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经济学“红杏出墙”的历史探源及启示
--兼论信用货币本质与金融衍生品的积极意义

方建国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第一台蒸汽机、第一条铁路、第一列火车诞生地的大英帝国,享有工业革命以来许多“第一”的荣光,实现了“日不落帝国”的殖民扩张。大英帝国“工业老大”和英镑“金融老大”地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国际地位却发生了悄然改变--由原来的债权国变为债务国,曾经不可一世、无限威风的“日不落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其中原因是复杂的,但英国普遍存在的恋旧情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原因。保守、傲慢、僵化造就了英国的恋旧社会氛围,阻止了英国统治者、银行董事会和学术界对于新的货币体系、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接受,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站在信用货币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对立面,一股反对观念革命和思想解放的强烈气氛犹如伦敦上空的厚重大雾一样笼罩着英伦大地。1925年时任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决定恢复金本位制的“倒行逆施”,以及庇古、罗宾斯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理论的质疑与反对,英国社会陷入保守主义的恋旧情结而无法自拔。因此,凯恩斯无法从英国找到学术的土壤和社会支持,只能从罗斯福新政中寻找实践证据和在美国找到发展空间。结果是,英国不仅错失借助国家干预的力量实行经济振兴的机会,也让凯恩斯经济学“红杏出墙”在美国发扬光大。而英国本地唯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新剑桥学派--在英国也不受待见,从它的小圈子及代表人物琼·罗宾逊的待遇就可见一斑。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让出了世界老大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又拱手相送金融老大地位给美国。这两个地位转让见证了英国的衰败和衰落。凯恩斯经济学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在英国缺乏茁壮成长的社会基础,在他的理论当中找不到那种应当是与之俱来的“英国范儿”。

一个帝国的衰落,必然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对于英国的衰落,不同的人可以列举一堆不同的原因。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被过去的研究文献所忽视,这个因素就是大英帝国建立“日不落帝国”以来形成的殖民享受及建立在它之上的恋旧情结。

一、普遍的帝国情结,躺在历史“荣光”里睡大觉

大英帝国曾是世界上最具有实力的“日不落帝国”,第一个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率先在工业化中创造了现代科技和产业奇迹,在海外探险过程中为大英帝国开拓海外殖民地和商品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一直保持着经济、制度和军事的领先地位,英国人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和制度充满信心,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茫然没有感觉到大战给英国带来的致命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由强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受战争的影响和打击,英国由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海外许多传统市场被美、日等国夺走,航运和国际贸易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英国是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又是这次战争的失败者。它赢得了战争,但输掉了帝国。”(1)刘涤源:《中译本序言》,见凯恩斯:《货币论》(上卷),何瑞英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页。对于这种情况,英国人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不安,据凯恩斯说,“英国仍然置身于欧洲之外,欧洲那种无言的恐怖与战栗并没有流传到英国”(2)凯恩斯:《预言与劝说》,赵波、包晓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出巨大牺牲的英国,战后却置身于欧洲复兴之外,不仅在经济上处于旁观者地位,在情感上也置身于旁观者地位。怀旧、保守、傲慢、僵化,是这一时期英国人的基本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统治阶级普遍具有满足于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即使在战后经济困难的年代里,英国正统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对1914年以前的兴盛优势的留恋。”(3)刘涤源:《中译本序言》,见凯恩斯:《货币论》(上卷),第4页。在这种恋旧情调的支配下,英国各届政府“倒行逆施”坚持健全的财政原则和推动货币金本位制度的恢复,结果是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快速增长,进入信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而英国却停步不前。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当时英国人的恋旧情结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恋旧--保守,缺乏开拓创新精神。英国是世界第一条铁路、地铁和第一列火车、第一台蒸汽机的诞生地,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美国人大规模利用铁路、钢铁、轮船发展现代工业生产,快速地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

恋旧--傲慢,故步自封,作为旁观者,不积极参与世界。对于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的后来居上势头没有警惕,看不到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快速发展变化,被人追赶上来还不自知。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1913年、195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GDP(百万1990年国际元)和增长率、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和增长率

