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牛郎织女传说的景观叙事研究:以湖北郧西为考察中心

余红艳 孟宇卿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明确了“乡村文化兴盛”与“农耕文明”传承发展的内在逻辑。农耕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内动力。中国神话传说与中国农业文明伴生,“严格说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们记录了中国农业文明的诞生过程,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中国农业文化”[1]。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重新审视以民间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形成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对接融通,让民间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彰显磅礴的力量”[2]。中国经典神话传说是承载乡土记忆的文化载体,“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分析乡村振兴的战略性目标,都不可否认地要从乡土记忆中寻找乡村根脉”[3]。而传说景观作为书写在乡村大地上的民间文化,是联通传说与地方、乡土记忆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桥梁。中国经典传说景观叙事与景观生产研究,是进一步深入探讨民间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视角。

近年来,随着现代旅游和非遗保护的日益兴盛,传说与景观的内在关系已然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景观不再仅仅被视为传说的附属物,其对传说讲述、传播所具有的叙事功能逐渐走进传说研究视野。万建中在分析非遗的“非物质”与“物质”的关系时指出,秭归、屈原故宅、女媭庙和捣衣石等地名和建筑物,以及后来再建的与屈原有关的文化景观,“一直默默地讲述着屈原传说,以使屈原的传说不被遗忘”,甚至倘若这些景观不复存在了,“屈原的传说便很可能处于危机之中”。[4]在此,万建中认为,景观不仅可以讲述传说,甚至还可能决定传说的存亡。田兆元在剖析神话的构成系统时则更加明确地提出,“这种民俗形式(图像、雕塑)的静态过程是神话的物态叙事,它们和口头叙事一样,都只是神话的宏大的叙事场面的环节。”[5]田兆元还特别强调,“建筑和塑像等景观对故事传说的稳定性流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静态的叙事形式。”[6]景观之于传说的叙事性及其在神话传说整体理解中的意义日益彰显。传说与景观互为生产,“传说以语言为媒介进行地域景观的话语建构,地域又以传说景观为依托,对现实景观进行创造性的符号编码”[7],从而形成一个“以景观建筑物为核心,融合口头、文字、图像、雕塑等多维叙事形态,对传说进行体系化传承的模式”[8]。此后,毛巧晖[9]、游红霞[10]、张晨霞[11]等学者围绕嫘祖传说、观音传说和帝尧传说景观叙事与语言叙事互构共生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个案探讨,景观叙事以及景观生产对传说发展、传承,以及对地方文旅经济发展的价值也得到了更多挖掘。一般来说,传说景观主要包括两大类型,一是内生于传说语言叙事主要人物和核心情节的虚拟景观,二是传说所依附并解释其来历的现实景观。景观“一方面以文本形式存在于语言形态中,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再创造,建构现实物理空间中的景观物象。因此景观叙事不仅仅是对传说文本景观的简单再现,它更是对这种文本景观的文化再创造——通过对文本景观的图像再现,结合对地域文化的理解,融合地域文化情感和特定的价值追求,构筑现实物理空间中的传说景观”[7]。因此,梳理传说核心情节,剖析其与地方的文化根脉,挖掘其能够直接或间接转化的景观叙事基因,是实现从传说到景观继而进行传说景观生产的重要前提和叙事基础。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传说为个案,以湖北郧西为田野调查点,通过深入剖析牛郎织女传说景观叙事基因和郧西牛郎织女传说景观叙事策略,尝试探讨依托中国经典传说助力乡村振兴,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一、牛郎织女传说的景观叙事基因

