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遗产、身份叙事与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析论

2024-01-22 15:13尹如玉于春洋
关键词:吉国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

尹如玉 于春洋

(1.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136;2.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民族主义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①周少青:《21世纪“新民族主义”:缘起、特点及趋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但21 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滑向在人群中制造分离和限制。②罗新:《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史观》,《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较短时间内建立和兴起的“速成”民族国家往往面对民族认同“发育不良”问题,更加难以抵挡分离性民族主义浪潮。近年来民族主义思潮及运动加剧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民族主义实践证明,民族国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统一体”。③许瀚艺:《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变奏:菲律宾国语形成中的民族身份建构》,《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6期。

独立后中亚五国经历痛苦转型过程,至今仍然面临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艰巨任务。国情不同导致各国经历的考验各不相同,吉尔吉斯斯坦(以下简称吉国)因其政权的频繁非正常更迭而备受瞩目。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吉国在模仿西方民主制度、参照邻国强人政治模式以及依赖部族力量之间摇摆。④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3 页。本文认为,民族主义是吉国陷入“失败国家”困局的关键因素,而帝国遗产和身份叙事则为理解吉国民族主义及其发展走向提供重要观察视角。

吉尔吉斯斯坦于1991年8月31日正式宣布独立,开启其民主政治转型之路。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有80多个民族,其中,吉尔吉斯族占73.3%,乌兹别克族占14.7%,俄罗斯族占5.6%。根据2022年贝塔斯曼转型指数(BTI)显示,吉国是中亚国家中政治转型排名最靠前的国家,其经济转型及治理水平排名落后于哈萨克斯坦,但仍领先于其他中亚三国。①Kyrgyzstan Country Report 2022,https://bti-project.org/en/reports/country-report/KGZ.但是,吉国同时又是中亚最不稳定的国家。独立20年以来,吉国先后发生三次政变(分别为2005年“3·24事件”,亦作“郁金香革命”;2010年“4·7”事件,亦作“二次革命”;2020年“10·6”事件,亦作“第三次革命”),起因皆为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演变成不同程度的政治暴力事件,时任总统逃亡或被迫辞职,反对派领导人上位。在吉国复杂而丰富的政治实践中,不同群体、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相互交织,权力与资源分配问题成为冲突与矛盾发生的根本点,吉国仿佛陷入无休止的“暴力怪圈”。

本文梳理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表现形式及其特点,分析吉国民族主义生成机理与叙事逻辑,在此基础上阐述身份叙事在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定作用。最后,本文从民族主义视角洞察吉国民族政治发展走向,这或许有助于受众深化对中吉关系的认识,为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参考与启示。

一、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特点及其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具备公民民族主义对外排他性、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共生关系脆弱性以及主体民族内部难以调和的矛盾性三种表现。吉国民族主义是以大国为主的域外行为体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下的“副产品”,同时也受到吉国国内政治精英争夺权力的影响,并且带有深刻的部族矛盾与南北差异的烙印。吉国民族主义发展对民族国家构建造成一定阻碍,同时也影响着该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发展。此外,民族主义问题始终是影响吉国与其他中亚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障碍。

(一)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

1.公民民族主义的排他性

通常情况下,公民民族主义意味着包容与开放,族裔民族主义则意味着排他与封闭。但不少学者指出该观点具有一定片面性,认为“公民民族主义可以像族裔民族主义一样严格而毫不妥协”。②戴晓东:《浅析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此外,在包容性与排他性之间,一国官方政策与社会中非正式的日常做法或有很大不同。在吉尔吉斯斯坦,公民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外排他性。

具体而言,特定政治事件引发的公民民族主义情绪具有一定的排他性。③Oleg Zhuravlev,Volodymyr Ishchenko,“Exclusiveness of Civic Nationalism: Euromaidan Eventful Nationalism in Ukraine,”Post-Soviet Affairs,Vol.36,No.3(2020).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反对派精英来说,公民身份作为所有民族个体都具有的共性身份,④于春洋:《论民族个体身份的双重性》,《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1期。具有一定工具性质。吉国素有针对外资企业暴力抗议历史,通常是由反对派民粹主义精英人物挑起。⑤Dmitry Solovyov,Kyrgyz Crowd Attacks Australian Gold Miner's Office,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gold-manasresources-idUKL6N0I81PR20131018.比如,采矿业是吉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地人对金矿开采的抵抗一直存在。尤其是自2012 年以来,吉国当地居民对采矿业相关的抗议活动激增,比如对吉国与加拿大合作投资的库姆托尔金矿⑥这是吉国最大的矿业公司,扎帕罗夫当选总统后,于2022年强行将该金矿收归国有。详情见下文。存在“常规”性抗议。2013 年,吉国现任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还是反对派议员时,就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卡姆奇别克·塔西耶夫(Kamchibek Tashiyev)以及塔兰特·马米托夫(Talant Mamytov)一起在比什凯克组织抗议活动,要求罢免拒绝将加拿大库姆托尔金矿国有化的时任总理詹托罗·萨特巴尔季耶夫(Zhantoro Satybaldiyev)。该抗议活动随后演变成暴力事件,当时集会参与者将时任伊塞克湖州州长埃米尔别克·卡普塔加耶夫(Emilbek Kaptagayev)劫持作为人质。扎帕罗夫逃离吉国前往并居住在哈萨克斯坦,于2017年在吉哈边境被捕,以“绑架人质”罪被判处11年零6个月监禁。近年来,中方在吉国的采矿活动也遭遇抵制并引发很多冲突,这与吉国的公民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是分不开的。