恋旧--思想僵化,不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对于凯恩斯的观点和主张,采取质疑、怀疑、围攻的态度。罗宾斯邀请哈耶克来英国对抗凯恩斯,混淆视听,误导年轻人,阻挠凯恩斯经济学在英国的传播和发展。而美国却是在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甫一出版,就有汉森教授将之引入大学讲堂,从而掀起了一股凯恩斯热。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德国由于战败赔款原因导致增长相对缓慢,但也出现了增长,而英国却在整个2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在别人快速增长的同时,自己没有增长等于是负增长。英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对个人而言,恋旧是人类固有的一个心理状态,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旦恋旧形成一股社会情绪、风气,就不是好现象。中国近代的衰落,由典型的恋旧情结膨胀、闭关锁国政策开始。统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落日辉煌照耀下,关上大门,沉沉入睡;国民也被“盛世”思想催眠,海外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不关心,不过问,不知道。当洋枪洋炮打来的时候,恍如见着修罗大刹一般,惊恐万状,不知所以。

历史总在捉弄愚人,当年打醒中国“睡狮”的大英帝国自己却又陷入“世事轮回”。一是不直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衰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英国,日常生活的外部表面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或至少意识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习惯于恢复因战争而一度中断的生活方式,……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生活不仅要回到1914年的水平,而且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和增强。各个阶级都有着类似的打算,富人希望消费得更多而储蓄更少,穷人则想少工作一些而多花费一些”(5)凯恩斯:《预言与劝说》,第4页。。英国人只关心战后如何恢复和提高自身的消费和享受,对近在咫尺的欧洲大陆事态漠不关心,仿佛置身于欧洲之外,他们大多自信作为一战战胜国的大英帝国仍然具有“日不落帝国”那种享受福分。而对于英国已经从战前的债权国悄然变成战后的债务国的角色转换毫无感知、漠不关心。

二是面对经济不景气,政府没有创新的思路、对策。凯恩斯对于保守党政府不作为的教条主义和开倒车的诸多表现十分愤慨:“我们面临的困难处境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保守党政府的理论观点体现的必然结果。”“这是象征着萧条和腐朽的教条,所体现的正是一个日薄西山的行政组织的怯懦、愚笨和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6)凯恩斯:《预言与劝说》,第135页。“消极、限制、懈怠--这些就是政府信守的至理名言。”(7)凯恩斯:《预言与劝说》,第136页。在1931年9月,面对全球经济大崩溃,英国财长斯诺顿否决了凯恩斯提出的关税政策,提出了“捍卫英镑”币值的目标。事实上,当危机加深时,英国政府回到了正统的经济观--由马歇尔开创的剑桥传统,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传统。面对此情此景,凯恩斯难免大发雷霆:“在这个国家里的所有的超级蠢驴和所有痛恨社会进步、偏爱通货紧缩的人都感到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得意洋洋地宣布,只要我们不对经济进行任何干预,繁荣的时刻会再次到来。”(8)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储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03页。然而,实际上,“政府迄今为止采取的政策使我们的地位下降到了令人耻辱的地步”(9)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第503页。。在凯恩斯看来,英国的衰落和英国政界、金融界那帮“蠢驴”般的保守主义者是不分开的,是“联合政府”里那些毫无创新观念和革新意识、傲慢而僵化的恋旧情结的必然结果。

