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特征。 究其原因，就在于科技文化话语权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统治阶级利益需要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科技文化话语权。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550。 科技文化话语权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存在，其实质是以统治阶级的内在需要为依据的。 可以说，科技文化话语权深刻表征了统治阶级自身的科技文化发展实力。 事实上，作为具有一种文化权利或权力的科技文化话语权，它是人类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必然，其深刻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文化性特征。 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科技才不再限于器物层面，科技文化才得以真正形成，科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取向，科技文化精神得以独立”[5]。 然而，在不同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中，科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诉求实际上是以一种科技文化话语权的形式得以反映的。 深入思考可知，阶级社会中的科技文化是意识形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构建起来的科技文化话语权是奠基在鲜明的意识形态文化基础上的。

进而言之，科技文化话语权并非仅仅是一种精神意识的存在，它深刻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现实性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虚幻的，其本质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并反映于现实生活的。 科技文化话语权表现出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其实“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4]525。 从人类科技文化发展的历程看，每一次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都是以现实的生产力发展为推动力的，由此统治阶级构建起来的科技文化话语权具有深厚的现实土壤。 从时代发展看，意识形态的现实性总是以解决当前社会发展的难题为载体的，由此构建科技文化话语权是巩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策略。 从现实纬度看，科技文化话语权实际上具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征。 也就是说，被构建起来的科技文化话语权是指向一种实践的目的，这种目的就是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 事实上，科技文化实际上是“科学技术在发挥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成果”[6]。 当前意识形态的发展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科技意识形态，科技文化话语权作为科技实践活动具体表现，因而其具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征。 因此，科技文化话语权的理论与实践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政治环境而存在，而是表现出了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文化性、时代性以及实践性特征。

(二)科技文化话语权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发展，提升科技文化话语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也是不同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现实需要。这是因为，科技文化话语权“既表现在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无不是该国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也表现在国家文化还引领着该国的政治方略和外交政策”[7]162。 在科技加速发展和社会生活步调加速运行的前提下，对科技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其实已经成为各国进行意识形态博弈的焦点。 面对意识形态的斗争需要，一些西方国家竭力在世界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其中进行科技文化的渗透无孔不入，他们力图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变成全球的普遍性真理。 正是受到冷战思维模式的影响，西方国家科技文化话语权的提升与传播是以所谓的意识形态安全为导向的。从当前意识形态的对抗看，西方国家利用线上的网络媒体和线下的科技产品销售，为提升科技文化话语权以增强意识形态扩张能力作准备。 尤其是随着资本与技术合谋对科技文化发展的绑架，科技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了资本的话语权。成熟的科技文化“已广泛地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外交、军事、教育、艺术等领域中，成为人类其他社会活动日益重要的基础”[8]3。 基于此，提升科技文化话语权已经是不同经济发展竞争和意识形态文化竞争的重要标志。

提升科技文化话语权是应对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其本质是为了维护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葛兰西曾指出在西方工业社会中，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 换言之，工业和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导权如何获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 从唯物史观看，科技文化话语权是上层建筑在科技发展领域的体现，它本质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 如何通过不断提升科技文化话语权来引领和整合不同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这对增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一步讲，增强科技文化话语权其实是在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基于此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才会得以巩固。 同传统文化领域的安全不同，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型技术的发展，科技文化话语有了新的载体。 “科学技术虽然不等同于文化的全部，而只是人类文明系统的组分或要素，然而，近现代文化史表明，科技发展的水平与程度已越来越从根本上规定了文化进化的水平与程度。”[8]2科技文化话语权在全方位、立体式的交往中筑牢了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并在认知解释、价值信仰、目标策略等方面体现了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 由此，科技文化领导权彰显了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能力，从而增强对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