牛郎织女传说自西周时萌芽,至汉魏基本完型[12],逐渐形成了老牛开口献计、牛郎偷取羽衣、婚后男耕女织、夫妻银河相隔、七夕鹊桥相会等五大核心情节,其中蕴有日常所见的老牛、织品、乌鹊、星空等生活景观,具有神力的飞翔道具牛皮、牛角(1)在湖北郧西一带的民间口传中,有牛郎踩着牛角飞天的传说。、羽衣,承载民众星空想象的鹊桥、银河等传奇景观,以及由传说衍生而来的民俗节日景观七夕节。这些景观既内生于传说,是传说语言形态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同时又指向生活,是传说景观生产能够获得认同的叙事基因,充分彰显了牛郎织女传说鲜明的景观叙事禀赋。正如傅修延所言:“牛郎织女传说是一个需要视觉配合的故事,它适宜在夏秋之际的星空之下讲述,这时横亘天际的银河为故事讲述人提供了天然的道具,而聆听者的目光则为银河两岸的牵牛星与织女星牢牢吸引。”[13](P180)这段文字锁定牛郎织女传说所包蕴的丰富的景观叙事元素,并将故事叙事语境、故事讲述人、故事接受者纳入景观叙事范畴,指出牛郎织女传说无论是在传说内还是在传说外,均具有从传说语言形态走向景观形态的再叙事基因。具体而言,牛郎织女传说具有两大景观叙事基因,一是反映农耕文明生产生活模式的农-桑景观叙事,二是投射民众对宇宙星空奇幻想象的河-桥景观叙事。

(一)农-桑景观叙事

“农桑”是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泛称,古代农书大多“说农必言桑”。王祯《农书》云:“《农谱》有蚕事者,盖农桑衣食之本,不可偏废。”[14](P701)其强调的正是男耕女织互为逻辑的华夏农耕文明体系,其中“‘耕织’是两个无法拆卸的有机构造的组成部分”[15],体现的是中国农业文明独有的特殊形态。具体到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农有神农,织有嫘祖,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农桑在中国农耕文明中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还通过牛郎织女形象再现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分工。牛郎织女传说最早可见于《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对此,茅盾在《神话研究》中指出,最初的牛郎织女传说是一个关于星辰的自然神话。[16](P20)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天文故事,它还由“大地上农耕信仰的崇拜对象与天文上的实际星象观察结合而成”[17](189)。

在传统农耕时代,牛不仅是劳作的助手与伙伴,它还是重要的崇拜对象。据考证,牛作为家畜得到饲养,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遗址,距今五千年左右。“牛”字也可见于三千多前最早的文字甲骨文。[18]而牛耕则很可能是周人发明的。[19]《山海经》第十八卷《海内经》云:“后稷是播五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20](P532)牛与人类漫长的驯服和合作史,不仅使人与之成为密切的伙伴,更产生了依赖牛、神化牛的图腾崇拜。在牛郎织女传说中,老牛与牛郎朝夕相伴,相依为命,并目睹牛郎遭受兄嫂虐待。于是,老牛开口说话,指导牛郎偷取羽衣,与仙女结为夫妻,并告知牛皮(牛角)所具有的飞天神力。“故事中出现的老牛,是一个帮助受苦难主人的形象,它乐于助人,神通广大,无私奉献。它的出现,丰富了原故事的情节,也表现出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支持。”[18]于是,在这个牛助型传说中,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或者劳作伙伴便成为了联通天地的神奇道具,从而赋予以牛郎为代表的普通农民超越阶层局限而上升飞天的力量,投射了农耕文明对牛的崇拜,以及对农能达天的期待。

此外,传说中的织女是天上的仙女,身份高贵。一方面,她是老牛为牛郎觅得的良配,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底层男性对美好爱情婚姻的幻想与补偿性叙事,是传说中的中国经典乡村爱情故事;另一方面,织女的身份还指向农耕时代的蚕桑业以及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在甲骨文中,“蚕”的字形像蜷曲的虫子。今天“蚕”字是“天”加“虫”,隐喻了蚕即为天赐的神虫。[15](P230)《说文解字》云:“桑,蚕所食叶木。从叒、木。”可见,“蚕”“桑”二字关系紧密。在古代,帝王亲农耤田、后妃亲蚕成为最重要的典礼。《白虎通》卷四云:“王者所以亲耕后亲桑何?以率天下农蚕也。”(2)班固《白虎通·卷四·耕桑》,元大德覆宋监看本。帝王与后妃所对应的农-桑典礼仪式正是传统农耕社会男耕女织家庭生产模式与社会分工的示范,这也反过来说明为何老牛会选取织女作为牛郎的配偶了。人间的牛郎和织女分工明确的家庭合作模式投射在浩瀚的星空,便很容易让人们将星体的形象想象成牵牛星和织女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古代的蚕桑技艺除了对应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模式之外,它还是重要的商业贸易产品,具有从农桑到农商[15](P235)的民俗经济特质,孕育了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由此,牛郎织女传说的主要人物牛郎、织女、老牛,神奇道具牛皮(牛角)、羽衣,以及核心情节老牛开口献计、牛郎偷取羽衣、婚后男耕女织等,便在神牛信仰和飞鸟崇拜中,架构了一个由牛郎、老牛、织女构成的稳定的农-桑景观叙事结构。传说主要人物的景观塑像、带有奇幻色彩的飞天道具,以及依据核心情节进行的景观小品设计等,均为传说中语言形态的农桑文化内涵走向现实可赏的农耕文化景观奠定了具有鲜明传说辨识度的景观叙事基因。