三是排斥新思想,大开历史倒车恢复金本位制度。按照常理,一个社会一旦陷入困境会迫使人们发挥超常的想象力去适应新环境。战后的大危机使凯恩斯从剑桥传统中脱颖而出致力于国家干预理论的思考,为何处于困境的英国政府却陷入迷茫而不思改革奋进?甚至倒行逆施去恢复金本位制度?然而,战后欧洲各国货币是这样的:德国马克急剧贬值、苏维埃俄国增印卢布、法郎汇率大幅度下跌,欧洲大多数国家采取了通货膨胀手段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投机商人和金融资本家借通货膨胀之机大肆从事于金融投机活动并获得大量财富。(10)彼得·马丁、布鲁诺·霍尔纳格:《资本战争:金钱游戏与投机泡沫的历史》,王音浩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1-177页。但英国却试图通过恢复金本位制度来稳定英镑的国际汇率,这显然是不懂得现代信用货币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的无知无畏行为。在凯恩斯看来,英国政府通过恢复金本位和号召国民节俭来实现预算平衡,是与现行经济形势背道而驰的倒行逆施,因而“整个国民的精神力量正在被引入歧途”(11)凯恩斯:《预言与劝说》,第260页。。在这种社会氛围当中,凯恩斯的货币政策及其思想何其孤独!国民思想滑坡是一个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由此观之,大英帝国的衰败和衰落绝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二、政客不懂现代货币本质,留恋黄金货币的迷人光芒

1924年,凯恩斯出版《货币改革论》,献给那些恋旧而保守的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和董事会。在《绪言》中,他对英国的保守倾向提出批评:“保守的观念总是偏爱现状,认为它比任何其他观念都更为合宜;然而,对变革的强烈渴望却无处不在。经常有人这样告诫我们,要想对货币问题进行科学的处理是不可能的,因为银行界从智识上就没有能力理解它们所面临的问题。”(12)凯恩斯:《货币改革略论》之《绪言》,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保守的英国金融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不接受凯恩斯提出的废除金本位的建议,由于他们的保守、傲慢和僵化的恋旧情结,他们无法在智识上理解现代信用货币对于信用经济的真正意义。当然,凯恩斯也没有从学理和逻辑上清楚地说明和论证“为什么要废除金本位货币”。废除金本位货币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实践操作,可以暂时纾解货币不足的困难,更是商品经济进入信用经济的助推器。

实际上,凯恩斯对温斯顿·丘吉尔的批评十分客气:“由于他缺乏本能的判断力,以至于无法防止发生错误。”(13)凯恩斯:《预言与劝说》,第231页。不客气的说法应当是“丘吉尔根本不懂货币”,对于什么是信用货币及其在信用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丘吉尔一窍不通,所以他才会“倒行逆施”去恢复金本位货币制度。这显然是与信用经济的进程背道而驰的,信用经济的发展必然废除金本位制度。

20世纪以来,信用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银行信用凭证、支票开出得越来越多。现代工业扩大化生产的生产模式早已超出了小商品经济的简单生产规模,适合于小商品经济的交换和流通需要的黄金货币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工业化大宗商品的生产、交换和国际贸易的需求。反过来说,由于国际贸易和商品种类的增多,商品交换的空间拓展和时间延长,人们创新出许多金融方式--银行券、支票等可以充当流通中介职能的“信用货币”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的需要。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进入信用经济阶段,信用经济是货币经济的一个新阶段。马克思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绝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14)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信用货币是信用经济的伴随物,也是促进信用经济发展的金融工具。私人银行创立的信用货币(银行券、支票)使用范围和信用度十分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需要。这时,一个更大使用范围和信用度更高的信用货币被要求出现了--国家法定的纸币,就是依赖于国家信用发行的现代货币,其流通范围最起码以一个国家为发行范围,它既有货币最基本的五种职能,又有创造货币的功能。而早期出现的纸币,比如北宋的交子,它只不过是纸币的雏形,严格意义上它不是货币,因为它的流通范围有限、职能有限,它只在小范围内充分交换媒介和商品流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作用,不具有贮藏价值、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今天的国家发行的纸币--法币,是以一个国家的信用(政治信用、经济信用、社会信用)作为依靠的、具有货币全部职能的货币。