(三)科技文化话语权受到意识形态发展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意识形态性不断展现，科技文化话语权的产生缘由、发展方向、社会效应等是由统治集团自身利益所决定的。 换言之，意识形态发展对科技文化话语权的影响主要是基于统治阶层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4]550-551科技文化话语权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关系的表达，其实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自由意志和直观利益。 尽管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在科技与政治的不断融合发展中，科技文化的权力或权利始终不能游离于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 根据布尔厄迪的场域理论，不同意识形态场域的斗争，本质上都是取决于统治阶级对利益的占有。 从根本上看，科技文化话语权是服务于意识形态场域的，意识形态的发展现状又决定了科技文化话语权是否强大。 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发展，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科技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由此“政治化科学技术，具有掩盖真理，转移焦点的功能，其结果是迷糊甚至混淆人们真理性认识，增加了或扩大了追求真理的难度，搅浑了意义标准和真理标准”[9]。 事实上，以科技政治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输出更多披上了科技文化交往的外衣。 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科技文化表象的存在事实，而是要从作为权力或权利的科技文化来透视其存在的本质现实。当前人们正处在科技文化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中，面对不同意识形态进行较量的需要，科技文化话语权是由政治团体所操纵。 因此，科技文化话语权并非纯粹由科技文化在全球的传播而形成的，其本质是由意识形态的力量所推动的，并受到意识形态发展所影响。

二、当代中国科技文化话语权面临的意识形态交锋挑战

面对全球意识形态的复杂化发展，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成为国家间较量的常态，意识形态决定科技文化话语权的前进道路和发展方向。科技文化话语权主要包括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权、科技文化话语的解释权、科技文化话语的传播权、科技文化话语的批判权。 在当代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大课题。 在复杂而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中，当代中国科技文化话语权面临着诸多挑战，科学分析这些挑战因素对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利益格局发展变化对中国科技文化议题设置权的挑战

科技文化议题设置权是指一国根据国内外文化的新发展形势，主动提出科技文化发展的议题，并围绕科技文化议题来影响科技文化本身和整个社会系统发展的权力或权利。 从本质上看，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主要由一个国家自身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这也是不同意识形态交锋的内在体现，“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0]。 这表明，利益是指引意识形态交锋中科技文化发展议题设置的根本性力量。当前，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 从国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发展，人们在满足自身物质利益基础上逐渐追求多元利益，这种利益关系变化表现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9科技文化议题如何设置才能促进人们利益关系的平衡，这是值得思考的。 从国际来看，尽管中国作为新兴力量为原有国际秩序的改革注入了动力，但西方国家也不断在调整自身的科技文化战略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科技文化的较量中，一些西方国家以一元化的科技文化发展方式代替多元化的发展，试图建立以资本主义为核心体系的科技文化发展模式。在意识形态交锋中，当前世界利益格局已经由以前的单极化转向多极化，设置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议题的挑战与机遇同在，但归根究底要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从意识形态安全视角看，利益格局的变化对我国科技文化议题设置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国内利益的发展变化促使我们在思考应该设置什么样的科技文化议题，才能满足人们的多元利益需求，从而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群众基础。 其二，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战略影响我国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 西方国家的科技“文化输出绝非简单的交易，也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构建了多元立体的输出策略”[12]。 这些国家借助资本力量和市场机制，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进行科技文化的渗透以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从而削弱我们的科技文化价值观。 其三，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显性的行政手段调控科技产品的贸易与走向，从而影响我国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 科技产品是科技文化的外在形式，它除了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还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识形态意义。 “拥有丰富经验和手段的大型传媒联合企业从新市场中获益最多、最耳熟能详的传媒文化通过西方(特别是美国)内容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价值生产的方向。”[2]140行政手段是意识形态的表现而已，因此西方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行政手段阻碍了我国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和发展。 其四，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政治联盟破坏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以所谓的共同价值影响中国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

