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进展与未来进路
——基于CNKI期刊论文(2011—2022)的分析*

2024-01-24 07:07张建军胡宝红
关键词:交融民族团结中华民族

张建军,胡宝红

(1.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一、研究缘起

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党中央高度重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2010 年1 月,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民族工作成效挂钩的要求。自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上升至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政策得到进一步重视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深化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极端重要性。2022 年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乌鲁木齐调研时再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进一步彰显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的突出地位。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要求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学者们从多个视角围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开探讨,产出了较为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本文尝试采用citespace 工具,对已有研究进行分析,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进展,探讨未来研究进路,期望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以“交往交流交融”为主题词,发表年份区间设定为2011—2022年,在CNKI数据库进行文献搜索,得到总文献973 篇。其中,学术期刊742 篇,学位论文31 篇,会议9 篇,报纸136 篇,图书2 本。经人工对比筛选,剔除学位论文、会议、报纸、图书、发言摘要、评论员文章、重复以及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数据样本424篇。

(二)分析方法

Citespace 是一款能以图谱的形式呈现已有文献研究的某些特征,帮助分析和预测未来研究趋势的重要研究工具。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采用Citespace.5.1.R8 版本对数据样本进行分析,把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进展,预测未来研究进路。

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献研究分析

(一)发文量分析

通过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发文趋势进行分析,可以清晰把握该研究的整体发展态势。2011 年至2022 年8 月该研究发文量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发文量呈现整体持续上升的趋势。2011—2012年发文量每年只有4到6篇;2013—2022年发文量迅猛增长,其中2021 年发文量实现翻倍增长,发文量高达113 篇,2022 年数据截至2022 年8月1 日,虽然发文量只有68 篇,但是纵观整体发文量走向,全年发文量应该仍然保持高位趋势。二是发文量与民族政策息息相关。2010年党中央首次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并将其视为衡量民族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引发了学界的研究。但囿于首次提出且没有实质性的具体方向,学界的研究起初处于概念探讨阶段,在2011—2013 年间发文量较少。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通过构建多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来增强民族间交往的频次、民族交流的范围以及民族交融的程度,为学界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自此,学界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围逐年扩大,发文量随之增多。

(二)高产作者及合作情况分析

发文量越大的作者提出的观点越能反映领域内的研究热点,为同一领域的后续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确定核心作者并研究其具体观点有利于把握该领域研究热点。依据文献计量学普赖斯定律,其中M表示发表论文的最小数量,Nmax 表示所有作者中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发文量在M篇以上的作者即被确认为核心作者候选人。①参见张子婷、郑彦宁、袁芳《多指标核心作者识别方法研究》,《现代情报》,2020年第7期,第144-151页。借助citespace 分析可以发现,梁云和刘利两位作者发表期刊论文数最大,均为4篇。依据普赖斯定理,得出M≈2,即发文量在2 篇及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目前符合条件的核心作者为10人。

作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集思广益,为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更多新思路、新视角和新方法。用Citespace 软件分析发现:第一,作者节点N 值为244,表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者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规模。第二,连接线E 值为58,连接线少而细,表明作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度不高。只有白红梅、李敏、姜永志三人构成了较大规模的合作关系。依据普赖斯定律,在同一研究领域,只有当所有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占比过半时,才能表明该领域形成核心作者群。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研究中,核心作者共10 人,核心作者总发文量为31,发文总量占比为31/424,约7%,远低于半数,这表明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第三,合作网络的网络密度值为0.002,表明各作者间联系不足,主要是单个作者的孤立研究。

(三)研究机构及合作情况分析

借助citespace 软件,分析机构间的合作情况,可以发现:第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全国各地的民族院校、民族地区高校以及相关机构的民族研究部门,表明该研究具有相对的局限性;第二,机构节点N 值为213,连接线E 值为55,网络密度值为0.002 4,表明国内致力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机构较多,但是机构间合作度不强。

(四)文献高被引分析

被引量是衡量一篇论文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一篇文章被引次数多,表明该文章的观点获得学界的较高认同。当然,文章被引次数的多少不仅与文章质量有关,也和发表时间早晚有一定的关系。现有研究中被引次数遥遥领先的是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和胡联合合作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299 次),然后是王希恩(133 次)、金炳镐(127 次)、郝亚明(75 次)等学者的论文。这表明这些论文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和借鉴性。

对高被引论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首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内容聚焦内涵阐释、理论渊源、目标追求以及实现途径。其中,金炳镐等学者集中阐释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自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②参见金炳镐、肖锐、毕跃光《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6-69页。;杨须爱则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探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轨迹③参见杨须爱《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轨迹》,《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3页。;胡鞍钢、胡联合指出,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目的在于促进民族交融与共同繁荣,形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共同繁荣的共同体;①参见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12页。郝亚明和王平分别运用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的不同方法论证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②参见郝亚明《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逻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8-12页;王平、严学勤《论民族互嵌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以新疆塔城市的实证研究为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57-63页。其次,研究视角多样。郝亚明和杜娟分别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和文化涵养视角,论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途径。③参见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9-13页;杜娟《从文化涵化视角看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51-56页。最后,研究形式多理论归纳和演绎,鲜有实证研究。在已有的研究论文中,实证研究占比仅有10%。这表明,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