显然,早期出现的纸币不是信用货币。今天的纸币就是信用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阶段的金融工具,它的职能和意义已经超出了传统货币的五种职能--因为货币五种职能的概念只停留在商品货币的认知上--虽然这些职能它都保留和具备,但它最主要的职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其工具性意义已经超出了财政政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一边是信用经济的产物和工具,一边却依赖于传统货币的理念支撑,体现了从商品货币向信用货币过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凯恩斯货币政策的具体手段是什么,即通过调节利率和货币量来干预经济。与古典货币数量论相较,古典理论讲的“利息”,而凯恩斯关注的是与宏观投资相关的“利率”。但其公式和本质基本上是古典货币数量论--也就是说,是商品货币理念的结果,缺乏现代信用货币的“金融工具”的理念,遑论信用货币理论了。也就是说,凯恩斯并未从历史上去弄清楚信用货币的来龙去脉--这必然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是凯恩斯所不具备的知识基础,也是他的阶级属性不允许、不接受的方法论。

当然,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凯恩斯没有完全洞察信用货币的秘密,在1936年《通论》出版之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执行完全、彻底的信用货币。虽然罗斯福执政期间在不断地为华尔街金融家推行脱离黄金的纸币而背书,但在1944年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凯恩斯是该体系的“创立者”之一(15)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 文:《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余江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页。)也没有彻底摆脱纸币和黄金之间的关系--虽然向法定纸币迈出了一大步,但此时的纸币是一种过渡性的信用货币,因为它最终还需要黄金为它背书,就是随时可以与黄金兑现。否则,在国际信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人们是不会相信纸币的,更不会相信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美元。美元之所以能够充当国际货币,说到底,是有黄金作最后的准备金保障。但是,这种意义上的纸币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因为完整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就是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纸币,它是以一个国家的信用(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的综合实力)为依托的法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大大促进了二战后国际的贸易往来和货物流通,但它的致命缺陷是:美元的供给刚性使美元同黄金的可兑换性日益难以维持。1971年8月5日,美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对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履行美元兑现黄金的义务。随后几年里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其货币与美元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6年1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达成《牙买加协定》,之后逐渐形成国际货币关系新格局,即“牙买加体系”,完整意义上的信用货币才建立并使用起来。在本质上,这种货币的比价关系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实力比拼--它们是国家信用的基础--这是信用货币的真正本质,而对于这个本质,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愿意赤裸裸地直接说出来。实际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现实即是如此。信用货币从最初交换中的个人信任到银行和企业的信用担保,再到以国家名义发行纸币(法币)的转变,这是人类经济关系打破血缘关系、宗法关系之后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交往关系的进步,代表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信用的加强,这是朝着“自由人联合体”不断进化的关键节点。

信用货币的功能不止于国家发行货币,它还利用信用关系创造货币(观念上的货币)--证券、债券、抵押券,股权、期权,等等。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实际上是企业、国家在利用信用创造更多的货币。这是信用货币的现代特征。凯恩斯能够看到证券、债券的货币意义,他那个时代信用货币开始活跃起来。但由于时代局限性,他并没有对金融衍生品的意义和趋势作更多的关注。马克思时代信用货币只是雏形(银行券,支票),但是马克思却预见了信用货币和虚拟经济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准确地洞悉货币演变历史及其未来趋势。凯恩斯不考察货币的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虽然他在《货币论》中承认货币从商品货币到“计算货币”(信用货币)变化的历史,但他并没有从货币起源、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他是一个名目主义货币论者,认为“计算货币是和债务以及价目单一起诞生的”(16)凯恩斯:《货币论》(上卷),第7页。。这种认为货币诞生于债务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因为债务是产权确立之后的债权延续,债权早于产权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债务早于货币的证据也不明显,因此货币诞生于债务缺乏历史的证据。凯恩斯的名目主义货币论只是货币信用意义大于货币商品意义之后出现的,绝对不是最初的货币形态。这说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缺乏真实的历史基础。这决定了他的货币史观是“断代”的--只关注到资本主义以来的货币变化,而没有看到货币变迁的历史规律。所以,凯恩斯没有科学地了解和掌握货币形态演变的历史规律,因而他也就不可能准确了解货币本质和把握货币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历史的长镜头中,凯恩斯那个时代的货币必定不能是黄金货币,国家必须掌握货币的发行权并利用信用货币的特征来创造货币,并运用货币政策来管理经济,并在此基础之上创建宏观经济学。仅此而言,凯恩斯就必然伟大。