(二)多元社会政治思潮对中国科技文化话语解释权的挑战

科技文化话语的解释权是指在体现统治阶级价值观的前提下，赋予科技文化话语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培育科技文化话语的思想沃土，从而讲好科技文化故事。 从目前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民主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对当前中国科技文化话语的解释权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有一部分人把中国的科技强国梦看作是科技决定论的产物，并借助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来否定中国自身科技文化的发展，并主张以简单复兴儒家传统文化来解释和统领中国科技文化话语。 尤其是在西方科技文化发展战略的影响下，“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一些方式发挥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作用。 首先，通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形式，新自由主义通过暗示其本身不可能存有的经济合理性来限制社会科学洞察社会关系现实的能力”[2]233。 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想建立一种内在的文化压迫格局，促使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发展受到限制。 因此，如何解释、解释什么以及解释的意义何为? 是我们注重科技文化话语权解释工作所要考虑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多元化，他们认为应该以多元文化主义来发展中国。 这部分人借助后现代主义思潮来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异质性，是典型的罗格斯主义。 换言之，部分后现代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非本体论、过时论、无用论。 这部分人试图对当代中国科技文化话语进行肆意解释，消除科技文化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基。 多种社会思潮对我国科技文化话语解释权的影响体现在:其一，冲击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根基。 文化是意识形态的核心，科技文化是维护意识形态的崭新课题，重视科技文化就是重视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根基。其二，弱化科技文化话语解释权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作用。 当前科技的迅猛发展进一步证明，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科技和科技文化，同时还要通过做好科技文化话语解释来支持意识形态工作。 其三，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尽管科技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但它通过“短、快、平”的方式逐渐融入世俗生活中来，用碎片化和片段化的方式占据主流的思想意识，从而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威胁。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3]思想意识的力量是巨大的，必须要同错误的社会思潮进行斗争，进而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科技文化话语的解释权。 要在伟大斗争中深刻揭批多元社会政治思潮的险恶用心，从而有效降低其对当代中国科技文化话语解释权的冲击。 总之，不仅要厘清中国科技话语解释权受到挑战的因素，而且也要深入剖析这些因素的内在本质。

(三)西方科技文化霸权对中国科技文化话语传播权的挑战

科技文化话语的传播权指的是在全球文化的交往空间中，科技文化通过多种途径和媒介来宣传本国的科技文化思想，从而扩大和提升自身科技文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在当代中国，科技文化的传播本质是宣传中国的科技文化价值观，从而提升中国的科技文化软实力，进而实现文化强国梦。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加强科技文化传播的目的在于:一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存在，维护资本主义的长久统治；二是在时间维度上，西方国家科技文化的传播有其历史的根基，通过科技文化侵略和渗透，从而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别国；三是在空间维度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步实现了自身科技文化价值观在落后国家的传播。 “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的扩散当作是其本身的独特‘文化领域’的扩散。 因此，我们将进一步检视跨国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否产生了同质化的全球文化。”[14]在复杂而丰富的世界交往中，西方科技文化以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为后盾对中国科技文化话语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背后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较量。

归纳起来，西方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增强自身的科技文化霸权。 首先，西方国家强化传统手段增强科技文化的领导权。 在科技全球化日益紧密的时代，有关科技的人流和物流都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一些西方国家花费巨大的资金支持对外文化交往，以兜售自身的科技文化价值观。这些西方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通过教育培训、学术讲座、学术赞助、教师派送等方式，使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知识精英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精神”[15]。 除此之外，他们输出的诸多科技文化产品本身附加着自身的价值观，从而增强在中国的影响力。 其次，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进行科技文化传播。 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播已经由显性的殖民掠夺、商品贸易、市场争夺等方式转向隐性的网络传媒。 “资本扩张的全球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被传媒强化。 第一，传媒通过信息软件的传递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远程控制打破了空间限制。 第二，通信传媒为文化产品和分配的商品化服务，并日渐成为由全球化进程所创造的市场的购物门户。”[2]141西方国家借助新媒体的隐蔽性、虚拟性、欺骗性等特点，对中国进行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宣扬西方科技价值观的优越性，从而动摇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观。 最后，西方国家利用规则优势打压中国科技文化的传播。 这些科技“霸权国利用标准体系这种规范性力量，以技术、规格、质量等要素，作为产品流通与规则的限定条件，从而全面影响国际政治的方方面面”[16]。 因此，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科技力量，在科技文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抢占科技文化话语传播的优先权，阻碍中国的科技文化传播。

(四)西方科技文化批判理论对中国科技文化话语批判权的挑战

科技文化话语的批判权是指，在科技文化话语的传播过程中对所遇到的主要危险或呈现的主要矛盾进行综合考量，并排除错误的科技文化思想，进而确保本国科技文化话语得以顺利传播的权力或权利。 在科技文化话语的相互交错中，西方国家始终强调意识形态终结论、西方中心论、中国威胁论，一切服务于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在理论设计方面，西方国家虽然看到了科技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弊端，但所形成的科技文化批判理论却始终没有跳过资本逻辑的支配；在话语实践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科技文化话语进行批判，在科技文化交往中制定以资本主义利益观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尤为明显的是，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科技外交政策，在技术转移、科技知识产权保护、科技自主创新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 究其实质，就在于西方国家常常站在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以虚假、纯粹的科技文化批判理论来统领一切。 概言之，科技文化话语交往中所出现的矛盾的解决，都必须要以西方的科技文化话语的批判理论为依据。

