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唯物史观意蕴

2024-01-23 10:57方世南
关键词:唯物史观权益总书记

方世南

(1.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2. 苏州大学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江苏 苏州 215006;3. 苏州大学 东吴智库,江苏 苏州 215006)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充满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蕴。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论概括、理论总结和理论阐述,推进了新时代中国式的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由文化价值论、文化权益论、文化安全论、文化传承论、文化交流论、文化创新论、文化领导论、文化主体论等重要论述所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重要论述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和本质要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什么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建设新时代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好新时代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兴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业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实践遵循。本文限于篇幅,着重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价值论、文化权益论、文化安全论、文化传承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价值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建立在文化价值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价值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价值论为指导和分析工具,具有深刻的时代性、民族性、学理性、实践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价值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价值的重要论述站位高、立意深、视野开阔、务实管用。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得出了“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33的事实判断。同时得出了“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1]164的价值判断。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文化建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突出了文化建设对于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文化建设对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价值,阐明了文化建设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作用,指明了文化建设对于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象的重大功能,提出了“我们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2]310的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坚持把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表明,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了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必须通过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意识形态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民族形成价值共识和实现价值认同的根本观点,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竞争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必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响亮号角,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发挥着引领时代风气和催人奋进的作用,必须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虚拟网络世界是人们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必须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通过文化的繁荣发展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之所需、国之所求、民之所盼。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是基于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将文化自信作为“四个自信”中具有独特地位的一种自信,作为是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一种自信,也将其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建设、文化自信、文化繁荣兴盛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条件,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因为任何伟大事业的背后必定需要一种伟大的精神文化作为坚实支撑。社会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促进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33。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高度注重文化建设,就在于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因此,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化重大价值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以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对当时流行的文化史观(实质上是唯心史观)抱着一种警惕的和否定的态度,因此,他们生前没有对文化概念作出专门定义式的界定,也没有专门就文化理论做过专著式的系统阐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文版著作中,同“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劳动”“资本”“实践”等高频词相比,“文化”一词只使用了58次,并不是一个高频使用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人类学笔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著中,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出发,对文化的内涵、价值、本质等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认为文化是在实践中产生的,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文化对于经济基础又有着能动的反作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交往的日渐深入推动了文化的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唯心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将人类社会文化的生产或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放置于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524。“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4]49。而作为文化的活的灵魂的哲学,推动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5]。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6]。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在充分肯定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的同时,高度肯定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反作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价值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突出说明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摆正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发展的关系,要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忽视文化建设,因为忽视文化建设,其结果就是经济建设无法呈现出应有的价值,就会导致全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法治松弛、精神文化沦丧。要在文化建设中一刻也不能忽视党对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以端正文化建设的政治方向。要将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坚持做到厚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基础和精神文明基础“两手硬”。要以“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将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文化使命,要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以德育人、以文化人的重要任务,大力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权益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深厚的人文情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时,习近平就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情认真对待。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权益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作为体现人的内在本质要求和反映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一项十分正当而重要的权益。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文化权益是人民在文化实践领域以主体性、创造性姿态从事精神文化活动并从中不断地获得文化利益的权利,包括参与文化活动和享有文化教育、文艺娱乐活动、体育活动、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和从事文艺创作、旅游等活动以及享有社会精神文化成果和文化服务等诸种权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权益论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目的性、价值性、实践性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文化权益理论。习近平总书记除了多次使用“文化权益”这个概念外,还经常使用“文化权利”“文化利益”“文化需要”的概念来指称文化权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7]291,他认为,要通过生产先进性的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因为“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7]332。习近平总书记将人的权益概括为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环境权益。对于环境权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低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环境权益”[7]195。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民整体性权益保障问题,指出,要“保障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8]。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追求更高水平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成为现实需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是过上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文化权益,“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9]。习近平总书记以“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三个更”的说法,对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满足人民群众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任务和要求,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情怀。为了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水平,要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注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要将论文和文艺作品写在广袤的大地上,写在人民群众的心坎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2]322。这段饱含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殷切希望的讲话,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说明向人民提供更多既能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又能增强其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是衡量文化建设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尺度,深刻地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文化权益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权益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

促进人民实现包括文化权益在内的整体性权益进而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包括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生态权益(或环境权益)在内的整体性权益实现,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需内容。在人的整体性权益中,文化权益处于重要地位,保障人的文化权益是推进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先决条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论著,就人的本质与人的文化权益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需要(消费)与生产以及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解放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文化权益对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收回迄今为止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10]。要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的基本方略,体现了工人阶级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和推动历史前进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明了工人阶级争取物质权益与文化权益的手段和途径,阐述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各自作用,突出了精神文化转变为物质力量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11。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权益对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确证和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创造性发挥的重大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权益论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目的性、价值性、受益性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权益论表明,文化是和人民的美好生活紧密关联的,是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权益论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升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国之大者”的高度,深刻地揭示出,人并非只是单一地考虑经济利益的经济人,人同样是注重精神文化需要的文化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包括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高品质生活不可或缺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中,都应该做到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如果说增加物质利益是为了更多地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话,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的文化利益,就能更多地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这就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