中亚地区水资源分配以及领土划界问题一直是引发地区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中亚五国共享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条河流。吉尔吉斯斯坦控制整个锡尔河水流量的74%,乌兹别克斯坦为11%,但后者98%的国土需要依靠阿姆河和锡尔河水灌溉,人均年可使用更新淡水资源量处于1700 立方米上下,①苏来曼·斯拉木、泰来提·木明:《中亚水资源冲突与合作现状》,《欧亚经济》2014年第3期。属于水资源紧张的国家。另外,吉乌两国有15%的边境线为争议地区。2017 年吉乌双方通过签署协议的方式完成85%的共同边界划定工作。2022 年10 月13 日,吉乌当局达成边界划定协议草案,协议签署后将解决所有争议边界的划线问题。新协议规定,吉方最终获得19699 公顷土地,乌方获得4486 公顷的卡姆比尔-阿巴德水库(又称安集延水库)水域,但两国将共同管理该水库。②Депутаты приняли законы по границе с Кыргызстаном. Какие земл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тдаёт и получает,https://www.gazeta.uz/ru/2022/11/14/borders!.吉国部分民众对该“共享”协议表示不满,吉国首都比什凯克、乌兹根等多地出现民众集会,反对将卡姆比尔-阿巴德水库移交给乌方。③Kyrgyzstan: Mass Arrests Over Opposition to Uzbekistan Border Deal,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mass-arrests-over-opposition-to-uzbekistan-border-deal.如果“摒弃所有的民粹主义和宣传噪音”,此次拟议的边界协议其实是吉尔吉斯斯坦解决与乌国边界问题的最佳方案。④Почему достигнут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 Кемпир-Абаду оптимальны: мнение главы НИСИ,https://24.kg/vlast/248710_pochemu_dostignutyie_dogovorennosti_ponbspkempir-abadu_optimalnyi_mnenie_glavyi_nisi/.吉国政治分析家马尔斯·萨里耶夫(Mars Sariev)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吉乌边界划定谈判结果其实于吉国有利,但一些政客为争夺权力试图误导公众使之不信任政府。⑤Марс Сариев,Кемпир-Абад,просто факты — вопрос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а сильно политизирован,https://mnenie.akipress.org/unews/un_post:25327;Олег Кусов,Арест вместо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а: кто направляет киргизскую оппозицию? https://news.ru/cis/arest-vmesto-vodohranilisha-napravlyaet-li-moskva-kirgizskuyu-oppoziciyu/.

总之,吉尔吉斯斯坦公民民族主义情绪在特定政治事件的催化下产生一定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情绪具有暂时的团结大多数公民的集会效应,但在吉国国内,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矛盾与冲突是吉国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2.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共生关系脆弱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国内主体民族意识强烈,主体民族对其“至高无上”优越地位的狂热追求贯穿至今。在吉国,主体民族主义主要表现是要求社会承认主体民族至高地位,主体民族被视为吉国社会整合和巩固的核心,而其他族群只享有有限权利。

在吉尔吉斯斯坦,少数民族群体在公务员队伍中代表性不足问题明显。在吉国内政机构中的少数民族代表人数始终未达到比例人数。⑥Элеонора Бейшенбеккызы,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а нуждаются в больших правах,https://rus.azattyk.org/a/27399612.html.据非政府人权组织“Bir Duino-吉尔吉斯斯坦”2015年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吉国南部地区近三分之一是乌兹别克族人,但是乌兹别克族人在吉国南部警察人员中的比例仅为6%。①Толерантность и недискриминация,http://birduino.kg/tolerantnost-i-nediskriminacziya.该组织认为,这种情况成为在调查和审理针对乌兹别克族人刑事案件中存在偏见的原因之一。吉国发生“第三次革命”后,少数民族在国家机构中的代表性仍然很低。据联合国2022年的数据显示,吉尔吉斯斯坦近28%的人口是少数民族,但只有不到5%的少数民族公务员。②《联合国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少数民族扩大就业机会》,https://news.un.org/ru/story/2022/07/1427092。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报告员在2021 年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议会(Jogorku Kenesh)中,90%的代表是吉尔吉斯族人,5%是俄罗斯族人,东干人在议会中只有两名代表,而哈萨克人、鞑靼人和维吾尔人各有一名代表。尽管乌兹别克族人占吉国总人口的14%以上,但在议会中只有三名代表。③Эксперт ООН: узбеки,живущ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имеют право учиться на родном языке,https://news.un.org/ru/story/2021/03/1398772.

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的教育系统也面临“主体民族化”问题。据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报告员2021 年调查数据显示,在吉尔吉斯斯坦公立学校,可以使用4 种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吉尔吉斯语、俄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在全国有226 所学校教授俄语,33 所学校教授乌兹别克语,3 所学校教授塔吉克语。尽管乌兹别克社区是吉国第二大社区,但以乌兹别克语教学的学校数量持续减少。④Эксперт ООН: узбеки,живущ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имеют право учиться на родном языке,https://news.un.org/ru/story/2021/03/1398772.