三、《通论》“红杏出墙”,被美国人热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人对其国际地位的下滑基本上无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人再次为他们的恋旧保守、思想僵化、盲目傲慢付出了代价。不仅在长江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紫石英”舰打脸,结束了在中国横行100年的历史,还丧失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从此,英国颜面扫地,威风不再。归根结蒂,这些衰落的狼狈相既是世界被殖民被压迫民族觉醒和反抗的必然结果,也是与英国人的恋旧、保守和傲慢而导致的国力衰退分不开的。

今天的人们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于英国,却在美国发扬光大?继凯恩斯经济学之后的大多数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也产生于美国。一个伟大经济学家的光辉著作,及其创立的革命性的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不在本土发扬光大,而是“红杏出墙”到美国?是英国没有遭受和需要解决1929-1933年的世界性大危机问题吗?不是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人形成的保守、傲慢、僵化的恋旧情结,导致凯恩斯经济学在英国所遭遇的反对与尴尬,结果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因为凯恩斯经济学在英国没有继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面对经济危机,英美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边是罗斯福新政开启了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一些大学也开设讲授凯恩斯经济学的课程。而此时另一边的大英帝国在干吗呢?在行动上,政府鼓励民众“节俭”来平衡财政预算,丘吉尔“在传统财政的一片嘈杂声中无法辨明真伪,失去了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他的那些专家们使他严重地误入歧途”(17)凯恩斯:《预言与劝说》,第231-232页。。在理论上,以昂莱内尔·罗宾斯为代表的著名经济学家则邀请哈耶克来对付凯恩斯。罗宾斯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代表性人物,31岁成为“全英国最年轻的教授”(18)Lionel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London: Macmillan/St.Martin’s Press,1971,p.150.,亦见英国保守主义之盛行。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宾斯邀请哈耶克于1931年2月到伦敦经济学院开4堂讲座“跟凯恩斯对战”(19)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41页。,他的讲座场场指向凯恩斯刚刚萌芽的经济学新思想。哈耶克何许人也? 奥地利学派的继承者冯·米塞斯的学生,今天被公认是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他除了宣扬意识形态和精神上的自由主义之外,和凯恩斯相比,他是最无实践价值的经济学家,他终其一生没有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实践提出一条有价值的建议,也没有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供实质性的智识帮助--这或许就是自由放任主义者的终极追求吧。例如,他主张政府企业化和货币中立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与工业化背道而驰的。(20)芝加哥大学的赫尔显圣·芬纳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问世之后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通往反动之路》,批判哈耶克的著作是“数十年来民主国家里出现的对民主制度最险恶的攻击”,因为资本主义民生制度中天生含有大政府的基因--这是工业化扩大再生产的必然结果--但本文想强调的是,作为美国自由主义大本营的芝加哥大学,都有批判哈耶克的人,而为什么这种批评不是发生在英国呢?亦足见英国保守主义恋旧情结有如伦敦的大雾笼罩,少见天日。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共同点是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及其推动经济学创新,主张彻底的自由主义。“这些分歧在目前的状况下差不多已经摧毁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力。”(21)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第474页。剑桥传统把英国政治家引入歧途,从此保守主义再也没有在关键时刻为英国经济贡献出有效的智力支持。