(二)河-桥景观叙事

隔河情节与河桥意象是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结构,相望却难以执手的挫折与无奈营造了浓浓的感伤思绪与文学诗情。于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窈窕淑女”,便必然成为让君子“辗转反侧”的“好逑”;“在水一方”的“伊人”也必然是让人“溯洄从之”“溯游从之”的佳人良偶。河阻隔了情感的交流,桥便应运而生,成为联通情感、突破困境的文学意象与景观符号。在牛郎织女传说中,横亘在牛郎和织女之间的不是一座普通的河,虽说“河汉清且浅”,但却是由王母娘娘拔下金簪划下的银河,跨越的难度可想而知,一般的桥自是不具备联通的功能,唯有不见于人间的鹊桥方能实现。从这个层面来看,牛郎织女传说便是一个始于河的阻隔,终于桥的联通的中国经典传说,具有鲜明的阻隔-跨越型河-桥景观叙事特质,是“农耕时期男女隔河相恋、相思的爱情生活在天象上的反映”[21]。

阻隔是一种“营构空间的艺术方法”[22],投射了人类的生存困境。而文学审美中的桥的出现则是源于人们渴望摆脱困境、跨越阻隔的深层心理。“白蛇传”传说中的断桥、梁祝传说中的长桥等均由桥承担起跨越阻隔、联通情感的景观叙事功能。有学者从心理分析的视角指出,“桥象征着男女自由交合,文学中反复出现的桥的意象,正表达了人类对性爱的渴望。”[23]由河-桥组合而成的阻隔-跨越型景观叙事是神话传说永恒的生命主题和叙事结构。鹊桥景观走进牛郎织女传说始于汉代。东汉时期的《风俗通义》记载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24](P241)至宋代,则出现了专门咏七夕的词牌《鹊桥仙》,说明鹊桥相会的传说情节已较为盛行。[25]之所以由喜鹊担任跨越阻隔的桥梁,有学者认为这与喜鹊善于筑巢,是家庭的象征有关。“基于这种思维定势,古人在想象中又进一步对鹊巢及喜鹊本身赋予了特异功能,把它们说成是家庭的保护神”[26],是使夫妻、家庭得以团聚的神鸟。传说以补偿性叙事为故事结局带来了一抹亮色,并继而生产出与鹊桥息息相关的七夕民俗景观,从而使牛郎织女传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具魅力的河-桥意象经典。

如果说农-桑景观叙事更多是基于传统农耕文明生产生活模式而投射形成的日常生活景观,其重心主要是在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叙事语境中,以神牛信仰和飞鸟崇拜为叙事底色,以从农-桑景观叙事走向农-商景观生产为具体转化模式;那么,河-桥景观叙事则更多指向人类面对困境而努力跨越的心灵图式,无论是人间的汉水还是星空中的银河,隔河相望的无奈与感伤终究可以通过想象中的鹊桥实现联通,哪怕只是一年一见,也是人类尝试跨越阻隔的一场精神抗争。河-桥景观叙事为牛郎织女传说的奇幻景观生产铺留了深厚的叙事基因。

二、湖北郧西牛郎织女传说的景观叙事策略

景观语言是人类最早的语言,“河出图,洛出书”的神话传说生动说明了中国文字和数字起源于人类对景观中的自然物及现象的观察。“景观不仅是人类最初的‘寓所’,而且是人类谱写的第一首‘篇章’;景观可以被阅读、讲述、书写和想象,它具有人类语言的所有属性特征。”[27](P15)因此,景观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其叙事必然遵循一定的语法结构,采取相应的叙事手法与叙事策略。美国风景园林学者马修·波泰格、杰米·普灵顿在其合著的《景观叙事:讲故事的设计实践》[28]一书中,从叙事语法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命名(Naming)、序列(Sequencing)、揭示(Revealing)、隐藏(Concealing)、聚集(Gathering)、开启(Opening)等多种景观叙事策略,为深入研究湖北郧西牛郎织女传说的景观叙事策略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天河景观命名:从天上到人间