四、研究热点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中介中心性具有连接多篇文章的枢纽作用,因而也被认为是分析研究热点的重要指标。借助Citespace 软件设置呈现阈值并选择LLR 算法,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关键词共现频次和中心性表,具体见表1 所示。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已有文献的关键词中,“民族关系”共现频次最高(29 次),中介中心性为0.18,其次是“民族团结”,出现频次和中介中心性分别为28 次、0.2,说明“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是该领域当下研究热点和研究方向。一般情况下,关键词频次越高,中介中心性也越高,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频次略高于“民族团结”的“民族关系”,中介中心性却略微低于“民族团结”。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些关键词虽然频次不高,但是中介中心性却很高,超过一些频次高的关键词。这类特殊的关键词在该领域的整个研究过程中扮演了特殊的桥梁作用。比如“中华民族”(11次)频次远低于“交融”(18 次),但其中介中心性高出0.06,这表明学界对“交融”的研究依托中华民族这个大前提,民族间的任何形式的交融都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存在为基础,都要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个最终目标。

表1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一览

总的说来,当下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和谐“民族关系”,推动构建稳定繁荣、和谐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智慧和力量。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进一步探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领域的研究主题及其内在联系,需要重点研究论文关键词聚类情况,具体见表2。从已有论文关键词聚类来看,形成了#0 民族团结、#1 民族交融、#2 民族、#3民族交往、#4 民族关系、#5 交往、#6 中华民族共7个聚类群。其中节点数最多的是#0 民族团结(26),表明该领域研究始终紧贴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而紧密度最高的是#6 中华民族(0.991),表明该领域研究致力于中华民族整体性探讨。概括说来,该领域研究集中于总结和探讨如何维护和巩固民族团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的群众基础,进而凝聚起各族人民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智慧和力量。此外,结合现有文献来看,这些聚类又能反映以实现“民族团结”为目标,以“#1 民族交融、#3 民族交往、#5 交往”为路径手段,以正确处理“#6 中华民族”与各“#2 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原则等相关研究。

表2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热点聚类

(三)研究热点演进脉络分析

借助citespace 分析工具,按照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为顺序进行排列,可以发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2011—2013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探索研究阶段;2014—2016 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探索研究阶段;2017年以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深化阶段。

2011—2013 年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探索研究阶段,即话语初创及话语内涵阐释阶段。理论界在该阶段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及其内在联系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著述。金炳镐等学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内在逻辑关系作出如下阐释: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具体表现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整合;民族交流是民族发展的一种动因和形式,内在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交流;民族交融是民族发展的本质要求,走向民族融合不可跨越的过程。故可以认为,民族交往是具体形式,民族交流是具体内容,民族交融是本质要求。①参见金炳镐、肖锐、毕跃光《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1 期,第66-69页。民族交融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需要依托形式多样的民族交往和具体可感的民族交流,三者构成形式服务于内容、内容体现本质的逻辑关系。

2014—2016 年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探索研究阶段,即探讨如何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 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2]。该阶段,学界紧密围绕构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分别从“民族互嵌”“社区环境”“社会结构”“城镇化”建设、深化新疆“兵地融合”、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强化“文化交融”等多角度和途径来探讨“对策建议”。来仪认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从政府科学作为、重视机制建设以及从本土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来有效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②参见来仪《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研究》,《学术界》,2015年第10期,第33-42+324页。闫卫华认为,正确处理兵团和自治区的关系,促进兵地融合是新疆实现和谐发展的关键。③参见闫卫华、郭金泳《论新疆兵地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49-153页。李学春提出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以及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等方面发力,强化“五个认同”,最大范围厚植民族团结之基。④参见李学春《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思想和实践述论》,《理论导刊》,2016年第12期,第66-70页。满珂通过案例分析法,论述了民族文化交融有利于民族间交往,为各民族的进一步交往提供前提,从而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生成与维护。⑤参见满珂、白蓉《民族文化交融与民族关系研究——以甘肃省临潭县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0期,第29-34页。

2017 年以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进入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深化阶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在该阶段,学界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涵、逻辑以及实现民族团结的路径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一是从学校教育层面,加强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民族交流”“文化融合”教育。吴保华结合新疆地区特殊的区情和已经取得的成效,提出从顶层设计、宣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以及协同效应的提升四个方面促进各民族大学生交往交流交融长效机制的构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靠保障。①参见吴保华《新疆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大学生交往交流交融长效机制路径探析》,《新疆社科论坛》,2022年第3期,第17-21页。二是紧密结合国家战略任务“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一带一路”,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为促进新时代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重要抓手。刘晓春系统总结了爱辉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实践,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②参见刘晓春《边境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研究——以黑河市爱辉区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21 年第6 期,第24-33页。李林海认为研究甘肃、新疆两区域民族结构发展变化、民族交融、互动的促生因素对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一带一路”纵深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③参见李林海、顾文兵《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核心区”民族交融、互动因素探究——以甘肃、新疆人口迁徙为视角》,《理论观察》,2019年第1期,第55-58页。三是通过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顺畅“族际互动”,提升“文化认同”与“文化共享”。张彦认为要牢牢坚持“兵地一家人”“兵地一盘棋”的理念,相互沟通、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全方位多角度确保兵地文化交流向纵深处发展,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④参见张彦《兵地融合新形势下的兵地文化交流交融》,《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62-64页。此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民族走廊”研究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张萍总结了相近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研究,提出“走廊型”新型场域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研究能很大程度上创新和拓宽各民族“三交”实践的研究领域和视野。⑤参见张萍、齐传洁《十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第73-80页。这表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实现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横向铺展。