另外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庇古教授,也站出来攻击凯恩斯。庇古和罗宾斯一样,深受英国经济学传统或“剑桥传统”--由马歇尔开创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经济学流派,并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范围内统治着整个经济学领域”(22)本·塞格利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483页。--的影响,反对政府干预。1949年,庇古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凯恩斯理论的演讲,受英国经济学传统思维习惯的驱使,他“拒绝接受货币意义上的经济概念”(23)本·塞格利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第503页。。在剑桥传统影响下,不仅庇古、罗宾斯这些大师级的重量人物站到凯恩斯的对立面,而且还有像罗伯特森、沙克尔这样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充当了抵御凯恩斯攻击的勇猛后卫(24)本·塞格利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第504页。,他们的目的就是努力捍卫剑桥传统--剑桥经济学家们常常自信而骄傲地说:“马歇尔的思想中能找到一切。”(25)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第52页。(26)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凯恩斯传》中也说:“在20年代的剑桥经济学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对马歇尔经济学的注释’。”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第509页。他们害怕和担心凯恩斯颠覆传统经济学。

恋旧反新,保守自封,傲慢自满,不仅使“大英帝国”成为战胜国之中的实际失败者,而且连凯恩斯经济学这点儿“国粹”也保不住。在英国,“凯恩斯发现他无法赢得政策决策者的支持,也无法说服像哈耶克这样的同时代经济学家,于是他希望借助这本《通论》,在年轻学者中传播自己的思想”(27)何凡:《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序二。。实际上,凯恩斯能够影响的学术圈子也很小,仅仅限于“剑桥马戏团”为数不多的成员,而这个学术圈子只是马歇尔学会之中的一群“对凯恩斯更亲密的追随者”(28)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第53页。,可见当时凯恩斯在英国学术圈子当中的影响远小于他的老师马歇尔。凯恩斯理论在英国找不到落地生根的社会基础,他却在美国经济政策创新中找到了灵感和支持,“20年代,凯恩斯对美国联邦储备局为稳定美元的购买力所采取的措施多有推崇之处;而在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倍加激发了他对美国的兴趣”(29)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第562页。。最终,导致凯恩斯《通论》“红杏出墙”,在美国落地生根并迅速发扬光大,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学的繁荣,催生出新古典综合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一些新的经济学派,虽然它们并非完全主张国家干预,但学术却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所以,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学的繁荣不仅仅是美国成为新的经济大国地位所造成的,更与美国人的开放、创新和进取的精神密切相关。这与英国人的恋旧、保守和傲慢形成鲜明的落差,因此可以说是英国拱手奉送的“献礼”。就连英国本土唯一的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剑桥学派--都被英国人看成是“左翼学派”而举步维艰,其代表性人物琼·罗宾逊也不怎么受待见,她比较早地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却从未因此而享受过殊荣。(30)琼·罗宾逊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生于1903年,作为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年轻同事和学术成就丰硕的经济学家,她1965年63岁才任教授,和罗宾斯31岁任教授相比,显然她在英国大学里不受待见。虽然她著述甚多,成就斐然,并且最早创新性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这样一个在其他人那里完全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只是由于琼·罗宾逊“率先抢救了卡尔·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声誉”和她坚决反对资本剥削、主张实现收入“均等化”而被冠以“凯恩斯左派”, 这应当是她在保守主义盛行的英国不受资产阶级待见的主要原因。还有她个人在学术争论中“招牌手法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和“一贯无情糟蹋对手名声”的人品缺陷,可能也是她在英国剑桥不受待见的原因之一。可见,在剑桥传统盛行之下,一战、二战之后英国经济学界的保守势力是迫使凯恩斯经济学“红杏出墙”的主要原因。