张华《博物志》载有“八月浮槎”的故事,并引旧说云“天河与海通”[29](P184),以传奇的故事打开了天-地、仙-人之间的交往通道,也为人间河流与天上银河的联通提供了传说基础和想象空间。在今天的汉水流域,民间仍然流传着汉水连天河的传说,认为牛郎织女传说中的银河(天河)对应的正是汉水。(3)访谈对象:程先生,郧西本地人。访谈人:孟宇卿。访谈地点:湖北省郧西县七夕文化广场。访谈时间:2023年8月6日。而汉水中上游的湖北郧西作为牛郎织女传说的重要发源地和七夕非遗保护地,便具有了与天河对接的地理条件和人文基础。

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一直是文学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湖北郧西地处鄂西北,是鄂豫陕三省交界处,县内水域丰富,大小河流有一千多条,汉江穿腹而过,其中天河便是一条纵贯郧西南北的汉江一级支流。关于天河的记载,目前可见的较早文献有明嘉靖年间的《湖广郧阳府志》:“天河,在县西一里。水出虎鸣峪山而下以达于汉,望之如天上来,故名”(4)杨廷耀《湖广郧阳府志》,刘作霖修,康熙二十四年刻本。。从天而来的河水打开了人们对天的想象,也与天河与海通的传说形成互文,并通过景观命名的叙事策略,为牛郎织女传说落地郧西奠定了地理空间上的物质条件。清代郧西籍诗人王树德亦曾作《天河》一诗:“群山万壑助讴吟,牵牛天河情更深。细看衣裳飞洒处,站立虹桥忽归林。”该诗从“群山万壑”的远景统观,聚焦至“牵牛天河”,将郧西山水桥林的自然风光与牛郎织女传说的天河情深紧密相连,不仅为郧西的自然景观增添了诗情画意,更说明,其时牛郎织女传说在郧西当地早已广为人知。天河发源于陕西,全长69公里,流经郧西62.7公里,因天河自北往南汇入汉江,在天河与汉江交汇之处便形成了汉水连天河的独特景观——天河口。天河口北依秦岭,南邻汉江,位于郧西观音镇境内,是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5)访谈对象:观音镇居民王先生。访谈人:孟宇卿。访谈地点:观音镇天河口附近。访谈时间:2023年8月6日。天河口是天河进入汉江的地点,沿河地域属于古麇国。从郧西一带出土的一百多万年前的郧县人头骨化石、郧西天河流域的白龙洞、黄龙洞古人类遗址考古可知,这一区域人类活动历史悠久,农耕发源较早。相距不远的牛家河一带,历史上的两大支柱产业便是养牛和养蚕。据当地人罗台清讲述:“牛家河牛家出生的所有姓牛的小伙,不管放牛不放牛,都叫‘牛郎’,桑树沟织丝绸的所有女子,都叫‘织女’。”[30]可以说,郧西一带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模式为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发展与落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天与地、天上的天河与人间的天河就这样在郧西牛郎织女传说及其核心景观的经典叙事中贯通相连。在此,天河不仅是传说中阻隔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银河,它还是天上人间得以相连的水道;天河口不仅是地理上的天河流入汉江的通道,它更是天与地的交汇之处,是牛郎和织女初次相见相识的浪漫之地。于是,天河口景观叙事便具有了超越牛郎织女传说语言形态的创新性,并通过命名,将传说中的核心情节牛郎偷取羽衣定位在了郧西,赋予天河口双重景观叙事特质,即天地交汇处和人仙恋之地。