主体民族掌控国家主要政治权力和核心社会资源,这一问题导致吉尔吉斯斯坦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其中,尤其以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冲突最为尖锐。作为该国少数民族群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族群,乌兹别克族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⑤Andrew R.Bond and Natalie R.Koch,“Interethnic Tensions in Kyrgyzstan:A Political Geographic Perspective,”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1,No.4(2010).乌兹别克族不断被边缘化:其语言始终没有获得与吉尔吉斯语和俄语一样的官方地位;乌兹别克族在吉国官方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乌兹别克语媒体更是寥寥无几。国际组织报告认为,在吉国南方当局的默许下,乌兹别克族持续受到警察和监察系统的迫害。⑥Kyrgyzstan: Widening Ethnic Divisions in the South,https://www.crisisgroup.org/europe-central-asia/central-asia/kyrgyzstan/kyrgyzstan-widening-ethnic-divisions-south.2010年吉乌种族暴力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过去十余年,吉国国内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解读仍充满争议。乌兹别克人对吉乌种族暴力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观点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吉国国内的舆论。

3.主体民族内部矛盾

尽管吉尔吉斯斯坦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冲突不断,但主体民族也并非“铁板一块”。⑦Agadjanian,V.,“Exclusion,Violence,and Optimism: Ethnic Divides in Kyrgyzstan,”Ethnicities,Vol. 20,No.3(2020).吉尔吉斯族内部在文化与政治上思想并不统一,其中以南北区域差异最为突出,居住在吉国北部与南部地区的吉尔吉斯人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这主要反映在北方和南方精英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上。

吉国“第三次革命”发生后的总统选举过程可被视为主体民族内部矛盾的最新案例。标榜民族主义者的扎帕罗夫战胜外向开放的反对派领导人物奥穆尔别克·巴巴诺夫(Omurbek Babanov)。扎帕罗夫出身北方,但他长期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从事政治活动,他最初曾是来自南方部族的吉国前总统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后为来自北方部族的阿坦巴耶夫的主要政治对手;巴巴诺夫出身于吉尔吉斯斯坦西北部的塔拉斯地区,在其政治职业生涯发展中,始终得到北方部族政治力量支持。2020年10月,吉国选举风波发生之后,诸多反对派领导人物如巴巴诺夫、蒂莱克·托克托加齐耶夫(Tilek Toktogaziyev),以及随后被其支持者从监狱释放的扎帕罗夫均组织民众进行游行示威。反对派领导人物对于总统职位的争夺反映出吉尔吉斯社会更大的分歧。扎帕罗夫标榜自己为一位民族主义者,他在集会中经常使用吉尔吉斯语来进行动员。①Emma Avoboda,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Kyrgyzstan,https://www.lawfareblog.com/understanding-political-crisis-kyrgyzstan.他此前被监禁正是因为2013 年参加支持国有化金矿活动游行。因此,在竞选总统过程中,扎帕罗夫在吉国南部和农村地区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扎帕罗夫的崇拜者将其视为“人民最后的希望和信仰”,而批评者则将其视为煽动性的“专制君主”和有组织罪犯的“朋友”。②Ayzirek Imanaliyeva,Kyrgyzstan: Japarov,Last Hope or Populist Menace?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japarov-last-hope-or-populist-menace.相比之下,巴巴诺夫和托克托加齐耶夫则更具开放姿态。巴巴诺夫于2017 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为吉国带来更多外部投资并加强吉国商业发展。尽管当年竞选失败,但研究结果表明,巴巴诺夫在竞选中深受年轻民众青睐。他在谷歌上被搜索次数超过其他总统候选人,并在吉国最受喜爱总理中排名第二。③Камила Баймуратова , Мне нужно все обдумать . Бабанов рассказал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кризис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е и своих планах на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https://kloop.kg/blog/2020/11/02/mne-nuzhnovse-obdumat-babanov-rasskazal-o-politicheskom-krizise-konstitutsionnoj-reforme-i-svoih-planah-na-prezidentskie-vybory/.吉国“第三次革命”以扎帕罗夫当选总统而结束,巴巴诺夫等多位吉国国家议员以涉嫌库姆托尔金矿腐败案等罪名被拘押。④Эрнист Нурматов,За что задержали Омурбека Бабанова? https://rus.azattyk.org/a/za-chto-zaderzhaliomurbeka-babanova/31282951.html.可以预见,吉国北方和南方精英对政治权力争夺还将持续下去,而南北不同吉尔吉斯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是主体民族内部政治精英权力争夺的重要筹码和资源,也是这种权力争夺的深刻动因。

(二)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

1.地缘政治博弈下的“副产品”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西方希望通过对吉国输出民主政治制度来扩大影响力,使其脱离“俄罗斯世界”。吉国也确实大规模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但并未使之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成功融合。另外,吉尔吉斯斯坦在寻找自己文化渊源过程中,开始重新“伊斯兰化”,同为突厥语国家的土耳其逐渐加大与吉国合作力度。历史上形成的斯拉夫文化与移植过来的西方文化相碰撞,再加上伊斯兰极端文化的发酵,导致吉国公民国家认同碎片化。国家发展过程中主体性不足亦削弱公民凝聚力。吉尔吉斯斯坦地处俄罗斯与西方争夺势力范围的“中间地带”,吉国发生的三次革命均能找到外部势力干涉的痕迹。外部势力对吉国本国民族主义的利用与煽动成为吉国社会动荡的主要诱因之一。

大国在“中间地带”对抗严重冲击吉国内部,形成相互间无法妥协的亲俄和亲美政治集团,造成吉国政治经济紊乱。夹在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势力之间,吉国民众迫切希望国家能够实现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吉国公民民族主义的“公民性”及其对尊严的追求导致吉国民众产生暂时“集会效应”,这种“现成的”民族主义资源很容易被当权派和反对派利用,通过强调“危险的他者”来获得民众的认同感,进而有效提高抗议事件动员水平。

2.政治精英权力争夺相互交织

与其他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相同,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同样也是执政党巩固政权、在野党谋夺政权的重要工具。吉国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向政治议程转变。吉国动荡的现实和频繁的暴力冲突使领导层认识到,通过选举所获得的支持并不足以实现政治稳定。因此,领导精英转而通过民族主义情绪来保持其政权受欢迎。近年来,吉国政府对民族主义的鼓励已经产生负面作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仇视一切外国影响力。例如,虽然祖国党(Ata-Jurt)在“二次革命”中表现一般,但是其激进的民族主义言论为该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