西方科技文化批判理论只是增强资本主义科技文化软实力的手段，是巩固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 “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关于自由的文字游戏，这场游戏既暴露出资产阶级为了驾驭他们的自由的被剥削者，决心用自由的讹诈来欺骗他们，同时也反映着资产阶级需要像被剥削者体验自由那样去体验自己的阶级统治。”[17]随着理性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西方国家以一种普世的科技文化话语来宣扬自身的价值观，常常以造福大众为幌子来对中国的科技文化话语进行干预。 例如，进行科技文化输出和批判的“美国政府、国会、非政府组织、媒体以及宗教团体等。 输出的路径涵盖了政治、思想、理论、文化和宗教领域”[18]。 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博弈对中国的科技文化发展进行批判和指责；另一方面，他们借助电影、电视、网络、图书出版等方式间接批判和输出他们的科技文化价值观。 其目的昭然若揭:批判和消解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话语权，以西方所谓公正的科技文化话语权来对中国进行粗暴干涉。进一步讲，西方国家所构建和行使的科技文化批判理论，在证明其科技文化话语合理性的同时，致力于把人们变成资本主义新意识形态的俘虏。因此，西方科技文化批判理论的政治目的极强，对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三、从意识形态安全视角提升当代中国科技文化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1]32-33在科技文化发展的洪流中，提升当代中国科技文化话语权对维护和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针对我国科技文化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积极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和国际发展视野的科技文化话语权就十分必要，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的竞争力。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设置科技文化议题

在当代中国，以人民为中心是设置科技文化议题的根本立场。 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强国战略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环，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文化建设思想的一条主线。 从根本上看，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需要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 科技文化议题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存在，不能以纯粹的工具理性来主导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也不能以脱离现实的价值理性为指导原则。 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设置科技文化议题需要深入把握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从而才能在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科技议题的设置要讲好我们党科技发展故事，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发展的故事，主动迎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发展需要，切实彰显民族富强、国家繁荣与人民幸福的和谐统一。 总之，面对人民利益不断发展的现实，设置科技文化议题既需要关注人们的物质利益，也需要关注人们的精神利益，切实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来设置科技文化议题，同样需要我们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格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发展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前进。 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需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中国的天下情怀和世界担当。 “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19]相应地，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也必须要置身于全球发展语境中，注重在科技文化的交往中创新科技文化议题的设置。 西方国家始终把科技文化交流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从而把科技文化议题视为推行科技文化霸权的口号。 究其本质，就在于西方国家凌驾于别国之上来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 与此相反，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来设置科技文化议题，充分彰显了中国的责任担当和国际情怀，进而使促进世界文化发展的大繁荣。

(二)坚定科技文化话语解释权的社会主义方向

从根本上讲，坚定我国科技文化话语解释权的社会主义方向，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 当前，多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在我国活跃，对中国科技文化话语的解释权带来了巨大冲击。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1]33因此，科技文化话语的解释权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晰明确地同多种社会思潮做斗争。 原因就在于，目前多种社会思潮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在中国进行多元意识形态的统治。 当前，我们要不断改变科技文化话语“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的被动局面，要不断形成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科技文化话语解释原则、方法和路径。 关键在于，要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我国的科技文化话语权，进而确保我国科技文化话语权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增强它的理论说服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因此，不仅要深入揭露多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而且要采取多种方式遏制其在中国的扩张蔓延，确保我国科技文化话语解释权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

进而言之，保持我国科技文化话语解释权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的坚强后盾。 只有加强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才能确保我国科技文化话语权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而在全球话语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任何共产党按其本质都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工人政党更高类型的组织，这表现在它对它的所有成员的更高的要求上。”[20]这个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创新我国科技文化话语的解释形式，通过形式创新、内容创新、宣传创新等方式，增强我国科技文化话语权的感染力和号召力。需要注意，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和解释科技文化话语权的发展，并不是对世界科技文化发展的挑战。 恰恰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话语权的构建，为世界多元科技文化话语的发展增添了活力，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新文明的不断进步。