(二)七夕景观聚集:从传说到节俗

经典传说往往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谱系性。柳田国男在论证传说与昔话的区别时指出,“尽管已经很少有人因为这些遗迹,就把传说当真,但毕竟眼前的实物唤起了人们的记忆,而记忆又联系着古代信仰。”[31](P27)经典传说依托传说景观这一中心点,将语言形态的传说记忆和民俗形态的民间信仰融汇于核心景观之中,从而形成语言叙事、景观叙事和仪式行为叙事三位一体的叙事谱系,并基于“民俗文化的整体性与联系性”[32],在不同叙事形态之间形成互动辐射。景观叙事的聚集策略便是源于经典传说所具有的多维叙事特征。牛郎织女传说的核心情节七夕鹊桥相会,指向的正是传说与节日融合发展的过程,鹊桥也由此成为联通传说与节日的基本景观。2014年,“郧西七夕”成功获批为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郧西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有据可依的文献记载,以及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打造了“七夕在中国,天河在郧西”的宣传名片,并以天河这一来源于传说,落地于郧西,穿梭于传说与地方的核心景观,合力打造郧西牛郎织女传说和七夕节民俗文化。牛郎织女传说的河-桥景观叙事基因在天河与鹊桥这两大传说景观中,依托民俗节日七夕节,寻到了整体保护与聚集生产的契合点。

一方面,郧西充分依托天河口自然景观资源,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理念,在天河两边命名了杨家河、美女河、仙河等;新建了彩虹桥、时空隧道、世界第一金牛雕塑等;并利用自然地貌的特点和源于民间审美的想象,改造了境内原有现实景观牛郎山和织女山等;还从当地口头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中汲取景观叙事的养分,生产出了石婆婆、石公公、金钗石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传说景观,丰富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地方叙事文本,也强化了传说与地方的地缘关系。另一方面,郧西紧扣七夕节民俗仪式,从同治乙丑年(1865)和1936年的《郧西县志》中记载的“七月闺阁以瓜果祀牛女为七巧”的祭祀仪式,七夕汇聚在天河边放河灯祈福、乞巧的民俗行为,以及“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的民谣传唱等多维叙事形态中,深挖郧西七夕民俗特色,并于2010年首次创设主题为“七夕在中国,天河在郧西”的郧西天河七夕文化节,将集体婚礼与文艺演出相结合,建构“天河作证,爱情永恒”的郧西爱情文化符号。在“天上七夕·人间郧西”——2023年湖北十堰郧西天河七夕文化旅游节开幕盛典上,还推出了传统七夕文化与新兴元宇宙糅合孕育而生的牛郎织女虚拟数字人,并通过全息投影技术进行了现场展示。[33]节事活动具有较强的集聚效应,“大型活动是一种非物质的‘触媒’,它并非单一的最终产品,而是一个可以刺激与引导后续开发的综合元素”[34]。郧西依托七夕节这一传统节日,利用综合性大型节事活动,将传说景观资源与节日景观资源相结合,形成具有整体性、谱系性的七夕景观聚集效应,一方面对牛郎织女传说和七夕节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为依托民间文化助推郧西乡村振兴提供了思路。