此外,还有个别政党将自己标榜为少数民族的守护者,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少数民族群体中更容易发酵。乌兹别克族因其悲惨遭遇愈加不信任政府,迫切需要本族“代言人”。个别政党在争取乌兹别克族权利方面发表更加激进的言论,以此来获得更多选票。例如,在2010 年10月议会选举中,尊严党(Ar-Namys)推举乌兹别克族人安瓦尔·阿尔特科夫(Anvar Artykov)进入最高议会,从而在奥什地区获得许多乌兹别克族人的选票。该党将自己定位为少数民族和公民共识守护者,①Asel Doolotkeldieva,Elections in Kyrgyzstan: A Step towards Democracy?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elections-in-kyrgyzstan-step-towards-democracy/.在议会选举中与宣扬主体民族的祖国党争夺选票。最后祖国党获得28个席位,尊严党获得25个席位,仅相差3个席位。②Объявлены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итоги выборов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https://rus.azattyk.org/a/Kyrgyzstan_Election_Parliament/3394364.html.

3.部族矛盾与南北差异的烙印

作为历史传统游牧民族,建国后吉尔吉斯族仍然保留部族政治传统。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国土被天山分为南北两个部分,通信和运输困境长期积累造成南北差异。吉国不同党派政治精英利用部族矛盾和南北差异来为自己谋求政治资本,无论是主体民族内部还是不同民族之间,民族主义情绪都有所抬头。

在吉国政局中,为缓和部族矛盾与南北差异的脆弱平衡,“南北轮流坐庄”似乎已经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政界精英默认的奇特政治传统。纵观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几位总统,都是代表南北方轮流交替执政。并且在同一届政府中,总统和总理一般也会分属不同区域。有学者认为,2020 年发生的“第三次革命”本是一场针对选举的和平抗议,但是民粹主义政治精英利用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两极分化趋势煽动群众,最后酿成暴力冲突。③Asel Doolotkeldieva,“The 2020 Violent Change in Government in Kyrgyzstan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Three Distinct Stories in One,”in Between Peace and Conflict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Anja Mihr Editor,Springer,2021,p.171.

(三)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

1.成为阻碍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

吉尔吉斯斯坦建国后面临的重大任务即是巩固和维护新生国家统一与独立。然而,移植西方民主模式遭遇“水土不服”,独立三十年余来吉国先后发生三次政变,三位总统被赶下台,成为中亚五国当中最不稳定的国家。2020年吉国“第三次革命”最大受益者、现任总统扎帕罗夫,以民族主义政治立场和平民主义做事风格走上政坛,但在其上任后吉国内部依然矛盾不断。2022 年10 月,在吉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达成边界协议草案期间,吉国当局逮捕近30名公开反对边界协议的民间社会活动家、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大规模逮捕边界协议草案批评者受到民间社会活动人士的广泛谴责,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还曾专门发出呼吁,建议吉国政府立即释放被无正当理由逮捕的人士。④Kyrgyzstan: Mass Arrests of Government Critics in Escalating Crackdown on Dissent,https://www.iphronline.org/kyrgyzstan-mass-arrests-of-government-critics.html.无论吉国政治体制如何改革,总统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亲总统党独大且反对派虚弱的局面都难以避免。吉国民族国家建设因受到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而陷入困境。

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对政府招商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吉国政治格局复杂、社会缺乏凝聚力导致民众容易被民族主义声音所蛊惑,“揭竿而起”反对当局提出的一切建议。吉国国家工业、能源及矿产资源委员会甚至特别委托过瑞士和平纽带基金会编写《吉尔吉斯共和国矿业冲突管理指南》。①Guidebook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in Mining Industry of the Kyrgyz Republic,Bishkek,2017,https://peacenexus.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Investors-Guidebook_english.pdf. 该指南有中文版本,详见https://www.securityhumanrightshub.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9/investors_guidebook_chinese_0_0.pdf.2021年甚至有媒体将金矿开采称为“近期吉尔吉斯政治动荡的核心”。难以吸引外资加剧国家贫困,贫困再次滋生极端民族主义,如此往复循环。②Bakyt Ibraimov,Jalil Saparov,Gold Mining at Heart of Recent Kyrgyz Political Turmoil,https://www.thethirdpole.net/en/pollution/gold-mining-at-heart-of-recent-kyrgyz-political-turmoil/.

2.导致国家认同发展不充分与民族排外情绪并存

在吉尔吉斯斯坦整体国家治理能力偏弱的情况下,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均对国家权威产生不服从的情绪。在吉国的一些地区甚至出现部落认同高于民族认同,更高于国家认同的局面。《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指出,并不是国家建立了民族内涵就会应运而生。③〔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J. Hobsbawm):《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88页。国家要在各个领域有所作为才可能实现全体国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不完善的治理举措使国家认同和民族融合成为一句空话。

吊诡的是,不充分的国家认同程度并没有降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及普通民众对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警觉性,甚至出现偏激的民族主义行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2 年的数据显示,虽然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少数民族乌兹别克族面临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的歧视与压迫,但是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受访者对暴力的支持程度在统计上没有显著性差异。④Rebekah Tromble,“From Nomadic Traditionalists to Sedentary Scripturalists?”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64,NO.6(2017).对内部和外部“假想敌”存在的敌意成为公民民族主义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遭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一样具有排外情绪,在政治精英的有意引导下,这种排外情绪往往更加高涨。

3.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中亚邻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首先影响到其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2010年吉乌种族暴力冲突深深刺激了乌兹别克斯坦民众,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发生报复性反应,一些地区出现殴打吉尔吉斯族人等事件。这场冲突不仅恶化了两国关系,还强化了两国国内非主体民族意识,加深了两国族群政治问题的尖锐性。