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安全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体现,人民安居乐业需要文化安全。习近平文化思想十分注重包括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在内的文化安全,形成了内容丰富和系统完整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安全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安全理论的本质要求、基本要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促进文化安全作为确保国家总体安全和维护人民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将文化安全作为贯穿于国家安全诸多要素之中的一种重要安全,作为构成确保国家安全的文化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1]41。这段话对确保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提出了总体性要求和基本任务。由于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最为重要的内容。文化安全的根本也就是确保意识形态的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等不受颠覆和威胁而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健康发展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高度注重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针对“文化市场、文化资源、文化阵地的争夺更加激烈”[7]290的态势,提出了要注重文化安全问题。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2]。习近平文化思想将现实生活世界的文化安全与虚拟网络世界的网络安全紧密结合起来,将意识形态安全上升到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予以考量,将文化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构成了理论性和实践性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安全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安全论是问题意识和对策意识紧密结合的科学思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3]10,同时他指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13]14的客观现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范围普及安全教育,强化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意识,切实引导人民群众自发自觉地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意识,增强人民群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强大合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安全论首先指向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包括作为党内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理想信念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高度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14],这段话突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党内政治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强调了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13]68-69。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作用,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全社会强化基于价值认同的价值共识,为主流文化价值观奠定稳固的思想根基,夯实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牢牢地占据社会主义精神文化高地,“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15],对于如何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16]31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安全论还非常注重将安全教育同学校教育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针对义务教育阶段中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建设,我提出要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来抓好”[17],这有利于使意识形态安全观念贯穿于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培养出一批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在破立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中形成文化安全或意识形态安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安全理论坚持破的重点是解构资产阶级的文化统治和意识形态统治,争取无产阶级的文化解放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出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作为唯物史观奠基之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借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否定性、贬义性、虚假性的用法,对于当时在德国流行的各种主张以精神文化因素或抽象人性这种颠倒的或虚幻的思想意识去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唯心史观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中的唯心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称之为“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3]51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安全理论将立的重点放在争取无产阶级的文化权益,从而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文化安全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维护统治、自身利益诉求、自身精神文化价值取向等的价值取向,对社会关系特别是对经济利益关系反映而形成的思想观念体系,是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主要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所构成,它们一经形成就成为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为其服务的观念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统治阶级将其作为提出其政治纲领和思想路线并以其规范社会成员行为准则、体现其价值取向和宣传其思想观念的理论依据,也作为凝聚社会成员思想共识并获得合法性统治的思想文化基础。马克思认为,一个阶级(统治阶级)在社会上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必然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550。概而言之,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一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观念的集中体现,因此,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巩固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执政合法性。无论是从破的立场还是从立的立场来看,意识形态的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8],这道出了思想观念对于文化安全的重大价值,说明意识形态的解构和建构对于时代发展的重大影响。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安全论从文化建设的稳定性、保障性、目标性、价值性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在文化安全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要突出意识形态安全在文化安全中的首要地位,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在运用其观点和方法基础上结合实际推进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9]。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安全论表明,文化安全和文化建设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和根本目的是在文化安全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文化权益,是为了确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性,以便于夯实国家总体安全的思想防线,严密防范和化解文化安全风险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为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将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认识,推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一体化建设、现实世界的先进文化和虚拟网络世界的网络文化一体化建设、国内文化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一体化建设,以确保从文化安全的维度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四、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传承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历史传承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高度注重将文化的本来、文化的外来和文化的未来紧密地联系起来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和促进中华现代文明新提升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6月2日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一篇集中展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传承论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要从这些突出特征中明确中华文明从过去到现代再到未来的发展走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概括为五大特征,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为此,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0]。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推动文化传承的价值目标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11]41。这些重要论述,形成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传承论。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传承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竞争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来自古代的《礼记·礼运》,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对于新时代需要大力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1]278。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之所以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因此,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传承,哪里有中国特色?而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一定要切实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传承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传承论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和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必须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16]185有机结合、同步推进 。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和底色,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立国之本,必须传承好、弘扬好、发展好。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传承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十分重视,他多次使用“继承革命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革命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以先进文化铸魂”“进一步增强先进文化的思想凝聚力”“要始终高扬先进文化的旗帜”等词语,说明新时代传承革命文化和发展先进文化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于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对于端正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传承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传承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和文明的发展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文化传承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文化传承也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注重文化传承和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大脑”[22]。恩格斯在给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提到过,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经济基础,但对历史进程斗争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4]592。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4]599。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23],突出说明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传承的科学方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传承论从文化建设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文化建设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文化建设的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传承论要求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巨大的无形资产和无价之宝予以珍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的精神文化元素,例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思想,与今天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契合性;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及提高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契合性;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思想与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具有契合性;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思想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具有契合性;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理想,与今天倡导家国情怀和厚植人文精神具有契合性;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思想,与今天将功利和伦理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具有契合性;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文化与今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契合性;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与今天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契合性;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与今天倡导辩证思维具有契合性;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与今天坚持在文明互鉴中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思想文化资源,以一种重大思想合力的功能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定能够成为新时代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文化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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