姑且不论凯恩斯经济学对于美国战后的发展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因为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二战之后美国是如何利用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和金融创新领域,美国人把凯恩斯货币理论发挥到极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的建立,都是美国人在国家干预的旗号下所进行的金融活动,它是纸币完全脱离金本位货币(从商品货币向信用货币)进化史的真实记录,也是美元利用国际货币地位剥削全世界人民的真实图景。在此我们姑且不论美元能否称得上是主权货币,今天的美国人显然是掩盖或否认一个真相:信用货币应当由国家发行(31)表面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创立的货币学派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凯恩斯经济学,他极力宣扬货币政策无效,就是要掩盖当今信用货币是主权货币的本质--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害怕人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国家收回货币发行权--目的是把美元的发行永远留在美联储(名义国家银行,实际上由华尔街金融资本家掌握)手里。米尔顿·弗里德曼创立货币学派的时候,凯恩斯经济学在美国盛行,还未遭受到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还没有发生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为什么争着反凯恩斯呢?显然受到芝加哥传统的影响--主张自由放任。芝加哥大学长期受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当然要为垄断资本家说话。,它本质上是主权货币,因而信用货币本质上就是国家信用--这是货币政策可以和能够干预经济的内在逻辑。因此,滥用货币信用就是在滥用国家信用,货币信用的破产也就必然是国家信用的破产。(32)林孝文撰文指出,货币供应量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具有显著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权货币作为信用货币供给应当慎之又慎。 参见林孝文:《货币政策对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非对称性影响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近年来的“去美元化”浪潮正是美国国家信用破产的真实反映。

凯恩斯当时并不完全了解信用货币的真正含义及其社会作用,但这样的事件仍旧在重演。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人对信用货币及金融衍生品讳莫如深,似乎2008年金融危机是金融衍生品带来的灾难。这个看法似是而非。因为金融衍生品本身就是资本的一种,具有投资和投机两种本性。和资本一样,我们要限制其投机本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自由化政策,正是由于自由化政策纵容和推动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才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这归根结底是一个政府放松管制的结果。金融衍生品只是一个金融工具而已,把金融危机的原罪归咎于它,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资本,如果不限制和控制住它的投机本性,一旦它和它的所有者的贪婪本性叠加,必然会成为“脱缰野马”逃离生产实践而在货币市场上狂奔,一发而不可收拾。

金融衍生品是信用货币的延伸产品,是资本的一种创新形式,它可以很好地分解风险。在全球化过程中,市场竞争加剧、经济规模加大和市场不确定性增强,交易时间在延长、空间在拓展、经营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市场上,风险厌恶者和风险爱好者并存,有钱人不怕风险,老老实实的经营者害怕风险,富人的风险承担能力大于穷人。在市场竞争中,如果有人愿意来分担风险,可以很好地促进生产。例如,商品衍生品--小麦期货,几百年前就出现了,农民和农业资本家害怕小麦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而货币资本家可以运用期货来分担风险,买断未来价格。于是,由于风险的降低,农民和农业资本家就可以放心地进行农业生产。这种通过衍生品来分担风险、促进生产发展的模式,就是信用经济最富有特征的运行模式,其作用和意义是不能低估和忽视的。

为什么说金融衍生品是信用经济最本质、最典型的资本特征呢?资本最初由一定量的货币转化而来--这个转化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揭秘了,只有货币转化为资本才开启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这时的货币资本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进入工厂、企业、矿山和商店等实体经济领域,成为生产资本、商业资本,等等。此时,资本所有权还未分化。到19世纪中叶,在实践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份制度就出现了,证券、债券就成为此时此刻的金融产品。今天四权(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占有权)的分离,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花样百出,证券、债券就不能满足金融资本的发展需要,新的金融衍生品就呼之欲出了。资本所有权的分割、剥离与重新组合,“每一次剥离都会使竞争更尖锐、更全面,因为剥离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驱使所有权更具流动性,资本更具竞争力”(33)迪克·布莱恩、迈克尔·拉弗蒂:《金融衍生品--资本、货币与竞争》,韩乾、薛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6页。。在不同的阶段形成不同的资本及其生产形式,为金融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34)刘小南、唐振鹏根据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特性结合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等手段来测度互联网金融风险,说明了现代金融创新的信用风险也在变化。参见刘小南、唐振鹏:《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测度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由于缺乏对于货币历史演变规律的深入认识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及其拆分、组织的方式变化认知不深,凯恩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营与信用货币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的研究,甚至对于信用货币的经济功能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无法进行规律性的把握。虽然凯恩斯对纸币之外的货币形式(信用创造货币)有所了解,但他始终没有去揭示从商品货币到信用货币的演变规律、本质变化和时代特征,因而对于政府在何时运用何种手段去干预经济的货币政策上,创见不多。在他看来,就是利用货币供给量和利率的调整来干预经济。在实际操作上,这些手段效果远远不如财政政策来得直接、有效--这似乎又回到传统经济学的老路上去了--财政作用大于货币作用,是一个经济形态还未进入信用经济的标识。