此外,极端民族主义导致领土争夺型民族冲突也影响吉尔吉斯斯坦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吉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直以来边界争端不断,经常引发流血冲突和分歧。尽管2022年年底吉国与乌国已签署《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界分段条约》,但吉国内仍然存在不少反对声音及抗议行为。2022年9月,吉塔边界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吉方宣布武装冲突造成其公民59人死亡、163人受伤。塔方宣布有35人死亡和30人受伤。⑤《吉尔吉斯斯坦安全委员会:吉塔边境冲突导致吉方大约40 名军人死亡》,https://sputniknews.cn/20220919/1044091471.html。民族主义问题始终是影响中亚各国各民族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障碍。

二、帝国遗产: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关系生成机理

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关系与苏联的统治遗存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这份“帝国遗产”也奠定了理解和把握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的基本盘。民族划界的错综复杂、继承的苏联政治体制不完善、地缘经济遗留问题复杂性带来的衍生性因素与古已有之的部族主义原初因素相碰撞,共同构成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关系生成机理。

(一)民族划界导致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族群冲突的发生

在中亚各个加盟共和国划界过程中,苏联联邦政府并未考虑到各民族国家的传统边界以及各民族的民族构成和经济条件。苏联时期中亚民族划界人为因素明显、民族政策设计仓促,有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莫斯科、地区政治经济精英以及当地人种学家之间复杂权力斗争的结果。①Farrant,Amanda,“Mission Impossible: The Politico-Geographical Engineering of Soviet Central Asia’s Republican Boundaries,”Central Asian Survey,Vol.25,No.1-2(2006).在苏联行政区划中,领土管辖权被赋予某些民族,但“领土”和“民族”在空间、概念和法律上都不一致。国家独立后,一直居住和工作在当地的居民突然成为名义上的少数民族,这让他们感到与生俱来的权利受到损害。民族划界“没有达到使各民族相互接近和融为一体的目的,反而导致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增强”。主体民族的优越地位建立于非主体民族的权利受到侵害之上,这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民族问题的出现埋下隐患。②左凤荣、刘显忠:《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97页。

此外,苏联政府对飞地的划分不仅人为地割裂各民族居民的日常往来,而且因资源利用而引发了族群冲突。苏联政府在20 世纪20—30 年代对中亚民族国家的划界导致费尔干纳盆地自古混居的族群问题更加复杂化,中亚安全“火药桶”③张娜、吴良全:《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问题——对20世纪20—30年代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的反思》,《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之称由此而来。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边界在费尔干纳盆地犬牙交错,飞地边界的划分人为地割裂了盆地内居民间的日常生活,导致出现一国居民经常需要到他国邻近地区探亲,或采买生活用品、跨境打短工等现象。④张娜、吴良全:《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问题——对20世纪20—30年代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的反思》,《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另外,居民对飞地内土地、牧场、水资源和地下储气库等资源的争夺导致族群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升级到一定规模的暴力流血事件。

(二)政治体制不完善导致暴力成为“常规”意见输出渠道

独立后中亚国家基本上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的“超级总统制”。中亚国家以和平方式获得民族国家主权,政治精英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从苏联继承下来,这批“原始”精英长期掌控国家权力。⑤胡键:《从解构联盟到区域合作——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嬗变》,《世界民族》2008年第5期。为维护政权,以主体民族为主的政权精英对其他民族强力推行主体族裔文化,将其作为一种强加的意识形态。吉尔吉斯斯坦未进行过正常的政权轮换,精英流动缺乏健全机制,“底层成长起来的创新型‘草根’精英无法获得进入国家体制的渠道”,⑥胡键:《从解构联盟到区域合作——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嬗变》,《世界民族》2008年第5期。导致政治利益分配不均。在此情况下,暴力推翻现有政权成为“草根”精英及公众“最容易选择的意见输出渠道”,⑦胡键:《从解构联盟到区域合作——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嬗变》,《世界民族》2008年第5期。而民族主义作为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工具,得到极力推崇。“草根”精英利用非主体民族对主体民族政治文化政策的不满,煽动非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政治暴力运动来获得权力。但“草根”精英的成功“上位”并没有使非主体民族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障,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也限制了非主体民族诉诸法律的可能性,这就更增加了发生种族暴力的可能性。种族冲突也因为社会中出现过种族暴力的经历而进一步增加,①Cederman L-E,Wimmer A and Min B,“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World Politics,Vol. 62,No.1(2010).吉国由此陷入无休止的“暴力怪圈”,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关系更加得不到恰当处理。

(三)灌溉农业开发政策引发地缘关系紧张

复杂的地缘经济问题,是苏联留给吉尔吉斯斯坦的又一重要遗产,其中水资源问题最为突出。苏联政府将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定位为苏联南部地区的农业和矿产基地。苏联时期实施的灌溉农业开发政策导致中亚地区农业用水量大幅增加,其中棉花资源战略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过度的棉花种植导致加盟共和国缺水严重。②Igor Lipovsky,“The Central Asian Cotton Epic,”Central Asian Survey,Vol.14,No.4(1995).