(三)增强当代中国科技文化话语权的领导力

科技文化霸权战略是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殖民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要提升科技文化话语权的领导能力。要增强科技文化话语权的领导力，首先要提升我国科技文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进而增强科技文化自信。 科技文化硬实力主要是生产和经营科技文化产品的能力，这是决定科技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感染力、领导力的关键，因此增强科技文化的硬实力为我国提升科技文化话语权的领导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进一步讲，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增强我国科技文化软实力。 从根本上看，没有科技文化软实力的熏陶，党对科技文化话语权的领导能力就会底气不足。 学者约瑟夫·奈认为，文化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同等重要，二者对意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 在此基础上，需要“立足本土优秀科技文化传统，吸纳世界科技文化精要，积极推进科技文化创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科技文化体系”[7]31。 深厚的科技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积淀提升了科技文化的自信力，这是增强我国科技文化话语权领导能力的关键，也是在科技全球化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保障。

面对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各国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阵地，因此我们应该科学运用新媒体技术来增强科技文化语权的领导能力，切实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1]西方国家通过显性的或隐性的媒介技术手段，竭力宣扬西方的科技文化价值观，企图通过网络增强其意识形态的空间影响力和控制力，进而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领导地位。 由此，我们要不断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尤其是促使青少年树立科学的网络文化价值观。 要通过多种方式优化我国科技文化的国际传播手段、丰富科技文化传播内容，积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科技文化传播体系。 基于此，要使中国的科技文化能够走出去并且融入世界的文化发展潮流中，要切实增强我国对网络媒体的领导，切实提升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主导力、经济支撑力、文化聚合力、交往影响力，始终坚守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阵地[22]。 新型的网络媒体实际上是科技文化传播的表现形式，加强我们党对网络媒体监管、控制和引导，本质上是增强我国科技文化话语权领导能力的具体体现，从而维护我国网络媒体意识形态的安全。

(四)提升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的批判力

之所以要提升科技文化的批判能力，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我国科技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文化批判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旨在推进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科技文化交流体系。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文化批判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因而始终是占据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这是对西方国家异化的科技文化批判理论的扬弃。 “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23]因此，我们要批判的是一切挑战人类利益的精神霸权行为。 当前，全球科技文化的竞争异常激烈，不合理、不公正、不道德的交往体系依然存在，损害我国正当利益的同时也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利益。 要处理好国际间科技文化发展的矛盾，就需要我们在增强科技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基础上，提升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的批判能力。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文化批判能力需要创新，才能克服所遇到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

在理论创新方面，应该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深邃意蕴，着手解决科技文化事业发展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而把新的经验方法、思想认识进行归纳总结和理性升华；在实践创新方面，提升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批判理论的应用能力，在科技文化的交往中需要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化思想，增强我国科技文批判理论的内在动力。 “创造一种新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原创性’发现。 它同时——这一点尤为重要——意味着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传播已发现的真理，可以说是这些真理的‘社会化’，甚至使它们成为重大活动的基础，成为一个同使命、智力与道德秩序的要素。”[24]提升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批判能力，本质上是为了更好传播科技文化交流中的正能量，从而积极构建一个集责任使命、道德秩序为一体的科技文化交往圈。 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当代中国科技文化话语权的权威性，从而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综上所述，增强我国科技文化话语权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时代发展必然。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科技文化话语权对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要在国际意识形态的交锋中不断提升我国的科技文化话语权。 深刻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科技文化议题设置权，科技文化话语的解释权、传播权以及批判权所面临的复杂发展境遇，也要深刻剖析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科技文化话语权的提升路径，从而促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科技文化话语权发展的不断优化。 归根究底，就在于要增强我国科技文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只有建立在丰富的科技文化发展基础上，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才具有坚实的科技文化根基。 以此为基础，我们也要让具有中国风格的科技文化走出去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而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创建良好的外部条件。 总体来看，在科技加速发展的时代，更应该警惕西方国家通过科技文化的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冲击。 因此，积极构建具有中国发展实际的科技文化话语权体系已经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必须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