在信用经济中,信用货币作为一个最为重要的经济干预手段,货币政策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超出了财政政策,它既创造资本服务于扩大再生产又调节利率促进消费的有效工具,还可以有效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可见,在信用经济中,只有充分利用信用工具来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才是合乎信用经济发展的需要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要政府监管得当,完全可以利用金融衍生品等信用工具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相反,如果不充分认识、运用信用工具,而盲目地认为它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那就是不接受新事物、故步自封和思想僵化的表现,最终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大英帝国的衰落就是一面镜子。

四、几点启示

俗话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境多。”任何国家、时代和社会,思想滑坡是危险的,而解放思想、革新观念对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1)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生命力。随着时代变化,要不断解放思想,抛弃不适当的恋旧情结,政府和上层社会更不能放任和纵容恋旧情结的社会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要再留恋计划经济的些许优越性,如人人有工作、政府包管一切呀。事实证明,这些绝对不是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增长的手段。市场经济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宗法关系、血缘关系和等级关系,重新建立起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和人际关系--当然与之相应的,必然是一些经济关系的市场化、货币化。把一切关系货币化是市场经济的异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但是,任何新事物、新经济形态和新社会的进步,必然要付出一些社会性代价--这是人类历史进化的“二律背反”规律。

(2)盛世、帝国和霸权思想要不得行不通,贻害无穷。大清帝国的盛世思想让中国错失近代化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日不落帝国”情结使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虽胜犹败。霸权主义是恋旧情结的一种反映,苏联与美国争霸,推行霸权主义而失去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民心,美国霸权主义对新兴势力和科技的打击,也暴露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恋旧心态--不学习新兴势力的优点和新兴科技的优势,相反却采取打压和阻止新生事物的态度。霸权主义者相信一个国家可以不劳而获,相信一个国家可以继续不断地从别人那里有所取而不必有所给。历史必将再次证明,凡是打压新生事物、不学习新兴科技的态度,就是不革新、不改革的自甘落后的态度,必将为历史所淘汰。中国领导人多次向国际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对历史的深刻洞察的科学表态,绝非宣传之计。如果有人把中国的承诺看成是宣传之计,那是他们根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霸权和战争的根源是私有制,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天性好战,因为一有战争,政府就要筹钱、向银行家借贷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由私人控股的美联储充当中央银行的角色可以掌控货币),军火企业和商人有战争就有市场。这是私有制和人民大众利益的矛盾。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发挥着宏观调控和改善民生(就业、协调分配和减税)的重大作用。

(3)主权货币是信用经济的根基,创新是动力。一定要创新运用信用货币,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全党形成了“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35)习近平:《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3页。的共识。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入佳境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条件下,当前最需要创新的是货币理论,因为美元霸权已经把信用货币(纸币)的最大弊端暴露出来了--那就是不断印刷美元,造成大面积、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用什么办法来消除信用货币的这一弊病而充分发挥信用货币在现代信用经济中便利融资和风险分化的作用呢?就是要把货币发行权掌握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手里。货币发行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就是主权货币,这样的信用货币就不会脱离国家掌控,才会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效果。相反,国家银行私有化(由私人金融资本组成)只管个人发财,哪管宏观经济好坏和老百姓的死活!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推行数字人民币和利用衍生品工具,恪守信用,不会随意增发债务货币并且通过电子加密技术使之更加稳定,因而衍生品可以分担风险促进市场经济平稳发展。金融危机的原罪不是金融衍生品,而是政府缺乏有效监管。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和国有银行不会利用金融衍生品来谋利,这是与西方金融最本质的区别。