此外,由于苏联对中亚国家的边界划定缺乏实际考量,致使各国河流水文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比如,位于锡尔河与阿姆河两大流域的上游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地表水资源超过整个中亚地区的三分之二,而下游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水资源却极度匮乏。③但杨、潘志平:《中亚水资源冲突原因分析与解决路径——以罗贡、卡姆巴拉金Ⅰ号水电站为例》,《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基于苏联时期中亚国家的边界划定而独立的中亚各国,随着灌溉土地面积的增加及其对于水资源需求的扩大,引发并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激化。有资料显示,2014年,中亚五国的灌溉土地面积比20世纪90年代独立初期增加了250 万公顷,④苏来曼·斯拉木、泰来提·木明:《中亚水资源冲突与合作现状》,《欧亚经济》2014年第3期。这导致各国的用水缺口随之增加。2021 年,吉乌两国终于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两国共同管理卡姆比尔-阿巴德水库水域。但吉国民众受到争夺政权的反对派精英的鼓动,组织抗议活动反对该协议的签署。另有资料显示,2022 年吉国有90%的用水量用于灌溉农作物,⑤Ирригация: Новый опыт в управлении,эффектив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https://kabar.kg/news/irrigatciianovyi-opyt-v-upravlenii-effektivnye-rezul-taty/.而吉国当年耕地总面积为128.7 万公顷,⑥Площадь земельного фонда по видам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угод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http://www.stat.kg/ru/opendata/category/131/.巨大的用水需求量可能会增加吉国民众的紧张情绪。可以预见,围绕水资源的分配问题而展开的多国博弈以及矛盾冲突还会持续下去,这种外部地缘压力也会导致吉国国内民族关系的紧张。

(四)氏族关系与部族主义的历史遗留带来消极后果

在19世纪被沙俄征服之前,散居在中亚地区的诸多民族就已经是一些族裔民族。这些民族主要是受自公元9 世纪开始传播的伊斯兰文化影响,并受到在历史发展中积淀的语言、习俗、原始宗教等族裔特色文化熏陶。⑦石培玲:《文化同一性的危机与中亚民族主义的认同困境》,《学术界》2007年第2期。因此,氏族关系一直是中亚地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吉尔吉斯斯坦尤其如此。地域联系或社会联盟超越单纯的血缘关系,将个人联系为一个群体。⑧Kathleen Collins,“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World Politics,Vol. 56,No.2(2004).换句话说,地域为传统的亲属关系和氏族关系提供场所。苏联建国后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民族现代化进程取得一定进展,但部族主义“还是顽固地以其特有的方式适应了苏维埃体制”。①焦一强:《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部族主义因素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0 年第3 期。苏联解体后,民族传统复兴致使部族主义重新抬头,国家治理无序导致民众归属感“无以为寄”,人们开始按照血缘及地域联系来寻求部族保护。由此,部族主义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吉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②焦一强:《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部族主义因素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0年第3期。

在吉尔吉斯斯坦,地域主义与氏族认同掺杂着“某些历史现实的模糊性”,被政治精英有选择地加以利用。苏联解体后,部族再次成为影响中亚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体。③Kathleen Collins,“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World Politics,Vol. 56,No.2(2004).在中亚五国当中,哈萨克斯坦较少受到部族文化带来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干扰,很好地利用部族文化来巩固本国政权。部族政治的确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平稳转型,但吉国部族间的权力博弈直接削弱了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吉尔吉斯斯坦人对氏族强烈的认同与其对国家文化的认同之间构成张力,这种有时甚至是“想象的”氏族关系,加深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地域的分歧。④Andrew R. Bond and Natalie R. Koch,“Interethnic Tensions in Kyrgyzstan: A Political Geographic Perspective,”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 51,No. 4(2010).

三、双重身份:理解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的叙事冲突

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国家”和“族裔国家”双重身份冲突导致民族主义此起彼伏。双重身份叙事冲突主要体现在公民国家胜利叙事与族裔国家悲情叙事之间的冲突、公民“想象的共同体”叙事与主体民族“想象的威胁”叙事之间的冲突。存在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双重身份叙事分别服从服务于不同的权力话语,前者为执政者的统治正当性与合法性提供服务,后者则为反对派汲取参政资源与广泛的社会同情提供服务。

(一)“公民国家”与“族裔国家”双重身份叙事的冲突

1.胜利叙事与悲情叙事之间的冲突

胜利叙事在公民民族主义叙事模式中尤为常见。在这种叙事模式中,民族共同体被描述成摆脱黑暗和非理性过去,共同形成一个进步和包容的新社会。⑤Michael Morden,“Anatomy of the National Myth: Archetypes and Narrative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 22,No.3(2016).公民民族主义胜利叙事绕开关于种族起源问题,而是强调国家制度建立以及民族共同体恒久性。⑥范可:《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途径、观念与叙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年第6期。例如,为重建民族认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挖掘历史上英雄人物和民族主义人物来建构叙事,英雄史诗“玛纳斯”成为吉国国族口号和“精神密码”。在吉国民族主义叙事中,民族英雄玛纳斯是生活在公元9世纪的历史人物,他聚集分散的吉尔吉斯氏族,将40个吉尔吉斯部落团结在一面旗帜下,建立第一个吉尔吉斯国家。如今,在吉尔吉斯斯坦全国各地都能找到玛纳斯雕像。2011年6月,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象征民主的自由女神像被玛纳斯纪念碑取代。