三、牛郎织女传说的乡村景观生产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三农”问题关乎国计民生,也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要文化基因,“没有文化,则山不是那座山,水也不是那条水了,剥离了文化的山水是没有生命力的山水”[1]。留住乡愁,其实就是要将乡土记忆留在乡村的农业及其山水景观中。牛郎织女传说是典型的乡村故事,是乡村振兴战略下讲好乡村故事的重要资源。围绕牛郎织女传说展开的景观叙事与景观生产,应基于传说核心景观叙事基因,充分考虑从农-桑到农-商的民俗经济转化、从非物质到物质的文旅融合发展,以及从传统到现代的民俗伦理重构,以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第一,讲好乡村农-商故事。“民俗经济是一种认同性经济”[35],民俗消费是在特殊心理驱动下的文化传承行为。牛郎织女传说的核心文化内涵是基于中国农耕传统的神牛信仰以及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模式,从《诗经》吟诵而来的经典传说,在历代文人的诗文中、普通民众的口传中,以及全民参与的节日民俗中,拥有深厚而广泛的民俗认同,其根深蒂固的民俗符号甚至不需要过多的消费唤醒,便能实现从传说记忆到民俗消费的经济转化。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包含着农与桑的双重生产元素,近代以降,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蚕桑丝业与商的联系更加密切,尽管存在将桑逐渐从农业文化中剥离的现象,但是客观上,也为农业与商业的协力发展提供了路径。牛郎织女传说蕴藏了从农-桑到农-商的民俗经济基础。以织女为代表的乡村女性既是农-桑生产的主体,也应成为走向农-商经济模式的力量。目前,与牛郎织女传说相关的发源地和保护地往往局限于农耕文明的“农”字,其景观生产也往往集中于神牛雕塑、农耕文化园等,这当然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当代传承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农耕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桑所代表的蚕桑丝业,尚未能更为深入、全面地挖掘传说所具有的民俗经济功能。相关保护地应结合本地经济传统和资源类型,更大限度地发挥传说所蕴含的经济元素与经济价值,适度恢复本地传统产业,有效推动传说从资源到资本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讲好乡村农-旅故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应“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文化是旅游的叙事基因,是“体”;旅游是文化的景观唤醒,是“用”。如何将内在的叙事转化为适用于旅游语境的景观,是当前文旅融合的重点也是难点。其实,无论是历史遗存的现实景观,还是从传说到景观的新建型景观,中国经典传说景观叙事都必然是艺术审美和文学审美的合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天然的文旅融合禀赋。牛郎织女传说的主要发源与流播地,如山西和顺、山东沂源、河南南阳、湖北郧西、江苏太仓等,其传说资源与农耕文明的精神内涵相一致,大多集中于区县及以下的乡镇,是讲好乡村农-旅故事的重要载体,应深入挖掘传说与地方的内在关联,结合本地其他资源,积极探索乡村休闲旅游景观生产方案,如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体验,牛皮、羽衣的飞天想象,经典爱情旅游线路创设等,让现代游客在传统生活模式中放慢脚步,在现代科技中放飞心情,在专项线路中体悟情感,让古老传说成为可以切身体验的现代景观。把握从看景、观光到场景化体验,从赏物到文创造物,从品尝美食到广泛传播美食,从打卡、到此一游到养心、候鸟式停留转化[36],实现文化创富,让村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得到实惠。

第三,讲好乡村爱-情故事。中国经典传说蕴含着中华民族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爱家国等民族精神,是讲好中国和合故事、诚信故事、仁爱故事、家国故事、礼让故事的重要民间文学作品。牛郎织女传说以乡村为故事背景。牛郎出身于底层贫苦家庭,他与兄嫂和老牛的日常相处,体现的是一个普通农民善良、敦厚与包容的美好品质,某种意义上,牛郎与织女的婚姻正是民间传说对善良的嘉奖。这里的乡村爱-情故事,不仅包含牛郎与织女的男女之爱,还包含牛郎与老牛的人畜之情、牛郎与兄嫂的伦理之争,甚至还蕴有以农业伙伴老牛为载体的传统农耕社会和合互助、乐于奉献的文化内核,是一个兼具和合、仁爱、奉献等中华民族精神的乡村伦理故事。在中国乡村治理中,“村风民俗至为重要,它不仅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更是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内动力”[37]。牛郎织女传说是以善为叙事底色,以爱-情为叙事线索,围绕乡村故事而展开的乡村伦理叙事,其景观生产可通过评选和美爱情、和美家庭、和美社区等主题活动,以及流淌于乡村的和美文化景观符号等多种生产模式,综合观照中国经典传说对于构建和美乡村的传统文化记忆与民俗治理功能,让全国多地的牛郎织女传说之乡发展成为现代和美乡村的典范。

四、结语

在中国四大传说中,牛郎织女传说是唯一的乡村爱情故事。尽管织女来自天庭的仙女身份为传说蒙上了神秘传奇的色彩,但是,牛郎与织女的婚姻投射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结构,以及农桑一体的生产模式。传说兼具现实与想象的双重特质为深入挖掘其农-桑与河-桥两大景观叙事基因提供了可能,也让我们透过传说,看到了面对阻隔而努力跨越的民族品质。湖北郧西作为牛郎织女传说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基于天河景观而积极开展的命名与聚集等景观叙事策略,强化了传说与地方的内在关联,更重要的是,为传说的当代传承以及基于传说而探索乡村振兴之路提供了参考。中国经典传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化基因。牛郎织女传说的景观叙事与景观生产应在讲好乡村农-商故事、农-旅故事和爱-情故事等方面,积极探索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思路,为进一步构建和美乡村贡献民俗治理方案,让神话传说资源“由原来的自发传承形态或零散无序状态变成一种文化自觉,充分发挥神话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文化功能”[38],多维度服务乡村经济文化建设,“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经济动力,让文化资本带来发展红利”[39],让文化传统重新走进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