(四)研究趋势预测

运用关键词突现法,可以对2011—2022 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研究趋势。突变词是某一个时间段内被引频次突然增多的词,运用Citespace 软件的burstness 功能,绘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领域研究中前15 名的关键词突变列表,具体见表3所示。

表3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前15名关键词突现强度表

表中包含突变词的年代分布以及突变强度,据此可以判断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未来发展方向。“强度”对应的数值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在短期内出现的频率就越高。“起始时间”表示关键词开始成为热点的突现时间,“结束时间”表示关键词弱化的突现时间。细矩形条代表每个关键词出现的时间,粗矩形条代表每个关键词突现持续的时间范围,是研究热点的一大体现。①参见饶锎月、倪松涛《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的中国工业设计研究径路(2016—2021年)》,《包装工程》,2022年第22期,第247-257页。简言之,粗矩形条长短直观展现关键词热点时间范围,同时根据关键词突现是否弱化可以预测热点是否持续。

结合表3 可以发现:首先,从突现强度来看,“民族融合”和“民族交融”的爆发度最强,这代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点研究的方面;其次,从突现持续时间来看,“民族融合”“交融”是学者们关注时间较长的几个研究点。最后,“民族互嵌”“民族地区”虽突现开始时间晚,但是均持续到2022 年,这些研究点应该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当前热点。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进路

(一)基本结论

第一,从发文量来看,随着“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系列配套民族政策的提出,发文量整体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理论研究紧贴民族政策的发展演变,集中彰显了研究者们扎根中国大地,为服务社会和人民做科研,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严谨治学态度。

第二,从合作情况来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尚未形成理想的作者合作群和机构合作群。在学术界,跨学科研究、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势。合作性研究不但能够拓宽理论研究视野、创新研究视角,还使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成为可能。合作性研究是紧跟理论研究前沿、把握研究动态的有效研究手段。作者合作与机构合作是未来更好进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一种趋势。

第三,从关键词共现情况来看,“民族关系”“民族团结”“民族交融”等主题词出现频次最高,“中华民族”中介中心性最高,表明以上主题词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热点话题。同时,这也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以探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构建稳定繁荣、和谐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智慧和力量为研究旨趣,是新时代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四,从关键词聚类情况来看,已有研究大致分为“民族关系”“民族团结”“民族交融”“民族”“中华民族”“交往”“各民族”七个模块。据此,整体研究逻辑可以概括为注重正确处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关系,减少各民族间日常交往过程中因文化、习俗的差异引起的摩擦,尊重差异、增进认同,巩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良好局面。

第五,从关键词出现先后情况来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大体经历了“2011—2013 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探索研究”;“2014—2016 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探索研究”;“2017 年以后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深化阶段”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反映出我们党对民族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第六,从关键词突现持续时间长度来看,“民族互嵌”与“民族地区”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最新进展趋势。围绕如何促进民族地区民族互嵌型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建设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

(二)未来进路

第一,重视多学科、多机构合作研究。一方面,与民族工作有关的理论研究必然涉及社会研究的各个方面,需要引入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进行深耕细挖,以开拓的视野和全新的视角厚实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我国各民族有着很长的“三交”史,不仅创造了各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蕴藏着大量可供当下借鉴的“三交”经验。无论从历史人文价值层面,还是时代价值层面,研究“三交”史、总结“三交”经验都有着很强的必要性。现有研究在多学科、多领域交流合作方面还相对较弱。在今后的研究中要重视合作研究,拓宽研究视野,创新研究视角。

第二,强化“走廊型”新型场域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走廊型”新型场域是民族地区之后又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典型区域。据统计,我国已形成南岭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苗疆走廊、武陵走廊以及辽西走廊六个“走廊型”新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场域。“走廊型”新型场域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为“三交”研究提供了大量详实的素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亟待丰富相关实践研究,充实“三交”研究体系。

第三,注重民族地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的研究。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建设有利于形成一个结构相连、利益相关、情感相通的共同体的社会形态,打破以往一些学者关于“平行社会”“断裂社会”以及“碎片化社会”的断言。①参见王瑜、马小婷《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辨析、理论释析与教育路径探析》,《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第32-39页。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是各民族共享的地理空间和情感依托。社区内一系列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的开展增进了彼此的理解,浓厚了彼此的感情,实现从空间到心理、从物质到精神的凝聚,由表及里地切实推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现有对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研究多集中在如何构建,而对于其与“三交”内在联系研究较为薄弱。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探赜两者的内在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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