与胜利叙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悲情叙事往往围绕失败与苦难构建民族神话,也就是政治心理学家瓦米克·沃尔坎(Vamik Volkan)所说的“选择性的创伤”。⑦V. D. Volkan,“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s and Chosen Traumas: An Aspect of Large- group Identity,”Group Analysis,Vol. 34,No.1(2001).在吉尔吉斯斯坦,令人悲愤的民族主义叙事通常将群体所经历的不公正的感受与不可避免灾难的信念紧密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当少数民族面临同化压力、意识到政治地位丧失,抑或是对其生存感知到威胁时。乌兹别克族人关于2010 年吉乌种族冲突的叙事使吉国国内本就紧张的民族关系更加尖锐。乌兹别克族记者乌鲁别克·索金认为冲突的根源固然是吉尔吉斯族人和乌兹别克族人数十年敌意的结果,但是乌兹别克族被压抑的挫败感对冲突起到助燃作用。①Conflicting Narratives Add to Tensions in Kyrgyzstan,https://eurasianet.org/conflicting-narrativesadd-to-tensions-in-kyrgyzstan.乌兹别克社区领导人认为乌兹别克族人正在被“种族灭绝”,吉国政府任由流血冲突事件发生。②Conflicting Narratives Add to Tensions in Kyrgyzstan,https://eurasianet.org/conflicting-narrativesadd-to-tensions-in-kyrgyzstan.乌兹别克族人权捍卫者阿齐姆扬·阿斯卡罗夫(Azimjan Askarov)的案件代表了乌兹别克族人不公正待遇的典型事件。吉尔吉斯斯坦法院裁定他犯有煽动2010年暴力事件的罪行,但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于2016 年5 月得出结论,吉国对阿斯卡罗夫的“拘留不符合国内法,没有合法目的,是出于他作为人权捍卫者的角色和他的种族”。③Eric McGlinchey,“The Populist and Nationalist Threat to Human Rights in Kyrgyzstan,” https://fpc.org.uk/the-populist-and-nationalist-threat-to-human-rights-in-kyrgyzstan/.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立即将其释放,但遭到吉国政府的拒绝。因健康原因,阿斯卡罗夫于2020年7月死于狱中。

除此之外,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往往将种族冲突叙事简化为吉尔吉斯族人和乌兹别克族人之间的冲突问题,但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民粹主义情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吉国的俄罗斯族、东干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和土耳其族等其他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上感受到来自主体民族的压力,这些群体也处于被吉国政治边缘化的状态。④Кыргызстан.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https://24.kg/archive/ru/politic/101397-kyrgyzstan-osobennosti-laquonacionalnojraquo.html/.种族异质性本身并不会导致大规模暴力行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排斥才更有可能导致种族冲突。⑤Asal V,Findley M,Piazza JA,et al.,“Political Exclusion,Oil,and Ethnic Armed Conflict,”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60,No.8(2016).近年来,随着吉国国内反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涌现,不时有媒体报道吉国俄罗斯族人受到殴打等消息。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州斯拉夫侨民协会主席瓦列里·乌列耶夫(Valery Uleyev)认为,针对吉国的俄罗斯族人正在发生所谓的“天鹅绒歧视”。⑥Страх и ненависть на Иссык-Куле,https://lenta.ru/articles/2021/08/04/russkie_sa/.他们的被排斥感因苏联解体后同族人口大规模外流,以及曾经拥有社会优势的集体记忆逐渐淡化而加剧。⑦Agadjanian V.,“Exclusion,Violence,and Optimism: Ethnic Divides in Kyrgyzstan,”Ethnicities,Vol.20,No.3(2020).

2.“想象的共同体”叙事与“想象的威胁”叙事之间的冲突

吉尔吉斯斯坦公民民族主义叙事的主要特征,即彼此认同自己同属于一个国家,只有人民而非外国实体才能从国家资源中获益。吉国总统扎帕罗夫对外国金矿收归国有事件的叙事充分体现了“想象的共同体”叙事。2022年4月,扎帕罗夫向吉国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库姆托尔矿已经完全、不可撤销地收归吉国。相关协议由吉国政府4日与加拿大黄金公司Centerra签署。根据协议,吉国政府获得对库姆托尔金矿的全面管理和所有权。在对人民的电视直播讲话中,扎帕罗夫称该协议是一次“历史性突破”,并指出目前达成的条件是最好的。⑧Президент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в прямом обращении к народу объявил о заключени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по золоторудному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ю Кумтор,https://www.president.kg/ru/sobytiya/22190_prezident_sadir_ghaparov_v_pryamom_obrashenii_k_narodu_obyavil_o_zaklyuchenii_globalnogo_soglasheniya_po_zolotorudnomu_me storoghdeniyu_kumtor.此外,在吉乌签署边界划定协议问题上,吉国最著名的反对派政治家阿达汉·马杜马罗夫(Adahan Modumarov)坚持认为协议结果是通过胁迫实现的。①Ayzirek Imanaliyeva,Kyrgyzstan Ratifies Uzbekistan Border Deal in Testy Parliament Session,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ratifies-uzbekistan-border-deal-in-testy-parliament-session.吉国媒体认为,在此次事件中,反对派活动人士再次利用“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者”的头衔,声称自己是“重申吉尔吉斯斯坦对其土地和资产主权的拥护者”,因此才成功召集到抗议活动的支持者。②Почему достигнут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 Кемпир-Абаду оптимальны: мнение главы НИСИ,https://24.kg/vlast/248710_pochemu_dostignutyie_dogovorennosti_ponbspkempir-abadu_optimalnyi_mnenie_glavyi_nisi/.

“想象的共同体”叙事对外团结了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吉国民众对内却面临被“想象的威胁”叙事分裂的趋势。在吉国,主体民族公开将自身利益置于其他群体利益之上,把自我族群“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置于最高价值链”。③周少青:《21世纪“新民族主义”:缘起、特点及趋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吉国主体民族民族主义者积极推进关于少数民族群体中人数最多的乌兹别克族群的危险叙事。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奥什市前市长梅利斯·米尔扎赫梅托夫(Melis Myrzakhmetov)就曾利用反乌兹别克斯坦的仇外情绪培养忠实的政治追随者。关于2010 年种族冲突的起因,在吉尔吉斯斯坦存在典型的民族主义谣言:第一种谣言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意图接管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第二种谣言称吉尔吉斯族女性被乌兹别克族强奸,④Andrew R. Bond and Natalie R. Koch,“Interethnic Tensions in Kyrgyzstan: A Political Geographic Perspective,”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1,No. 4(2010).第三种谣言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族积攒过度的财富。⑤Agadjanian V.,“Exclusion,Violence,and Optimism: Ethnic Divides in Kyrgyzstan,”Ethnicities,Vol.20,No.3(2020).无论是对吉尔吉斯斯坦领土及财富的占有叙事,还是对吉尔吉斯族妇女身体的侵犯叙事,都表明主体民族对于乌兹别克少数民族的敌意与猜忌。

为迎合主体民族的担忧情绪并争取到该群体的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经常对少数民族语言问题进行高调表态。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学习,本是少数民族群体应有的权利,但少数民族语言出现被政治精英边缘化的现象。在吉乌种族冲突发生之后,时任吉国政府总理巴巴诺夫在2012 年7 月17 日的内阁会议上提议英语、西班牙语、汉语可作为第二语言,而乌兹别克语和塔吉克语不应出现在第二外语的名单中。吉尔吉斯斯坦祖国党议会代表于尔迪兹坎·佐尔多绍娃(Jyldyzkan Dzholdoshova)也呼吁只使用吉尔吉斯语和俄语。这些声明在当时引起不小的恐慌,在吉国的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许多人认为,政府的目标是废除少数民族语言教育。⑥Bakyt Ibraimov and Temir Akmatov,Tough Talk On Kyrgyz Schools,https://chalkboard.tol.org/tough-talkon-kyrgyz-schools/.

(二)双重身份叙事彼此冲突的原因

叙事被理解为将不同的事实编织在一起去理解当代世界中的现实的过程。⑦Patterson,Molly and Kristen Renwick Monroe,“Narrative in Political 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No. 1(1998).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思想内容本身并没有促进产生民族主义情绪的精英的动机、利益及阴谋重要。⑧Michael Morden,“Anatomy of the National Myth: Archetypes and Narrative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 22,No.3(2016).在吉国,身份叙事主要是为权力服务。冲突时期的民族主义叙事尤其如此,民族主义叙事将“他者”的冲突行为构建为非理性的做法,从而为精英参与冲突提供借口。此外,民族主义叙事美化群体形象,将“自我”描述为正义方及冲突的受害者。①Michael Morden,“Anatomy of the National Myth: Archetypes and Narrative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22,No.3(2016).经过精心设计的民族主义叙事,利用民族身份及历史记忆引导某一特定群体,对产生冲突的原因、各方动机及自身的某些行为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释,并最终与该群体的价值观和认知模式产生共鸣,从而让民众为其政治实践背书。

独立后的吉国迫切希望实现民族复兴,吉国政府通过公开宣传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来宣誓主权国身份,同时又用来证明政权存在的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公民国家的胜利叙事应运而生。然而,在苏联时期被压抑的主体民族的主体性骤然反弹,②张友国、伊琳娜·伊力汗:《中亚国家建构中的公共空间政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 年第1 期。政治生活面临很高的不确定性且引发集体行动的传统方式变得无效的情况下,吉国政治精英则通过使用悲情民族主义叙事来进行大众动员,构建和加强民众对国内政治事件的集体理解。

近年来,国际形势及新冠疫情给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困难,吉国普通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2021 年10 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批准组建新政府。淡化民族身份、强化公民身份成为新政府的主要任务。新政府希望通过强调只有人民而非外国实体才能从国家资源中获益来团结民众,然而在经济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吉国社会内部对于少数民族的敌意更加明显。一方面,主体民族认为以乌兹别克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有分离国家之嫌,并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打压和边缘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认为自己受到歧视对待并被主体民族压迫。双方均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完全两极分化的受害者身份叙事和不满情绪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消除,并将阻碍吉国政府公民身份的建立工作。吉国宪法中规定公民不论种族的平等身份与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的族群身份相悖,“公民国家”与“族裔国家”的共生关系变得异常脆弱且危机四伏。

四、结语

民族主义是吉尔吉斯斯坦陷入“失败国家”困局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对吉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影响的梳理,发现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是以大国为主的域外行为体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下的“副产品”,同时也是吉国政治精英为谋求政治资本而使用的工具,并且带有深刻的部族矛盾与南北差异的烙印。吉国民族主义发展对民族国家构建造成一定阻碍,同时也影响着该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发展。此外,民族主义问题始终是影响中亚各国各民族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障碍。

帝国遗产和身份叙事为理解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生成机理及其叙事逻辑提供重要观察视角。民族主义叙事首先服务于精英的利益,它的持久力不取决于它的可信度,而是取决于它对政治精英的有用性。吉国政府在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正如它在加强民主制度还是对批评声音采取强硬态度之间犹豫一样。③Shairbek Dzhuraev,“Necessary Nationalism? Kyrgyzstan'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http://caspianet.eu/2017/05/24/necessary-nationalism-kyrgyzstans-relations-west/.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政治精英一旦掌权,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延长掌权时间,而民族主义作为以最小成本收获更多民心的工具,无疑是政治精英的最佳选择。建构现代国家的公民身份叙事,与作为古已有之的传统部落的部族身份叙事,构成理解吉尔吉斯斯坦成为民族主义重灾区的叙事逻辑。

总体来看,吉尔吉斯斯坦领导层目前还没有开出建设繁荣的多民族国家的良方。在吉国内有种说法,分离主义者并不是国家的主要威胁,有意将人民分成不同的种族或语言群体、故意分裂国家的政治精英才是。①Кыргызстан.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https://24.kg/archive/ru/politic/101397-kyrgyzstan-osobennosti-laquonacionalnojraquo.html/.摆脱帝国遗产,重构身份叙事,从而把民族主义情感引向理性的方向,将是吉尔吉斯斯坦走出民族主义泥沼、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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